可以想象这样的戏剧给彝族乡村演出带来的影响――
他们自己演着自己的故事，自己看着自己的故事。演员虽然都是农民，但是他们演得很专业、很投入，他们抱着拯救自己的亲人、拯救自己的民族的念头来表演。
《噩梦初醒的山寨》剧照
《噩梦初醒的山寨》海报
悲伤与呐喊
――大凉山的噩梦初醒
“天啊，天啊，这叫我怎么活下去啊！”舞台上，当演员拉几扮演的人物紧抱着被毒品与艾滋病夺去生命的儿子，仰天嚎啕时，观众席里的彝族阿普、阿妈们早已泪流满面……
“干啥，干啥，那是在演戏啊，不能打人！”饰演毒贩的胡建伟在散戏后被一群学生追打，维持秩序的民警大声吆喝着奋力解围……
――这是彝语剧《噩梦初醒的山寨》从去年到今年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巡演时常常出现的情景。
11月29日至12月1日，《噩梦初醒的山寨》又走进北京的高校，来自40余所高校的2000余名学生观看了演出。有媒体报道，观看演出的学生们普遍反映：“虽然听不懂演出的语言，但是这种形式非常吸引人，表演也很生动、精彩。”
《噩梦初醒的山寨》是由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推出的首部彝族母语戏剧，该中心是由中外彝族知名人士倡议，并捐款20余万元，于2005年在西昌成立的非政府组织（NGO）。为了在彝族青少年中开展禁毒和艾滋病防治教育，经中心乡村艺术团精心策划和编排，该中心在凉山彝族自治州公开招聘了10多位彝族民间艺人，打造了彝语剧《噩梦初醒的山寨》。
该剧反映的是一个原本幸福的彝族家庭，在毒品、艾滋病的侵害下妻离子散的悲惨场景，旨在弘扬彝族人民自强不息、团结互助的民族精神，以悲惨的家庭遭遇唤醒一个悠久民族的自救精神，是一部彝族群众向毒品和艾滋病宣战的宣言书。
《噩梦初醒的山寨》通过彝族歌舞和对话，讲述了大凉山腹地的一个彝族村寨里，沙马老人一家在毒品和艾滋病的双重打击下家破人亡以及在政府的帮助下重新生活的故事。该剧反映了禁毒与防艾工作的关联与重要性，深受当地群众的喜欢，已成为一个在民族地区宣传禁毒防艾与传播知识的成功范例。
《噩梦初醒的山寨》共有四幕场景，分别是出嫁之夜、走向深渊、家破人亡和希望。整部戏剧集艺术、宣传、知识传播、教育为一体，大量采用彝族原生态古典民歌、克哲、尔比尔吉、毕摩唱词等表演形式，用彝族古老的马布、月琴、皮鼓等民间乐器，将彝族传统文化、民间艺术和民俗风情等，立体地展现在观众眼前。
文化自觉、社会自救和民族自强
――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负责人侯远高访谈录
记者：作为从四川大凉山走出来的彝族学者，您从何时开始关注凉山彝族地区的艾滋病问题？
侯远高：几年前，我曾经在《中国民族报》发表过一篇有关艾滋病的文章――《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艾滋病问题刻不容缓》，文中提到，我和我的团队从2002年开始做凉山彝族地区的艾滋病问题调查，6年间做了七八个研究课题，主要想说明民族地区是受艾滋病影响极为严重的地区，少数民族是受艾滋病伤害极为严重的群体。过去，媒体和大众都很关注河南的艾滋病问题，但是对于凉山彝族地区的艾滋病感染情况不够了解，国家重视不够，资金投入也不够。我们这个团队就是想通过调研把问题反映出来。
2004年我写了内参，国家民委开始关注凉山的艾滋病问题。国家民委是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这两年做了很多工作。去年，国家民委还召开了少数民族地区艾滋病问题座谈会，加大了对少数民族地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投入。
另外，我们的调查报告还总结了在民族地区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经验和模式，重点提出了针对少数民族特点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建议，这些经验是我们在不断实践中总结出来的。2005年，我们的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成立。
记者：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这个NGO组织的主要工作内容是什么？
侯远高：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的工作重点是在四川凉山，工作内容包括防治艾滋病的宣传、儿童救助、青少年就业培训、贫困家庭生产救助、抗震救灾5个方面。当然，工作的主题还是围绕防治艾滋病展开的――救助的儿童是艾滋病家庭的儿童，救助的家庭也是艾滋病家庭，培训的青少年也集中在艾滋病问题严重的乡村。
记者：中心做了哪些防治艾滋病的宣传工作？
侯远高：因为我们不是医疗单位，所以对于艾滋病的防治只能以教育和关怀为主，最重要的是解决知识的不可及性。多年来，少数民族青少年成为易感人群，其主要原因是缺乏教育和相关知识。前几年，少数民族的艾滋病教育几乎是空白，他们的感染多半是在无知、无奈、无助的情况下发生。我们的目标是要把预防艾滋病的知识普及到凉山广大的乡村。在工作方法上，我们既推行国际通用做法，又加入本土化特色，成立艺术团就是我们开创的一种新的宣传教育形式。
记者：艺术团推出的彝语剧《噩梦初醒的山寨》，自巡演开始一直备受媒体关注，当初怎么想到用戏剧的形式做宣传？
侯远高：过去，禁毒防艾宣传的主要方式是自上而下，即通过主流媒体的汉文节目、广告、挂历、标语、宣传册来普及知识，但是所有这些都是用汉语，对于当地人来讲接受程度不高。况且，主流媒体不能覆盖到乡村，大部分彝族家庭没有电视，即使有电视也没有有线电视，报纸在农村更是见不着。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很多人是在戒毒所、监狱了解到禁毒防艾的知识，很少通过主流媒体了解。后来，政府和一些民间组织也做过一些翻译的教育片、传单，但效果也不是很好。片子不是本地题材，所以观众没有直观感受，无法产生共鸣。
做这个戏剧的想法实际是受到了2002年调研的启发。那时候，许多受艾滋病伤害的家庭都自发编了很多歌曲，比如上山放羊的女孩编了歌曲，劝她的兄弟不要吸毒；有的是丈夫吸毒死了，妻子编了反对吸毒的歌曲；还有的是吸毒人员在戒毒所编的悔恨的歌曲。我们收集到这些歌曲后，搞过一次禁毒文艺会演，还组织了几个乡村业余宣传队，年轻人在一起排练一些节目，在集市上演出。2005年中心成立时成立了业余艺术团，以歌曲、舞蹈、小品来宣传禁毒防艾的知识。2006年，我们争取到了部分资金，正式组织了脱产的乡村艺术团来开展全州范围的宣传教育工作。我们和凉山一个彝文学校的音乐老师一起策划了《噩梦初醒的山寨》这部剧。我们找了一些母语作家，向他们提供了我们收集的个案，他们开始做剧本的同时，我们在全州招聘了20多个农村的民间艺人和喜欢音乐的年轻人。2006年8月，排练工作逐渐开展起来，11月通过了州里的审查，开始在凉山巡演。
记者：观众在剧中可以看到不少具有彝族特色的民间文艺形式，利用了凉山各彝族支系的民歌，彝族说唱艺术，口弦、竖笛、马布、二胡等传统乐器，这些艺术形式是有意穿插进去的吗？
侯远高：是的。排演这部剧最直接的目的是宣传艾滋病防治的知识，另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传承我们民族的原生态文化。彝族音乐很丰富，但是现在的年轻人一般不愿意唱传统民歌，他们喜欢像山鹰、彝人制造那样的彝族流行音乐组合创作的偏流行的音乐。这就导致很多民乐在消失。比如原来每个彝族男孩都会口弦，现在却很少有人会。我们把民间老艺人请到艺术团，请他们教年轻演员，让他们学习歌曲、乐器。这样做就是为了将原生态音乐融入戏剧，综合表现彝族各种艺术形式，打造一个集乡村各门类的艺术为一体的艺术团。
我们做这个艺术团的更深一层目的是想改变彝族当地音乐发展的方向。我们凉山喜欢音乐的人多，组合也很多，年轻人组成的乐队到处演唱。但是有些组合的目标就是出专辑、出名和挣钱，想让外面的社会承认他们，因此就难免急功近利，创作上也没有立足于传统。彝族音乐在发展，但是没有文艺团体为乡村服务，即便有也大多是为游客服务，不是为当地老百姓服务的。所以我们希望改变这种状况，吸引艺术人才更多地深入乡村，在彝族土壤中吸收创作的素材，让音乐发挥它的教育作用。我们编的不是一个纯粹的反映故事的话剧，它更是一个话剧和音乐剧的结合，既有对白和情节，也有音乐等多种艺术形式。
记者：巡演期间，《噩梦初醒的山寨》在观众中的反响十分热烈，听说巡演200多场、吸引了十几万人观看，是这样吗？
侯远高：可以想象这样的戏剧给彝族乡村带来的影响――
云南有个彝剧团，但是四川凉山没有，这是凉山的第一部母语戏剧。歌曲是他们熟悉的音乐曲调，有的老人听到了某首几十年没听到过的歌就很感动。故事都是在他们身边发生的，是他们看到听到的，是关于他们亲戚朋友的，他们感到很亲切，所以非常有共鸣。到北京后，我们还是用母语演出，听不懂的观众也能看懂，因为故事情节并不复杂，通过动作、表情完全能看懂剧情发展。
在凉山的每次演出，几乎都出现过观众冲上舞台、台上的演员和台下的观众哭在一起的场景。有的民间老艺人的子侄就是吸毒者，有的观众的子女是吸毒者――他们自己演着自己的故事，自己看着自己的故事。我们的演员虽然都是农民，但是他们演得很专业、很投入，他们抱着拯救自己的亲人、拯救自己的民族的念头来表演。
记者：除这部剧之外，中心还有什么其他打算？
侯远高：现在这部剧能唤起凉山同胞对艾滋病、毒品的重视，但是要改变他们的行为，让他们有更全面深刻的认识，这部剧还不够，所以我们会继续做广播剧和电视剧。我们现在已经组织了十几个母语作家回乡采风，收集故事，编新的戏剧。广播剧的覆盖面应该会更广，很可能一夜之间就覆盖凉山。而且广播剧、电视剧能讲更多的故事，分析他们的行为、处境，更全面地反映这个问题在凉山产生的影响和冲击。
而想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解决问题，就要改变当地百姓的观念和认识。比如现在农村的父母不愿意孩子接受教育，年轻人十三四岁就想挣钱打工；贩毒的人挣钱，社会不谴责这些人，相反还很羡慕。传统的彝族社会本来不是这样的，但是传统文化已经遭到了某种程度的冲击和破坏。
记者：您认为应该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现状？
侯远高：我认为应从两个方面来做：一方面要恢复传统。我们的戏剧把历史上彝族的一些经典故事、传统道德因素，通过表演和音乐的形式表达出来。像我们这部剧的最后一幕，社区愤怒了，自发地把毒贩抓起来，送到公安局，召开禁毒大会，并且歃血为盟、喝血酒，共同打击犯罪行为。
第二个方面是重新建构我们彝族的文化。我们中心的理念就是“文化自觉、社会自救、民族自强”。对少数民族来讲，文化的生存就是民族的生存，没有自己的文化，这个民族也就消失了，维持民族认同是维持民族生存和繁衍的根本所在。所以说，我们这一代的彝族知识分子，应该对自己的文化、历史和现实有充分的认识，要把握自己的文化，要有能力有选择地吸收外来文化。只有这样，创新的文化才能让民族文化生存下来。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要有一大批有文化自觉的人。这就要求我们每个人要有责任感，不抛弃自己的文化，不断地挖掘、整理自己民族的文化；还要充分认识到自己民族文化的弱点和不足，学会批判自己民族的文化，要有勇气正视和改变自己的问题；另外，要有吸收外来文化的能力。我们要把我们的乡村文化变成一个全新的彝族文化，任何与现代文明不相符的都要摒弃――这就是我们所强调的文化自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