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源际：瓦其老师，您出生在四川大凉山昭觉县的高寒部落，能否讲讲您印象中的家乡？
瓦其依合：我的家乡对我儿时来说，并没有太多的“概念”。因为父亲工作的原因，我五六岁就到乡镇上学。家乡大凉山自然条件肯定是比较恶劣的，属于高寒地带，农作物很少，基本只有荞麦、燕麦、土豆这三样东西。从距离讲跟西昌很近只有40公里，但直到90年代初才通上电。因为母亲一直在那，每当寒暑假我就会回到家乡，帮着家里放放羊，干干农活。八十年代我的父亲去世，我跟着我的大哥到县城上学直到分配工作。90年代初我们就出去闯荡，现在再回味自己的故乡，不管怎么样贫穷落后，故乡的感觉一直在的。
清源际：音乐是您从小的爱好，是什么机缘让您走上唱歌（音乐人）的职业道路？山鹰组合又是怎么样形成的呢？
瓦其依合：其实在我上学的时候就很喜欢唱歌，身边的人都知道。学习上我比较偏文艺一些，后来以全县第一考到县城的招聘干部。在分配工作之前我在专科学校学了一年多再参加工作。我先是到了乡镇，后来又到县上畜牧局。正式参加工作时我刚好20岁。
大凉山卡啦OK盛行时，我在乡镇上班，基本每个周末都会专程到西昌，为的只是去唱K。我的宿舍里也布置了音箱、录音机。1992年，我调到县城工作，唱卡啦OK就更加方便了。那时唱K跟现在不一样，是几张桌围坐，一桌唱完话筒传递到下一桌，当一个人唱的时候别的桌都会听。经常县城里喜欢唱歌的人都在，潜意识里有点斗歌的感觉，唱的也都是港台的流行歌。“山鹰组合”早期成员奥杰阿格也在，但还互不认识，他当时还在师范学校上学。
畜牧局的工作并不是我喜欢的。机缘巧合，我的一位朋友拿着老鹰（吉克曲布）的磁带到我的录音机里播放。听到用吉他弹唱自己创作的彝语歌曲还是第一次，感到跟平时唱的港台明星歌曲太不一样。那时候老鹰还在选矿厂当工人，我随朋友来到他的宿舍，听他用吉弹唱彝族家喻户晓的歌谣《想妈妈》。几遍以后，我自然就开始跟唱。以后我们经常在选矿厂聚会，奥杰阿格也慕名而来。冬天的县城特别冷，我们围坐电炉旁，喝酒弹唱，慢慢的，我们就自然而然的编排了一些歌曲合唱。身边有朋友建议我们录成磁带，我们仨（吉克曲布、瓦其依合、奥杰阿格）来到县广播站，用三把吉他在广播站录了5、6首歌曲。每天到了饭点，县城喇叭里就播放这几首歌，后来流行开来，大街小巷全是唱彝语歌。那时县城文化馆馆长找到我们，为我们安排舞蹈队，组成“金丝鸟”合唱团，也就是“山鹰组合”的前身。我们开始在周边县城正式演出。
“金丝鸟组合”初期形成以后，我们慢慢磨合了一些歌曲，在当地百姓中凡响蛮大，就希望出一张磁带专辑。我们找到当时凉山州副州长巴莫尔哈给予帮助，他一直在推动彝族文化。我们去他家里拜访，饭后弹奏吉他彝族歌曲给他听，他非常喜欢，当即表示会帮我们。巴莫尔哈州长将我们的名字改成了“山鹰组合”。1993年初，我们以“山鹰组合”的名义到了成都，录制了我们的第一张专辑。这张专辑果然在彝区非常受欢迎。而后又以一半彝语一半汉语的方式，在1993年底，出了第二张专辑。
清源际：“山鹰组合”作为少数民族音乐组合代表，获得了很多奖项，也参加过两次春晚，出了多张专辑，收获颇丰，却初心不变。坚守和传承，您们是怎么做到的？可否讲讲背后经历。
瓦其依合：90年代初的中国，还是很缺乏真正少数民族表达方式的音乐。我从最初喜欢唱歌，到自己创作，而后能够在音乐的承载方式和表达方式的思考和实践中不断突破，这些都是慢慢的行进的过程。最初我们单纯为了唱歌而唱歌，因为喜欢而唱歌，没有想到会成为职业，也没有想过去挖掘有关民族文化、民族音乐背后的更深刻的内涵和意义。“守住”和“传承”的这些想法，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1994年“山鹰组合”在广东签约“太平洋”后，出了国语专辑《走出大凉山》。这张专辑运用了之前两张彝语专辑中的旋律，同著名音乐人陈小奇、李海鹰老师共同打造，卖的很好。当时广东的流行音乐特别发达，我们可以同在电视里才能见到的明星像毛宁、杨钰莹等同台演出，也被安排像港台的小虎队、草蜢等那样子有舞蹈演员排练演出。我们签约在广州，生活在北京中华民族园，两地往返。严重的被商业化、当地生活习惯的不适应，以及灌输式的音乐创作，这些种种严重打破了我们以往的生活形态，直到1997年我们准备放弃续约。与“太平洋”签约的三年里，我们出了三张专辑，速度特别快，但音乐的本质却离我们越来越远。现在想想，如果我们一直签约“太平洋”，“山鹰组合”或许如同泡沫，早已不复存在了。
没有再续约“太平洋”，正好有拉萨的演出找到我们。我们从广州直飞拉萨。在拉萨半个多月，同本地人、藏族人一起交流，这个过程我们找回了在老家时的感觉。这种感觉印证了我们应该回到那种状态，而不是一直呆在大城市。因为“太平洋”三张专辑的影响力，各地的演出邀请有很多，我们收到云南的邀请。结束拉萨的演出，我们到了云南，做完歌迷见面会以后，就有很多经纪人找到我们。我们在云南当地一边演出一边采风，同当地本土音乐人交流，那种状态非常好，让我们回到最初的样子。1997年到1999年是我们在云贵川的三年，对“山鹰”来说，是转折点。期间我们在音乐风格的把控上有了很大提升，并且因为在采风时遇到很多将要被遗忘的老人们传承下来的民谣，于是我们对民族文化断层的认识、传承和保护的意识慢慢在脑海里展开了。
在云贵川采风的三年时间，我们在精神生活上收获很多，但当以往的光环逐渐淡去的时候，我们在生活上却出现了问题。1999年下半年，那段时间我们非常迷茫。我们在成都呆了半年，写了不少歌，却不知道如何去实现它们。2000年我又到了北京，鉴于以往，我们请经纪人打理工作外围。我们在北京开了餐厅，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我们注册了音乐公司，做了音乐工作室，有了自己的录音棚，开始自己的创作。后来的《漂人》、《忧伤的母语》、《忠贞》这三张专辑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清源际：您的《黑鹰之梦》个人专辑是这样描述的：来自中国神秘部落的旷远之声，填补时空鸿沟的彝人之歌。这张专辑得以实现，您酝酿已久吧？
瓦其依合：刚到广州时，我的制作人就曾给我“英格玛”的专辑，这张专辑让我特别受启发。“英格玛”是采用世界音乐的方式表达，里面有非洲的原始部落音乐元素，也有蒙古族少数民族的采样。后来我就一直听跟世界音乐有关的专辑，慢慢有了自己的创作思路。
《黑鹰之梦》这张个人音乐专辑的酝酿，其实由来已久。2000年在北京以后，“山鹰组合”自主完成的音乐表达形式就是这三张专辑。2001年我们完成专辑《漂人》，而后我们回归到自我本身，在2002年完成纯母语的专辑《忧伤的母亲》。2004年以后，我们的骨子里就有了更强烈的关于民族文化、民族音乐的传承和保护的意识，那时的人生阅历和音乐表达形式都刚刚好，专辑《忠贞》应运而生。“忠贞”想要表达的是对民族文化的忠贞，对亲情友情爱情的忠贞。《忠贞》也是目前“山鹰组合”合作的最后一张专辑。
北京生活逐渐稳定下来，我们从群居生活慢慢像小鸟分巢一样各自独立。我来到北京通州定居。通州有很多乐队音乐人，我经常与他们交流，获得很多启发。他们强烈建议我用更加自由的方式来表达音乐创作。正好我希望尝试用世界音乐和民族音乐的交流和交融的方式去表达，而我认为这种方式更适合用个体的理念去完成，于是2008年我就开始酝酿我自己的这张专辑。我跟我的唱片制作人尝试做了一两首单曲后反响不错。在得到“山鹰组合”搭档们的支持后，我就开始着手准备这张纯粹个人的专辑。
专辑《黑鹰之梦》于2009年完成。制作这张专辑的过程里，完全是放松的，无关商业，无关时间和成本，我只想去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当时我找到一位日本音乐人，用国际一流的水准帮我做后期。这张专辑比较慢热，刚出来时大家都觉得很新颖，发行5、6年以后，人们才突然发现里面有些歌曲特别好。即便如此，专辑完成后我都没有听过，因为我感到跟我自己的理想状态还有些差距。后来的专辑里，一直希望能将没有完成的、遗憾的地方继续。
瓦其依合：目前新的个人专辑前期制作已基本完成。我现在的创作理念又会有所改变，有可能不再是纯粹的世界音乐。我对制作人的要求比较高，首先是能够理解我，还要在音乐（理论）上比我更有造诣，音乐阅历比我更丰富，吉他弹得比我更好，听过的歌曲比我更多，但关键能够懂我。因为疫情影响，否则已经开始录歌了。关于这张专辑的命名，可能要等到歌曲、乐队、后期全部融合在一起以后，才会出来。这张专辑的和声部分将会用到新的组合“空行者组合”其他两位的人声，来完善一些我想要的表达。未来更多的音乐内容也会在“与山文化”里呈现，“与山”是我们新注册的音乐品牌。
清源际：《我呼吸——博什瓦黑》是一个舞台音乐剧。能否说说这部音乐剧的形成，为何一部彝族语言的音乐剧在世界各地演出，能收到那么好的反响？
瓦其依合：很多年前，四川人民艺术团的导演和演员，也是彝族人，跟我聊起过戏剧和音乐剧的结合。在听了我的专辑《黑鹰之梦》后，他建议可以将这张专辑的歌曲串联成故事做成音乐剧。2017年初，这个话题又被重启，在不断的沟通摸索中我们达成共识，以彝族传统文化的脉络为主线，用原生态的音乐方式表达。
考虑到音乐剧现场观众的感受，我们希望使用一些共情的方式达成内在的互动。毕摩音乐在彝族音乐里是最有文化底蕴的，而且吉克哈布是世袭的毕摩，最早确定的演出人物就是他。还有就是我的学生和平，再加上我的声音，还有现场舞蹈。乐器方面，我们不考虑使用带有旋律性的乐器，我放大彝族苏尼鼓的使用，并且创新的将粮食放入现代的鼓里打出节奏，用节奏来贯入音乐剧始终。我们大量使用了鼓和打击乐，我认为节奏和旋律是人类共通的，我们希望用节奏来弥补演员和观众之间的距离，以及毕摩文化和外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感。这个剧做出来反响很好，之后我们去了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在北京国家话剧院，在韩国首尔等地方演出，目前演出有6、70场了。
清源际：您之前有说到关于民族文化、民族音乐的传承和保护，那《我呼吸——博什瓦黑》是否正好实现了您这方面的梦想。之后是否有更多的彝族文化的音乐剧呈现呢？
瓦其依合：未来我们还会在音乐剧上深入，“博什瓦黑”是个小剧，我们想把这种呈现方式放大。目前考虑将彝族史诗用音乐剧的形式呈现。彝族有很多史诗，有神话，像《支格阿龙》，还有类似三字经、道德经的史诗。我们正在改编一部叫《妈妈的女儿》的史诗。这部史诗是讲一个小女孩的平凡一生：经过成人礼，被父母包办婚姻，嫁给一个她不认识的男人，在异乡思念自己的亲人中不知不觉过完自己的一生。
清源际：音乐是您用以保护和传承、传播传统彝族文化的方式，是您的毕生精力。您希望音乐能带给人们什么，传播什么呢？
瓦其依合：首先，对外族人来讲，希望通过我们的民族音乐来了解这个族群，包括生活习惯、思想意识和形态等。我不能说我的音乐涵盖所有彝族的音乐文化，这是很具体的很个人化的，包括像我这样成长经历的一个彝族音乐人，到我的年龄阶段，以及对音乐的理解，“我”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通过音乐来表达我自己，让更多的人来听到不一样的声音。
我们的创作思维，以及我们想要去传承和保护的传统文化，也许对外族人来讲是陌生的，如何用一种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来传播是很重要的。所谓“音乐无国界”，其实无论我们用母语，或用最现代的方式，比如民谣、吉他、后摇、电子等来表达，作为外族人在潜意识里面已经接受了，即使可能并不知道具体在唱什么。但恰恰因为不知道具体，反而更容易打开彼此的思维空间。
我们现在的创作再不必去迎合某一个特定的群体，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形成。假如一首歌是用我的母语来演唱的，我在创作词曲的时候就本能的用母语的思维方式去写，这首歌就是母语的表达；但如果是汉语写的那么我就完全用汉语的方式表达。不迎合，却能展现更大的空间。未来我们计划会到全国各地做小场地做巡演，将我们的音乐理念传播给不同的人群。
清源际：最后关于中国流行音乐说点什么吧。
瓦其依合：中国的流行音乐始于港台，再到90年代初的广东、北京，在内地几乎找不到属于我们自己的真正的流行音乐。中国的乐队是对中国的流行音乐做出了很多贡献的，但是乐队在中国生长环境是很不好的，现在逐渐有所好转。到后来所谓的中国元素的流行音乐，无法抹去也不能小觑的就是这帮少数民族（原创）音乐人。他们创作的这些民族歌曲，实际上也是能代表中国流行音乐的。“明星”般的流行歌手，是短暂的，代表不了中国的流行音乐。反而我们会感谢我们的生长（环境）和族群的血液，为我们带来跟常人不一样的经历和内在，这是一种幸运，为什么我们不去很好的表达这种理念呢。
瓦其依合
• 国籍：中国
• 民族：彝族
• 出生地：四川大凉山昭觉县
• 职业：歌手
• 代表作：《黑鹰之梦》
• 70年代出生于中国大凉山彝族村寨，1993年组建中国第一支少数民族族组合——山鹰组合，先后出出版音乐专辑《我爱我的家乡》、《大凉山摇滚》、《走出大凉山》、《离开家的孩子》、《火一样的人》、《漂人》、《忧伤的母语》、《忠贞》，致力于以彝族音乐为源头的国际试验音乐，探索多元的音乐表达方式，在中国大陆地区有广泛的歌迷，是彝族地区家喻户晓的歌手。
• 2009年推出个人创作专辑《黑鹰之梦》，荣获宋庄音乐年度十大唱片
• 2016年担任西昌市音乐家协会主席
• 2017年与四川人民艺术剧院合作并担任音乐总监、作曲，推出首部彝族舞台剧《博什瓦黑》参加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韩国⾸尔友城节、北京国家话剧院戏剧展演
• 2017年7月发表单曲《出云之月》
• 2020年全新音乐专辑《与山》制作中
（对话瓦其依合，清源际邓梅，采访于2020.3.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