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旭（吉伍木果）先生出生于大凉山喜德县一个彝族家庭。故乡山寨李子乡吉木德村原属喜德县，后来划归西昌县。在他六、七岁时，凉山地区进行了民主改革。二哥朱开富在红玛区当干部，回家时给大家讲过许多关于进行民主改革的道理，并让家里的几个奴隶各自成家生活，还把家里的“花牌式”步枪和子弹拿到区上上交了。1956年5月，朱开富在喜德县米市进行民主改革工作中牺牲。
七岁时，朱文旭作为彝族上层人士子女，被选送到喜德县城小学学习新彝文。当时喜德不通公路，在一些山上还有土匪出没，上学的路充满了艰辛。从西昌坐货车到泸沽，晚上睡在泸沽街的马栈楼上，第二天一早骑马帮的马到喜德。在喜德小学上学不到两年，他的父亲到县政协开会时就把他带回家了，原因是家里人认为他年纪太小，不让到县城上小学。虽然姐姐朱伍基在县上工作，可怎么做家里人的工作也不行。1958年，朱文旭只好在村里刚刚创办的小学就读。
村办小学的条件也很艰苦，只有一个老师，同时教几个班，学生人数有七十人左右。大跃进时期，村上办公社食堂，有的同学退学参加劳动，有的因为饥饿辍学。最后全校只剩三四个同学。老师只得推荐他们到四十公里以外的区中心校住校读高小。那时的朱文旭穿着彝族服装，由四哥送到了区中心校，用马匹驮来玉米换成大米，在区营业部食堂搭伙，伙食费靠姐姐和哥哥资助。这已经是他第二次离开家独立生活。这段时期对朱文旭的汉语水平有很大提高，1964年，作为全班唯一的彝族学生和住校生，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喜德中学。
从西昌坐汽车到喜德中学去上学的车费是一元多钱。家里经济困难，路费成了大问题。一连几天，五哥都上山去找 “鸡枞菌”，最后终于找到一窝拿到街上卖了几元钱。四哥送他去的西昌，第二天一大早才赶汽车，当晚没有钱住旅馆，只好住在一家街上回民家里，在稻草上和衣睡了一宿。
1966年，朱文旭中学还没毕业，文化大革命爆发。学校停课闹革命，学生们走向社会抓所谓的走资派来批判，成天写大字报，学校陷入瘫痪状态。他被学校红卫兵总部指定专门帮他们抄写大字报和刷大标语。后来文革从文斗发展到武斗。同班同学因为观点不一，参加派别，有的甚至成了势不两立的敌人。有的同学中回家躲避武斗去了，有的回家务农去了。
他感觉不能这么沉沦下去，就自己想办法找了很多中外名著来看。假期返家途中，专门跑到西昌地区的知识青年点找各种诗歌和小说，用自己的书、粮票或军服和别人交换书籍。拿到书以后想一睹为快，可是在家的时候，白天干活没有时间，晚上看书又费煤油会遭到家人的反对。只有回到学校，白天悄悄躲在学校附近的山沟里慢慢地看。这些书大都是所谓的禁书，除了好朋友，一般不敢让人知道。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朱文旭回到家乡务农一年后担任乡村民办教师工作，直到1979年到布拖师范学校读书。在乡村当民办教师的这段时期对他来说是一生难忘的岁月。在这里，他有意或无意地学到了很多在学校里学不到的彝族传统文化知识，了解了很多彝族农村社会的风土人情，体味过当时社会的人生百态和酸甜苦辣。虽然规规距距在乡村教书，但可以说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一心想在工作上积极表现，寻找机会继续深造，将来到外面去工作。所以私下不仅看大专院校的现代汉语，还自学英语。有些不会念的英语单词只好跑到几十公里外的区中学英语老师处去请教别人。在这期间还学了规范彝文，在原来只懂一点的基础上，把所有《彝文规范字表》上的字重新都学了一遍。学以致用，后来在全公社召开的批林批孔大会上，他已经能够很轻松地把彝文文件念完并加以解释。在布拖师范学校还用彝文创作了文艺宣传队需要的彝语节目。
在家乡的这段宝贵经历为朱文旭后来从事的彝语教学和彝族文化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坐在火塘边听老大爷讲历史传说、民间故事、风俗习惯、人情世故，这些关于彝族社会历史、传统文化方面的东西，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学会和掌握的。
1980年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朱文旭被调到中央民族学院从事彝族语言文学的教学和研究。虽然过去对汉语有一定的了解和掌握，但看到中央民族学院开设的语言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历史学和有关专家学者写的著作后，深感自己过去的学习和研究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期间，他基本上把图书馆里有关彝族的书籍、资料通览了一遍，做了很多读书笔记，抓紧利用时间自学或进修，拼命学习各相关学科的专业知识。通过几年的查阅和收集，他已经掌握了大量历史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开始研究和撰写有关彝族社会历史、婚姻家庭、语言文字、宗教及民俗等方面的论文。论文发表后受到专家学者的好评。
朱文旭先生和刘尧汉先生在学术交流中合影
在多年的治学道路上，朱文旭特别钦佩彝族学者刘尧汉先生深入彝区田野调查精神。刘尧汉先生对彝族有关社会历史方面的研究有其独到见解。其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对本民族年青学者都很关心和提携，楚雄和凉山地区有不少彝族学者就是在他的关怀下成长起来的。
在学校的学术研究，朱文旭有幸得到马学良先生、戴庆厦先生关心和支持。马学良先生早年在云南彝族地区进行调查，一辈子搞彝学研究，去世前一年不顾年老多病，为朱文旭写了《彝族火把节》序和书名。马学良先生在序中充分肯定了朱文旭的研究成果，并鼓励他继续深入研究彝族文化。戴庆厦先生在1987年朱文旭发表第一篇论文时，破例在全系大会上给予表扬，使朱文旭特别受感动。后来在很多场合都鼓励他继续深入研究彝语，并经常关心彝学研究的动态。
朱文旭先生和马学良先生在一起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陈士林先生是朱文旭的良师益友，不仅古汉语很好而且治学严谨。他俩相处十多年，经常在一起探讨学术问题，遇到难解的彝语问题总是相互请教。
走出彝家山寨成为彝族学者，有许多特别的经历和感受，过去的环境不像现在这样宽松，例如凉山民主改革、人民公社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等社会的各种风风雨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才迎来了比较稳定有序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朱文旭先生认为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就是“人生”。先生自嘲：“胆壮百壶燕京酒，心悬万里彝山云”，便是先生热爱家乡、热爱本民族，为民族文化事业笔耕不辍的人生观的真实写照。
在学术研究中一般都讲究“竭泽而渔”，就是把池塘里的水全部放干后慢慢来摸鱼。必须尽可能地占有涉及某一问题的所有资料。对彝族各个方面的学术研究要摸清楚前人研究过没有，研究的成果怎样，他们的结论是什么，哪些需要进一步研究？学术研究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要有所突破。别人没有研究过的东西必须要研究。朱文旭经常给研究生同学讲：少数民族的很多东西过去很少有人研究，你去研究去介绍也就填补了某个方面的空白。特别是彝族的情况比较复杂，研究起来比较困难。但是越复杂的东西越值得研究。也容易出成果。别人已经研究过的东西也要研究。也就是说前人研究的东西结论如果有问题，就应该大胆地站出来推翻其结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清代有些学者中改变过去一味的泥古为疑古之风气。例如清代学者王念孙之子王引之所写的全文仅千余字的众口称颂的佳作《终众》一文，推翻了前人“终”作“终”之解。其实“终”当“既”、“众”当“终”讲（王引之《经传释词》）。牛顿有句话说得好“没有大胆的猜测就没有伟大的发现。”对此曾有人归纳叫胆大心细。既敢怀疑古人又要做钩沉索隐的求证工作。
朱先生和学者马提索夫、朱德齐
朱文旭为了全面了解彝族研究情况，自1980年从四川调入中央民族学院后，他一面自学或进修，一面个人决定要用十来年的时间把近代和现代所有有关研究彝族的文献资料浏览一遍，不到四十岁不轻易发表文章。清代著名学者黄侃“一生不轻易著书，以为读古人书光阴尚嫌不足，何必匆匆忙于发表？五十年之后，再搞著作以未为晚。殊不料黄氏刚及知天命之年即谢世！”（《历代汉语音韵学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黄侃批注过的有关音韵学方面研究却被世人所肯定，其贡献可以说成为一家之言即黄侃“十九纽”。朱文旭虽然不是效仿黄侃，但佩服黄“穷尽”的精神。于是他从1980年到1987年整整用了七年的时光把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的该看的有关彝族的资料都基本上看完了。
在阅读了与彝族有关的文献资料后，他发现了一些前人所没有注意到或有争议的一些问题，通过对比研究进行论证，从而在这些方面有了他自己的一些独到见解和突破。
1、关于凉山彝族姓氏中“吉”问题
在查阅有关彝族资料的时候，从未有人研究过的彝族姓氏问题引起了他的兴趣，于是朱文旭利用一切机会广泛收集相关资料，除了收集文献资料外，还利用假期到凉山对各地区各支系的彝族老人、老师、学生进行田野调查。后来在进行材料归类的时候，他发现双音节姓氏中很大部分是以“吉”作为前缀例如“吉克”“吉史”；以“吉”作为后缀例如“达吉”“黑吉”。它的词义到底是什么呢？就此问题他走访了一些彝族老学者，但没有得到答案。为此，他又排查了其他的姓氏进行了对比研究，参看了古代汉族社会姓氏资料，通过比较研究，发现凉山彝族姓氏中的“吉”可能与彝族奴隶社会等级制度有关，但是当时对这个结论还没有把握。于是，围绕这个“吉”，他查看了与此有关的彝语词汇，又发现不仅等级以“吉”来称呼，它的义项还包括“钱”、“牲畜”。等级称谓“吉”主要指百姓、白彝、安家、娃子等所有被统治的等级成员。就此，他把材料和初稿拿去请教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陈士林先生，陈先生对他说：“等我把全文和材料看完后，我们再商量。”第二天，朱文旭去找陈先生时，陈非常惊喜地说：“这是一个重大发现，以前很多人都不清楚这个问题。”陈先生让朱文旭好好修改后拿去发表。修改后文章送到《民族语文》编辑部没有几天，副主编沈成文老先生亲自到朱文旭的宿舍来找他，说：“研究彝族方面的，从来还没有见到这么有分量的稿子，我们准备全文发表。”另外，关于凉山彝族姓氏中表现出来的非常明显的等级分化痕迹，朱文旭在文章中也进行了论述。该文发表后，受到有关专家学者的好评。著名学者戴庆厦先生曾在全系大会上对该文给予了高度评价。
2、 于“僰”人问题
西南地区的古代“僰”人问题历来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部分专家学者认为“在明朝中叶大肆镇压都掌蛮以后，川南僰人更基本上绝迹了”（蒙默：1983）。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僰”就是“濮”，说“僰”和“濮”音同义近，把“僰”和“濮”混为一谈。其中四川境内的“僰”人问题争议更大。
朱文旭在进行资料收集的时候，发现“僰”不仅与彝族有关还与彝语支其他民族有关。他在查阅汉文史志中有关“僰”的记载时，发现古代用“僰”的地方后来在一些史书中用“白”替代，这个问题可能与方言俗字有关。因为秦始皇统一六国文字后，很多方言俗字被取缔，所以后来“僰”字很少出现，改而用“白”字替代。这些发现在他的文章中多有论述。“僰”与彝族的有关问题，在汉文史志中多有记载，如凉山的雷波等地都有“?”人的分布记载。据此，朱文旭写了《僰为彝说》一文，认为“僰”是后来彝族中白彝的主要来源。后来又发现，“僰”人不仅与彝族有关，而且也与彝语支其他民族有关，特别是与土家族、白族关系密切。这里特别提出的是，上古时期的“僰蛮”，在中古时期汉文史志中都记载为“白蛮”（与它相对应的是“乌蛮”）。“僰蛮”与白族、土家族关系尤其密切。
族称是研究一个民族的开门钥匙。离开族称和内部文化进行猜测，是缺乏科学依据的。“僰”与白族的关系问题以前已有人论及，而有关土家族族称“比际卡”、“比兹卡”、“比兹刹”，这些族称的含义仍然是个谜，土家族的族源也是个谜。有关专家学者认为土家族来源于“巴”人。朱文旭认为这种说法是缺乏根据的，因为“巴”古音为帮母，没有辅音韵尾，而“僰”古音为并母，k辅音韵尾。土家族的族称“比际”、“比兹”就是“僰”字。“僰”的古音就是“比际”，后一音节“际”、“兹”是k韵尾变成了一个音节。“卡”其实就是“客”的借音。因为土家族先民从四川宜宾、贵州毕节搬迁到川东地区、湘西地区以后，被认为是“客人”。居住一段时间以后，苗、瑶其他民族又称他们为“土人”或“土家”。贵州的毕节之地名就是因土家族在那里居住而得名。对于这个问题，朱文旭在《从彝语支土家族族称看僰及乌白蛮源流问题》及《僰人源流考辩新解》一文中作了详细的论述。
3、 关“蛮”文化的研究
过去一般都认为“蛮”是对南方少数民族的贬称，如“蛮子”，含有野蛮、粗俗之义。而关于它的本意是什么？为什么称南方民族为“蛮”？等问题却很少有人论及。就此问题朱文旭查阅了一些资料后发现，“蛮”最早出现在《尚书》、《周礼》中，是南方民族语言中的“人”之义，比如早期的记载“昆明”的“明”就是“人”的意思，今天的“普米”的“米”就是“人”的意思，彝族“撒梅”人的“梅”就是“人”的意思。藏语、嘉戎语、扎巴语、洛巴语中“人”都是用“米”表示。“蛮”与汉语的“民”实际上是异音同义。“蛮”的起源可能与蛇图腾有关。许慎《说文解字》：“蛮，南蛮蛇种。”“南蛮”就是南人。有人认为，南蛮是蛇的后代或以蛇为图腾崇拜的民族。在南方民族中，蛇又演化成了龙，所以南蛮也包括龙图腾的民族。据此可以说，“蛮”就是藏缅语“人”的早期记载。关于这些发现，他在《“蛮”语义以及文化现象》一文（《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4）中作了相关阐述。
4、 关于“夜郎”问题
有关彝族族源问题至今仍纵说纷纭，彝族族体成分来源比较复杂，过去有关专家学者对夜郎的族属问题提出过各种看法，有的提出夜郎可能与彝族有关的推测，但是缺少充分的证据论证。（周维衍：1979）朱文旭力图从彝族族称、竹灵崇拜、彝族社会形态、传统意识等方面进行了夜郎与彝族有关的论证，通过从西南地区夜郎的统治地位、与之相关的民族进行历时比较来看，认为夜郎是彝族可能性最大，而其他民族，例如仡佬、壮侗等民族其族属关系与之较远。实际上，秦汉时期的“夜郎”国、隋唐时期的“南诏”国，近代的凉山彝族奴隶社会都是彝族奴隶社会制度的一种延续，所以他提出了“夜郎”为彝说，并得到了专家学者的一定认可。
5、 有关彝族来源问题
彝族的来源问题是目前学术界争论较多的一个问题，怎么看彝族的来源问题，不同的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些说法当中包括北来说、东来说、南来说、西来说。但这些见解中有的不顾彝族内部文化现象，牵强附会；有的根据一些外表现象，如生理特征等，提出不太让人信服的外来人种说。其中，有人也提到土著说，但没有进行强有力的论证，只是推测而已。而关于北来说，是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同的一种观点。不过这种观点更多依赖于汉文史志材料以及藏缅语族其他民族的相关文献进行论证，没有从彝族内部文化现象和文献资料进行更充分的论证。他根据彝族内部文化现象，并结合有关彝文文献和《指路经》以及语言文化材料例如底层词汇等资料，从多方面进行论证，认为彝族从各个文化方面都表现出西南地区土著的共同特征，所以提出“彝为土著说”的观点。
6、 关于彝族火把节问题
彝族火把节的名称，凉山彝语叫“都再”。“都”义为“火”。“再”的意思过去好多人都把它解释为“赔”。但是大家对这种解释觉得不合文理。其实“再”是上古汉藏语“祭”。祭，上古精纽月部，中古精母祭韵。“都再”译成汉语就是“祭火”。同时对有些彝族地区例如凉山彝族依诺支系和贵州部分彝族不过火把节的原因从各个方面进行了充分地论证和解释。
7、 关于黑白文化问题
彝族社会中为什么以“黑彝”“白彝”等级自称？它的深层文化涵义是什么？
过去有人认为“黑彝”皮肤黑而“白彝”皮肤白，所以才叫黑彝、白彝。其实它与皮肤的颜色没有一点关系。朱文旭在进行有关方面研究中发现“黑”和“白”与图腾崇拜中的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文化根源有直接关系。黑代表母系氏族文化；白代表父系氏族文化。黑象征女、月、水；白象征男、日、火。彝语支民族有的以“黑”自称，有的以“白”自称。在隋唐以来的汉文史志中记载为“乌蛮”“白蛮”。所以他在《“夜郎”为彝说》等一系列文章中阐述黑彝、白彝的等级来源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