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又是12月了！
去年12月的最后一天，龙志毅主席参加省政协新年茶话会时突然发病，送医院后不治去世。据医生讲，他走时脸色安详平和，如同睡着一般。龙老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遭遇过疾病的威胁，他都坚强地走过来了，这次却不告而别平静离去。当三旗告诉我龙老去世的消息时，我如同被人猛击一掌，顿时精神恍惚，说不出的哀痛和追悔！老人在世时，我总觉得有些话还有机会给他倾述，拖来拖去拖到今天，在老人身边倾谈的愿望已无法弥补。
我是较早提出为龙老撰写纪念文章的，那是在龙老一次生日聚餐会上的提议，在场的人都表示赞同。龙老当时没有异议，或许是他没听清楚。以他一向为人做事的风格，也许他会拒绝我的提议。在他走后这一年时间里，我陆陆续续读到一些回忆他的纪念文章。他去世的当天，小文的《说不尽的龙志毅》一文就传播开来。还有著名作家何士光写的《告别您，也是告别我们自己》，以及与龙老相知相熟的朋友和同事写的怀念文章，读罢总被深深触动，让人嘘唏不已。我多次提笔，却难以落下，觉得手中的笔十分沉重，不知从哪里着笔，才能表达我对他的怀念；不知怎样写，才能表达我对他的敬仰。
1982年我从贵州大学毕业分配到贵州省民委，是文革结束以后第一个进入省民委工作的大学生。我在省民委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档案室整理文革以来的文件和人事档案。每天跟着一位老处长，穿着围裙带着口罩袖套，在灰尘中与成堆的文件、信件、照片打交道，一干就是一年多，辛苦着也收获着。最大的收获是从那些档案中，初步了解了贵州民族工作的历史，知晓了解放前后到改革开放时期贵州一批少数民族干部的情况。特别是看到文革中解决冤假错案的信件来往，读到中央、省委省政府和有关部门的相关批示件。这难得的机会有如一次政治历史、民族工作的速成班，让我上了人生经历中的重要一课。
在民委工作时间长了，有机会认识了一些省级少数民族领导干部。省里召开“两会”、民族工作会和少数民族干部座谈会的时候，多次聆听过王朝文、龙志毅等老领导的讲话。他们的讲话接地气，散发着泥土的芳香，往往三言两语就把复杂的问题讲得清清楚楚，特别是他们分析处理社会矛盾的智慧，历经风雨的人生经验之谈，非常精彩，对我影响很大。从龙主席等老领导的讲话中，我知道了一个活生生的贵州，一个穷的叮当响但又美丽多彩的家乡。那个年代，他们最多的话题就是贵州的贫困问题，这是他们的痛，是他们最挂心的大事情。
那个年代的贵州真穷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如此论述：“如果贵州是一个国家，那么它的人类发展指数仅刚超过非洲的纳米比亚”，这是一个“富裕程度”全国倒数第一，文盲数量极为庞大、教育水平极为落后、人民的体质在全国处于末位、贫困人口全国第一、80多个县中国家级贫困县高达一半以上、氟中毒人口占总人口一半多的省份。当时，贵州农村尚有一千多万人处于贫困状态。很多人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居不遮风雨。但贵州同时又是一个资源丰厚尚待开发的省份。有人说，贵州是贫穷的样板店，是富饶的贫困。
1985年7月，刚到任的省委书记胡锦涛一到贵州，首先就考察贫困地区。在老书记朱厚泽的陪同下，他们考察了安顺、六盘水、毕节，一路风尘仆仆。当年贵州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210亿元，农民年人均收入仅仅180多元。在全国名列倒数第一。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胡锦涛书记认为，国家采取救济式扶贫，只能维持贫困地区人民最基本的生活，这种扶贫方式的结果是“越输血，越贫血”。贵州不能单纯依靠救济，必须增强贫困地区的造血功能，自力更生发展经济才是最根本的脱贫道路。贵州的提法和做法让人耳目一新，很快成为全国共识，为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扶贫开发道路提供了新的经验。
省委省政府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1985年11月25日，贵州省委省政府召开了全省贫困地区工作座谈会，地市州委书记、26个涉及1238个贫困乡的县委书记、省直部门负责人参加了大会。由此，贵州正式拉开了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开发式扶贫的序幕，为后来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以及毕节试验区的实施，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在制定一系列扶贫政策时，1986年1月6日，省委省政府颁发了《关于抽调干部到贫困地区加强基层工作的决定》，这项举措把扶贫和培养干部有机地结合起来，是一项具有贵州特色，具有创新性、针对性，开发式扶贫的重大举措。紧接着在2月14日，省委又召开了省级机关选派干部到贫困县开展工作动员大会，干部报名十分踊跃，3天时间就抽调了500余人组织了扶贫工作队。各地州市迅速跟进，全省共组织了3452名扶贫工作队员。2月17日至20日省委组织扶贫工作队员学习，胡锦涛书记两次参加学习并亲自作动员，明确干部下去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推动商品经济发展，制定规划逐步改变贫困面貌等。这项工作按省委分工由当时的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龙志毅负责，具体工作由省委组织部承办。
我当时在省民委文教处任副处长，孩子才上小学二年级，尽管如此，我还是报了名，成为了省级机关第一批的扶贫工作队员。1986年元月我曾写过一首诗歌，诗题就叫“祖国啊，请把我播种在黑褐色的土地”，记录了那个时代对一代青年的感召，这首诗发表在1987年《贵州民族报》上：
走向土地
走向母亲
我们将在时代的犁轭下
划破封闭和贫瘠
把心开向阳光
与周围的树 鲜花 谷子
站在一起
当绿色淹没了灰色的荒凉
我就是那星光下一枚微笑的叶片
不是每颗种子
都会长成参天巨梁
不是所有的失败
都没有成功的希望
结成哪怕很细小的果实
也在呼唤春天的向往
我骄傲
我拥有种子的执着和信念
我奉献
连同自己的弱点
祖国啊
请把我播种在黑褐色的土地
2月26日，过完元宵节的第三天，省级机关500多名扶贫工作队员在省政府广场集中，即将奔赴26个贫困县的贫困乡、贫困村。扶贫工作队员们披红挂彩，省领导和各单位的同志们都来送行，很多亲属也来相送。媒体作了全方位报道，在全省形成了强有力的扶贫声势。
我们赴望谟扶贫工作队员来自省民委、公安厅、省工商银行、省社科院、贵州大学共38人，分别安排在县、区、乡工作。省民委的黄家逊和我、省工商银行的赵亚欣，我们三人分到乐元区石屯乡，我的职务是乐元区副区长兼石屯乡副乡长，主要在乡里工作。
石屯乡离县城不远，乡政府修在石屯大坝边上，每个星期老百姓都要到这里赶场。田坝四周被大山包围，中间有一条蜿蜒远去的小河，水量不大。乡民以布依族为主，生活困难的家庭占多数。我们一起下乡的地方中，这里的生活条件还算好的，应该是照顾女同志的原因。
我们到乡里干的第一件事是修厕所。乡政府后面菜地有一所公厕，是用毛砖、包谷杆、茅草搭的一个棚子围合而成，虽有女厕但长期不用，被碎砖烂石杂草挡住很不方便。我们三个队员一商量，每人拿出10元钱买砖、水泥和请人工，用几天时间修好了厕所，乡里总算有了一个分性别、较正规的公厕。
我们按照省里要求，走村串寨开始调研摸底工作。记得我们第一站就爬了三个小时的山，到大山深处的排沙寨，住在一个叫龙胜全的农民家。他生了7个姑娘，五姑娘刚结婚，新床让给我和小黄住。所谓新床就是铺点谷草，一床薄薄的土布被单盖在上面，一床毯子当被子用。另外甩了个大簸箕给男队员赵亚欣睡觉，没有被子。这已是那里的农民能拿出的最好条件了。1968年我上山下乡在安顺农村生活了几年，以为那已经很苦了，来到石屯乡后，才见识了真正的贫困，深感到扶贫工作的艰巨。
乡里对扶贫要求期望不高，只希望我们帮他们做点具体事、帮助农民解决点困难就可以了。省里则要求扶贫队要着眼长远，制定工作思路。扶贫工作史无前例、前无借鉴，我们确实需要在工作实践中不断总结摸索。
4月中旬，我们接到了县委办的通知，说有省领导要来检查工作，要我们做好准备。我们猜了半天，也搞不清楚是谁来。直到第二天见面时我们才知道是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龙志毅，和他一起来的有组织处长刘本良、干部处长潘兴、研究室主任李长兴和龙部长秘书陈平安。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罗锦峰和县组织部兰部长陪同，县委书记和县长可能是外出了，没有陪同前来。
据后来任县委书记的罗锦峰同志说，龙志毅部长一路上话不多。当车绕过多个山头，崇山峻岭中出现一块大田坝时，龙部长一下高兴起来，边看边问，了解当地的经济作物，风土民俗。到乡政府之后，稍事休息就开座谈会。乡里的书记、乡长和我们扶贫队员参加。按惯例，乡里先汇报石屯乡情况和工作。我们三人都是第一次和省领导面对面交谈，有些局促不安。龙部长也许看出我们的紧张，有意岔开话题，问了我们三个扶贫队员的家庭情况，然后才缓缓地引入正题，像摆家常一样说起来：胡锦涛书记到贵州之前，习仲勋同志找他谈话，专门说到毕节赫章海雀村农民贫苦缺粮卖血的事。锦涛书记到任后就到毕节等最贫困的地方调研，高度重视贫困问题。全省派驻扶贫工作队到基层锻炼，协助贫困地区探索脱贫路子的重大举措就是锦涛书记提出来的。我这次来，就是来看看这项工作的进展情况。你们怎么做的就怎么说吧。我们这才你一言我一句地汇报了近一个多月的工作及感受。龙部长边听边问，省委组织部的同志有时也插插话。我们说，来到石屯后，我们主要是协助乡里抓春耕生产，植树造林，计划生育等工作，下乡调研了解了基层和农民生产生活的情况，加深了对贫困和扶贫工作的认识。这个乡地处大坝子，气候好，有水源，老百姓基本有饭吃，但经济来源少，深山区还是很穷，乡财政资金短缺，老百姓希望我们扶贫队帮助他们多办点实事。
龙部长听完我们的汇报说，你们下来不怕苦不怕累，做了不少工作。按照省委要求，你们既要向当地干部群众学习，在解决问题中长见识长才干；更要认真调查研究分析贫困的原因，制定脱贫的规划和措施，找到发展经济的路子，宜林则林、宜粮则粮，宜畜则畜；省委提出的党建“双带”活动，你们可结合实际大胆地抓起来，不断总结经验；还要多渠道筹钱，为当地老百姓解决饮水、上学、就医等实际问题。
龙部长这些话解决了我们这段时间的困惑，后来的工作也是这样干的。会议结束后，他来到乡政府的二楼扶贫队员的宿舍，查看扶贫队员居住和生活情况。我和小黄住一间房，赵亚欣住旁边的一间。我们房间的桌子上摆着一些书，有本杂志登载了女作家谌容的作品《散淡的人》。龙部长拿起杂志边翻边说，谌容的《人到中年》写得很好。我大着胆子跟着说，谌容好几部小说涉及了时代与知识分子问题，他点点头。我接着又问：共产党员能不能同时也是散淡的人？龙部长笑而未答。过一会他才说，你可以把一些想法整理后写出来。我猜想，龙老未答我的问题，可能是改革开放开始不久，知识分子问题还比较敏感的原因吧。后来看到龙书记的文学作品，才明白龙书记始终关心着知识界，他的笔下描绘了新中国建立前后诸多知识分子的新形象，展示一代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砥砺前行的历史。在现实生活中他尽可能为有作为的知识分子呼吁，帮助他们度过人生难关。这些都在知识文化界传为佳话美谈。
中午两点多，我们到罗锦峰的亲戚韦家彩家吃完饭之后，龙部长一行就赶回县里。为了全面掌握扶贫工作队开展工作的情况，龙部长又先后去到罗甸、紫云、剑河、荔波、三都等地调研。
这是我和龙部长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我没有想到他如此平和。他给人们的印象是不苟言谈，严肃刚毅。但他严肃中却蕴藏着对年轻人的包容和关心，鼓励我们大胆地想、大胆地说、大胆的干。他对工作要求很认真，说一不二。扶贫队才下来一个多月，他就亲自来检查、来调研，对我们既是一种鼓励，又是一种督促。
1986年7月，省委召开了全省第一次扶贫工作队长会，总结了4个月以来的扶贫工作情况，进一步明确了扶贫工作下一阶段的任务：协助地方探寻扶贫路子，制定地方发展规划，加强自身实践锻炼，把扶贫和干部锻炼紧密结合起来。胡锦涛书记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足见省委对这项工作的重视程度。会议结束后，龙部长又前往毕节、纳雍、威宁、赫章等地去落实会议精神。我们按照省里的要求，也提出“订一个规划、做几件实事”的工作目标，给乡里建了一所小学，争取到一些农业项目，建立了乡图书室。一年的扶贫工作虽然不长，但却在我们个人的人生经历上留下深深的印记。我16岁上山下乡，认识农村初尝贫困；而作为扶贫队下来，带有职责，心有使命。这段难得的经历，为我们后来的工作实践打下了基础，我们和望谟也结下了不解之缘。
记得有次下乡走了整整一天，当爬上一座大山，正好看到金红色的太阳挂在天际，月亮已经升起，群山之上遥望日月同辉，觉得相距很近很近，于是心血来潮写了一首诗：
攀上荒蛮大山
我们脸对着脸
叙述着灼热的语言
山 苍茫地凝听着
早把火热的思想
摆在天地之间
在离去的那一刻
我才敢问——
你是那一个太阳么
照耀着我
在高原抵挡贫寒
......
相遇在离去时刻
没有硕红的花朵给你
只有这清清泉水
跳动着你的光又流向你
你是那一个太阳么
光在我身上栖息
我就让你引导着
穿行在这荒蛮大山
这首诗1986年曾发表在省级报刊上，写给望谟，写给龙主席，写给那些值得怀念的时光。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经过30多年的艰苦努力，贵州终于在2020年彻底撕去了“绝对贫困”的标签，与全国一起进入了小康。望谟随着贵州的变化而成长。2020年全县5.28万人搬出穷窝迁到新居，近12万贫困人口脱贫，103个贫困村全部出列，首次进入亿元县的行列。
这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一届又一届的贵州领导班子带领全省干部群众，几代人殚精竭力，不懈奋斗的成果。王朝文、龙志毅等一大批老同志，是改革开放以后最早开创贵州扶贫工作新局面的少数民族领导干部，是贵州扶贫攻坚历史的实践者和见证人。
一年扶贫工作结束后，我回到省民委办公室工作。
记得那是在1989年的秋天，我去北京开会结束后到机场候机回贵阳。当天北京大雾，很多航班延误，候机大厅里人头攒动，拥挤不堪。我突然看见时任省委副书记的龙老站在人群中，省委组织部的柳晓东陪着他。我走过去与晓东交谈，得知他们也是开完会返回贵阳，已来等了很久。这时我才注意到龙书记脸上的倦容。大厅里的座位坐满了旅客，过道上到处是行李。我找了几个地方，发现一个中年旅客的座位上放着个大包。我上前和他商量：有位老人已站立多时，能不能挪开包腾个座位给他坐坐？那个旅客爽快的答应了。我和晓东请龙书记过来坐下休息，我们站在他旁边一起闲聊。龙书记问我，省委决定选派一批中青年干部下去挂职，你报名没有？我说出来开会了，还没有报。晓东立马插话：龙书记都点名了，你还不赶快报名。就这样，扶贫工作结束回到贵阳三年后，我又在1990年的3月初到玉屏侗族自治县挂职，成为贵州第一批挂职干部。
当时省委从省级单位第一批就抽调了100名青年干部到基层挂职。也是照顾女同志的原因，开始把我安排在贵阳的乌当区。省民委的领导知道后做我的工作，说我虽然是侗族干部，但从小在城市长大，不太了解侗族及侗族地区的情况，动员我到玉屏侗族自治县去补补课。我愉快地接受了民委领导的意见，主动向组织部申请，要求从乌当区调到玉屏挂职。我在玉屏任县委副书记，工作了一年半后，组织上调我到团省委工作。后来听说龙书记在一些场合表扬我主动要求到更艰苦的地方工作等等。有段时间，总会有人问我：你是不是龙书记的女儿？要我代问好。我基本都这样回答：龙书记有个女儿，但年龄比我小，我父亲是个中学校长。
后来我才知道，贵州是全国最早推行干部到基层挂职锻炼的省份，而这一举措的提出者就是龙志毅书记。龙书记从1985年开始担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到1993年任省政协主席之前，一直分管干部工作。培养一支能够加快贵州发展的干部队伍，始终是他不断思考并具体实施的重要工作。从他的履历可看出，从1950年到文化大革命前，他在基层工作、和农民同吃同住、调研的时间就有一半之多，他深切的知道基层工作对干部成长的价值和意义。为此，他对省委派出扶贫工作队的使命才如此的倾注心血，力主年轻人到基层去接地气、“自讨苦吃”；学会用群众的眼光、站在群众的立场来看问题、处理问题。许多同志的成长都与扶贫工作的历炼、挂职锻炼的培养息息相关。龙书记不仅关心机关干部的培养，也关注基层干部的成长。
1991年，我国的政治气候还处在乍暖还寒的时节：改革开放的路子可否走得通？深圳姓资还是姓社？面对这些问题，党内和社会上都存在相当的疑惑，改革开放的春天要待来年邓公南巡后才会到来。在这样一个时代大潮即将来临之时，龙书记敏锐捕捉到深圳南方培训中心为各省市举办干部培训班、传授现代经济知识的信息后，他要求组织部作出了一个县委书记、县长分批到深圳轮训的计划，报请省委常委会审议并通过。这在当时的背景下是需要胆略和担当的。当年四月第一期开班时，龙书记和副省长刘玉林亲自去深圳出席开班典礼，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闻讯也来见面并提出与贵州合作的意愿。
机关干部到贫困山区扶贫、到基层挂职锻炼和县委书记县长南下深圳培训，这样的做法当时在全国也不多见。三大举措处于城市乡村不同方位，目的都是帮助贵州干部补短板、长见识、打基础、扩眼界。当年进入到这三个计划的同志，大多数都成为了贵州改革开放的骨干，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
就我个人而言，从扶贫到挂职，以及在之后的工作中，我都能感受得到他老人家对我的关心和爱护，因此一直心存感激，但又无从表达，唯有努力学习认真工作才对得起他老人家，对得起关心我的人们。
记得在他九十岁生日的聚会上，远在北京的老朋友们给他送来祝寿的诗画。受现场热烈气氛的感染，我即兴读了几句话表达心愿：
我没有画
我的画是云贵高原的沧桑
镌刻在您的脸上
我没有字
我的字是天边的星落
围绕着您歌唱
.......
是的，一个横跨新旧两个时代、走过两个世纪的老人，为官做事光明磊落，为人处世完美一生。他的人生轨迹中有我们的影子，他的履职岁月中有我们的跟随，他的晚年生活中有我们的陪伴。龙书记，您在世时我从未言谢，此时此刻，最想讲的就是：能够和您走过那些难忘的岁月，共同经历那些改变贵州、改变中国的大事件，我受益一生，怀念永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