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龙云和卢汉之间的桥梁:昆明起义时期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0月3日,蒋介石在昆明发动“倒龙政变”,逼龙云下台,任命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云南彝族统治集团内部分裂。
1948年9月,安恩溥在南京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时卢汉到南京开会,要他回昆明“负点实际责任”。12月,安恩溥回滇途经香港,与刚逃出蒋介石软禁的龙云进行了多次谈话。龙云要他转告卢汉,不能将云南作为最后的战场,“只有起义,才能自救,救云南老百姓”,并写信让他带给卢汉。这以后,龙、卢之间不断有信使往返,商讨反蒋起义大计。因“倒龙政变”而产生芥蒂的龙云、卢汉等人又在安恩溥的努力下联合起来,成功地举行了昆明起义。
安恩溥回到昆明后,卢汉任命他为民政厅长兼云南省训团教育长,为昆明起义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因此,美籍传记作家江南(刘宜良)说,安恩溥在卢汉投共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敦促卢汉做好各种起义准备,安抚、引导昭通龙绳曾(龙云三儿子)、龙奎垣的“西南人民革命军”,滇南万保邦的“中国人民自卫军”及滇西“共革盟军”等拥龙势力,为调解龙云、卢汉在起义问题上的矛盾分歧“尽了最大努力”。
(2)在民政厅长任内,“专门注意选任县长的问题”,把过去六十军的.人员10余人派出去掌握各县力量。同时,卢汉藉他任民政厅长的机会,撤销警务处、社会处、卫生处归并民政厅设科,赶走大批国民党特务,由昆明市市长曾恕怀(绥江人)兼公安局长,掌握了市区的警察大权,为和平起义扫清了障碍。
(3)主持云南省训团工作,训练行政干部,造舆论,“使干部与首长认识一致,步调协同,作为思想上的节制之师”。云南省训团是1948年卢汉为行新政、训新人,确实掌握省内行政、财政和群众而恢复的,团长由卢汉兼任,安恩溥兼任教育长,总理团内一切训练事务。学员主要由云南军政机关保送,另有部分大专毕业或同等学历的青年,训练结束后分配到各县掌握基层政权。在教育方面,安恩溥负责每天的升旗朝会讲话,题材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哲学、社会实况、人民生活等。通过事实,使学员对现实产生怀疑和否定,然后再诱导他们寻真理、找出路。
安恩溥常谈到云南人民的生活实况,指出抗战后人民负担重,生活苦,挣扎在饥饿线上。每当谈到悲痛之处,他“声调激昂,老泪纵横”,勉励学员将来毕业工作时一定要注意人民生活,减轻人民负担。由于团内工作人员大多彷徨歧途,安恩溥就带头组织几人,在龙云介绍的共产党员吴少默辅导下,学习《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及延安的“整风”文件,加深了大家对共产党的认识。学员课外活动也学扭秧歌,唱进步歌曲。每期学员毕业,安恩溥都要带他们到昆明郊区普吉劳动,参加修筑水库,这是当时国民党训练行政干部的机构中从来没有的创举。
安恩溥的以上进步活动对促进昆明起义起了一定的作用,因此,当1949年卢汉“舍身赴渝”时,“把行政工作交待给安恩溥负责,把军队工作交代给龙泽汇负责”,要二人负责领导起义。但安恩溥在昆明的进步活动却遭到蒋介石的嫉恨,他质问卢汉:安恩溥那样坏的人,你为什么不处理?并一再强调,“对安恩溥要处理”,又令沈醉暗杀他。卢汉返回昆明后,为应付蒋介石,于10月底撤去安恩溥民政厅长和省训团教育长的职务,但仍不时与他商量起义事宜。12月9日拂晓,龙泽汇开车接安恩溥上五华山,卢汉宣布云南起义,成立云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卢汉任主席,安恩溥任委员兼行政处处长。其后,安恩溥参与领导了昆明保卫战,其表弟二七八师师长陇生文担任昆明东南区守备指挥官,“身先土卒,军令如山”,挡住了小板桥至大板桥一线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为保卫昆明作出了贡献。
云南解放后,安恩溥相继担任了云南省人民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云南省军政委员会委员、昆明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等职。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961年调任云南省政府参事室任参事,1965年1月病逝,终年71岁。1980年9月3日,中共云南省委统战部对其被错划为“右派”受到的处分作出了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