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彝族历史文化研究已发展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新兴学科，楚雄的彝族文化研究达到了领先水平。这与马学良、刘尧汉、张兴等五位彝族大毕摩功不可没，大毕摩张兴，虽然不识汉文，但彝文可以说是满腹经纶。
彝族大毕摩张兴是我的表叔，他家在禄劝县茂山乡娜拥村委会娜拥三组，我家在武定县插甸乡增益村委会安乐一组，虽是两个县，可我们只是一山之隔，步行只需2个小时的路程。听父辈们讲，表叔张兴是祖传第七代毕摩巫师，他六岁开始从父学习毕摩知识，二十岁出师后担任老师，父亲是校长，当时他家开办毕摩学校，学员来自各地的彝区，学员一边劳动一边诵经，遇到丧事，就带着去实地演练。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管吃管住，也不发工钱，出师时候送一顶法帽、一套法器、经书等，学子遍及彝区，直到文化大革命，这些毕摩统统被列入破四旧、牛鬼蛇神对象进行横扫。表叔张兴更是难躲劫难。他不讲汉语，他也“不懂”汉文，任凭造反派们批斗，缄口不言。皮肉之苦可忍受，甚至生命亦可祭献祖先，就是不可辱没祖先，出卖祖先！彝文经书哪里去了？天和地知祖先知我知！就这样，张兴和他冒着生命危险珍藏了下来的彝文经籍熬出浩劫，迎来春天。
张兴出生成长的武定、禄劝地区，为古滇国辖境。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等与滇王“同姓相扶”的属国，以兵临滇，迫使滇王降汉。汉王朝从云南当时的情况出发，实行羁縻政策，以滇国故地“为益州郡,赐滇王印，复长其民”，楚雄地区大部仍受滇部族土长滇王的统治。三国两晋，武禄地区为彝族敛望即后来的罗婺所生息繁衍之地，唐宋及至大理国中后期，罗婺部在武定、元谋、禄劝一带发展成为“雄冠三十七部“的强大势力。元朝在西南推行土司制度，楚雄州境的彝族土官以武定路的“罗婺万户侯“最为有名。明清改土归流自明隆庆元年(1567年)至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趁武定凤氏土司家庭内部发生权力纷争，以武力革除了凤氏的知府职，完成了对武定凤氏较为彻底的改土归流。改土归流曾激起凤氏土司两次武力抗争。武定凤氏是云南彝族中实力雄厚、影响深远的土官。有语云“狮山得名源传说，指空造化播美名；罗婺雄冠卅七部，势震明廷凤家城”指的即是与狮山遥遥相望的东北方三台山魏峨屹立的彝族土司凤家城，惜毁于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凤继祖之抗争。沿羊肠小道而上，山道左侧有刻于南诏后期的“大圣摩诃迦逻大黑天神”，“大圣北方多闻天王”大型石刻，外城堡总周长略小于大理城堡。彝文镌字岩《罗婺盛史》摩崖，位于张兴家乡禄劝县城东北向13公里处的法宜则村旁，掌鸠河畔峭壁上，刻面长206厘米，高80厘米，行文从左至右直书计四段581字。该崖为云南境内迄今所发现的彝文碑刻中保存最完整、刻面最大的彝文石刻，论述从宋代起曾雄冠西南三十七部的罗婺部（武定彝族凤氏）祖上阿白阿俄（阿而）至益■益振（凤昭），有着紧密父子连名的共14代350多年间的兴盛史。据专家推断，该摩崖镌刻于明嘉靖十年（1531年），迄今460多年。铭文除凤氏源流的历史记载外，还反映了彝族汲取福禄水举行大祭典祭献祖灵的传统宗教等内容。
距今已有四百多年历史的禄劝镌子岩彝文石刻，是现今保存较为完整的彝文石刻。这是武定凤氏土司为宋代云南大理段氏政权时期，号称“雄冠三十七部”的罗婺部氏袭首领，凤氏留下的一块具有研究古代彝族君、臣、师、匠、民、奴为结构的社会形态的古彝文石刻，对古代彝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与宗教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根据镌子岩彝文石刻的记载，祭祖是彝族祖先崇拜的一种大型祭祀仪式。
我们知道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蒙昧时代，由于人们的自然界所产生的现象无法理解和认识，因而只好借助于幻想来达到自我意识的慰藉，于是就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观念，并在此基础上孕育出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原始宗教模体，而在祖先崇拜中，“祭祖”是祖先崇拜的具体体现，彝语称之为“耐姆”。
从镌子岩彝文石刻的记载来看，彝族的祭祖在彝族社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雄冠大理三十七部的“罗婺”氏，从啊而起到凤昭止，曾举行过四次规模较大的祭祖活动。第一次为普锝矣根继位年间，取恒吐福禄水；第二次是啊兹普矣功升兼管八百司元帅时期，取硕作福禄水；第三次是普嘎啊杜当政年间，取恒吐福禄水；第四次是啊杜益弄当政时期，取泊来福禄水。其中第一次祭祖到第二次祭祖时间相隔较长，即从普锝矣到啊兹普矣已有五代的历史，而第三次的第四次祭祖却只有一代之隔，是间隔年代较短的一次，我们不妨将罗婺凤氏土司袭位的顺序排列比较，就能看出各自祭祖时间的间隔情况：普锝矣根——普根啊格——啊格期则——期则啊保——啊保啊兹——啊兹普矣——普矣嘛梅——嘛梅普嘎——普嘎啊杜——啊杜益弄。根据世系排列的情况看，从第一次祭祖的第四次祭祖已经有十代之久，按每代为二十五年计算，已有二百五十年的历史了，在这二百五十年时间里，凤氏不可能只举行四次祭祖活动仪式，因为彝族的祭祖是具有周期性的，一般一代人之内至少有一次祭祖，而记载的四次祭祖是凤氏历史上规模空前，影响较大，意义深远的祭祖。它与一般的祭祖有着不同的区别，含有一定的特殊意义。
为了寻求这种祭祖的特殊意义，我们在从石刻的记载中去搜索它的背景。公元1502年，凤英奉征贵州普安，途径耐咪啊召（曲靖）激战一番后获胜告捷，铭文是这样记载的：
策勒又拼搏，策勒甲戟舞。
威震敌丧胆，获胜往起期。
众士齐欢腾，甲坚声威壮。
戟利告捷归，功成业更兴。
全托祖庇佑，恒吐取福水。
作斋报祖恩。
又在明正德十五年，凤朝明奉命出征，“直插东南”，征伐广西十八寨，此战大捷，以功受赏，此事也在铭文中有载：
吉日奉征战，雄师颇浩荡。
直插东南方，歼敌返家乡。
福如姆吐山，凡事无阻挡。
承办举盛型，铂来取福水。
祭场盛空前。
从以上两段石刻记载中看出，凤氏曾是兴盛空前，拥有较强的军事力量，在奉命征讨中，兵强马壮，勇猛善战，每次出征都告捷而归，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凤氏出征告捷，凯旋而归之后总要举行一次祭祖大典，这是镌子岩彝文石刻中记载的四次祭祖中均有共同的特点。
从彝族祭祖的本质内容来看，祭奠先祖，以感激其庇佑，陈谱叙宗，超度亡灵，使其归还祖源。祭祖时同族不分贫富，不分地位，人人有祭祖的义务和权利，这种祭祖一般是每经过十三年后，选择吉日祭祖。在原始的宗教理念中，人的生死在于灵魂，人之所以死亡，那是灵魂离开肉体而去，它只是肉体的消亡，而灵魂则永远不死，所以“祖先”这个观念在原始人的头脑里非常强烈，他们认为早先逝去的祖先，灵魂依然活着，并组成一个以宗教为体系的祖宗群体，生活在另一个超俗的世界上，它们给子孙后裔庇护保佑，逢凶化吉，免除灾难，因而人们往往把战争的胜负与祖先联系在一起，认为战争取得胜利是因为有祖先的保佑。所以凤氏的祭祖是为了酬谢祖先，感激祖灵为子孙降吉赐安，福星高照。祭祖，使其在阴间安然归还祖源，同登仙境。镌子岩彝文石刻中记载的凤氏祭祖，不只是单一的超度，祭奠祖先，而是渗透了整个彝族的灵魂观念，表现出古代彝族社会在各个不同时期的宗教思想，同时也是彝族社会制度，组织结构的反映，因此，研究彝族的祭祖，才能进一步的彝族的历史、宗教、文化等全面的了解。
张兴自小从父学习毕摩知识，识彝文，诵彝（文）经，习历史，知礼仪，认大统，研习彝文、汉译经籍30余种，内容涉及宗教、历史、哲学、礼仪、医药、占卜、驱邪等方面，甚为驳杂，不下200余种(册)。其毕摩世家的丰厚彝族传统文化滋养，加之严厉的家教传统，不读彝文书不知祖先事，非下苦功夫学习不可。众所周知，祖先崇拜是彝族传统宗教的核心内容，祭祖大典是事关氏族宗支兴衰的头等大事，张兴焉敢不下苦功夫研读。因此，及至父亲撒手人寰，20岁的张兴便开始其毕摩生涯。 据学者研究，彝族毕摩教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即部落军事联盟时代，毕摩专司祭礼、记史、占卜之职，居“兹、莫、毕”（君、臣、师）三位一体的第三阶；宗教神权与政权结合时代，当于公元前５世纪的夜郎、哀牢、滇国时期，毕摩已参与军事、政治活动；汉晋唐宋，释道在彝区盛行，毕摩教开始传入民间，中原文化逐步形成占统治地位的主体文化，彝族知识分子毕摩中的愤世嫉俗者发起抢救彝族毕摩文化的活动，阿■是为其中的代表；元明清时期，毕摩文化完全从政治中析出，毕摩还须兼事农牧生产方能维持生计。毕摩队伍开始分化，如武（定）、禄（劝）凤氏土司辖区内，一部分毕摩创办私塾，带弟子传技艺，一部分从事个体毕摩活动，不传经，不带弟子，与巫合一，行祭祀、驱鬼之事。大部分毕摩只在本村社区内为别人续（家）谱，占卜、主持节日祭祀和婚丧法事。
研究中国古代史和文化史应关注少数民族传统历史文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方逐渐形成学界共识。因此，张兴虽满腹经纶，“用武之地”实在有限，还须小心谨慎，甚至偷偷摸摸地进行。也许张兴是清醒的大智大勇者。所谓大智若愚，我想用在张兴于那场红色风暴“破旧立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中，把家藏的数百册(卷)彝文经籍置于陶罐埋藏家中的行为再恰切不过了。在那个人人惟恐自己破不彻底难成人的时代，莫非张兴自己不愿意破旧立新吗？张兴自知，凭自己的家世，凭自己的行为，他不可能不成为席卷到他的村寨的那场红色风暴席卷的对象之一。1981年，具有远见卓的中共楚雄彝族自治州率先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少数民族文化研究机构――楚雄彝族文化研究室，1982年，楚雄州民委召开了楚雄州首次毕摩座谈会，为毕摩恢复名誉，确认毕摩为“彝族古文化知识分子”，尔后又于1986年、1988年两次召开了毕摩座谈会，通过三次会议，调动了毕摩传授和研究彝族文化的积极性。张兴出山了。此前，他已被禄劝卫生局聘去翻译彝文医药书籍。来州府参加首次毕摩座谈会，许多受到邀请的毕摩仍心有余悸，有的甚至向亲人交待了后事。他们认为，以前批斗，只是在社队公社，这次一下子要到州里，恐怕要蹲监坐牢了。张兴却想，县里叫我去也没咋个，还很客气，北京的马学良、果基?宁哈也邀请我去编经书书目，再说那么大的风浪都挺过来了，现已年过半百，怕哪样？参加完座谈会，毕摩们悬在喉咙眼的心终于落了下来，家属们看到新人平平安安回来，化惊为喜，纷纷奔走想告，掀起了向政府献书献艺的高潮。张兴封存10余年的彝族古籍终见天日，他一口气就精选了他认为对政府有用的60余部(册)经书献给国家。楚雄州民委根据全州毕摩队伍状况及其学识构成，报州委批准，将张兴，施学生两位毕摩吸收为国家干部，在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专门从事彝文古籍的编译和指导工作。
张兴并非先如先觉，他的果敢行为在于县里对他的礼遇有加，并先于1981年应邀参加了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彝族历史文献编译组由果基·宁哈主持、马学良教授个体指导的《北京现存彝族历史文献书目》课题组的编译工作，历时3个月。此间，张兴把祖辈代代相传、保存的彝族古典文献中的122本书名亦编译出来，收录在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彝族历史文献编译组1981年油印本《北京现存彝族历史文献的部分书目》一书中。被吸收为国家干部的张兴不仅个人献书，而且还义不容辞地承担了“救书”的重任，先后为国家征集了140余册（本）彝文古籍。1982年、1983年，张兴又两度被中央民族学院民语系聘为彝族历史文献专业教师，从事彝族历史文献的编译和教学工作，张兴在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和北京中央民族学院从事彝族历史文献的编译和教学工作，积极性空前高涨。他先后与马学良先生译注了楚雄地区最早的彝文本刻本《劝善经》，与朱琚元先生翻译出版了《赊·榷濮》，指导彝族青年学者杨凤江、李惠兰、钱丽云等译注《北方彝族尼诺史》、《人类起源经》《德勤氏族史》……据不完全统计，张兴配全其他研究人员共翻译整理了94部彝文古籍200多万字，其中4部（与人合作）已公开出版，10余部内部发表。
张兴老师对彝族历史文化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诲人不倦和蔼可亲的长者风范使他的学生一个个成才，承蒙张兴老师教诲的学生，大都已成为彝学教学科研方面的骨干，获高级职称的近10余人，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培养练就了他的弟子们的严谨学风，活读书，教活书，既在字句上求准求真本源，又触类旁通，他的教学常常把熟读原著、讲解古地名、古词语和典故源流结合起来，讲清每一部经典的使用场合，对象、诵腔、操作等程序与要求，使弟子听起来兴味盎然，大开眼界。鉴于张兴在保存、整理、翻译和传授彝文文献、彝族传统文化诸方面的贡献，1987年被评为助理研究员，先后当选为楚雄彝族自治州政协第二、四届委员。1994年９－10月间，《彝汉字典》（楚雄版）的编撰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这是一本集楚雄地区彝文古籍中彝文单字于大成的重要工具书，中共楚雄州委、州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此书的编撰工作，根据审稿会议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主持此项工作的楚雄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白显云决定集中时间、人力攻关。我也就是此时参与此项工作中，与张兴老师、原楚雄州民委主任起进富以及朱琚元、杨凤江诸君朝夕相处，耳贴面授于张兴老师门下，领受张兴老师的治学风范和谆谆教诲。《彝汉字典》（楚雄版）自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1995年6月第1版）以来，颇受彝学界重视与欢迎。贵州省民族研究所陈英教授认为，此字典中所用的字，可与滇川黔桂共同整理的超方言彝文逐步接轨，从而恢复各地彝文古籍“书同文”的面貌，继又达到全民族用字的“书同文”。总之，这部字典对彝学的教学和科研都有着较高的实用价值。云南民族出版社多次告知楚雄州，其门市部的《彝汉字典》（楚雄版）一再脱销。在2000年9月4－7日于石林彝族自治县召开的第三届国际彝学研讨会期间，展销了《彝汉字典》（楚雄版），会议未结束即告售罄。
而今，张兴已经作古多年。他对彝族历史文化研究的贡献仍泽及后学，也必将惠及子孙后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