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祖父沙马马海，谨此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1935年5月22日，刘伯承与彝族果基家支的首领果基小叶丹在冕宁县彝海边歃血为盟。从此“彝海结盟”享誉世界，载入史册。举世闻名的彝海结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的重大事件。彝海结盟粉碎了蒋介石想让朱毛成为“石达开第二”之美梦，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开辟了道路，为党的民族政策的执行开拓了先例，也向世人宣告了中华民族团结的力量坚不可摧。我祖父沙马马海是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全过程参与者，他为“彝海结盟”的实现和红军顺利通过彝区作出了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
（一）
“毕摩”，在彝语里的字面之意是“有知识的长者”。毕摩是彝族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是彝族宗教权威,也是宗教活动主持者。自古以来，毕摩在彝族社会地位极高，有着“兹拉毕阿德”（译为土司到来毕摩不起立，不行礼）之说，“毕摩”的身份赋予了毕摩自身崇高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新中国成立前，在彝族社会里，“政教”合一，毕摩参政议政。我祖父沙马马海，1908年出生于冕宁县彝海附近的一个毕摩世家。他从7岁起开始学习彝族的宗教仪规、仪式和毕摩经书，16岁就能主持一般的中、小型宗教仪式，2O岁时能主持超度亡灵等大型宗教仪式，成为一名社会地位较高的“毕摩”大师。沙马马海和他的哥哥沙马尔古除了毕摩角色外，还是彝海一带果基家支首领小叶丹的外交使者和参谋助手。当时，果基、罗洪、倮伍等几大家支各有自己的领地，一家支领地内的人，如果私闯他家支领地，轻则遭洗劫，重则遭抓捕乃至杀戮。唯独沙马马海和他的哥哥沙马尔古以毕摩的身份在不同领地之间自由出入，调解家支之间矛盾纠纷。他俩兄弟还长期在凉山、雅安、甘孜一带彝族居住区从事宗教活动、调解民间纠纷等，人缘关系广泛，熟知这一带的地形地貌。这为他后来护送红军提供了有利条件。1935年红军长征途经彝区时，刘伯承代表红军一方，果基小叶丹代表彝区一方 ，歃血为盟的“彝海结盟”，正是他俩兄弟以毕摩身份主持的宗教仪式。
1935年5月，红军长征来到冕宁县泸沽镇时，要强度大渡河北上抗日，有两条路线可供选择。一条是从泸沽经过越西到达汉源县大树堡大渡河边，另一条是从泸沽经过冕宁县城，再过大桥镇、彝海、拖乌，再到石棉县安顺场大渡河边。第一条路有国民党重兵把守；第二条路国民党军队兵力薄弱。红军选择了第二条行军路线。但是这条路也有不少困难，一是羊肠小道路难行，二是由于地方军阀对民族地区的长期压制，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因此，能否处理好与行军路线沿途彝族同胞的关系，关系到红军能否顺利通过彝区。
1935年5月22日,红军来到冕宁县入境彝海地区，红军是干啥来的？是仅仅借道路过，还是要停下来驻军？会不会给彝区带来不利？对于这些问题，果基家支首领小叶丹等人心中无底。加上之前的彝区屡屡遭到地方军阀蹂躏，心有余悸。于是，小叶丹方面派出了精通汉语的管家沙马尔古和毕摩沙马马海兄弟俩前去打探侦察，兄弟俩来到饿瓦垭口山下时，红军方派出一个姓罗懂彝语的汉族站在山坡上大声喊，红军不打彝民，只打官僚，红军和彝民是兄弟关系。于是，兄弟俩与这个姓罗的汉族人首次接上了头，了解到了红军的方略。随后，受到了刘伯承的亲自接见。刘伯承向他俩说明，红军是北上抗日路过彝区的，红军是工农子弟兵，是彝民的兄弟。还表示愿意与他们结为兄弟，向他俩询问怎样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兄弟以及相关的彝族风俗习惯。沙马尔古和沙马马海向刘伯承一一做了说明。随后立即返回，把红军方面的情况，向小叶丹作了详细汇报，着重强调和说明红军的主张和去向，并力荐与刘伯承结盟之意。为避免误会和冲突，沙马马海、沙马尔古兄弟俩在红军司令刘伯承与果基家支首领小叶丹之间反复穿梭。经过好几个来回，在传达双方旨意的同时，分析利弊，向首领小叶丹力荐结盟，争得同意。在兄弟俩的撮合下，双方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后，小叶丹带上几名亲属和沙马马海、沙马尔古到彝海边面见刘伯承。据我祖父回忆，这是刘伯承和小叶丹的首次会面，也是最成功的一次会面。就是此次见面，举行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彝海结盟”。按照彝族的传统宗教习惯，举行重大的结盟仪式，必须请毕摩主持结盟的宗教仪式，才能使结盟具有权威性和神圣性。因此，我的祖父沙马马海和他的哥哥沙马尔古一起主持了彝海结盟的宗教仪式，为红军顺利通过彝区，争取时间北上抗日创造了有利条件，使红军避免了重演当年石达开的历史悲剧。“彝海结盟”成为长征史上的一段佳话。
除了主持彝海结盟的宗教仪式外，沙马马海还担起了护送红军之责。从1935年5月23日开始，沙马马海率领十多人护送第一批红军过彝区。他们一边给红军当向导，一边对沿途的彝民作宣传，红军先遣队司令刘伯承和果基小叶丹结盟了，红军是彝民的弟兄，要让红军顺利通过彝区。沙马马海带领红军抄近路、行安全路。在红军经过彝区的几天时间中,沙马马海满怀赤诚之心，古道热肠，不怕辛苦，不顾劳累，一丝不苟地护送每一批红军官兵顺利过彝区。
然而，地方军阀邓秀庭和恶霸势力，就在红军主力部队离开冕宁后，卷土重来，对支持过红军的广大彝族群众实施疯狂的报复。他们首先攻击最后撤离冕宁的抗捐军和随抗捐军撤离的少数红军伤病员。接着就攻打、掠夺、抢劫彝区。反动军阀邓秀庭的军队进入彝区后，杀人，放火，抢劫物资，无恶不作。造成许多彝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生命财产遭受到重大损失。我祖父沙马马海也遭到疯狂报复。据祖父回忆：“邓秀庭逼迫我和小叶丹等人赔偿银两，还把我们的财产和红军送的枪支、衣服等都被搞去，连锅都被撬走了，我在海子边结盟时打鸡用的刀子也被抢走了，后来他们还杀了果基小叶丹的两个叔叔，果基幺塔、果基冷莫和我的堂弟沙马衣坡……”
（二）
“民主改革”时期，根据祖父拥有的土地、其他生产资料和财产规模，祖父被划成地主成分，成为批斗的对象。祖父配合政府民主改革，主动将自己的土地和财产如实交给政府处置，人身也受到了严厉冲击。
“文革”期间，祖父再次受到造反派的冲击，给他增加罪名，被作为牛鬼蛇神批斗，被剥夺了从事宗教活动的权利，他家祖辈代代相传下来的经书被烧毁，其中用竹片书写的十分珍贵的古典经书也被烧毁。
为了避免遭受更大冲击，祖父一家于1970年惜别了祖辈世代居住的彝海地区，举家两手空空迁徙到石棉县农场乡（今新棉镇）海拔2000多米的荒无人烟的深山老林----老熊顶。老熊顶成为了他的避难地和落脚点。他和家人在那里刀耕火种、开垦土地，重建家园。他曾在那里忍受孤独，也曾在那里产生彷徨和迷惘。凭借他坚不可摧的意志，最终他还是在那里顽强地活了下来。守望与等待成了他的一种生活方式。终于在那里，他迎来了一生最美好的光景，盼来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好政策。据我父亲回忆：“刚到这里时，看到眼前的景象，大家都心灰意冷，但祖父坚定的信念和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鼓舞了他们，让他们振作起来，与命运抗争，开辟了新生活。”
1992年春，祖父因病去世，享年84岁。临终前嘱托后辈们：“一定要正确引导和教育孩子们永远跟党走，培养他们爱党、爱国、爱劳动的思想情操，不能主张孩子们升官发财，出人头地，只要做到对国家、对社会有用之人就行，死后葬丧也必须简单，不能大操大办，铺张浪费，那样你们消费不起，我也不喜欢……”父辈们按照祖父的遗嘱，其葬礼办得比普通人还要简单朴素，除了县委政府派出的代表送来的两个花圈外，别无其他，没有立碑，没有刻字，没有留下任何特殊纪念符号。
（三）
祖父离开我们20多年了。他膝下有我大姑、小姑和我父亲三姊妹，直系后代已达近百人。在后代们当中，哥哥继承了祖父的毕摩职业，踏着祖父的足迹经常深入到凉山、甘孜、雅安一带彝族地区从事宗教活动，所到之处深受当地群众的一致好评。我通过统招毕业分配成为一名普通的乡镇干部，我一老表通过招考成为一名乡村教师，其余都在农村。无论我们从事何种职业，一惯秉持祖父低调务实的处事风格和兢兢业业的职业态度，从来都不以有功之臣的后代自居。
匡扶正义、 惩恶扬善、扶正压邪、从善重德是“毕摩”与生俱来的优良品质，也是我祖父一生秉承的宗教教规，是一种可贵的精神财富。这些精神财富一直感染着、影响着我们后代们，无论是参加工作的，还是祖父毕摩宗教的传承人，还是在家务农的，外出打工的，无不得益于此。
祖父的一生是勤劳朴实的一生，自强不息的一生。在接踵而来的众多坎坷和磨难、痛苦和折磨面前，他毅然坚定信念，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勇往直前。他这些生生不息的精神也深深地刻在了我们几代人的脑海里，那是他用毕生的经历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这种精神从未走远，一直在我们身边，引领着我们不断前进。
祖父离世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来自不同地区的彝族同胞也先后陆续迁徙到了老熊顶。到九十年代中期，居住在此地的人数达到了40多户200多人，成为名副其实的彝族山寨。当时老熊顶地处偏僻，交通闭塞，路不通，水不通，电不通，人畜饮水只能靠人背肩挑。父亲领头动员组织全村群众义务投工投劳，自筹资金接通了自来水。父亲为人厚道，淳朴善良，广交朋友，深受山寨周边汉、藏、彝各族群众的好评。因此，在山脚下的汉、藏两族群众中有不少人成为他的朋友，不少的朋友还给他打上了干亲家。后来他亲自出面协调，又组织山寨村民修通了从县城到山寨的唯一一条简易马路。另外，在他的带领下山里山外修了大小不同的简易马路、简易机耕道20多条，其中有部分是他个人义务修建的。至此，山寨群众由马驮代替了人背肩挑，改变了交通运输条件。在父亲的影响下这里的人们团结和睦，互帮互助，整个山寨一片生机盎然。
2000年石棉县委政府在老熊顶实施了生态移民搬迁政策。父亲积极响应号召，带头自行联系房屋土地搬迁到了石棉县新棉镇顺河村一组沟头居住，同年4月父亲因病离世，享年56岁。 父亲去世后，我们兄弟姐妹们齐心协力、发愤图强，踏着前辈们的足迹，在这山沟里头憧憬着美好的未来。父亲身上不等不靠，自力更生，互帮互助的做法和行为，深深影响着我们。
2013年石棉遭受了“4.20”地震、“7.04”洪灾两场灾难，其中在回隆彝族乡有2户亲属在“7.04”洪涝灾害中严重受灾，房屋和屋内所有生活用品以及家禽家畜全部被冲走。灾情发生后，我家几兄妹动员和组织县域内所有沙马家族成员为这两家人捐款捐物，折合人民币30000多元，其中现金20000多元。不仅为他们重建家园助上一臂之力，也让“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互帮互助，和睦友爱“的中华传统美德在广大各族群众中得到了传承和发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