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张鑫昌
性别：男
民族：彝
出生年月： 1940-12-1
籍贯：云南宣威
出生地：云南宣威
最后学历：大学本科
专业职称：正高级
研究专长：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担任导师：博士生导师
工作单位：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情报与档案学系
主要研究方向：担任主编或副主编出版著作有《国情教育推荐书目》，《中华民族发展简史》，《中国古代档案文选》等8部及其有关论文。
主要研究成果：主要研究方向为专订史（中国民族史）及档案学（档案史料编译）两个方面，均有相应的研究成果，并分别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
代表性成果：1、专订史方面为《彝族史的回顾与前瞻》，中国史学会云南大学编，中国社科出版社2003年出版。2、档案学方面为《中国古代档案文选》上、下册，为高校档案专业古汉语教材。3、版本目录方面为《国情教育推荐书目》（出版）。
获奖成果：《中华民族发展简史》为翟泰丰等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教育丛书》中之一本，该丛书获云南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
润物无声 人师风范——记云南大学原档案系系主任张鑫昌教授
作者：龙晓燕 来源：《档案学通讯》2003年第5期
张鑫昌教授1940年生于云南省宣威县，1978年由云南省外贸局调云南大学任教，先后任历史系副系主任、档案系主任及人文学院院长。在此期间，他带领创建了云南大学档案系，并使其获得了迅猛的发展。
一、艰难的开拓者
张鑫昌教授是云南省档案高等教育的开拓者。1983年，云南大学历史系获准开设档案学专业，但当时的实际情况却是系上没有一个档案专业教师，没有一间实验室，自然更无任何的教学经验。在此艰难的环境下，张鑫昌教授白手起家，全身心地投入到专业建设中去。“由于经费困难，当时学校仅仅是将档案专业作为一个普通专业开设，并未给予特别的经费支持。在此情况下，我们作为具体的筹建者，必须要胸怀全局，把它作为一项教育事业来抓。”为此，张鑫昌教授从队伍建设着手，开始了其艰难的创业。
张老师认为没有好的师资，就不可能有好的学科。所以从专业获准招生之日起，他就以建设一流学科的标准开始了教师的培养工作。为解燃眉之急，他采用了派出去、请进来的办法，一方面从当时历史系的毕业生中选留佼佼者前往人民大学学习。在外派教师学习的同时，张老师又从人民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引进了一批优秀毕业生，从省档案局邀请了李明、杨中一等专家为学生开课，并且采用传帮带的方法，帮助青年教师提高教学水平。张老师认为要建设一个好的专业，让教师获得硕士、博士学位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他向年轻的教师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给予了更多的优惠条件，鼓励青年教师们在坚持正常的科研工作和教学工作的同时，继续攻读更高学位从而使他们的学术水平有进一步的提高。
因为教学任务繁重教师不能完全脱离岗位攻读学位，同时由于当时档案专业的硕士点很少，所以张老师借助于云南大学在民族研究方面的优势，和博士生导师尤中先生认真商量和探讨之后，在中国民族史硕士点和博士点中设置了民族档案学方向，为青年教师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1988年建系时，档案系已经有了档案学和图书馆学两个专业；到上世纪末，档案系的教师队伍已从当初仅有1名教授、1名副教授两名高职人员发展到了共有教授12人，副教授9人，正副高职占专业教师队伍的78%，其中具有博士学位9人，占33%，具有文理贯通的综合优势及较强的研究能力和较高的讲授水平。
档案学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学科，实验、实习基地建设工作是档案教学和科研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人才的基本条件之一。但在档案专业成立之初，学校所给予的经费支持是非常有限的，根本无法进行实验室的建设。为此，张老师四处奔走，赢得了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其中云南省档案局的支持力度很大，这体现在人力、物力两方面。一方面，档案局派遣了一批专家、学者为我们开课；另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实验设备、经费等。”这样，档案系先后建立了档案图书保护技术、档案图书信息管理、文件管理、微机房等实验室以及一个图书资料室，并以云南大学档案馆、图书馆及省内外档案图书信息机构为实习基地。
作为一个边疆大学新设的普通专业，和先进院校相比，档案专业的办学基础、师资力量薄弱是不言而喻的。张老师正视他所面对的困难，但他同时也说，“获得更大的发展，让中国档案教育界听到云南大学档案系的声音是我们坚定不移的追求。”在和同事们商讨之后，他决定走特色发展之路，围绕民族性做文章，开展民族档案学的研究。为此，他和尤中先生商量，在中国民族史硕士点、博士点开设了民族档案学方向，开始培养专门的研究人才。同时他还和其他骨干教师合写了《民族档案学刍议：特征与任务》一文，明确了本学科今后研究的内容、任务和目的。经过10多年的努力，辛勤的劳动浇灌出了灿烂的花，档案系的教师们围绕这一方向出版了多部专著和大量的文章，民族档案学成为了云南大学的科研支撑点，并且在全国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张老师经常说“古人说‘德胜才是君子，才胜德是小人，德才兼有才是圣人’，新时代的大学生更应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我们要把他们培养成为社会主义的栋梁之材”。因此，在档案学的教学实践中，德育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另外在80年代国家还实行毕业生统一分配的时候，张老师就注意到了就业的重要性，尝试着把就业融入学生培养的全过程，形成招生、就业与教学的良性互动。因此档案系的课程内容结构强调基础性、专业性和运用性相结合，注意拓宽专业口径和增强专业的实用性，从而加强学生的基础，扩大知识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当时系上特别重视学生实践能力以及书写能力的提高，而让很多学生记忆犹新的是在学校规定的学位获取基本条件之外，档案系还规定学生必须通过本系的书法考试才能获得学位证书，结果全系都兴起了练习书法之风，只要走进档案系学生的宿舍，看到的都是大家铺着报纸苦练书法的景象。在严格的素质教育下，档案系一个班级被评为国家级先进班级，一名学生被评为国家级优秀学生干部标兵、全国优秀大学生，获中国跨世纪大学生奖学金、全国首届胡楚南奖学金，同时还获全国大学生课外科技作品“挑战杯”竞赛一等奖一项、三等奖多项。
20年的辛勤耕耘、20年甘当人梯，档案系的学生已遍布全国各地，他终于迎来了桃李芬芳材成林的这一天。但谈到这些，张老师总是谦虚地表示:“我们成绩的取得和国家教委、国家档案局、云南省教委、档案局和兄弟院校，特别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支持是离不开的”，他谆谆地告诫我们一定要珍惜在艰苦时期和这些部门、院校结下的友谊，向他们学习，共同发展。
二、辛勤的园丁
张老师1989年被遴选为硕士生导师，1999年为博士生导师。但就是在担任博导以后，他仍然没有放弃为本科生授课。20多年的时间里，他先后为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专科生开出了“民族档案史料研究”、“民族档案史料学”、“中国历史文选”、“目录学”、“古典目录学”、“档案文献编纂学”、“档案学专题讲授”等课程。作为张老师的学生，对于他在教学中认真的态度、严格的要求我是深有感触的。
张老师培养学生，既注意教我们做学问、长知识，更重视教我们怎样做人。而对道德素质的培养，在言教的同时，更多的是身教。他认为教师的道德、品质和人格，对学生具有重要的影响，学生更多地是从教师身上领悟到怎样做人，怎样树立起正确的人生目标。而张老师认真的工作态度，严于律己的精神，也时时鼓励着我们。很多课程，例如“古典目录学”、“民族档案史料学”等，张老师上了几十遍，教学内容已经烂熟于心，但是在上课前他总要从头到尾认真准备。他认为:“虽然是同一门课，但每个学生的情况不同，特别是研究生，他们的学科背景、基础迥异，因此只有根据他们的情况有针对性地备课，才能上好课。”在经过了一遍又一遍的修改、完善后，张老师的讲稿、教材上每一页的天头地脚都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注释。而在教学过程中，张老师也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决不打马虎眼。
张老师还具有高超的教学艺术。他所上的课程内容大多繁杂、琐碎，而且还需要学生有较好的古文功底，因此在预习时大家都觉得这些课固然有用，但实在是枯燥无味，大多产生了畏难情绪。但具体上起课来，大家却又津津有味，对所学内容也颇感兴趣。所有这些，都归因于张老师高超的教学艺术。他常讲:“教材虽然也是全面系统的，但课堂时间是有限的，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把知识全面系统地介绍给学生，非得根据课堂教学规律备课。”于是在已有大纲、教材的基础上，他编写了更为精简的讲义，以便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把知识系统地传授给学生。授课时，他操着有点“南腔北调”的口音，深入浅出、条理清晰地教学，发前人之所未发，无一不是学问，而同学们则在引人入胜的讲授中边听边记，收获甚多。当时我们很多同学在课后对张老师课堂讲授内容的评价是多一字则嫌多，少一字则嫌少，内容之系统、文字之精练如此，以至大家都说一定要将课堂笔记保存下来，决不丢弃。
张老师对学生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由于他所上课程的性质，因此课堂讲授中会有很多生僻的字，如果学生不加预习，则会对所学内容半懂不懂，无法深刻体会。对此类学生，张老师往往没有太多的重话，但这不批评比批评更让人感受到压力，因此同学们大多认真预习而不敢偷懒。张老师带硕士生、博士生时，要求学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阅读二十四史及地方史志中的有关部分，并将其中和民族文化、民族档案有关的部分摘录下来，做成卡片；此外还要求学生做读书札记、学习心得，定期习作等，并且要收阅批改。在批改文章时，尤其重视史料的把关，若发现有误，则亲自核对原文，对于一个错字、标点也不放过。他提倡学生多思考、多提问。他常言:“古人说过‘致知之途有:曰学、曰思。学非有碍于思，而学愈博则思愈远，思正有功于学，而思之困则学必勤’。学问学问，要学要问。”因此张老师在研究生培养中，经常采用讨论的方式进行课堂教学，而在同学生探讨问题时，他从不以导师自居，而是以一个讨论者的身份认真地参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这样平等的交流、严格的训练给学生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提起张老师，凡听过他授课的人，浮现在脑海的首先是一个身穿蓝色对襟棉袄，围着驼色围巾，一手拿讲稿、一手抬水杯的儒雅的长者。他平易近人，态度谦和，不管是什么人，学生、同事，只要向他求教、需要帮助，都把它当作一件乐事，给予无私和热情的帮助。“让学生尽早成材，尽早超过自己”，是他为教的目标和信条。因此他非常注意提携后学，青年教师和学生所取得的每一点进步，他都及时给予满腔热情的鼓励；学生送交的论文，他在认真帮助修改、提出具体意见的同时，还积极地向有关单位推荐发表；当学生分配遇到困难时，张老师又上下奔走，帮助联系单位……
三、严谨的学者
虽然承担了大量的社会工作，但张老师仍然笔耕不缀，一直坚持从事科研工作。张老师本来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创建档案学专业以后，他开始涉足民族档案学和档案文献编纂学研究领域，并且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他编著出版了《中华民族发展简史》、《中国古代档案文选》、《国情教育推荐书目》等著述8部，共280万字，发表文章多篇。
在确定利用云南大学地处少数民族地区，已经拥有中国民族史博士点的机缘，从特色上下工夫，加强民族档案学的探讨与研究的同时，张老师和他的同事们完成了《民族档案学刍议：特征与任务》一文，对民族档案学的内容、特征与任务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文章第一次提出了民族档案学的概念，认为民族档案学是以少数民族档案及少数民族档案工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是档案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民族档案学一般可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研究民族档案与其它社会现象的关系，二是研究民族档案学自身内部的理论逻辑体系，推导出作为一般规律贯穿并指引各种民族档案理论的基本范式、概念和术语，并为具体的民族档案工作行为、民族档案现象的研究和评价提供最一般的尺度和原则。民族档案学具有研究对象与研究领域的独特性、系统性、实践性、综合性和普遍的适应性的特征。文章还对民族档案学的任务进行了探讨。该文的写作，为民族档案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指明了方向，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该文还被《高校文科学报文摘》1988年第3期摘登。
在古代汉语的学习中，档案系最初采用的教材要么是《古代汉语》，要么是《中国历史文选》。而张老师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敏锐地发现档案专业学生的古代汉语教学可以和专业结合起来进行，为此他主编了国内第一部高校档案文选教材——《中国古代档案文选》，将古代常见公文文种中的优秀者收录其中并加以注释。
张老师在中国民族史研究方面也颇有建树，先后主编了《中华民族发展简史》等著作。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丰富中华民族的整体历史，加强民族团结，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和共同进步，增强中国民族的凝聚力，滇、川、黔、桂四省区决定合作编写共计六编200余万字的《中国彝族通史》，在大家的一致推荐之下，张老师一再谦让无效，最终以极强的业务素质和奉献精神、敬业精神挑起了主编这一重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