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安毅夫，又名安粤，194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12月下旬到1949年7月中旬，在贵阳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贵州人民的反蒋爱国运动日益高涨。在这样有利的形势下，中共上海局派遣了两批同志到贵州开展工作，“中共贵阳特别支部”（简称“特支”）应运而生，其主要工作为发展“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简称“新联”）。
安毅夫，便是“特支”的五名骨干成员（姚国安、梁燕、安毅夫、黄培正、朱厚泽）之一。他们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英勇地开展革命活动，战斗在解放前夕的贵阳城。
1948年11月下旬，我在上海接受党组织的指示：回贵州工作。12月下旬回到贵阳后，我为了做好上层统战工作，便利用家庭的社会关系，和国民党、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接触。
1949年2月初，组织安排我在香港一个学习班里学习了将近一个月的革命理论和党的政策后，决定让我仍然回贵州工作，并提出要建立 “中共贵阳特别支部”，发展“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
3月下旬，我回到贵阳，姚重华（即姚国安）通过梁燕接上我的关系。与姚研究后，我主要在上层人士和社会青年中开展工作。
刚到贵阳时，为了慎重，我先以“西南少数民族解放同盟”的名义发展了一批进步青年。从香港回来后，我解散了“西南少数民族解放同盟”，用“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先后发展了杨光文、陆思明、陈明敏、丁颖和杜蓉。5月，经姚重华批准后，发展杨光文入党。
除了发展“新联”，我们还有一个主要任务，是了解敌情和调查研究。杨光文获取到几份敌人在贵州的兵力部署和准备“应变”计划的密件，我也写了几份关于在贵阳的国民党上层人士及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情况，交给了姚重华。
当我们正为大军已过长江、迅猛南进、贵州解放在即而高兴时，情况突然发生变化。反动当局在爱国群众的讨伐声中垂死挣扎，5月下旬，贵州大学有学生被捕。
6月的一天黎明，姚重华到我家。他说，特务已发现了他，他和梁燕决定转移，贵阳的工作由我负责。姚重华走后，按照他给的暗号，我接上了朱厚泽的关系。随后，我们决定成立“新联”领导小组，由朱厚泽、赵西林、李惠华、梅德生（梅放)和陈庐山五人组成。
在当时的形势下，我们决定不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而是以交朋友、读书小组等隐蔽方式，继续发展“新联”成员，并注意调查研究，考虑护厂、护校以迎接解放，同时，决定出版《理论与实践》作为内部学习文件。这期间，我用“李建中”这个化名多次与朱厚泽分析、研究“新联”的活动。
6月下旬，我发现有人盯梢。甩了“尾巴”回家后，我立刻转移阵地，到邓俨家住了约十天，又转到陈明敏家去住，活动受到限制。
7月上旬，家里来人告诉我，特务包围我家，撞入门来要抓我。我在贵阳呆不下去了，便把所有关系交给朱厚泽，并研究、安排了工作。
7月中旬，我离开贵阳。解放后知道，“特支”在朱厚泽领导下，“新联”继续发展、壮大，并在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贵阳的英勇斗争中作出了突出贡献。
这段经历，虽然只有短短7个月，但在追忆往事时，那些为人民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的烈士，以及解放后过早去逝的同志们的形象，仍然不时浮现在我眼前。
原载：贵阳晚报；作者：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吴宇 杨雪梅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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