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段关于我与彝族著名毕摩施文科先生的往事,也是一段我终生无法忘却的记忆。
1984年4月,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彝族历史文献班毕业在即,学校决定将文献班分为三个组分派到云、贵、川进行彝文古籍调查,我作为该班的一名成员被派往云南。告别还带寒意的首都北京,历经昆明、石林、弥勒后,我们于4月16日来到了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首府———个旧市。听完当地民委的情况介绍后,我们分为三个小组前往各县进行调查,我和同学黄建明(现为中央民族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被派往元阳县。
4月18日,我们前往元阳。因元阳县地处哀牢山的下段,这里山高坡陡,谷深水险,道路难行,经过一天的颠簸我们才来到了元阳县城。次日,在当地一位彝族文化人的指点下,我们踏上了前往施文科毕摩家的行程。还好,他家离县城才有8公里,顺着元阳县通往绿春县的公路便可到达。这是一条土路,公路上不时有满载村民的手扶拖拉机驶过,扬起的灰尘染黄了路边的花草树木。来到施文科家,老毕摩正坐在火塘边的一个草墩上吸着老草烟,看见我们来访,他不以为然。我们把来意耐心地讲给他听,并用彝语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交谈后,他才走进他的卧室,抬出一个黑漆漆的竹篾箱子,从中拿出数十卷彝文古籍给我们看。从外表看,这是一批年代较早的古籍,共有54部。随后,我们请施文科毕摩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古籍所记载的内容,他却支支吾吾,不作回答。又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流,他才说出了他的心里话。原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我国民族民间文学收集整理工作的逐步开展,不少人都来拜访过他,有的人从他那里把彝文叙事长诗翻译整理为汉文出版,有的则把他讲述的神话、传说和故事整理成文刊于各种报刊上,并靠这些成果成了文化名人,但施文科毕摩没有得到过一分钱的稿费。从此,他认为来拜访他的人都是看上了他所保存的古籍资料而来的,并产生了提防心理。
我们在施文科装经书的篾箱里发现了五束亮晃晃的银花,问及由来,他忽然无比激动,滔滔不绝地给我们讲述了每一束银花的来历。原来,滇南元阳县一带的彝族人家办理丧葬仪式时,丧事主人家要准备一束精美的银花,待丧事活动进入尾声,主人家就要将银花置于一张桌子上,然后请来自各村寨的毕摩们围桌而坐开展“赛花”活动———赛唱史诗,看谁能够将最长、最有影响的史诗唱得最流畅、最完整,最后由听众评出获胜者后把银花奖给他。听完他的介绍,我们对施文科无比敬佩,真是一位学养深厚的大毕摩!我们又问他是否带有徒弟时,他却显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说:“我有三个儿子,但都不愿意当毕摩,最后只好选择我妹妹家的一个儿子做我的徒弟。”当我们问及他所传彝文古籍今后是否传给他的徒弟时,他却说:“这些古籍是我们施家的祖辈所传,一般不能传给外姓人。”这是我与施文科毕摩的第一次接触。
不久,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云南省少数民族语文指导工作委员会工作,与省民族古籍办公室在同一幢楼办公,从而有机会参与民族古籍办公室组织实施的少数民族古籍翻译整理工作。1987年,云南省民族古籍办公室在云南省社科院史军超先生的推荐和介绍下,决定将施文科毕摩所收藏的彝族创世史诗《阿黑西尼摩》作为重点项目翻译整理出版,并请我承担翻译整理任务。为了翻译此书,1987年8月,云南省民族古籍办派白忠明、梁红和陶开祥,开着单位的北京吉普车到元阳县去接已有71岁高龄的施文科毕摩。施文科毕摩看到上级部门派来接他的“专车”,终于打消了多年的顾虑,带上古籍和徒弟李亮文高兴地来到了昆明。由于我的工作单位不在省古籍办,只能用业余时间参与翻译工作,并安排施文科和李亮文利用白天时间将《阿黑西尼摩》的彝文抄写在稿纸上,然后我再配合他们将抄好的彝文稿逐句注释并译为汉文。
《阿黑西尼摩》是一部奇特的神话史诗,其内容与其他史诗不同———
在天地尚未产生的混沌年代,宇宙间首先出现了一位长有28只乳房、有14只耳朵和6双眼睛的万物之母,她“身重九千九,尾长八十八”,天、地、日、月、星辰及万物均孕育在她的腹中。万物被孕育成熟后,阿黑西尼摩生下了万物,并用28只乳房分批喂养,宇宙间才有了天、地、日、月、星辰及天上各神。她又派分管大地的天神额阿麻向大地撒播万物种,从此,大地上才有了各种野兽、飞禽、昆虫和各种植物,水中才有了各种水生动物。
这种天地万物由一母所生的创世观在彝族史诗中可谓独树一帜,在中国各民族史诗中也不多见。对于人类进化过程,史诗亦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在大地上,有一个叫奢阻的大海,各种水生动物生长在海中,各种水鸟生活在水面上,整个大海一片生机盎然。生活在海里的绿鱼、红鱼、黄鱼、黑鱼和白鱼时而潜入海底,时而跃上沙滩享受温暖的阳光。天覆地转,这群鱼慢慢地适应了陆地上的生活,就变成了猿猴,猿猴成群结队走入森林居住在岩洞里,靠吃野果为生。在采摘野果的过程中,猿猴觉得四肢趴在地上行走有诸多不便,便抬起前身用双脚学走路,渐渐地便学会了直立行走,最终演化为最早的人类———独眼人。
这种人类进化观,比之一些神话史诗时常体现的“神造人”的人类起源观已更接近于唯物主义思想,亦更接近于科学。因此,在史诗的翻译过程中,我时常被其中深奥离奇的内容所感动、所吸引,时常心潮澎湃,激动万分。史诗的翻译既是一次洗涤心灵的过程,也是一次丰富思想的过程。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我们终于译出了初稿,并于11月底送施文科毕摩和李亮文回到元阳。这是我第二次与施文科先生打交道,也是同他进行的一次重要合作。
1988年12月的一天,我趁到新平、峨山等地出差的机会,又一次到元阳找施文科先生,欲将他所收藏的《彝文字集》一书编撰成一本彝文字典出版。找到施文科先生后,我将我的想法告诉了他。他听后,认为这是一件大好事,但也说出了他的愿望:由于他已年迈体衰,希望我能付给他一定的费用。当时,我身上只带有120余元,我想,满足他的这个愿望对他来讲也许算得上是一件大事了。于是,我留下回昆明的车票和午餐费用后,决定用85元买下此书的复印件及其使用权,施文科先生爽快地同意了。当日下午,我便带着他所收藏的《彝文字集》到县城复印,然后又返回到施文科家将原本还给他,他看到复印件与原本一模一样时的那种惊奇表情使我至今难忘。太阳落山了,我告别施文科先生返回县城。未曾想到的是,此次分手竟成了我与他的永别。
1990年3月,我们与施文科先生合作翻译的彝族创世史诗《阿黑西尼摩》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我和省民族古籍办的乌谷先生从云南民族出版社财务室拿到领取稿费的支票到银行取款,并将1200元稿费邮寄给施文科先生。后来才得知,施文科先生已于1989年与世长辞,这是他该得到而没有享用的一笔“巨款”。
1997年7月,组织上调我到云南省民族古籍办工作。我立志要为民族古籍抢救整理出版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并有了征集一批民族古籍,建立民族古籍资料库的设想,于是,积极向上级有关部门汇报,努力争取支持。1999年,经云南省民委领导的努力,云南省人民政府省长办公会议决定安排一定经费支持民族古籍办征集抢救民族古籍。于是,2000年4月,我派云南省古籍办的李克忠、龙江莉、陶开祥前往元阳县施文科家,要求将施文科所传彝文古籍全部征集到省古籍办收藏。此时,施文科先生已辞世10余年,施文科家的老房子已不复存在,他的三个儿子已自立门户,盖起了崭新的瓦房,有的还拉起了为当地村民建房盖屋的施工队,物质生活已得到了明显的改变,经济意识也已进一步得到增强。当施文科的一个儿子听说省古籍办要来征集他父亲所传彝文古籍时,他顿时明白:原来这东西还值钱!于是,他回家翻遍家室,终于搜出其父所传彝文古籍27部,并要价25000元。省古籍办工作人员感到此价不菲,便打电话来征询我的意见。我想,施文科是著名毕摩,这批古籍有着特殊的意义,便同意按他开出的价格将这批古籍征集到云南省古籍办保存,这是当时云南省古籍办所征集的最昂贵的一批古籍。
施文科先生所传彝文古籍共有54部,但云南省民族古籍办只征集到了其中的一半,剩下的古籍到底到哪里去了?难道是传给了他的徒弟?此事一直让我牵挂在心,但总是抽不出时间去核实。2004年4月,机会终于来了。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李冬生主任和李晓东主任趁来云南参加《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彝族卷》编写工作会之机,要到基层进行民族古籍调研活动,我决定安排他们去元阳。4月23日,我陪同两位领导从昆明出发前往元阳县,当天下午就赶到了施文科毕摩的徒弟李亮文家。此时,李亮文家已盖了新房,并已搬到公路附近居住,李亮文也已是65岁高龄的大毕摩了。看到首都主管民族古籍工作部门的领导来到家里,李亮文非常高兴,他取下挂在堂屋墙上的镜框,指着和施文科当年到昆明翻译彝文古籍时的工作照,兴奋地介绍当时的情景,然后又从几个抽屉中拿出他保存的彝文古籍给我们看。李亮文保存的彝文古籍都是年代不久的传抄本,我问他,施文科毕摩的彝文古籍是否传给了他一部分,他回答说:“我的师父只准我抄录,原件一本也没有传给我。”
施文科先生所传彝文古籍,其中一半被有关部门作为珍贵文献得以妥善保存,另一半却流失了。即使如此,与众多的毕摩相比,施文科毕摩还是幸运的,因为他家地处交通沿线,他的各种文化活动早已引起有关部门和一些学人的关注。而地处边远,交通不便的那些村寨中,还有许多毕摩不为人所知,他们所传承的很多古籍,还没有机会被有关部门所重视和收藏。然而,无论是何等的“幸运”,施文科毕摩所传承民族古籍的流失,仍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一大不幸!因为这些民族古籍里凝聚着先民的智慧和思想,它不仅属于创造它的民族,更属于全人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