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卢汉(1895～1974)，原名邦汉，字永衡。云南昭通人。彝族。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卢汉出身于炎山黑彝大地主吉迪家，是龙云的表弟，为龙云手下的重要人物。1914年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历任滇军排、连、营、团长等职。1928年龙云主滇后，任省政府财政厅长。1931年因向龙云兵谏被撤职。抗日战争期间，任第六十军军长，率部参加台儿庄会战（见徐州会战），颇著战功。所部扩编为第三十军团，任军团长。后任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第一方面军司令官等职。1945年日本投降后，奉命率部去越南受降。同年12月，接替龙云任省政府主席。1949年12月9日，率部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云南省军政委员会主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副主席，国家体委副主任，并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民革中央常务委员等职。1974年5月13日，卢汉因患肺癌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九岁。
卢汉的一生主要有两大功绩：抗日、起义。正如毛泽东慰勉他的话说：“你在云南起义，为人民立了大功。你抗了日，又起了义，晚年能这样就不错了。你就是黄花晚节香。”卢汉走过的道路是曲折的，但最终是以光荣的爱国民主主义者列入史册。
跟随龙云 统一云南
卢汉是彝族奴隶主等级吉迪家族的后裔，其父卢元达（1874—1926），曾捐过一个游击的官衔。其母刘氏（1874—1946），是家庭妇女。根据墓志铭记载，卢元达共有6个儿子，即永恒（永衡、邦汉），邦彦，邦佐，邦治，邦基，邦定。可见，卢汉在6兄弟中，排行居长。
卢汉出生于昭通市以西炎山乡的中寨（过去属西达乡，距昭通市区约110公里）。
卢汉虽然出生于奴隶主家族，但幼年时期也参加过田间劳动。稍长，卢汉与其表哥龙云做游戏、学武术，弄刀弄枪，受到了锻炼。后来又与龙云一道，被送进昭通城内读书。卢汉在家乡和昭通虽然读过一点书，但文化程度不算高，大约只相当于初中生的文化水平。
1911年初，四川各地纷纷组织保路同志会，反抗清廷出卖筑路主权，史称“保路运动”。云南永善人魏焕章也在川南组织了一支队伍，自任统领，参与了保路运动，要攻打清朝四川总督赵尔丰。卢汉遂跟随龙云、邹若衡等来到四川，投入魏焕章部。同年冬，辛亥起义后，云南都督蔡锷决定派兵支援尚未起义的四川，滇军援川军第一梯团长（相当于旅长）谢汝翼，奉命率部经昭通入川至叙府（今宜宾市）。龙云、卢汉得知滇军来到，遂一同投奔谢汝翼梯团。谢汝翼得知他们是云南人，也欢迎他们参加滇军，暂时给予“候善员”名义，等待安排。龙云、卢汉就在辛亥时期正式投入了滇军，并从此与滇军结下了不解之缘。
1912年5月，谢梯团回到昆明。卢汉以准尉级军衔被保送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后改名运动陆军讲武学校)第四期步兵科学习，龙云也进入讲武堂第四期，但在骑兵科学习。
云南陆军讲武堂当时不仅在云南，甚至在全国也是赫赫有名的军事学校。它训练正规，要求严格。在讲武堂学习的两年，对于龙云、卢汉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讲武堂两年严格的学习和训练，就没有龙云、卢汉后来的业绩。1914年卢汉在讲武堂毕业后，回家探亲，与龙泽清结婚。
讲武堂毕业后，卢汉分配到滇军任少尉见习排长。从这时起，卢汉开始了自己一生正规的军事生涯。1915年底，从云南开始的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战争爆发，卢汉随护国军进入四川战斗。护国战争结束后，卢汉在驻川滇军成都兵工厂保厂营任排长，后升任连长、副营长等职。1920年，四川军人掀起“川人治川”运动，驱逐驻川滇军，滇军战败退回云南。卢汉回到昆明后，在唐继尧督军公署当少校副官。
1921年初，驻川滇军第1军军长顾品珍，不满唐继尧强驱滇军入川内战，率部回昆明驱逐唐继尧。唐继尧在内部分裂，军心动摇，众叛亲离的情况下，不得已通电辞职，遂于1921年2月8日凌晨率亲信乘滇越铁路火车向南出走，流落香港。次日，顾品珍进入昆明，以滇军总司令名义控制云南。恰巧2月8日是旧历新年，唐继尧为2月8日凌晨（即2月7日深夜）离开昆明，顾品珍随即进入昆明。因此昆明人曾作春联一副讽刺说：“两颗洋芋辞归岁，一棵白菜迎新春。”唐继尧逃离昆明前，委龙云为近卫第11团团长，卢汉任该团第3营营长，驻云南蒙自地区，以待时机。
1922年春，唐继尧侥幸地实现了“二次回滇”，重新统治了云南，论功行赏，龙云出任军长，卢汉被任命为近卫第3团团长。
1924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准备继续完成北伐事业，民主革命形势蓬勃发展。唐继尧对这个形势看不惯，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与粤系陈炯明，桂系刘震寰相勾结，试图推翻以孙中山为首的广州革命政府，组织以唐继尧为首的南方政府。1925年春，唐继尧派出号称十万大军的部队，分两路入侵广西。北路以唐继虞为总指挥，率领号称5万人（实则仅为2.5万人），从此路进攻；南路以龙云为总指挥，率领号称5万人（实则仅有3万人），从南路进攻。卢汉被唐继尧任命为第7旅旅长，归龙云指挥，进入广西。由于滇军指挥混乱，士气低落，经过几个月的战斗，遭到大败，于同年8月退回云南。不过在这次战争中，龙云及其卢汉所部，损失不大，保留比较完整，这就使龙云、卢汉在后来滇军内部角逐中，处于优势地位。
1927年2月6日，卢汉跟随昆明、蒙自、昭通、大理四镇守使龙云、胡若愚、张汝骥、李选廷，发动推翻唐继尧的“二．六政变”。唐继尧被迫交出政权，成立了云南省务委员会，由四镇守使掌权。5月23日，唐继尧病死，四镇守使政权失去了平衡，特别是胡若愚、龙云争夺领导权的矛盾迅速加剧。6月14日，胡若愚联合张汝骥突然向龙云所部发起进攻，派兵包围了昆明北校场（龙云部队在昆明的驻防地），同时包围了龙云及其主要将领卢汉、孟坤、高荫槐等人的住宅。这就是云南历史上的“六．一四政变”。
事件发生时，卢汉在家里听到枪声，才发现自己住宅已被包围，乃从石墙爬出，藏在朋友家中。两天后化装潜往滇西禄丰，找到突围而出的自己的部队。恰巧也在6月14日这一天，蒋介石控制的南京政府发布命令，任命龙云为“国民革命军”第38军军长、胡若愚为39军军长、张汝骥为独立第8师师长。因此，胡若愚等人虽然抓住了受伤的龙云，却不敢贸然杀害。
卢汉遂与高荫槐、孟坤、朱旭等人，把部队集中到滇西凤仪、下关一带，并请滇军元老、宪兵司令胡瑛到滇西统一指挥部队，代理第38军军长，下编为3个师，以卢汉为前敌总指挥兼第2师师长。
部队重组后，卢汉率第2师东下，与胡若愚部的欧阳永昌所率5个团相遇于祥云县清华洞附近，孟坤、朱旭两师随后赶到，双方从上午8时到下午3时，连续激战7小时之久，胡部溃至棣丰县城困守。张汝骥率李和生旅赶到棣丰增援，双方即在禄丰城郊高地激战，李和生被俘，残部退入禄丰县城。卢汉深知围城不是迅速解决战斗的好办法，便挥军直捣昆明，迫使胡若愚退出昆明，释放了龙云。
8月13日，龙云回到昆明，正式接任了第38军军长兼代云南省政府主席，重新改组了云南省政府。从此开始了龙云统治云南18年的历程。在随后的两年中，卢汉支持龙云，打败了胡若愚、张汝骥等部，统一了云南。卢汉为龙云立了大功，龙云在云南统治地位确立后，卢汉成了龙云的可靠助手和事实上的云南第二把手。
整理财政 出兵广西
卢汉在1929年冬至1930年4月，以第98师师长名义兼任云南省财政厅长。这时，云南财政极端拮据，滇币币值低落，税收征不上来，军费没有着落，直接威胁着龙云的统治。卢汉就任后，坚持革新，凭借军威，整理财政，为龙云统治云南解决了财政危机。
卢汉首先从革新财政厅内部机构入手，把财政厅原有的秘书、科长、主任大部分更换，成立“设计委员会”以供咨询决策，并调整内部机构，将收（收入）、支（支出）、存（库藏）、稽（稽核）截然划分权责，标榜为四权分立。然后，他针对云南征收权为军人把持的状况，决定收回征收权，把烟、酒、厘金等税一律招商投标承办，即所谓“财政商业化”。1930年初，他任命其副师长袁昌荣兼任烟酒事务局长，并随即通电全省征收机关，烟、酒、厘金等税收改为招商投标包办，应一律交给中标人承办，如敢故违，即以军法从事!命令一出，许多军人慑于卢汉的威势，敢怒而不敢言，没有人敢于公开违抗。
所谓招商投标，即把全省征收机关，委给商人办理，由商人投标，标额最高的即为中标。卢汉执行这一办法比较严厉，他的妻弟龙天如中了一个标，迟迟不缴款，卢汉亲笔下了条子，立即取消其承办资格，其他的人就更不在话下了。因此，数月之内税款大增，不独清发积欠，收入还有剩余，财政渐趋稳定，为龙云的统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此，卢汉提出为公务员加薪一倍半的提案，实行“高薪养廉”，省务会议很快正式通过，并从1930年7月起正式实行。各级公务人员皆大欢喜，卢汉的期望也提高了。同年四五月间，卢汉因带兵进入广西作战，才辞去财政厅长的兼职，但由于以枪杆子为后盾整理了财政，也为后任的财政厅长打好了工作基础。
1930年夏，由于蒋、冯、阎、桂中原大战爆发，桂系反蒋。蒋介石乃命龙云为讨逆军第10路总指挥，从后路抄袭桂林，讨伐桂系。蒋介石许愿拨给龙云开拔费港币100万元，调出部队军饷每月发给法币30万元，广东每月补给广毫10万元；而且在攻占南宁之后，拟委派卢汉为广西省政府主席。龙云遂派卢汉为第10路军前敌总指挥，率3个师15个团共两万余人，进入广西。6月，滇军从昆明开拔时，抓兵封马，秩序甚乱，学生被拉走者达数百人，沿途保护广东烟帮，抽收烟税，以充军饷。各师亦自行收购鸦片，运广西贩卖。在南宁围城时，军饷不济，亦曾以鸦片折价发给各师，抵充伙食费用。当官的吸烟土者甚多，有“三杆枪”之称，即步枪、烟枪与云南水烟筒，成为当时滇军的一大特征。
滇军围攻南宁3个月未下，又被李宗仁、白崇禧回师击败，乃于1931年2月撤兵回滇，损失兵力在一半以上。这对龙云是一个很大的刺激，深感滇军不整编不行了。
滇军返滇后，龙云即着手整编滇军，提出“废师改旅”方案，加上对编余军官未作安排，在用人问题上未能尊重各师长的意见，因而引起了卢汉、朱旭、张凤春、张冲四师长的不满。1931年3月，四师长在宜良开会，决定发动“倒龙”政变。当时是以“清君侧”为名，驱逐龙云的参谋长孙渡、民政厅长张维翰、禁烟局长马为麟；将孙渡放逐上海，马为麟押交法院，张维翰出走南京。形势一变，龙云不愿成为阶下囚，决定离开昆明，出走寻甸县羊街躲避。四师长在龙云出走后，反而没有了主意，慌了手脚。由于情势紧张，卢汉、张冲及高荫槐连忙赶往羊街。滑稽的是，卢汉一见龙云，立即下跪痛哭，其余人员亦相继下跪，把倒龙的责任，推给了张凤春。卢汉等认错后，龙云心理满足了，同意稍事休息后返回昆明。政变流产了。
卢汉等把龙云请回昆明后，被宣布为“以下犯上”而遭扣押，各师番号被撤销改为旅。不久，卢汉、朱旭、张冲被释放，卢汉被委以全省团务督办，保留省政府委员；朱旭为省民政厅长；张冲为第七旅长，又兼全省盐务督办。惟张凤春仍然反对改编，继续关押，到抗日战争之初才释放，未几即病逝。此后一个时期，卢汉虽未控制实际兵权，但龙云对云南军政大事还是常征询他的意见；而且省内的财政整顿，向法国、比利时等国购买武器等，亦由卢汉主其事。
转战沙场 抗日名将
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举行了闻名于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的两大主力———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先后两次路过云南。龙云奉蒋介石之命，调集滇军，“追剿”红军。然而，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龙云开始了转变，要求滇军对红军尽可能多追少堵，尽可能让红军走出云南，这就在事实上帮了北上红军的忙。卢汉亦曾率兵“追击”红军，然而在龙云的影响下，也只做做样子而已。新中国成立后，贺龙被任命为国家体委主任，卢汉为副主任，两人见面时，曾有以下一段回忆和对话。当年红二、六军团路过云南时，卢汉率部在贺龙部队的后面，表面上是“追击”、“截堵”，实际是“送行”、“殿后”的一场把戏。卢汉对贺龙说：“我还在当年追击过你呢。”贺龙笑答道：“我知道，我晓得，你追也追不上，击也击不倒嘛!”卢汉说：“这不过是‘送你一程’的意思。”大家都默契而笑。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卢汉指挥滇军，投入战斗第一线，和其他部队一起，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为保卫中华民族而英勇战斗，在台儿庄等战役中，取得了重大胜利，成为抗日名将。
1937年8月，滇军主力被编为第60军，以卢汉为军长，下辖3个师（182、183、184师），分别以安恩溥、高荫槐、张冲为师长，约4万人。10月初，60军在昆明巫家坝举行誓师大会，各族各界人民献旗欢送，异常热烈。在大会上，群众高呼“卢军长，打!三师长，杀、杀、杀!誓灭倭寇，保卫祖国”等口号。部队随即出发，经曲靖、平彝、盘县、安顺、贵阳、镇远、玉屏、晃县、沅陵、常德，官兵们长途跋涉4000余里，步行40余日，到达湖南长沙，然后奉命开往前线，保卫南京。
不料，部队尚在途中，南京即告沦陷，乃返回武汉待命。云南部队武器精良，军容整齐，军纪也较好，在当时国民党部队中是比较突出的。杜聿明曾说，抗日战争时我曾遇到云南部队，觉得“中央军”同这支“云南军”比较起来，“军容上似有逊色”。60军到武汉时，蒋介石又命这支军容整齐、士气旺盛的军队，绕闹市一周，以示我国尚有如此训练有素的军队可投入战斗，以安定民心。此时，“滇军素质已成全国之冠”。滇军在武汉游行时，德国顾问观看后，曾惊奇地对蒋介石说：“卢汉率领的滇军是你们中国的骄傲，最有力的部队。”
日本侵略军坂垣第5师团和矶谷第10师团，于1938年4月初向鲁南发动进攻，直接威胁徐州后方，形势危急。这是徐州（台儿庄）战役的第二阶段。60军奉命的鲁南集中，归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准备投入战斗。李宗仁又命60军归第26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指挥。其时，李宗仁、孙连仲各部都已疲惫不堪，纷纷后撤，仅有汤恩伯一部留在邵县附近。当60军先头部队到达归德车站时，李宗仁即命60军接守台儿庄。
在台儿庄会战中，著名作曲家冼星海、任光及女诗人安娥等人，教滇军官兵唱革命歌曲，并为60军谱写了一首军歌《六十军军歌》，歌词是：
我们来自云南起义伟大的地方，
走过了崇山峻岭，
开到了抗敌的战场。
兄弟们用血肉争取民族的解放，
发扬我们护国、靖国的荣光!
不能任敌人横行在我们的国土，
不能任敌机在我们的领空翱翔。
云南是六十军的故乡，
六十军是保卫中华的武装!
4月22日拂晓，当60军渡过运河，正向指定地点集结时，日军利用这个机会，乘虚以步兵两个联队四五千人，炮30余门，坦克20余辆，迅速从缺口处突入，向60军前锋部队发起进攻。60军先头部队183师尹国华营仓促应战，与敌人在耿庄、陈家坊一带激战三昼夜，为后继部队争取了时间，得以展开作战，打退敌人多次进攻。而尹营500余人，除一名士兵生还外，其余营长以下全部壮烈牺牲。
由于我方阵地大部分被敌炮及坦克摧毁，官兵伤亡很大。卢汉为了确保台儿庄，重新调整部署，将主力移往禹王山地域。禹王山是台儿庄地区的制高点，是座肘形的山头，是这一地区唯一可以凭据固守的战略要地，大运河距禹王山只有400米左右。因此，全军以确保禹王山为重点，以阻止敌军渡过运河为目的，配合友军进行战斗。60军各部在以禹王山为中心的战斗中，坚持了20多天的阵地战，粉碎了敌人渡过运河威胁徐州的企图，使矶谷师团遭受重大损失。滇军亦伤亡过半。60军全军38242人，牺牲13869人，受伤4545人，失踪430人。各级军官牺牲177人，受伤380人，其中旅长亡1伤1，团长亡5伤4，营连排长伤亡过半。禹王山战斗，是抗战时期滇军英勇抗战的一座丰碑。蒋介石、孙连仲曾多次致电卢汉，对滇军英勇作战表示嘉奖。
60军为了继续作战，乃将3个师缩编为5个团，编余军官合并为1个军官队，由军部直接指挥。全军分为1个纵队进入徐州，掩护友军撤退。任务完成后，遂向武汉方向转移。卢汉到武昌向蒋介石复命，受到称赞。蒋还对卢汉说，你们已尽到应尽责任，伤亡越大，越显战斗力。军队番号不变，部队不缩编，速向本省请求补充兵员，武器不足由中央酌予补助，并可以加派其他部队归你指挥。
8月，云南新编成第58军和新3军，连同已经补充兵员的第60军，合组为第30军团，卢汉任军团长。接着，他率部参加保卫武汉的战斗。这样，抗战开始一年后，滇军即有3个军，活跃在抗日战争的第一线。滇军出师3个军，兵员人数先后有22万。加上后来各部的征集，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先后派出兵员约40万人，伤亡人数则在10万以上。所以，1938年8月21日，朱德在给龙云的信中，热情肯定说：“近年来，云南在吾兄领导下已有不少进步。抗战军兴，滇省输送20万军队于前线，输助物资，贡献于国家民族者尤多。”
武汉失守后，卢汉因盲肠病发，请假就医，初住长沙湘雅医院，后因长沙大火，转送贵阳。卢汉临行时，电告蒋介石，以高荫槐代军团长。后高因病，部队由张冲指挥，军部由参谋长赵锦雯照料。12月，第30军团扩编为第1集团军，仍辖3个军，初由龙云兼总司令，卢汉为副总司令并代总司令，高荫槐为副总司令。不久，由卢汉为总司令，卢汉因病留贵阳，以高荫槐代总司令。
1939年间，蒋介石拟任命卢汉为贵州省政府主席。卢汉去重庆商谈就职事时，蒋只允许他带一个秘书长赴任，不许带军队去。卢汉不愿当光杆儿主席，又因病复发，便回昆明治疗，未能到任。
1940年9月以后，日军占领河内，危及滇西、滇南。蒋介石同意将第60军调回云南的要求，成立滇南作战军，以卢汉为总司令，驻昆明。同时，蒋介石借机派遣自己的嫡系部队进入云南。年底，滇南作战军总部改为第1集团军总部，移驻蒙自；而留在湖南的第1集团军总部则改称第1集团军副总部。 1945年初，滇越边区总司令部改编为第一方面军，卢汉为总司令。第一方面军名义上辖第1、第9两个集团军，但卢汉只能控制第1集团军。第九集团军是蒋嫡系关麟征部，起着监视滇军的作用。
从1940年到1945年的几年间，卢汉直接指挥的部队，并无重要战事，实力也没有更大的增强，而编制却一再扩充，卢汉的职务也一再升迁，军衔升至中将加上将衔。原因很多，既与卢汉抗战之初战功有关，也与云南地位重要，以及蒋介石企图分离龙云、卢汉的阴谋有关。
卢汉对中共地下组织在滇军中的活动，心知肚明，却没有执行蒋介石“坚决清共”的方针。1941年初，中共南方局派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朱家璧回云南，开展统战工作。朱家璧的族叔朱旭，曾在龙云手下任师长，与龙云、卢汉关系较好。朱家璧回到云南后，被任命为滇军所部的营长，后升为副团长、军官队队长、军事大队大队长及卢汉的特务团团长等职。后来，朱家璧的活动为蒋介石侦知，蒋电卢汉查办，卢做做样子后即让其“保外就医”，后又任命为第一方面军司令部二处的科长，实际上保护了朱。朱家璧等中共党员，在滇军中做了许多工作。不少人都知道朱是共产党员，“但通过龙云、卢汉、卢浚泉、龙泽汇等的掩护，抗战时期在云南，国民党特务对他（朱家璧）长期不敢动。”
抗战胜利 入越受降
抗日末期，日军在越南仍不断骚扰，卢汉奉命反击，并率部进入越南境内。仅在1945年6月17日至8月15日的两个月内，经过大小32次战斗，毙敌300余人，我方亦伤亡100余人。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越北之敌仍作困兽之斗，然而在中国军队强大压力下，终于在8月下旬分别向中国军队接洽投降。
日本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根据盟军统帅部的决定，台湾及北纬16度以北法属印度支那境内的所有日军，向中国投降。据此，卢汉奉蒋介石之命，率第一方面军全部开往越南，接受日军投降。从8月20日起，入越受降的中国军队，陆续开拔。卢汉电越南北部日军指挥官、第38军团长土桥勇逸，派洽降代表，前来云南蒙自联系。8月31日，日军派参谋长酒井干城及三好季男、高板哲郎、今井一夫等由河内直飞开远，转往蒙自，呈递各种表册，接洽投降事宜。卢汉派总部代副参谋长尹继勋率领部分人员飞河内，设前进指挥所。国民政府中央外交、军政、财政、经济、交通、粮食等六部各派代表一人，组成顾问团，协助卢汉工作。先后开入越南受降的中国部队有：卢汉指挥的滇军第60军（军长万保邦）、第93军（军长卢浚泉），共6个师。另有暂编第19师（师长龙绳武），暂编第23师（师长潘朔端），以及广东的第62军黄涛部、中央军第52军赵公武部、第53军周福成部、第93师吕国权部及荣誉第1师戴坚部。总共5个军、4个独立师，计约20万人。各部分别由滇越、桂越边境入越，于9月21日以前到达北纬16度以北的顺化、河内、海防地区集结。这些部队名义上归卢汉指挥，而实际上卢汉只能指挥滇军各部，至于“中央军”则负有监视卢汉不得将军队开回云南的任务。
卢汉于9月20日率领总部人员直飞河内，9月28日在河内总部（原法国驻越南总督署）举行了受降仪式，接受日军投降。同时，卢汉发布《中国陆军第一方面军布告》，声明中国军队入越受降任务，“是为越南之友人及解放者”；宣布保护越南人民及各国正当侨民之合法权益。自这一日起，接收工作在卢汉司令部主持下全面开始。经查实，日军在越南最多时达10万人，此时造册登记的人数，除押解广州的战犯189名外，尚有29802人。在河内、海防、土伦分区设置3个集中营地，成立战俘管理处，约束战俘，管理生活，实施教育等。经审查，除100余名划为战犯的人员押解广州审讯外，其余官兵到1946年4月，经卫生检疫并注射防疫针后，分乘美军提供的9艘运俘船，全部遣送回国。至此，受降工作基本结束。
然而，当卢汉率领几乎全部滇军入越后，蒋介石即坐镇西昌，策划以武力改组云南省政府事件。10月3日，昆明防守司令官杜聿明奉蒋介石之命，在昆明发动军事政变，下令撤销龙云在云南本兼各职，调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任命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在卢汉未到任前，由民政厅长李宗黄代理。4日，何应钦奉蒋介石之命，以中国陆军总司令的身份，飞至河内，名为视察情况，实则监视卢汉的动静。接着，空军副司令王叔铭飞往河内，向卢汉递交了蒋介石的亲笔信，作了一番解释和说明后，最后表示：“望在越受降事竣，来渝一叙。”卢汉深知自己已被监视，又受到中央军的包围，无可奈何，只得镇静以处，见机行事。
接任省政 刻苦经营
卢汉率部入越受降后，第一方面军所属各部被命令立即从不同地区，开赴东北内战前线。滇军走了，卢汉却留了下来，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杆儿司令。
1945年11月，卢汉奉命参加蒋介石在重庆召开的“复员整军会议”。蒋要卢参加会议，意图是要把滇军调往东北参加内战。卢汉到重庆后，为了争取主动，先向蒋介石请求“辞去本兼各职”，以试探蒋的态度。蒋原有意要免去卢汉的省主席职务，但看到李宗黄和云南警备司令关麟征镇压昆明民主运动，已引起云南人民的强烈不满，只好挽留卢汉。蒋说：“我不是找你来辞职，现在还不是退休的时候，李宗黄在云南搞得不如人意，需要你回去就任主席职，安定地方。”卢汉无可奈何，又受到了控制，只得同意滇军调往东北，本人回到云南。
12月1日，李宗黄、关麟征在昆明制造了：“一二一”惨案，屠杀学生，镇压昆明民主运动。就在这一天，卢汉就任了云南省政府主席职。卢汉就任后，除一再申明“民意就是我的施政方针，民意机关就是我的指导者”外，讲得最多的是维护治安，“在安定中求进步”，“本人就职后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安’”。他要保境安民，力求社会安定，使人民安居乐业。
卢汉接任省政，却是个光杆司令，为此他刻苦经营，尽力恢复地方实力派控制的实力。他首先争取对60军、93军（决定调东北）的指挥权和人事权，迫使蒋介石同意孙渡代替他指挥滇军，和由他提名调整滇军的人事安排。他还要求蒋介石撤销由国民党中央直接指挥设在昆明的“警备司令部”，虽未取得蒋的同意，但却被允许成立云南保安司令部，卢汉兼任保安司令，取得了对省内地方部队的控制权。卢汉即以入越受降的原第一方面军司令部，改组成云南省保安司令部，并以此为基础不断扩充，建立了新型的以保安团队为牌号的滇军。最初保安团共有4个总队（团）、1个独立大队。到1949年起义前夕，已扩编至17个保安团，组成74、93两个军，共5万余人，成为卢汉在起义中的基本武装力量。1949年6月，蒋介石被迫同意撤销云南警备司令部，成立云南绥靖公署，卢汉以绥靖公署主任兼云南省政府主席，正式合法地总揽了全省军政大权，重新控制了新型滇军。
早在1946年春，入越滇军即分两路先后开赴东北参加内战。5月31日，第60军184师师长潘朔端在海域起义，首开国民党军队在东北起义的创举，对东北战场影响很大。这以后，蒋介石同意恢复184师番号，并两次派卢汉到东北战场慰问滇军。然而在1948年10月17日，第60军军长曾泽生率部两万余人，在长春宣布起义；第93军则被消灭于锦州，兵团司令卢浚泉等被俘。派到东北去的滇军就这样结束了，这对卢汉是个很大的刺激。卢汉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以后，在全国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情况下，何去何从，犹豫不决。他一方面继续宣传“保境安民”、“在安定中求进步”的施政方针；另一方面加紧扩大地方保安团队的武装力量，以为将来应变的资本。
1948年7月，昆明学生响应全国民主运动，掀起“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卢汉与国民党进行镇压，逮捕数百人，制造了“七一五”惨案。1949年2月12日，昆明市民听闻部分金圆券是伪票，纷纷前往中央银行昆明分行挤兑，该行竟关门拒兑，引起骚乱。军统特务、原警备处长李毓祯下令，逮捕群众两百余人。卢汉被煽动性的汇报激怒，立即驱车前往现场，亲自审案，不问青红皂白当场枪毙21人，造成轰动一时的昆明“南屏街大血案”。新华社于2月22日在陕北发出评论《警告杀人犯》，警告卢汉，放下屠刀，悬崖勒马。这给卢汉敲起了警钟，使他不得不进行认真的思考。
走向光明 云南起义
全国解放战争开始以后，南方各省就为反蒋武装斗争的开展做了准备。云南从1947年起，在中共云南地方组织的领导下，即开展了反蒋武装斗争，逐步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滇黔边纵队（简称“边纵”）成立，进一步推动了云南武装斗争的发展。到1949年云南起义前，“边纵”主力部队发展到5万余人，战斗活动遍及云南、广西、贵州三省147个县，在200万人口的广大地区，建立起12个成块的游击根据地，钳制15万国民党军队，各县、区游击队发展到10万余人，共歼敌6.1万余人，解放县城91座，其中在云南的县城达63座，超过当时云南全省县城数的一半以上，边纵的游击武装遍及云南全省，形成对昆明及云南主要沿线地区包围态势。这样，既为解放大军胜利进军云南创造了条件，也动摇了云南地方实力派的统治基础，为云南起义提供了保障。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迅速解放了国民党政权的首都南京。形势发展之快，出乎卢汉意料之外，他感到云南的解放也为期不远了。而这时已逃到香港的龙云，又多次派人与卢汉联络，催促他尽快起义。因此他也开始下定决心，做云南起义的准备。他一方面通过与中共云南地下党的联系，加强了与边纵和游击队的联络，派人到香港，北平与中共领导机关联系；另一方面派人与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以及在成都的西南军政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相约，在适当时候共同举行反蒋起义；同时，卢汉还开放了一定限度的民主运动，放松了对新闻的限制，允许昆明《正义报》发表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刊登新华社播发的一些新闻报道。他还对国民党政府开展了反压制的斗争，如拒绝国民党中央军和桂系部队进入云南境内，反对在云南发行银圆券，撤销军师团管区和警务处，停止征兵征粮等。
8月14日，龙云在香港接见记者时，表明自己与蒋介石决裂的态度，同时宣布“云南起义”。香港各大报立即以大字标题刊登了“龙云策动云南正式起义”的消息。这条消息冲击了卢汉，也震动了国民党当局。国民党行政院长阎锡山主张即以武力解决云南问题，代总统李宗仁下令指派桂系部队入滇震慑。蒋介石则恐云南落入桂系之手，于8月24日由台湾飞重庆，迭电召卢汉赴重庆。
卢汉顾虑重重，怕被扣留，称病不去，一拖再拖。蒋介石派侍从室主任俞济时飞昆明，坐催卢汉赴渝，面商“国家安危”；再由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军政长官张群给卢汉打电话，扬言“中央”将派两个军、60架飞机解决云南问题。如果卢汉不到，后果不堪设想；如果卢汉到重庆，将由张群保证其安全。
卢汉无奈，派民政厅长杨文清、省府秘书长朱景暄代表他前去，向蒋介石陈述云南的实际情况以及卢汉不能分身的理由。蒋要卢汉抱病前来面商，并说了些对卢汉如何器重的话。卢汉仍犹豫不决，其时国民党余程万第26军已由开远向昆明移动；李弥第8军已由四川泸州向云南前进，先头部队已到达宣威；刘伯龙第89军由贵阳向云南前进，先头部队已到达盘县，形成了对昆明包围之势。张群又多次来电催促，表示将担保安全。迫于形势，卢汉于9月6日飞重庆。临行前，卢汉对龙泽汇、安恩溥等人说：“我这次去重庆，吉凶难卜，万一被扣，你们就打电报来。要求不准，就插起红旗，通电起义，不要管我。我走后，军事由龙泽汇负责，政务由安恩溥负责。”卢汉走后，昆明城实行宵禁，部队官兵停止休假外出，高级军政人员集中到昆明五华山省政府内办公。气氛紧张，箭在弦上。
卢汉一到重庆，即向蒋介石提出辞职。蒋却说：“有什么困难，我都支持你。”卢受到蒋异乎寻常的热情接待，表示云南问题交给卢汉全权处理，准许他把保安团扩编为两个军，军费拨发现银100万元，武器、弹药装备陆续补充。然而作为条件，蒋向卢提出三条：一是取消云南省参议会，二是逮捕100多人(附有名单)，三是要封几个报馆和学校。卢汉考虑起义条件尚不成熟，因而答应了。
9月8日下午，卢汉回到昆明，暗示共产党人迅速转移。9月9日，在昆明实行大逮捕，由特务头子、军统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率领数十人执行任务，共逮捕数百人之多；同时解散了省议会，查封了部分报刊和学校。这就是所谓“九九整肃”事件。经过审讯后，准备枪决的有100多人，其余大多判处3年至20年不等的徒刑。军统特务、保密局长毛人凤企图借刀杀人，嫁祸卢汉，乃将处理人员的名单报送卢汉要他立即批准。卢汉认为，罪证不足，杀人太多，难以服众，命令进行复审，这样就拖了下来。11月初，代总统李宗仁路过昆明去香港，卢汉向李宗仁报告，要求从宽处理这批人员，李宗仁为拉拢卢汉，慨然应允。卢汉立即下令，奉李代总统面谕，整肃时所有被捕人员，罪证不足，准予一律释放。这场风波，乃告结束。为避免生发事端，卢汉命杨文清代理省主席职务，自己称病在家，暗中策划和指挥起义。
11月初，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南进军。到11月下旬，贵阳、重庆相继解放。与此同时，边纵在云南相当活跃，控制了很大一部分农村，云南各地要求起义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种形势下，卢汉一面停止征兵征粮，制止国民党的特务活动，拒绝国民党政府的国防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等单位移驻昆明，并与边纵加强了联系；另一面又派人到香港、广州与叶剑英联系，请示起义方略。
卢汉利用解放军已迫近云南的形势，将余建勋的74军和龙泽汇的93军(云南保安团队扩编的两个军)调来昆明及其附近地区，做好起义的准备工作。12月1日，他下令成立昆明警备司令部，加强治安管理，维持社会秩序。
12月4日，西南军政长官张群飞来昆明，要把云南建成反共基地。8日，蒋介石召集驻滇各军军长余程万、李弥、龙泽汇等与张群去重庆，面授机宜。卢汉即利用余程万、李弥等离昆时机，抓紧布置，并决定12月9日夜举行起义。
12月9日下午，张群、余程万、李弥等又回到昆明。卢汉将张群单独软禁，并以张群的名义发出通知，邀请国民党中央驻滇军事首脑于当晚9日在卢汉公馆举行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第8军军长兼第6编练司令部司令李弥、第26军军长余程万、宪兵司令部副司令兼西南宪兵区指挥李楚藩、西南宪兵区指挥区参谋长童鹤岑、空军第5军副司令沈延世、第193师师长石补天、云南绥靖署保防处处长沈醉等。人到齐后，卢汉的警卫营长李青龙率领十多名警卫，扣押了与会全部人员。晚10时整，卢汉在五华山云南省政府主席办公室宣布：“云南起义了!各单位按原计划开始行动!”同时向全国发动云南起义通电，一面五星红旗在五华山上冉冉升起。
1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复电卢汉表示了热烈的祝贺。电报中说：“云南起义，有助于西南解放事业之迅速推进，为全国人民所欢迎。”云南起义后，成立了以卢汉为主席的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作为省内临时权力机关。卢汉领导了云南起义，滇军走向了光明。
云南解放 获得新生
云南起义，蒋介石并不甘心，指挥其残部，妄图在人民解放军进入云南之前，将卢汉起义镇压下去。蒋介石命令嫡系部队反攻昆明，从12月16日起，国民党第8军、第26军等部三面包围昆明，全面发起进攻，艰苦的昆明保卫战开始了。卢汉一面派飞机轰炸尚在国民党残军控制下的蒙自、沾益机场，破坏敌军空中运输、补给基地；一面向敌军散发传单，进行分化瓦解。中共地下组织动员全市人民为保卫昆明而战斗。敌军一度进占昆明机场，推进到昆明城边，但为昆明人民的武装力量和起义部队所击溃。延至12月21日，敌军得知人民解放大军即将进抵昆明，乃纷纷撤退，坚持一周的昆明保卫战胜利结束。接着，人民解放军迅速进军滇南、滇东，彻底消灭了国民党在云南的全部军事力量。
1950年2月20日，陈赓、宋任穷率领解放大军进入昆明，受到昆明各族20万人民的夹道欢迎。2月22日，昆明各界在拓东运动场举盛大的欢迎大会，陈赓宣布云南从今天起已完全获得了解放。云南得以新生，卢汉也获得了新的生命。
3月，云南省成立军政委员会，以卢汉为主任。其后卢汉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民革台湾和平解放工作委员会委员等职。1956年，卢汉曾参加全国人大代表团到莫斯科进行访问。
1974年5月13日，卢汉因患肺癌，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79岁。5月18日，在北京举行了卢汉追悼会。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徐向前主持了追悼会，全国政协副主席许德珩致悼词。悼词说，卢汉在解放前夕，曾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游击武装，1949年12月率部起义。新中国成立以后，拥护毛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对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各民族的大团结，对祖国的欣欣向荣，对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欢欣鼓舞。他还盼望早日结束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分裂局面，实现祖国的统一。卢汉是一名光荣的爱国的民主主义者。
相关文献：
1.万揆一：《卢汉寻找共产党》，《人物志》；
2.袁平：《抗战时期的卢汉将军》，《历史与人物》；
3.陆廷荣：《卢汉反蒋起义始末》，《史海钩沉》；
4.左永平：《论云南地方实力派在卢汉入越问题上的主动性》，《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1月；
5.斯迈：《云南王卢汉》，《青年与社会》；
6.潘先林：《民国云南彝族统治集团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