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云南地方政坛上出现了一个以龙云、卢汉为核心的彝族统治集团,称为龙、卢、安,、陇、陆、禄六大家族,前后统治云南达二十三年(1927~1949年)。对于这样一个云南近代史上的重要课题,解放后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一直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逐渐加强了对龙云、卢汉二人的研究,有一些重要的论著问世。但对彝族统治集团中的第三号人物,安姓家族的代表安恩溥却很少涉及。本文从唯物史观的立场出发,考察安恩溥一生的主要经历及其思想发展过程,以为进一步探讨民国云南彝族统治集团六大家族的引玉之砖。
现将安恩溥在解放前的主要经历分为三个时期。
一、“安青天”:驻防昭通时期
安恩溥,原名德鸿,更名德化,字恩溥,后以字行。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4年)四月―卜日出生于云南省镇雄县瓜竹沟(今麻塘乡)一个彝族富豪家庭,“从小就勤奋读书,崇尚练武”。先人镇雄县高等学校,后就读于昭通省立第二师范学校,1915年毕业。时逢护国军兴,蔡锷将军率护国第一军在川南与北洋军张敬尧部激战,年轻的安恩溥慨然响应,投笔从戎,任蔡锷部募兵员,后升任排长、连长、队长等职,并于1919年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十四期。当时龙云任唐继尧部饮飞军大队长,在昆明的部分彝族已经“有意识的形成了初期的彝族宗派集团”,“只要知道某人是彝族,就自动地背下互相支持”。龙云见安恩溥是同乡,又都是彝族,就有意加以照拂,从此,安恩溥得到龙云的支持,成为云南彝族统治集团的一员干将。1921年,安恩溥毕业回到军队,由连长逐渐升任营长、副团长、军需局长等职。这期间,云南的政局发生了激剧变化。1927年2月6日,唐继尧手下的昆明、蒙自、昭通、大理四大镇守使龙云、胡若愚、张汝骥、李选廷联合发动兵变,逼唐继尧下台,史称“二?六政变”。随后,为争夺对云南的统治权,龙云和胡若愚、张汝骥发生火并,经过多次战争,龙云取得最后胜利,夺取了云南政权。1929年,龙云投靠了蒋介石南京政府,成为国民党在云南的最高统治者,正式开始了彝族统治集团六大家族的统治。其间,安恩溥也为龙云统治的建立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如1927年6月4日“六?一四政变”龙云被俘,逃到滇西的卢汉整顿军队东上营救,安恩溥率第六团冲锋在前,势如破竹。
龙云上台后,充分认识到巩固在家乡(龙云、卢汉均出生于昭通县的炎山区)的统治对自己的重要性,于是决定派亲信干将率军驻防昭通,稳定滇东北局势,以为统治全省的后方基地。1930年春,安恩溥奉命率暂编第――团进驻昭通,“负昭十属剿匪责任”,成为龙云集团独挡一面的“封疆大吏”。安恩溥在驻防昭通期间,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开发昭通、建设昭通作出了杰出贡献,时人呼为“安青天”,其业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安定地方秩序,修建兵营。昭通各县位于云南省东北部,地接川、黔,为三边要隘,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入民国以来,援川军、护国军、靖国军等都由该区进退,“供应浩繁”。1927年,龙云与胡若愚、张汝骥内战起,胡、张联军败退昭通,电请川、黔军入境相助,昭通各县成为内战战场。由于昭通各县久历兵燹,田地荒芜,民不聊生,故“野多伏莽”,兵匪不分,“四乡多被抢劫,渐至近郊,略有衣食者多避居城内”,严重阻碍了这一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1930年春,安恩溥率暂编第一团到达昭通,“初以兵力掩护耕作,继出兜剿”。经过长期的军事行动,到1932年,基本结束了昭通各县动荡不宁的局面。
1931年,暂编第一团扩编为第二旅,安恩溥升任旅长,所部第三团驻防昭通,第四团驻防宣威。此后,安恩溥以从前驻防昭通的军队“多扎会馆庙宇,间有住民间者”,“兵聚城内,虑扰闾阎”。于是向省主席龙云建议,拟建兵营于“地高而旷,龙洞水环绕于前,饮料尤便”的北较场,得到龙云准许,并拨滇币50万元,克期兴工,建成一团三营本部、各连部、寝室、各讲堂及会客、卫兵、夫役、禁闭、医院等室。此外还修建了一个宽50余丈,长70余丈的大操场,外建大营门牌坊、卷洞、围墙等,为一永久驻兵之所。这就使军队“管理便而距民远”,严格区分军民,昭通城的混乱局面有所改善。
2.创办昭通民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安恩溥在率军剿匪期间,“每讯匪盗,辄因饥寒所迫”,这使他认识到“昭邑荒歉频仍,闾阎穷困,盗匪由此而生。治本之方莫善于开发生产事业”。因此,为繁荣社会经济,安恩溥于1931年1月1日领衔创办了昭通民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集股开办,资本约银币20万元,纯由机关团体及民众投资组成(龙云、卢汉是其重要资助人)。初租赁西城外李姓房,后移驻旧西岳庙。其经营事业成绩显著者有三项:
(1)开垦观音寺荒地。1930年夏,安恩溥在治军之余,以南区观音寺―卜余里千畴被水淹没,寝成巨津,荒芜可惜。于是“既然以垦殖为己任”,倡议筹措经费创设实业公司,首从开垦下手,以邑绅邵鸿钧专任经理,由县政府出面照价收买,得地纵横六千余工(约合3000余亩)。“于是相其高下,画疆分界,筑埂导流,俾水有所归:田亩秩然。因择高原建立住房十余间,佃房五十余间,招佃住坐,并发种买牛”,将六千余工荒地陆续开垦就绪。后又在该处设立庄房办事.增设佃房多间,内设学堂,俨然一大村落,定名“新民村庄”。使“昔日一片荒凉,鸢飞鱼游,蓼花满眼之地”,一变而为“房屋整洁,禾麦盈畴,牛羊在坡”之锦壤绣罗,“诚一大农场也”。他在村内兴建学堂、医院、公园,规定村民戒烟,禁种鸦片,儿童入学,妇女放足,全村人民“男耕女织”,这是安恩溥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付诸实践的表现。他以“新民村”为试点,企图以此改革昭通旧俗,树立崭新的社会风尚,从而建立起自己的理想社会,这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当然只是空想。1937年.安恩溥率部出滇抗日,中断了这一实验过程。但“新民村”建成后,“每年可收谷三千余石,社会经济获益非浅”。
(2)筹办电力。公司于1933年将一应机器购抵昭通,年底安装完备,于1934年1月试燃电灯,“满城街市普放光明”,到1936年计―已装4000照,同时又装了几台电动碾米机。
(3)举办矿业。公司先于昭通县东区探采煤矿,已著成效,后又筹款探采昭通、大关、彝良三县交界之茅坝铁矿。此外,安恩溥还于1931年派张绍基在镇雄县城开设了经济隆商店。
3.治理昭鲁大河。1930年,安恩溥于开垦观音寺荒田之际,追根溯源,复注意到附近河道。经调查,昭通县南区查孥河及下流高鲁河年久失修,为患甚巨,并且昭、鲁两县亦因河道关系,“彼放此阻”,迭兴械斗、讼端,争持多年。其主要原因在于昭鲁大河下流将与洒渔河汇流处有――石峡名老鸦岩,地势较高,水流不能畅通,遂泛滥成灾。同年8月,安恩溥召集昭通、鲁甸两县绅民在城内李家祠开会,提议修治,并捐资5000元,然后拟定根本治河计划,呈报省政府,得到龙云的支持并捐款2万元。1931年1月2日,省政府在昭通民众实业股份公司内成立昭鲁水利工程处,委安恩溥兼督办,昭、鲁两县长汤祚、窦家骅兼会办,卸任昭通县长陈垣坐办,下设总务、工务二课。2月7日,安恩溥率全体人员在高鲁大庙举行开工典礼。工程处汁划将全部工程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测量,第二步修浚沿河圩田,第三步凿深老鸦岩以畅宣泄。两县工程分段进行,自1931年2月7日先后兴工,到1936年冬始蒇其事,共费29万余金,基本上根治了昭鲁大河,改善了两县人民的关系。起到了“造福桑梓,增加农产”的作用。
4.扩建街市,整修公园,修建体育场。昭通以“地绾川黔,商贾辐辏,货物殷繁,为滇东商务重心”。然人民国以来,久为兵匪残破,百废待兴。有鉴于此,安恩溥决定整顿市政,首将市集最为繁盛之陡街街道扩宽,拆退木结构铺面,改建砖砌二层楼铺面,使昭通城中心的面貌焕然一新。接着又兴修西大街、环城马路及城内十字马路,扩建南门外的迎丰桥,重修东城外元宝山前的虹桥,等等。使整顿后的昭通城“铺面尽改西式,街道宽平”。同时,为“俾观感有资,政臻上理,使吾父老兄弟于兵燹后得苏其困”,安恩溥决定整修昭通城西北隅的卫泉公园。
他先爰集地方人士,倡议捐资,得千余元,自己又捐助3000元,动工修浚积沙池,拓宽池畔隙地,广栽花草树木,在公园之西北隅筑兵工堤一座。继后,安恩溥又动员本部全体官兵捐币一万数千元,谋改建园内之清官亭而“寓整饬官方之意”,“冀官斯土者,……严暮夜之戒,绝苞苴之行。勿欺己以欺民,勿罔法以害众”。其工程从1932年4月开始,将旧亭三楹改为五楹,前后各增建亭台一座,环以回栏,通以石桥,峻工后仍将卫泉公园恢复清官亭园旧名。另外,安恩溥又率民众修筑由迎丰桥抵圆宝山脚中山公园之马路,令本部军士修筑到城北龙洞山的沿途大路,整修龙洞山为蒙泉公园。他还于修凿老鸦岩时将珍珠泉护以石栏,易名珠泉公园等等。安恩溥关心家乡建设,发动驻军捐款资助并参与地方建设,这在解放前的国民党军队中是不多见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安恩溥认为军人必须有强健的体魄,于是出面倡办昭通等十县联合运动会。经商议,指定昭通城元宝山前空地为运动场点。后因场地太小,又募集巨款,购买农田30余亩,建成一个完整的运动场,取名“逐日运动场”。“盖一以体育应逐日锻炼,一以寓驱逐日寇之意,一语双关亦云善矣”。
5.修筑昭通至威宁和昭通到“新民村”的公路。由昆明至昭通的滇东公路,是龙云政府计划修筑的云南省四大干道之一。其路线原经杨林、会泽,继因工程艰巨,改经曲靖、宣威和贵州威宁。1934年,昆明到宣威段线路建成通车,于是动手修建“宣(威)昭(通)公路”。经勘测,昭通城至贵州省威宁县城段共长122.2公里,以两省交界的烟堆山为界,昭通县境内长14公里。这段路由安恩溥联合昭通、鲁甸两县官绅修建,自城南迎风桥到元宝山,过团山,沿八仙海到诸仙背、烟堆山止。全部工程划分为10段,以昭通县所属九区及自治区民众分摊。1936年2月,筑路工程正式开工,后因时局不静暂停。1937年3月,改由安恩溥部第二旅驻昭通第三团及征集民工修筑,8月完成。其威宁城至烟堆山一段也于1937年2月开工,“第二旅分担六成,民众负责四成”。9月,安恩溥奉命率部出滇抗日,公路则路基初成而桥涵未就。到1940年4月,“昭威公路”才最后筑成。至此,由昆明至昭通的滇东公路全线通车,后来成为“川滇国道”的一部分,从根本上改变了昭通县及滇东地区的交通面貌。民国时期昭通政治、经济、军事地位的提高,当与这条公路的建成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滇东公路改道后,原从昭通经鲁甸到会泽的旧道停工。安恩溥以前工可惜,饬令补充队军士修筑,由迎风桥起至“新民村”止,长20余里,“其一切费用皆旅长(安恩溥)出资”。驻军长官亲率所部参与地方建设,这在民国时期的国民党军队中是不多见的。
安恩溥在驻防昭通期间,为地方办实事,确乎以建设家乡为己任,使民国时期的昭通称为“滇东重镇”,“迤东第一商埠”,有“小昆明”之称。此外,他还购《万有文库》第二集赠镇雄县民众教育馆,发起编撰《民国昭通县志稿》,与昭通县长一起于西城楼创设民众教育馆,命名“昭通济川民众阅览室”,馆内附设民众学校,开办夜课以教育年长失学子弟等等,为广地方文化作出了贡献。但是,应该说这一时期的安恩溥是为彝族统治集团“小朝廷”的利益着想的,盲目忠于龙云和卢汉。1927年间,他与彝族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陆亚夫、卢永祥、禄国藩、余样忻等聚众商谈,将彝族的历史追溯到所谓庄乔以前来自楚国的竹王之裔,将彝族的文化追溯到与创造汉字的仓颉同时代的怯卢,这实际上是掌握了政治、经济和军事大权的彝族上层对本民族的一次认识。于是计划组织“竹王会”、“怯卢学会”,介绍会员,推陆亚夫为会长,轮流在陆亚夫和安恩溥家中集会,为建立初期彝族宗派集团的公开组织作了初步偿试,后因汉族官僚的反对而停止活动。在驻防昭通期间,他派所部一营正规军随龙志桢(龙云胞妹,名登风)到四川凉山打冤家。1932年8月,又率军赴贵州省威宁县牛棚子镇压土目禄惠仙(国相)家的士兵起义。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云南,龙云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剿匪”军第二路军总司令,将云南军队编为第三纵队,孙渡任司令,安恩溥部第二旅奉命到镇雄修雕堡,堵截红军。当时,龙云为防止蒋介石中央势力借围追红军之机进入云南,一再指示滇军保存实力,“尽最大努力去防堵,总以不使共军进入云南为最好”。安恩溥对龙云的旨意心领神会,其第二旅基本未与红军发生正面接触,但一直在滇、黔之间往返跋涉,尾追红军,成为蒋介石中央军的帮凶,并因贵阳“保驾”有功而受到蒋介石的接见。后来贺龙率二、六军团经过云南时,安恩溥又率部堵截,一路尾随红军,直到鹤庆、丽江等地,这些行为应该说是反动的,其影响也是消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