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志毅，1929年出生,云南永善人，中共党员。建国前参加学生运动，1949年7月参加革命工作，历任《贵州青年报》副总编辑,共青团贵州省委办公室主任、常委、党的核心小组成员；贵州省国防科工办副处长、处长、副主任、主任（党委书记）中共贵州省委常委、组织部长；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省委党校校长；政协贵州省第七届委员会主席 、党组书记,中共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代表；全国政协第八届、第九届委员；现为贵州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贵州省史学会会长，贵州省中华文化研究会会长，贵州省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长。1947年开始发表作品，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文集《龙志毅散文选》、《龙志毅小说集》、中短篇小说集《厂长的私生活》、长篇小说《政界》、《省城轶事》、《冷暖人生》以及散文集《云烟踪痕》等。长篇小说《省城轶事》获1991年贵州庆祝建党70周年文学奖、贵州省首届文学奖，并被拍成电视连续剧在全国放映。《聂耳墓前》、《苏轼遗迹追寻记》等15篇散文获中国第五届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政界》一版再版，十分畅销。
一
作为一个彝人，我十分自豪于我的民族，因为我的民族不但有着灿烂的古代文化，还有当今我同胞中的佼佼者为民族文化的发展繁荣在继续努力，不断在创造着新的业绩。在我引以为荣的当代彝人中，龙志毅是其中之一。当然，他是党的高级干部，在从政这方面自有他自身的价值，不该由我这样的书生去评价，当由历史和人民去评说。既然是从民族文化的贡献方面着眼，我自然更看重他作家的身份，虽然他不是专业作家，而是一位业余作家。但是，他在创作上的成绩斐然，正是这些作品使他的人生更加绚丽，他有一不长篇小说《政界》，影响很大，发行量达8万余册，创造了贵州省作家文学作品发行量之最。既然他又兼有领导职务的身份，借用他这部代表作的书名，称之为“政界作家”也应当是恰当的。徐圻在读了龙志毅的文集《云烟踪痕》后写的评论文章《求索者的轨迹》中说：“政治固然是他自己选择并成功地从事了几十年的失业，但文学则是与他生命一起涌动的节拍”。正是这样，他的奋斗历程，他的文学之路的一个个亮点才编织了他的绚丽人生。这也许对于我们会有更多的启示性。
彝族在中国的少数民族中是一个颇为特殊的民族，这里说的特殊是指生活在不同地域的彝族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也就形成了统一民族在不同地域的不同文化特征。龙志毅出生在滇东北，是具有跨文化地域文化的彝区，形成了开放型的文化格局，既很好地保有本民族文化传统，又更多地接受兄弟民族文化的影响，特别是汉文化的影响。龙志毅出生于一个彝族的上层人士家庭，自然较多地接受汉文化的熏陶，他的父亲曾是清代的贡生，虽然在他3岁时父亲就辞世了，但父亲给这个家庭创下的文化氛远不会消失，更不会影响他受到良好的教育。他童年念书，对于一个几岁的孩子来说，是十分枯燥无味的事，乡村生活的另外一种文化同时又给他以积极的影响，给予他美好的心灵陶冶。他9岁时，到姑妈家去参加表哥的婚礼，除了有机会到姑妈家那条小溪边的柳树下嬉戏，在树林中追松鼠，还从大人们的话中感受到这个破落家庭中妇女命运的不幸。善良而坚韧的姑妈在他心灵中留下了美好人性的朦胧憧憬。他10岁时，与为他家牧放羊群的陈二老者的交往，更给他许许多多的在他那书本上所没有的知识。陈二老者是个汉人，他对彝族聚居区雷波的彝人的介绍，无疑使他感受到本民族人的刚烈的品性。至于陈二老者用“媒子”抓野鸡事，更是十分有趣，给作家的童年生活洙下了美好，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要上初中了，他只得离开乡村，到昭通去。这里是滇东北重镇，是云南彝族著名人物龙云、卢汉的故土。在40年代的抗战中期，自然或有不少留落大后方的人才来到这里，龙志毅的文学写作的启蒙，就从这里开始的。他当时是在昭通的国立示范中学读书，他的国文老师是西北人，西南联大毕业的叫金应元，他课上得很好。有一次做文老师出的题目叫《悔》。龙志毅就写了这件事，有次学校组织春游，当时叫“远足”，他想偷懒，就借口脚痛没去。那时学校是住在一个庙里，到了晚上很害怕，就想起外出游玩的欢乐，很后悔。老师对他的这篇作文很赞赏，有这样几句评语至今还留在他的心中：“记得你是一个调皮的孩子，然而你就有这样好的成绩，不能不使我另眼相看。”他就这样，连续受到老师两三次表扬，激发了他对文学的爱好。他开始读鲁迅的小说《呐喊》、《彷徨》，又读巴金的小说，这样兴趣就越来越大。虽然在昭通的学习时间仅仅一年，但却在他的心中播下路文学的种子，他的人生从此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龙志毅的二哥在昆明当工程师，为此他奉家庭之命去昆明继续求学。从昭通到昆明对于一个中学生来说，是十分兴奋而有趣的，这对于他来说无异于“人生哲学的第一课”，他不但感到了那个社会人心的险恶，也第一次“回味人生自由之可贵”。
二
龙志毅的文学之路是从高中开始的。他向报纸投稿，竟然在云南颇有名气的《正义报》副刊发表了3篇散文：《坝花》、《马不文》和《姑妈》。这些作品虽南面稚嫩，但读起来却令人感到兴趣盎然，充满了朴实的人心内容。在普通人身上发现质朴、美好、善良的品性，成了他一生中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的艺术视觉。
有了这样好的开端，在报考大学确定自己的人生道路时他自然选择文学，准备报考中文系，但供他上学的二哥却反对他搞文学，要他学土木建筑工程，但是它的理科成绩不好，而文科却总是考八、九十分，面对这个实际情况，二哥让步了，“如考文科就考法律”。他这是只能听二哥的，终于考上了云南大学法律系。
但是现实生活已经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时代在呼唤着这个有良知的青年，他根本不可能如二哥之愿去学好法律，他以满腔热情投入了学生运动，并参加了地下党在昆明的外围组织“民青”。这是，正是云南风云变幻的时期，在这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云南省主席卢汉起义了。龙志毅有机会参加了团结各界群众去支持起义当局的工作。“组织上”决定他到刚恢复不久的云大学生自治会担任宣传部长。他投入了“宣传党的政策，保卫昆明，迎接解放大军的紧张而又热烈”的工作。在如此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期，经历如此有意义的日子，使他的青春岁月格外美丽。也正是这段难忘的经历，给他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才有他的第一个长篇小说《生成轶事》。
这段日子，留给她的东西是多的，是十分宝贵的。他后来写的一个短篇小说《目光》就是写这个时期的故事。这篇小说像一篇回忆性散文，用平时的语言塑造了齐老师这样一个可敬可亲的光辉形象。齐老师之所以令人难忘，让人崇敬，是因为“启动了我们幼稚的心灵之门，将人怎样生活... ...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提到了我们面前。”齐老师正是用他的“立身之道”的观点和刚直不阿的行为，影响青年一代。这个特定岁月的生活，给龙志毅的就是足以受用一生的人格、人品、革命战士的情愫。对他人生的影响，对他创作的影响都是十分深远的。我们在他后来的作品中可以发现，他总是注意节食人物身上的可贵的精神美质。
从1949年12月云南起义，到1950年2月，陈赓兵团进苦命，是一个短暂的时期，但对云南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变革。他个人的命运以此为起点，也开始了人生的大转折。就在这一年的六月，他从云南大学调到西南团校，这成了他生活的新起点。在紧张而愉快的学习生活结束后，他们云南来的学员除工厂的和个别教师外全部分配到贵州工作，就在这年冬天，他们“带着欢笑和憧憬高歌入黔”了。贵州成了他人生实业奋斗的新天地。
三
来到了贵州，也结束了他的天真单纯，开始了他人生的更为复杂的经历和磨练。他工作单位是在团省委，大部分时间却在乡下。在七年中，他先后参加过“五大任务”、“土地改革”、“互助合作”，这些在农村的基层实际工作，无异对他是很重要的锻炼。后来，他的工作单位具体明确在《贵州青年报》，并担任了副总编。但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总少不了或“下放劳动”，或搞“中心工作”，他逐渐地认识社会，认识各种各样的人，也就促进了他对现实生活的思考，这些又给他的文学创作带来了活力。从60年代初期开始，他又拿起了笔，开始了文学创作。应当说，龙志毅是在这个时期真正走上文坛的。
1962年2月号的《山花》上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相亲》，犹如云南的山茶花开到了苗岭山上，虽然就那么一株，却又是那么鲜艳，立即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当时的评论界认为是当年文学新人的短篇小说中比较优秀的。以后两年龙志毅又相继发表了《一张状纸》、《百尺竿头》、《颂略回乡》等短篇小说。同时还写了一些通讯、特写。从此，他不如贵州文坛，开始了他业余作家的文学生涯。
龙志毅这是的作品有它独特的思想政治眼光和艺术视觉。就以《百尺竿头》来说吧，表面写的是当时盛行的参观学习之类，但作者的笔触却重点放在水利建设上，明确地提出“四化在山区同样有镐头！”他笔下的新人是善于因地制宜搞开发的农村能人。在竹木社会政治运动，“赶任务”、“写中心”的文学思潮中，龙志毅能正确把握生活跳动的脉搏，并从自己熟悉的生活领域方面，用自己的思考去回答生活中提出的问题。
在这期间，他还写下一步20万字的反应农业合作化的长篇小说，因“四清”而停了下来，因为当时政治气氛不适宜再写下去了。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在北京，许多作家都受到了批判，贵州当时批汪小川，在团省委批两人，它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小说成了“毒草”，被抄走了，“批”得片甲不留。第一次平反，把他的书稿还给了他，一气之下，他把书稿付之一炬。
在贵州，龙志毅文学创作的第一回合，以一个长篇小说的可悲结局而告一段落，留下了遗憾，留下了许多令人思考的东西。
在中国那个史无前例的历史时期，对政界的人是灾难，对作家更是灾难，以这双重灾难的十年，龙志毅的遭遇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他对现实人生也有了更为深切的认识，他在看到人的精神美质的同时也发现了人的卑劣丑恶，有了更为清晰的理性审视，并引发了他进一步的反思。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也许是意外的“收获”。
四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龙志毅在政界地位不断发生变化，由国防工办负责人到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他在创作上也焕发了青春。八、九十年代真正成了他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成就了他“政界”作家的辉煌。
作家的绚丽人生是用他的作品谱写出来的。我们先来看他在新时期十年的创作。这个时间写了11个短篇，4个中篇，出版了集子《厂长的私生活》。我们从龙志毅早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是个真诚的作家，他的作品都渗透了真诚，用真诚感应生活中的美和向上的东西。是民族的气质决定了他的真诚，是民族精神造就了他在创作上的这种美学追求。
他这个时期的短篇小说，如散文化的小说，无不渗透着真诚，使一曲曲充满生活温馨的赞歌，是一幅幅色彩鲜明而内蕴深沉的图画。由真诚才有真情。他正是怀着这浓浓的情，去展现革命战士的人生价值观念，去讴歌他们的高尚情操，去揭示他们的精神美质。我们以这篇《正在消逝的形象》来看吧。主人公是一个长期在食堂工作的老同志，西安事变就参加革命的人一个平凡的人。“默默地生活了六十多年又默默地里去”，“既无叱咤风云的伟绩可鼓舞人们冲锋陷阵，也无闪闪发光的哲理名言可陶冶后辈的心灵”，但却感人至深，催人泪下。这就是作家难能可贵的主题开掘：对“左”的错误造成的荒唐作为的无情鞭挞。这里没有惊醒东坡的揭露，也没有饱含血泪的控诉。而是单单写来，写主人公老吴在运动中所受的冤屈，区段导致的上海，写老吴对党对革命的忠诚，写他的宽容。作家还写了他在十年动乱中的表现，爱憎分明，敢于关心被迫害的领导干部老赵，也满怀深情地爱护其他同志。平凡的事、不平凡的精神，展示的是内蕴深沉的图画。主人公的品格，人生价值观念，革命战士的情愫，坚定地信念，无不是一种可贵的精神美质。作家一腔至情管住在所塑的人物形象上，用以赞颂生活，赞美人生。以情写人，给读者独特的审美感受。这就是龙志毅短篇小说的艺术视觉和叙述手段产生的独特的意识效果。
作为革命领导干部，龙志毅对发生在身边这场深邃的时代变革，充满了极大的热忱和坚定的信心，它是改革大潮中的一员，他坚守跌步履与时代前进的步伐是一致的；作为作家，龙志毅面对新的生活，新的现实，新的色彩，他又包含壮美的改革热情去讴歌时代的变革，代表他这时期创作成就的中篇小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他的《厂长的私生活》是一部有一定深度和影响的佳作。作品通过对厂长杨松和妻子柳娟的感情纠葛的描述，写出了一个生活中的强者的欢乐与苦闷，从厂长生活的一个侧面，展现了西南山区一个军工企业朝气蓬勃地进行改革的风貌。他不着眼于正面去写改革和改革这得形象，而是面对人的灵魂，努力从感情因素去发现和创造任务的独特个性，去表现人物性格上的真实美。我们从她的短篇小说中已经注意到他的作品渗透着真诚、真情，他善于真实人的内在心灵，展现人丰富的情感世界。另一个中篇小说《第三号包房》则是通过人的心理波澜，以窥见变革时期的真实面貌。是一部严肃历史与现实作品。小说描摹了某厅副厅长吴苏出差途中对软卧车厢的意识流程。通过吴苏德思绪对严重干扰我国社会生活二十多年的极“左”思潮进行了愤怒的讨伐。龙志毅通过人的精神生活，社会心理的发展变化的描写来反映变革的时代。它借助人物的思绪把一袋知识分子的忠诚、忍耐、献身精神与崇高品质，艺术地再现出来，把笔触伸向历史的深层，既具有现实内容，又具有时代性。
九十年代以后龙志毅的小说创作，更加厚重。他的《龙志毅小说集》就收入《四十年来家国》等三个中篇小说和《省城轶事》、《冷暖人生》两个长篇小说。著名作家李国文在给本书的序中指出：“一部上乘的小说，它在给人感动的同时，还应该使人忍不住地思索。......在文学中令人感动的，是形象的魅力，是美学的享受，是作家笔下营造的世界，造成读者心虚的波澜起伏。而引起思索的，则是作品的内涵，在反映的生活层面上所能开挖的深度，以及作家在作品中反映出来的哲学意境、文化积累、知识构成和对于读者心灵的撞击力。”他还说：“我是在这种感动于思索的功名终，读完龙志毅的这本即将问世的书，我感到了一种阅读的愉悦。”这个评价是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谈龙志毅这些小说的价值。在李国文看来这些小说有一种抚今追昔的沧桑之感。他说：“作家是史家,龙志毅把镜头对准时代的变迁,构成他作品的经。但文学是人学,在他笔下描写的一个个对象,则是他作品的纬。尤其那些卷人社会利害、现实冲突、生活矛盾和政治漩涡中去的人物,则更是龙志毅着力刻画的主体。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分野为善恶良秀的各式人等,或卑劣,或崇高,或无耻,或磊落,或背叛,或慷慨,或一腔热诚,或满腹苟且,或含辛茹苦,出污泥而不染,或为情势所迫而作违心之举,而无不有其人木三
分刻画和精彩闪光的篇章。”名家之言,道出了求真、求实、求深的现实主义文学的真谛,也是对龙志毅小说的最为精当的评价。
龙志毅的两部长篇小说《省城轶事》和《政界》是他小说创作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形成“政界 ”作家的重要组成部分。《省城轶事》写的是云南起义,是以真人真事为背景,记述了当时各派政治势力之间惊心动魄的斗争,塑造了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体现了龙志毅驾驭重大历史题材的能力。这部小说改编为四集电视连续剧在全国放映后引起的反响颇大。而《冷暖人生 》则是通过历史的反思,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挖掘人物灵魂深处的搏动,体现出强烈的现实精神。它是长篇小说《政界》现实主义的理性批判精神的发端和过渡。
《政界》是一部很有意义和富有实践价值的优秀作品。当然,是《政界》标志了龙志毅小说创作的新成就,也把他的小说创作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政界》描写的是高层领导干部的生活和斗争。主要写某省三江市市长突然病故,刚刚走马上任的省委组织部部长周剑非在省委书记赵一浩的领导下进行大规模的考察人选工作；与此同时中央组织部又派来了考察组对省级领导班子进行考察。作家以两级考察组的活动为明暗两条线索,对省、市各个层面各种类型要员进行细致而生动的刻画,塑造了一系列丰满的人物形象。非常真实地再现了斗争的复杂性,从而达到了挖掘人物灵魂深度的目的。这里,既讴歌了从改革开放大局出发大胆使用人才的干部路线,又鞭挞了为谋求职务而不惜使用各种肮脏手段的卑劣行径。
《政界》展示一种可贵的现实精神。从中可以看出人的精神和情感的力量,可以看到作家真诚、深刻、独立、直面人生的灵魂。成功之处在于深人地思考和发现人的精神世界的复杂性。作家不但注意到作品中人物的社会性角色,而且也注意表现人物生活中的人性内容,特别注意把人允许置于动态社会系统中表现人的精神和灵魂,使人物形象在内与外的相互联系中变得更加立体和丰富。小说的中心情节是考察三江市市长人选,正是这一中心情节把人物的各心态和行为表现展示出来,周剑非的正直、干练,赵一浩的刚毅、成熟,陈一弘的实干精神,冯唐的卑劣行径,丁奉的肮脏心灵，以及钱林的不甘寂寞的表演等都生动地表现出来,体现出现实和灵魂的深度。
《政界》有着强烈的现代意识,这就是爱的激情和批判精神、理想精神。作家以超越现实之上的理性眼光,审视我们生活中应有的和不应有的一切,深刻挖掘人在历史流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丑陋品质,发出严厉的拷问，例如对冯唐、丁奉等的丑恶的鞭挞,对从上面来的考察组中流露出来的“左”的思潮的批判,都是把握得比较好的。而对于陈一弘的任用,不但表现了赵一浩、周剑非的胆识,而且也可以看到作家穿越世俗的障碍,把人的美好精神情怀贯穿在创作中,使精神呈现出抗争现实的超然魅力。
《政界》是龙志毅对他的生活积累的一次大的挖掘,给读者展示了一幅幅迷人的生活图景,给贵州长篇小说创作立下了一座丰碑。一个作家能创作这样一部在全国都有影响的作品是值得推崇的,这样的作品,自然为他的人生谱写了辉煌。
龙志毅还写了大量的散文。主要作品集有《龙志毅散文选》和《云烟踪痕》。他的散文,有较为强烈的文化意识,有着较生动的情感历程,很受读者欢迎。徐沂评述说：“他的散文,不仅记述了作者五十年的人生轨迹,反映了始终涌动于他内心深处的忧国忧民情怀,还透射出他善察勤思的理性态度。作为体验了我们共和国半个世纪的光荣与梦想、辉煌与黯淡、欣喜与痛苦等等重要事件的老共产党员,他取得了不言而喻的成功。”这些“风雨兼程的阅历”,正是这位“政界”作家的绚丽人生的写照。
五
龙志毅身居要职，又坚持业余文学创作，这在中国是屈指可数的,这是为社会做双份的工作。已故诗人张克生前说得好：“双份的辛苦,双份的奉献。”一方面是繁忙的领导工作,一方面是丰硕的创作成果,龙志毅是怎样坚持业余创作的呢？这是我们和广大读者共同关心的问题。
龙志毅说：“文学对我始终是业余的。我是在搞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有空就搞文学。《省城轶事 》十多万字写了3年多,91年完成。”他说：“早上,6点起床,早锻炼,洗脸,用1个钟头,上班前1个钟头写作,写三、四页,快也就四、五页。晚上也写,但不能坚持。有时加班,有时有人找,主要是早晨。星期天不开会,可以多写一些,遇到开会就不行了。93年到政协,早上9点开会,可以多有一点时间写作。《政界》是从政协下来才写的,98年一年的时间写成。”这平实的介绍,令人感慨。写作的时间,少得不能再少,一是靠挤,二是靠坚持。一天写千把字,不断积累,真不容易。想起有的人,虚度光阴,吃喝玩乐；有的人,胡诌什么“享受青春”,在这位“政界”作家面前,不知作何感想？龙志毅,他有过美丽的青春,也有“霜叶红于二月花”的真正的夕阳红。如此绚丽人生,可以无愧无悔。
说到“夕阳红”,这里还必须谈龙志毅对贵州文化建设的贡献。他在位时对贵州文化建设所作的工作,自然是在情理之中。但他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又担任了一些社会职务,同样干得很好。诸如,贵州省史学会与中天集团联合出书,是他做的工作。一套《贵州：让历史告诉未来》丛书,从历史着眼,有现实的启示性,内容丰富,装帧讲究,这样的实事办得何等实在、漂亮！至于,主办的那些有学术价值的丰富多彩的学术讨论会,是有其重要意义的。他退下来后,每年都要为这些学术团体办几件实事,在贵州文化界都是有口皆碑的。
人们称龙志毅为“政界作家”,但我们更强调他是彝族作家。尽管他的作品中彝族题材的比较少,但是他的作品中却有着很强烈的民族文化心理积淀,反映了一个开放的民族是用怎样的眼光来看世界,来看大山以外的社会人生。民族文学的价值不在于对民族外在文化特征的描写,而要能体现内在民族特质。我们并不在乎作家写什么题材,而要看他作品中所蕴含的民族文化精神。龙志毅不论他写工厂、农村,还是“军界”、“政界”,他是以一个彝人的眼光来观察、体验,以一个彝人的心理来评判他所写的生活,有如老舍的作品,虽然题材很广泛,但总凝聚着一个满人的文化视角。所以,我们还要看到龙志毅的创作在彝族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在这个坐标系上,龙志毅是一个辉煌的星座。
附：龙志毅作品
文集《龙志毅散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01月)、《龙志毅小说集》(漓江出版社1996年11月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厂长的私生活》(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出版)、长篇小说《政界》(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王国末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6出版月)、《省城秩事》(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出版)、《冷暖人生》以及散文集《云烟踪痕》(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出版)等。长篇小说《省城轶事》获1991年贵州省庆祝建党70周年文学奖，贵州省首届政府文学奖，并被拍成电视连续剧在全国放映。《聂耳墓前》、《苏轼遗迹追寻记》等15篇散文获全国第五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作者简介：安尚育，男，1938年3月生，彝族。中共党员。1957年毕业于毕节师范学校，后在家乡织金担任过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师范学校教师，1980年8月调贵州省地质局第二水文地质队子弟学校任高中教师，1982年8月调贵州民族学院任教，曾任预科副主任、艺术系副主任、民族语言文学系副主任，现为贵州民族学院教授，贵州省政协委员，兼任贵州省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贵州省中国现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贵州省作家协会民族文学委员会委员。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学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中国写作学会会员。发表过诗歌、小说、散文、影视文学剧本。作品入选各种集子。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计100余万字。论文《关于民族性、现代意识和彝族文学的思考》获国家民委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李纳论》获首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成果优秀论文奖；当代彝族作家系列论文获首届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评价奖。另有多篇论文在省内获各种奖。论文《贵州民族文学创作与地域文化生态》入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精品文库》（评论卷）。参加编写《彝族文学史》、《彝族文学概论》、《贵州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选讲》等专著。《20世纪贵州诗歌史》是其潜心研究贵州百年诗歌创作的一部专著。传略录入各种传集、辞典、名人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