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尧汉先生是“中华彝族文化学派”的创建人，也是这一学派的旗手和主将，他的影响却远远超越了彝学界，他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学术界占有重要的地位。这，在王菊博士的专著《主体转型与学术拓展——彝学研究六十年》中，专门列出一章研究刘先生和“中华彝族文化学派”的学术思想，即得以充分体现。
我对刘尧汉先生的了解，最早是从他的一本论文集开始的。1985年我大学毕业前夕，读到一本1980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文集》，这是刘尧汉先生的成果。阅读完这本书，内中《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一个实例》、《彝族火器——葫芦飞雷》、《南诏统治者蒙氏家族属于彝族之新证》、《凉山彝族太阳历考释》、《中华民族的原始葫芦文化》等文章，写法和观点都让我感到耳目一新，印象深刻，对激扬我的文化自信，有非常直接的影响。特别是书的前言中谈到史学泰斗范文斓老对刘尧汉先生研究的方法“寻找山野妙龄女郎法”的总结与肯定，感受到刘先生所受的鼓舞之大、影响之深，非同寻常。这从他主编的《彝族文化研究丛书》的序言中始终要提及这件事情，可以深切的感受得到。
《彝族文化研究丛书》的陆续出版，让我从一个崭新的角度看到研究彝族历史文化的方法和成果，特别是刘先生在《中国文明源头新探》中关于中国文明源头之一在长江和金沙江的新探索，《彝族天文学史》对于彝族天文与历法的新研究，《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对于彝族的十月太阳历的新考证，对于道家与彝族虎宇宙观的新阐释，还有对彝族族源的氐羌说的沿袭，等等。他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到楚雄建立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后，组织和带领一支彝族文化研究队伍，深入彝区开展田野调查，运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彝族的历史与文化，不断出版新的成果，让学术界为之振奋。直接从事《彝族文化研究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的程志方先生，后来把这个学派称为“中华彝族文化学派”，一个新的学术流派诞生了。他们的学术思想和理论观点，虽然也与一些专家发生了一些论争，但是他们的新成果和研究方法，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在一些激烈的争论中，我们看到了刘先生对自己学术观点的坚持，看到了“中华彝族文化学派”对自己的学术思想的坚守。刘先生的学术思想不单是在学术界产生影响，在彝族干部群众中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我参加的一些省、州市级彝学会的学术年会中，经常听到一些行政干部和初入彝学研究队伍的研究者的发言，他们所表达的观点都是来源于刘先生及其“中华彝族文化学派”的研究成果，从他们的发言可以明显地感受到通过阅读《彝族文化研究丛书》已经出版的书籍之后，对彝族文化的热爱，他们从刘先生的研究成果和其他学者的成果中，发现了彝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提升了民族自信，激发了文化自觉。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我当年的学识，对文化的理解还仅仅是在与“知识”同义的层次，还没有把文化与人类学联系起来理解彝族文化研究实际上研究的就是彝族。1980年代贵州发现了一批彝族古代文艺理论，外界曾经质疑这些理论的真实性，认为只见理论不见作品。我通过挖掘整理彝族诗歌，结合这些彝族古代文艺理论，写作了《彝族三段诗研究》（分为“理论篇”和“诗选篇”两卷），从一个实证的角度来证明彝族古代文艺理论的真实性。由于没有出版经费，我想到了刘尧汉先生主编的丛书，便于1998年秋天写信和他联系能否纳入《彝族文化研究丛书》中出版？不久收到了刘先生挂号寄来的回信，用钢笔书写的蓝色字迹如海水波纹，笔笔落实如深耕土地，字形较大如花生仁，给人一种扎扎实实的感觉。他在信中谈到丛书的出版计划已经排满，不能纳入其中出版了。这个委婉的答复，让我进一步了解了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分野，一本文学研究书籍纳入这套文化研究丛书之中出版，确实有点不伦不类，这也体现了刘先生对这套丛书纯粹的文化性质的坚守。很多事情，是需要有人提醒，才会发现我们在违反常识，这是这件事情对我的一点有益的启示。当年刘先生年事已高，他还亲自提笔给我回信，而且郑重地用挂号信寄，让我体会到了他办事的认真，和对后学的重视。虽然我已经搬过几次家，工作变换了几个单位，但是他的这封亲笔信，我至今还在珍藏着，作为励志与奋进的一个鞭策。
2007年十月彝族年期间，第七次全国彝学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全国彝学界各民族的学者都汇聚到了首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开幕式及大会学术报告后，继续在中央民族大学举行学术研讨。在这次学术会上，刘先生的夫人严汝娴教授，专门代表刘先生到会，讲了刘先生关于彝族族源的新观点。彝族历史研究历来是彝学研究的重点，也是热门，取得的成果也是比较多的。根据刘先生的新研究，他认为早年他的关于彝族族源的主源是氐羌的说法，应该修正，彝族的主源是土著，起源于西南彝族地区。严教授特别强调了这是刘尧汉先生对自己观点的修正，是要在这次全国彝学研讨会上给予特别说明的。这也是当时彝学界大多数研究彝族历史的学者的观点。学术的发展是一个历时的过程，是与各种文物的出土、新材料的发现和新方法的使用紧密相关的。彝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各种彝学团体成立，一批年轻的新人加入彝学研究的队伍，一批老专家的研究取得了新成果，对于彝族历史的认识必然会有新的观点。进入新世纪，对彝族历史的研究取得新进展，彝族学者基本上坚持了彝族主源的土著说，刘先生也是修正自己的观点赞成这个学说的重要大家，以他的影响力，他的这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彝学界也是重大的支持，为集中力量编纂彝族通史统一思想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同是2007年，刘尧汉先生编著的《彝族文化放言》，作为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总主编的“国家十五重点图书选题出版规划”——“长江文化研究丛书”中，张正明先生主编的“民族宗教系列”中的一种，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彝族文化放言》从“中华民族龙虎文化论”、“中原出土彝文刻符”、“汉籍中有彝语”、“楚庄足乔王滇与彝族滇王笃慕”、“彝根楚枝”、“元谋人横跨东西两半球”和“道、天、地、人”七个部分，把“中华彝族文化学派”对彝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和彝族对中国文明的贡献，作了一次系统的介绍。我理解，这本书既是对“中华彝族文化学派”学术成就的总结，也是给论争对方的一个系统的回应。也就是说，刘先生在这部著作中，对自己认为正确的都给予了一贯的坚持，体现了一个学者应有的学术操守。这让我想起了一件个别学者夹带着深层偏见的事情：2011年国庆前夕我参加了一次文化产业发展研讨会，会议在某省的民族文化宫七楼会议室召开，这里的电梯口左边有该省彝族的彝文，右边有该省水族的水书，大家开会时上上下下、进进出出都看到，可是某省社科院的一个学者在饭桌上却高谈阔论，断言该省所有的少数民族都没有文字，真是无知者无畏，这种无视事实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让人无言以对。联想到与刘尧汉先生争论的个别学者，虽然谈的主要是学术，但还是从其文章、著作之中，透露出了他对彝族古代对人类文明的贡献的蔑视，个中的偏见在字里行间也是藏不住的。对错可以争论，但是偏见却难以掩饰，先入为主往往是个别学者自高自大秉性的自然流露，甚至会顽固不化。由此，我体会到了刘尧汉先生对自己理论思想和学术观点坚持一贯的难能可贵，对正确的东西坚持一贯和对过去观点的修正的令人敬佩的精神品质。
图为刘尧汉先生给笔者的挂号信的信封
刘尧汉先生已经逝世。他对彝族文化和中国文明研究的学术成就写入了彝族研究史，他创建“中华彝族文化学派”的开宗立派的功绩不可磨灭。彝学事业还在发展，学术争论还可继续。一批又一批老人和一批又一批的新人，在不断地加入彝学研究的队伍，干部、官员来了，硕士、博士来了，专家、教授来了，在刘尧汉先生的学术成就之前，在“中华彝族文化学派”的旗帜之前，我们能不能够把祖先创造的彝文好好地传承下去，我们能不能够好好地写出一部彝族历史，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增加一些亮丽的景色？彝人啊，我爱你们，我充满美好的期盼关注着你们！
作者：王明贵，系贵州省彝学研究会副会长，贵州省人类学学会副会长，贵州省省管专家，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彝学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