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的江涛
布拖县，凉山彝族自治州17个县市当中的一个，却因为这里地处偏远，彝族服饰特色浓郁，一直以来是摄影家喜欢创作的地方。早在1986年，刚刚有了工作不久的江涛，第一次到了布拖县，眼里是舒朗的黄土地，没有草，黑树冠，几个披裹“察尔瓦”的彝人在风景的道上走动，走出几分热气。那些景致在他的镜头中成为一种情怀，还有一种悲壮的气氛：“感觉特别好，平和与自信都特别珍贵。”从那以后，他爱上了布拖；更重要的是，江涛爱上了摄影。
没有体力，再没有脑袋，肯定完了
江涛，曾经是凉山州的新闻人物之一。只不过多数时候，新闻记者们描写他、拍摄他，认识或不认识他的更多地谈论他，多是表扬他如何身残志坚，以残疾之躯如何干了一番事业。患小儿麻痹症致使他行走不便是事实，但我当面几次对江涛说，我不喜欢这样打量的方式，尤其谈到他孜孜以求的摄影艺术时，江涛就是一名摄影家。
他点头表示同意，并给我讲起一件有趣的事。2003年6月5日，凉山的5位摄影家应邀在成都清水广场举办作品联展。“凉山风情”一下受到众多都市新闻媒体的追捧，却几乎是约好了似的，当好奇的记者们看到拄着一双拐杖的江涛时，就像突然发现了“明星”，他们让江涛摆出各种姿势，又是照相，又是采访。“某家报纸写得多好笑的，把我写得传奇，也江湖；文中老是提到精神如何感人、如何激励人。我是吃精神饭的，而他们4人是吃作品饭的。那么，我的作品呢，被视而不见了。”当时不知所措的江涛至今记得，“那天兄弟伙不高兴，我也不高兴。”
《圆舞曲》——江涛作品
但这一切对生于1963年的江涛，早已习以为常。半岁时不幸患小儿麻痹症，父亲即考虑过，让他去学无线电、中医，或者去修手表，就像人们容易在城市的角落里看到的那样。慈祥的父亲江稚威为儿子的未来绞尽脑汁，没想到的是，他在西昌市粮食局为一个农业项目所拍摄的蔬菜等农作物标本，竟深刻地在19岁快高中毕业的孩子心底显影。
一次班上搞活动，同学们要照纪念相，江涛把父亲的“海鸥4B”照相机拿来，去邛海湖边照了8张，余下的4张他拍了垂柳下钓鱼的人、大片绿叶中盛开的荷花等。晚上，他抑制不住好奇与兴奋，用黑布把窗子蒙得严实，配好冲洗药水，再用红领巾蒙在灯泡上，就在红领巾被烤糊前几分钟，影像一一定格在相纸上。 其中的一张被《卫生与健康报》发表， 他意外收到15元稿费。那个1984年的夏天，是江涛生命中最明媚的时光之一。
“我最感激的还是父亲，我喜欢哪样，他都很支持。”江涛高度近视的眼镜片后闪烁光亮，“父亲曾经排了一天的队，买来一套大学自学丛书，他把大学的课程全部教给我。他很明白，如果不把课补完就完蛋了。肯定，没有体力，再没有脑袋，我肯定完了。”
拍布拖，有了“江布拖”之名
《赶集》——江涛作品
其实，摄影是最需要行走的。换句话说，从事摄影对于行走不便的江涛，首先意味着自我期许和坚韧挑战……
布拖县城附近的大坝子已是人山人海，火把节上的黄油布伞和甜蜜美酒，在湛蓝的天空和洁白的浮云之下，令人心旌荡漾。1986年盛夏，江涛第一次来到布拖高原，一年前他刚在州一医院谋职，月工资才97元，但身挎的是花1200元买来的 “理光K20”135相机加标准镜头，衣兜里又揣着4个柯达胶卷，他多少显得有点气宇轩昂。
当更多的摄影家们忙着在坝子上对着时而斗牛、赛马，时而摔跤、跳舞的风俗一阵猛拍，江涛正吃力爬到坝子旁的小山坡上。“拍朵洛荷(一种群舞)，我想俯拍。”谁知拍着拍着就下雨了。山雨一来，众人分散，无路好走。“几乎就下不来了，只能梭下坡。”即使在慌乱的人群中，双手始终不弃拐杖的江涛还是比较显眼，此时有人向他伸出了有力的一臂，把他背上，走到平路。“他叫沙伍，是布拖县民族皮革厂的工人。他带我去他家，杀了一头小猪，说有一个记者来了，全家人都很高兴。”江涛一直被温暖着，“萍水相逢的人竟突然是久违的感动。我对布拖人特别好的印象，还有喜欢上布拖，都是从这件事开始的。”
《家乡》——江涛作品
从那一次火把节，到2006年换了一个工作地方，整整20年间，江涛26次到布拖拍片。在他全部的共1.5万张图片中，有关布拖人与事、人与景的图片占到一大半。
1986年火把节的那几天，他都围绕火把场在转。一天傍晚7点钟，正在县总工会招待所休息的江涛，闻听悠悠的马布声从后面传来，开窗一看，一位满脸皱纹的老人陶醉在乐音中。“老人形象特别好，特别打动人；我一闪念，觉得布拖彝族就该是这个样子。”第二天在火把场边，他们不期而至。江涛赶紧去和他打招呼，见老人有白内障，眼睛不好，江涛干脆拍他闭着眼，沉浸于往事诉衷肠，一拍就是10张。其中题为《心声》的一幅，参加四川省经济建设成果展时，在四川省展览馆是被放得最大的一张。
大山磨砺了生活在那片土地上彝人的坚韧秉性，高原同样历练了江涛对摄影艺术的把握和对人生跋涉的自信。于摄影，江涛认为“我只是想做一件事，我也做了一件事”；于布拖，江涛感慨“因为好记，布拖人认识我，也喜欢我，给我很多方便”。
他说，摄影记录内心表达内涵
前几次采访江涛时，我给他出难题，要他把自己的摄影作一个分期。结果他毫不犹豫：“前5年(1986-1991)纯属是爱好，此后便一直是摸索。”
看过他的许多摄影作品，我大致把他的图片归为“纪实摄影”一类。因为从那些影像当中，我看到的是彝族人在特定时代与环境中的生存状态，乃至精神渴望。我理解的纪实摄影，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新闻照片，也不同于摄影艺术意义上的创造品，正如理论家所言，纪实摄影的“功能不仅止于传达信息，它还指导观看者从它所透露的真相认知社会的某些层面”。“理解了摄影变成传达情感，宣泄情感的介质，我在后来拍片时，才没有更多地考虑构图、考虑用光。”江涛这样肯定地说，“记录人的生存的状态，把内心喜欢的东西记录下来，才能让人从照片想到许多。”
作为摄影者，“我是一座小桥，照片是一个介质”。他经常追问自己，拍照时，“我和被拍者在交流吗？还是要让观者与图片上的人交流呢？”
《往事》江涛作品
纪实摄影的对象主体当然是人，是社会的人。但人的本质属性、个体特征、精神品格，只能在特定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通过各种社会关系的交汇、影响、对应和矛盾冲突才能显示出来。他举例说：“比如拍一个彝族妇女，她戴着一个精制的手镯，非常强的民族符号，是外界与作品迅速交流的元素。找到某一个东西，我就应该寻找到自己的表达方式。”在这样的意义上，纪实摄影只有在社会生活中发现、捕捉、定格，表现这样的人与事，这样的人事与社会内容，才可能体现出自己的社会价值和审美特征。
这样有份量的作品，使江涛荣获过200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的记忆摄影展》“人类贡献奖”等500余奖项，并于 2000年加入中国摄影家协会。
依然难以忘怀的，是“布拖人”。县城新区建成后的一天，江涛在新建的大道上迟迟按不下快门，一个仍然身披“察尔瓦”的老乡对他高喊：“你一个记者，嗨，你看到我们新区没有。”这使江涛非常感动：“这么简单的变化，一点点动作，都给他们带来那么多喜悦。”同时感慨，“数十年来，布拖人的朴实没有丢失，还添了一些自信与骄傲。”特别是近年来脱贫攻坚政策对外部环境的改变、人居条件的改变，包括外来文化的冲击，也许彝族文化某些外在的元素在弱化甚至减少，“但即使到了北京、上海等大都市，我一样能够分辨得出他们来自凉山，毕竟骨子里的东西没有多大变化”江涛说。
《节日》——江涛作品
最近一次去布拖县是2019年，敏锐的江涛被路上偶遇的一位十八九岁的姑娘所打动。姑娘不识字、也不会讲普通话，尽管这给她带了不少限制，她却是随“包工头”闯荡过广东省广州、东莞、佛山多个城市的打工妹。通过翻译，她告诉江涛自己在电子元件厂打工，收入比在家乡从事农业生产要高出很多。而让江涛没有想到的是，那姑娘使用手机的熟练程度超乎想象，比如她用通讯录，存下号码后会直接拍一张人像，写不来字反而强化了她的形象记忆。
从2006年之后，江涛到了如今本土最大的国有文化企业凉山州文化旅游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他的职位是艺术总监。“换一种方式，图像艺术运用的平台和途径更加丰富。”江涛认为，正是摄影技术与手段的数字化，新的可能与作为才有了更加宽广的空间。
本文来源于《地名古今》 作者：何万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