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精华，“文革”前曾任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州委书记兼副州长。1982年中共十二大后任国家民委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后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兼西藏军区政委。1989年离任后回北京，系中共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2007年在北京病逝。
郑仲兵，“文革”中两次入狱，1978年平反，后调中宣部理论局工作。著有《胡耀邦出任中宣部长记略》，主编《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
2004年8月24日，伍精华同志光临寒舍，对我说：“耀邦同志辞世15年了，但他的形象一直在我的心中映动，而且随着时日的推移，愈映愈烈。今年是耀邦同志九十诞辰，又值我陪他考察云南20周年，身处此时，我无法控制和隐讳对他的思念和景仰。在我眼中，他是20世纪中国最崇高的伟人。可惜，他走得太早，没能成为21世纪的老人。”他要我帮助记录下他心中的耀邦情，我即欣然同意。之后他又到亚运村秀园我的工作室，带来了有关文字资料和照片，并谈了两个小时。我原打算根据他的讲述，并参考有关资料，为他编写一篇较长的追忆文章，但不久因我患重病动手术，搁笔两年多。谁料，伍精华同志竟于2007年10月19日突然病逝。得到消息，我悲恸不已，更为未能完成他的这桩心愿而自责。现在只好把当年他的珍贵回忆、讲述，整理记述如下：
与彝族乡亲一起过年
伍精华同志首先向我讲述他认识耀邦同志的过程。他说：“我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有缘和耀邦同志相遇、相识、相知，得到他许多教诲和关爱。45年过去了，我尚以此自慰，感到三生有幸。”他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神情。接着他讲述了从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到1982年中共十二大三十多年间他和胡耀邦的情缘。
我要求精华同志着重讲讲1985年陪同耀邦考察云南的情况。他说：1985年1月，耀邦同志约他一起去云南考察。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耀邦同志第二次到云南，第一次是1980年，在云南呆了7天，走了7个州市。这次走了10个州市，从2月10日至2月24日，共15天，正值春节前后。精华同志说：“这是我近距离在耀邦同志身边最长的一段时间。”
他们的飞机是2月10日从北京起飞，在昆明机场降落。胡耀邦没有下机，接上云南省委书记安平生和省长普朝柱等，直飞文山军用机场。文山是壮族、苗族自治州，又是与越南交界的前线，当时中越战事还未结束。同机的还有中央领导同志杨尚昆和余秋里。胡耀邦原打算和他们一起去前线看望官兵，因故改为把部队师级以上的领导召到文山。耀邦同志对他们说：“我们是打越南霸权主义，不能欺侮越南老百姓。我们要对他们好。打仗是暂时的，人民友谊是长久的。”精华同志说，“这几句话给我的印象特别深。”
离开文山后，耀邦一行乘汽车进入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再从蒙自乘飞机到昭通，再从昭通乘飞机到大理白族自治州，再乘飞机到丽江，再折回大理，改乘汽车到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然后到保山，到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经临沧、思茅，再到楚雄彝族自治州，最后再回到昆明。一路走，一路考察，听取各族群众和干部的意见。伍精华说：“耀邦同志带我们去基层考察，不像后来领导同志出巡那样，又是戒严、管制，又是带保健医生，甚至还要检查水、检查饭等。他不来这一套。他不允许对被访问对象做事先布置，我们到丽江玉龙山下，一进村就到处串门。老乡向耀邦同志敬酒，他就接下呷一口，他看见老乡正在吃饭，自己也去舀饭吃。他从不发威作态，装腔拿调。到人民群众之中，他就如鱼得水，是那样的自然而然，也让乡亲们感到亲切自在。”
我说：“这恰是耀邦的率真。他是大地之子，人民之子，是当代真正植根于人民的伟人。他有一颗平常心，永葆常人态——这正是他与那些装腔作势，摆出一副伟人状的‘领袖’的根本区别。”精华同志接着说：“你说得很好！耀邦同志对百姓对人民，就是有一种真情实感。这是靠装装不出来的，靠演也演不像的。”接着，他给我讲了耀邦和彝族村民一起过年的情景——2月19日，农历大年三十中午十一时许，耀邦一行在山路中颠簸了两百多公里，到了楚雄州禄丰县的一个彝家村寨——普家村。在彝族男女青年簇拥下，来到了村头的打谷场，那里聚集着身着节日盛装的彝族村民。他们向耀邦献米酒，耀邦接过饮了一口，连声说：“谢谢！”一时全场沸腾，青年男女围着耀邦纵舞欢歌。与群众共欢后，耀邦席地而坐，用北京带去的果脯招待大家，并同他们交谈。问他们1984年收入多少，盖了新房没有，过年杀了几头猪……耀邦还把精华同志介绍给村民：这是民委副主任，他是凉山彝族人，先请他讲话。伍精华刚开口说：“乡亲们！”耀邦挥手说：“你是彝族，来到彝家要讲彝家话嘛。”
当时伍精华还不知道凉山彝语和这里的彝语是否相通，便端起碗作喝酒状，问道：“这怎么说？”众乡亲答：“只拍叨”（喝酒）。伍精华兴奋道：“我的彝语和你们的相同。”耀邦乐了，全场爆发出快乐的笑声……
离开打谷场，耀邦还带着伍精华和一行人看望了几家彝胞，向他们拜年，共饮他们自制的米酒。
第二天（2月20日），正月初一，耀邦同志又同杨尚昆、余秋里、李德生等中央领导人以及他的随员到昆明东风体育馆参加了团拜会，同云南各族人民共庆新春佳节。精华同志告诉我：耀邦同志主政七年，有六年的春节是在基层和老百姓一起过的，这次算是第五次了吧。
寺庙里遇到小和尚
精华同志又讲了一段耀邦上昆明西山华亭寺见到小和尚的故事，其中可以看到耀邦对宗教的态度。
伍精华讲述：到昆明，他和安平生陪同耀邦一起到西山华亭寺。华亭寺有个小和尚，四川人，曾当工人，和厂里闹矛盾，一气之下到华亭寺当了和尚。当时宗教政策还未落实，寺庙还属文化局领导。有个文化局女同志在管理。设有一个小卖部，卖茶，卖小商品。
小和尚看到北京来人，便借机埋怨道：“把裤衩晾在经堂，把火腿晾在经堂，泰国佛教代表团来了说：僧不像僧，庙不像庙。中央副（胡）主席还说，‘要尊重信仰自由’！”
安平生说：“你说的副（胡）主席就是他。”（指耀邦同志）小和尚听后，马上跪下去，作拜佛状，起身后就把老和尚找出来。小和尚击鼓，表示寺庙有了大事。当时管这个寺庙的女同志也在，耀邦同志说了她几句，她连头都不抬，继续织她的毛线。
耀邦问：“你们和寺庙关系怎么样？”“和尚调皮得很。”她拉长了声调说。
耀邦问：“你是哪里人？”“昆明人。”她小声地回答。
耀邦说：“昆明人很文明的嘛。”那女同志马上放下手中的毛线，说：“我说的调皮是指小和尚，不是指老和尚。”
耀邦对那女同志说：“这些和尚是我们的同胞，是自己人，不要把他们当成外人，更不要把他们当成敌人。他们和我们只是信仰不同，都是自己人。”
耀邦又对安平生讲：“你们要给这些和尚做一身衣服，平时可不穿，有代表团来了要接待嘛。你看，现在穿得破破烂烂的。”他还说了一些话，意在指示安平生和省委同志要好好落实民族和宗教政策。
第二天，大家到石林参观，耀邦同志在家准备第二天厅局级干部会的讲话稿，伍精华在省委统战部和民委召开的座谈会上传达耀邦在华亭寺的讲话精神。传达后，一位迪庆藏族自治州的干部提出：我们迪庆州有一个寺庙，贺龙元帅长征经过那里时，还为它题了寺名，“文革”中被破坏了。藏族百姓要求恢复，但总不让恢复，我们藏族人民可伤心了，希望你向总书记说一说。伍精华讲述到这里，感叹道：“信教的人，心理状态一般人难以理解。为什么他们可以虔诚到顶礼膜拜，甚至愿为之奉献一切，乃至生命的地步。只有理解他们，才能真正尊重他们。不理解，不尊重，怎么能够做好宗教工作呢？”“我很快把情况向耀邦同志反映了。耀邦表示：应该恢复。耀邦同志如此理解和尊重宗教信仰，虽然他是个无神论者，但他有崇高的认识境界，有广阔的胸怀，堪称真正懂得宗教和信仰的中央领导人！”
题词之后，耀邦的名字曾一度“消失”
云南片马地区各民族人民曾有两次大规模武装抗击英国侵略者的占领。一次是1900年，一次是1910年至1927年间。后一次更得到全国人民的声援，逼使英国政府不得不承认中国对片马的主权。这段中缅人民共同抗击侵略者的历史，也成为中缅人民胞波（亲戚）情谊的佳话。
这次耀邦到德宏，当地干部向他反映，现在缅甸国内为这段抗英历史，不仅树了纪念碑，还建了纪念馆，而我们却没有。耀邦听后说：我们也要搞。当地干部早已备齐了笔墨纸砚请耀邦题词。耀邦笑着问伍精华：写些什么？
伍精华说：总书记心中有数嘛。又想，不如让总书记题个碑名，以后可以让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弘扬爱国主义传统。于是说：就写“片马人民抗英胜利纪念碑”。耀邦又问安平生等云南领导，他们都说：可以。这样，耀邦就提笔写了这几个字。
为刻纪念碑，开始州委说没有钱。耀邦说：“省里拿一点，我拿一点，你们（指自治州）拿一点，三个一点就凑起来了。”伍精华回忆说：“离开昆明，在回北京的飞机上我对耀邦说：不够的费用由民委来解决。耀邦同志说：不要你解决。他对他的警卫秘书说：从总书记特别费用中出。后来给了多少，我没有过问。因为后来我就去西藏工作了。”
伍精华接着说：后来这个碑建起来了。先说不让上胡耀邦的题词，当地干部不干。后来说不让上胡耀邦的名字。有人把有关材料和情况寄给了伍精华。当时他正在西藏，他就给普朝柱做工作，说还是用耀邦同志的题词吧。伍精华还给胡德平打过电话，建议他去看看。当时德平正要出国，后来还是去了，果然没有耀邦同志的名字。现在有了，是后来补上去的。精华同志凄楚地说：“每当我想起这件事，我的心就会又沉又凉啊！”
“有水快流，有矿快开”，让老百姓富起来
想方设法让老百姓得利益，得实惠，让他们富裕起来，这就是胡耀邦的思想，这个思想贯穿在他云南考察的始终。伍精华反复对我讲了这个意思。他认为，耀邦同志到云南就是认为老百姓太苦太穷，包括汉族地区。怎么让老百姓富起来？精华同志介绍了耀邦在云南考察中的几点意见。
一是全面开放边境贸易。在这次考察中，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每个县耀邦都走到了。当他问到边境贸易情况时，自治州负责人介绍说当时边贸有严格规定：一是边贸地区限定在离边界20公里以内，之外禁止边贸；二是限定贸易的钱数，不许超过。弄得交易时找钱补现金都很难……耀邦听后说：你们整个自治州都作为边境贸易区，全部开放。这一决定得到当地干部和各族人民的极大拥护，大大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据统计，1984年边境贸易额为3788万元，1985年达到了10972万元。但伍精华对我说，现在又往回收，又限制老百姓自由贸易，改归中央统一贸易。
二是提倡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营。耀邦同志到怒江州，明确提出，“老百姓太穷，不要搞以粮为纲，要搞多种经营”。他说：能产橡胶的种橡胶，能产甘蔗的种甘蔗，能产水果的种果树。在文山，他说：“你们不要老盯着大工业……要搞乡镇企业……你们这里多种经营门路这么广，什么三七、八角、油桐、油茶、草果等，都要彻底放开让群众办。”耀邦同志对畜牧业很重视，到哪里都要问一问畜牧业发展得怎么样了。当时任丽江行署副专员的是金人庆同志，耀邦就问他种了多少草，对发展畜牧业有什么打算。耀邦主张发展林业，搞经济林木，热带作物。他在怒江州第一次提出群众栽树，谁种谁有，可以继承。精华同志说：“现在中央的林业政策就是当年耀邦同志提的，但当时是不允许的。”
三是反对国家垄断地方资源，与民争利。耀邦认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是天经地义的。如土地、森林、水、矿藏等，老百姓世世代代发现、保护、开发、经营，国家要考虑历史实际情况，不能说拿走就拿走，说垄断就垄断，要充分考虑当地老百姓的利益，有的可以允许他们占有，有的国家要出资、出技术，组织当地老百姓进行开发；有的国家投入开发但要与当地老百姓分利。耀邦提出：“有水快流，有矿快开”，他说：许多资源长期沉睡在那里，不如让老百姓开发。伍精华说：耀邦同志的主张，群众自然拥护，但高层反对。现在森林开始突破了，水也有所突破，但矿山还没有突破。后来出台的矿产资源法，就是明确矿山为国有。
四是提出在农村中开展增百致富的讨论。“增百致富”是河北保定地区的经验，当地农民自发地从每人每年增加百元收入目标开始，讨论致富的门径。耀邦给予积极的肯定，认为这是依靠群众自己来致富的创意。在云南考察期间，他要求省、市、县干部下去，引导群众开展增百致富的讨论。到大理考察时，宾川县委书记李吉兴向耀邦同志反映，他们县1984年比1983年人均收入增长了一百元。耀邦说：今年你们再搞增百致富的讨论，讨论后可以调动人的积极性，达不到一百元也没关系，不追究责任，不打屁股。千万不搞强迫命令，不搞弄虚作假，不搞挖老本凑数。安平生书记说：“到时候，你们要向总书记报告。”伍精华说，1985年底，李吉兴向耀邦同志写了信，耀邦还做了批示。耀邦当时还问李吉兴：“你是什么民族？”李回答：“彝族。”耀邦指着伍精华说：“旁边坐着的就是你们彝族的头。”耀邦对待基层干部总是那样真诚、随和、风趣。一下子就拉近了双方的距离，基层干部也就愿意把真心话向他坦露。
2月24日，耀邦在昆明出席省干部会议，算是这次考察的最后一个项目。他高屋建瓴的讲话，概括了云南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有利和不利的条件。他指出云南省的八大有利条件：一是地域广大；二是矿藏丰富；三是能源尤其水力资源潜力大；四是亚热带、热带作物多；五是畜牧业资源丰富；六是林业资源丰富；七是旅游资源丰富；八是各族人民勤劳、勇敢、质朴……他认为云南最大的不利条件是交通不便，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技术落后。
伍精华还提到：那天本是云南省的会，但耀邦还特地邀来周边几个省的领导同志。记得贵州省的朱厚泽同志也来了。耀邦在讲话中提到干部年轻化的问题时，突然说到中央决定由朱厚泽代替池必卿任省委书记（一把手）。可见耀邦当时就看重厚泽同志了。在我接触到的各省大员中，对耀邦同志的全面改革和富民政策，厚泽是理解得非常深刻的一个，他对西部开发战略发表的见解，耀邦很是赞赏。1987年，耀邦同志下台之前，还通知让我和他一起去阿里地区。当时正值我去审查承德话剧团编排《班禅东行》的话剧，正准备回北京后去见耀邦同志。在火车上就听说耀邦同志“辞职”了。我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西藏工作如何搞？中国将向何处去？我心里一片茫然。
伍精华同志在叙述他随耀邦云南行的同时，也向我倾吐了他心中的耀邦情。他说，他和耀邦接触过程中感受最深的是“耀邦同志强烈的民本倾向”。“他对民情民心了解之深入，对百姓脱贫致富探求之殷切，对各族人民关爱之深忱，让我佩服……他对各族人民的尊重、关爱、理解、服务之情仿佛是天生的”。我说：“据我理解，耀邦同志民本的情感和理念，包含着他的民权、民生、民族三大思想的统一。这是他生根于反封建主义、专制主义在新时期的升华，也是他提出全面改革的思想基础，是他治国方略深邃和崇高之所在。”
说着说着，精华同志忽地站了起来。我看到他高大的身躯在颤抖，轮廓分明的面庞在抽搐，他放大声量斩钉截铁地说道：“耀邦同志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在改变中国命运中的功绩，谁能抹煞得了！”这些话对于我，句句如雷贯耳、如电行心！这是他生前给我留下的最后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