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对陈光明来说是紧张、忙碌而又喜悦的时刻，他和他的团队历时3年策划、编著、修订的彝文文献经典系列丛书《西南彝志》（升级版）付印出版，这是他出版人生中的又一次“大手笔”，也是他对彝文文献图书出版的一次突破性的尝试，将号称“彝族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的《西南彝志》（七辑）一次性集结出版，在开本、版式、用纸、内容编排等方面进行了探索提升，开创了西南彝族历史文献出版史上的先河，把350万字的彝族历史文献一次性奉献给了读者。
沉醉在彝族文化的海洋中
陈光明出生在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板底乡的彝家山寨，这里属贵州西北的乌蒙山区，世代生活着勤劳、勇敢、奔放、豪迈的彝族人民。
据彝族历史文献记载，自西汉以来，经过彝族各支系之间的斗争和历史演变，最后在今天的威宁、赫章一带建立了彝族地方管理政权——乌撒部，形成了军政合一的“则溪制度”，并为后人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历史古籍文献和浓郁的文化习俗，被誉为“戏剧的活化石”的彝族戏剧“撮泰吉”（彝语音译，意为“变人戏”）就源自板底彝乡。
正是受到浓郁的彝族文化的感染和熏陶，陈光明对民族文化非常的痴迷，以至于他在当地当小学教师的时候，就经常一边教学，一边向村里的龙天德老毕摩（彝族民间文化的掌握和传承者）学习彝文和古歌。在这个学习过程中，他开始大量接触彝族古籍手抄经书，感受到了彝族历史的久远和文化的博大精深。
“彝族历史上有自己的古文字，有世代相传的谱牒文献和经书，特别是彝族先民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朴素唯物史观，体现在他们的天文、历法、农业、医药、诗歌、文字等方面，较全面地反映了彝族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读这些彝族经书，仿佛是在与彝族的先哲对话，让我收获了很多，坚定了我学习和服务民族文化的信心。”这是陈光明当时的感受。
1984年，陈光明考上了中央民族学院彝文文献专业，经过两年的紧张学习，1986年6月，他毕业后被分配到了贵州民族出版社，从事民族图书编辑出版工作。
1987年，他担任贵州民族出版社民族文化编辑部负责人，2016年，担任副总编辑，2019年转任副总经理。30多年来，他参加复审了苗文、布依文、侗文、汉文等文种书稿数百部，作为彝文编辑和专家，他组织、策划、实施了160余部彝文图书和近百部汉文图书的编辑出版，其中包括《西南彝志》《彝族源流》《彝族古歌》《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贵州彝族卷》《通用彝文字典》等国家级项目和省级重点项目《彝汉缅语比较研究》《简明彝汉字典》（贵州本）、《支嘎阿鲁传》等。
工作中，他沉醉在彝族文化的海洋里，一干就是33年。如今，他在民族图书出版，特别是彝文图书出版方面有广泛的影响力，在滇川黔桂四省区的彝学界和出版界被大家称为“老陈哥”，是名副其实的“彝文图书出版第一人”。
精益求精的“老弯刀”
说到民族图书的编辑出版工作，陈光明可以说是一位“老资格”的编辑了。说他资格老，不是因为工作年限长，而是他长期以来对工作的敬业精神和对民族文化的热爱。
工作中，很多作者尊称他为“陈教授”“幺老者”。在作者眼中，他是彝学方面的专家、老师，也是他们信任的朋友和兄长。
“我生在彝家山寨，从小热爱彝族文化，大学学的又是彝文文献专业，这些都是我做好工作的基础。在贵州，我与大部分的彝学专家、作者都熟悉，有一些还是老朋友，所以他们有什么想法都会和我交流，有什么选题也乐于找我帮忙。只要我招呼一声，大家都愿意过来聚聚会，聊聊天，其实大家在一起的时候，谈的都是书稿的修改、审稿心得，这样‘一举两得’，既加深了感情，又促进了工作。一句话，就是我和很多专家、学者都‘团得拢’，这也是我能多出作品、出好作品的优势！”陈光明这样说。
对作者关爱有加，对作品精益求精，这是陈光明对图书编辑工作的要求。在贵州出版界和彝学界，他因对工作的严格要求而被作者尊称为“老弯刀”，即把他比喻成一把锋利的弯刀，对书稿中的问题和瑕疵毫不留情，该删就删，该砍就砍，达到出版要求为止。
在工作上严格要求，是出版优秀作品的前提，正是他坚持了这样的标准，才使他编辑的图书一次又一次获得了国家和省部级的大奖。陈光明介绍，从2005年贵州民族出版社进入贵州出版集团以来，对彝文文献出版工作，不再是来料加工，作者拿什么来就出什么，也不是零零散散，见子打子，而是规划先行，分步实施，形成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的出版规划。
陈光明介绍，图书策划是出版社所有工作的顶层设计，编辑在为作者服务的同时，首先自己心中要有规划和目标，要引导作者跟着编辑的思路走，在编辑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要及时与作者沟通，总之，编辑要占主导地位，起到引领作用。
“现在出版社基本上都是先做策划，再找作者来谈，在交流中与作者探讨文章怎么改，如何突出重点、解决难点、亮出闪光点、化解敏感点，让他们回去后按编辑要求的时间和质量完成‘作业’，这样编出来的书质量就高。”陈光明说。
做一名“专家型”的编者
对彝族历史文化的了解和研究，是陈光明一直以来在做的“功课”，在贵州的彝学界，人们都称他为“彝文图书出版专家”，但他非常的低调，他只是把自己称为一名普通的“书客”，一名文化服务工作者。
陈光明认为，没有学习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从事彝文文献编辑出版工作，首先自己要研究彝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天文、历法、哲学等，这样才能把握正确的方向，才能提升编辑质量。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陈光明就开始从事彝文古籍文献的编辑工作，特别是“主刀”编辑国家“七五”期间古籍整理出版项目《西南彝志》《彝族源流》。为提升彝族古籍图书的出版质量，更好地指导作者修改完善作品，当好“指挥者”，他阅读了大量的西南民族史方面的文献书籍，对西南地区古代的历史、文化、民俗有了较深的了解，特别是对黔西北乌蒙彝区的哲学、天文、历法、民俗、古歌等方面有了深入的研究。
“彝族的‘咪古’（古歌）类型多样，内容丰富，它不是按汉文学的理论标准来分类，而是按彝族原有的内容和使用功能来分类，在古代彝族社会，它不仅成为古代彝族婚丧与生存文化的载体，而且创造了辉煌灿烂与独具特色的古代诗歌艺术。‘咪古’作为彝族人生礼仪习俗的一大系统，有‘曲谷’（情歌）、‘阿买恳’（嫁歌）、‘凯洪’（丧歌）、‘陆外’（婚歌）等类型。‘咪古’大多格式为五言三段式，采用比兴手法，第一段和第二段先言它物，第三段指出所言之物。”陈光明说。
陈光明对彝族的各种歌唱形式非常的熟悉。他说，彝族在唱传统古歌时，有着强烈的仪式感，就是做什么事唱什么歌。比如《阿买恳》是姑娘出嫁时唱的歌，《陆外》是男方结婚的时候唱的，《初初侯》是接亲的人到姑娘家接亲，在吃晚饭之前到吃晚饭这一段时间唱的，《曲谷》是在男女青年谈情说爱的时候唱的，《走谷》是在谈情说爱时，把短歌三段式唱完后，情到深处时唱的长歌，最长的有上千行，短的也有几百行。
正是因为有较深的彝文献和彝族古歌功底，他编辑出版的《彝族古歌》（上、下）获得了第十一届全国彝文图书奖一等奖。
辛勤耕耘换来“书香满园”
说起自己的“得意之作”，陈光明认为当属今年出版的大型彝族历史文献古籍《西南彝志》（七辑），这套丛书是之前出版的《西南彝志》的升级版，全书七本共350万字，是他和王继超主编并一次性出版、字数最多的民族古籍图书。
“从事民族古籍图书编辑工作，就是与历史‘对话’，为民族寻‘根’，让文化留‘魂’。30多年来，让我最开心的事是为弘扬彝族文化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特别是有幸组团策划、编辑出版《彝族源流》《西南彝志》等这样宏大的彝文古籍文献图书，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事，让我终生难忘。”陈光明如是说。
《西南彝志》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被国家列为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重点项目后，就开始陆续整理出版，但由于人力、物力和财力等原因，直至2015年，才完成最后两集的出版工作，全书26卷13集，历时28年才出齐。由于时间跨度长、不定期出版、印刷质量参差不齐、开本“小气”等原因，让读者不方便阅读，所以在完成出版《彝族源流》的升级版时，陈光明就开始琢磨出版《西南彝志》的升级版，并于2016年开展工作，历时3年，今年初该书正式出版。
《西南彝志》升级版的推出，得到了全国彝学界领导和专家的好评。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滇川黔桂四省（区）彝文古籍整理协作领导小组组长禄文斌给予高度评价：升级版《西南彝志》封面精美，在开本、版式、用纸等方面做到了形式美与内容精的统一，并将26卷分为7辑一次性推出，规模大，影响深，便于阅读收藏和研究，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级彝族历史文化古籍出版物。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33年的民族图书编辑工作让陈光明没有留下遗憾。他2013年策划的“彝文文献经典系列丛书”（34本），目前已经出版11本，1000多万字，其余的将在“十三五”末陆续出版。近年来，他组织出版的图书多次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的奖励。他编辑的《彝族源流》《彝族古歌》《彝族丧葬经礼俗经·礼仪篇》《诺素咪谷则·诗文论篇》《彝族婚嫁礼俗经·礼仪篇》等获得中国版协第十一届全国彝文图书奖一等奖，并有多部图书进入国家出版基金、国家民族文字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他曾经获得“全国优秀中青年图书编辑”“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贵州出版集团公司“优秀人才”等荣誉称号，被贵州省民宗委聘为《彝汉英大词典》执行主编、贵州省民族古籍特聘研究员、贵州世居少数民族语言测试员等。
青春无悔，岁月留痕。如今，陈光明还驰骋在民族图书出版的征程上，他将用毕生的精力做好优秀民族古籍图书出版工作，让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熠熠生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