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21日，星期一。云南大理晴间多云，无风。
刚过而立之年的施袁喜，早上睡到自然醒，接到的第一个电话来自北京。“朋友告诉我，昆明公交车发生连环爆炸，让我和家人注意安全，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去，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我感佩于互联网的伟大，使消息瞬间得以流布。”起床后，施袁喜没洗脸，就蹲在桌边抽烟，“想，是什么使我们生活在恐惧中？”后来他告诉我，“烟雾太大，想不明白。”
时光逆转到1977年3月22日，中国文革最后一年的春天，施袁喜出生在云南南涧乡村一个彝族家庭。“像安徒生的童年那样，我童年的沙乐河边，也有一座小磨坊，父亲一度是那里的主人，一个人孤独地守着哗哗转动的水轮。”初中时期，施袁喜开始写作。
最早是写诗，“一部分诗歌发表在南涧周围的杂志报刊上，日积月累，剪下来贴成的本子渐渐厚实起来，然后莫名其妙地丢失……”18岁那年，他带着一大群年龄相仿的孩子读一些难懂的诗歌，创办学社，编辑校刊。高中时，他参加了某校园文学大赛，同台竞技的均为大学生，出人意料的是，这个不起眼的高中生一路过关斩将，最后力压群雄，拔得头筹。
1997年，云南大学对这个出过诗集、获过文学奖的“少年天才”网开一面，将他录进了人文学院。进大学后，“我煞有其事地把自己关在宿舍里，整日读书，装得像个知识分子，替世纪末的文学状况担忧，叹我身才华空负……”当然，和所有的大学生一样，他也时常迷惑无绪，“有时整日拎着酒瓶，在校园转来转去。”
从1993年开始，施袁喜以《黑哀牢》为总题写了一大批诗歌，“一记闪电/扑在窗台上/雷声是你爹/吼着敲门”“牛羊在坡上吃草/你吃什么/五谷杂粮/和往事”，这些电闪雷鸣般的作品最开始在朋友内部传播，后来被发到网上。
一次，“中间代”代表诗人安琪无意中在审视诗歌论坛上读到这些诗歌，激动不已，“一种按捺不住的发现优秀诗歌的狂喜抓住了我，我的眼眶湿润，心跳加速，后背发麻，前胸紧堵……”安琪说，每当自己看到好作品，“就想让更多的人看到，使之更为广泛的流传。”
大学毕业后，怀揣文学梦想的施袁喜只身打马来帝京。之后，像大部分北漂一样，不停地搬家，成摞的诗歌跟着也跟着他从甲地到乙地。“完全是一头理想主义的豹子呀！”不久，他投身在传媒界负有盛名的《经济观察报》，“在一个可有可无的职位上，一干就是三年。”
值得一提的是，在《怀尧访谈录》采访的从外地到北京的文学青年中，有近60％的人会从事与文字相关的工作，投身于报社、杂志社、图书公司、网络媒体等单位，并等待时机寻求转型，施袁喜即是其一。
200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离开报社跳到一家出版社做编辑，因为出色的编辑水准，很快升到主任编辑的职务。等到他离开这家出版社跳到中央电视台时，已经留下了一连串的成绩：先是个人诗选《白乌鸦黑乌鸦》出版并受到诗歌界瞩目；酒后随手写下的《乌撒牧歌》被中国第一支少数民族乐队山鹰组合演绎后广为传唱；2005年责编的《富兰克林自传》获得中宣部、新闻出版署、教育部等联合主办的“知识工程推荐书目重点图书”荣誉奖项；2006年责编的李银河作品《以温柔优雅的态度生活》入围国家图书馆“文津奖”，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译作《梵高自传》则入选高中语文选修课教程。
“再干下去，搞个国家图书奖、五个一什么奖的也未尝不可。”已经离开出版社两年多的施袁喜笑笑说，“这些迟到的荣誉，说明我稍微不小心，工作稍微认真点，就可以获得他们的奖项。”随后他笑声更大，“遗憾啊，我这个一直在写作，而且和出版打过多年交道的人，没有跻身中国作家富豪榜。”对于那些通过写作致富的人，他希望增加得更猛烈些，“作家成富豪的背后，更多地沉积着辛酸的血泪，以及艰苦卓绝的劳动。”
刚来北京的时候，施袁喜没想过自己会在北京停留到30岁，也没想过会做电视。“现在，我也不知道自己的心态，能否以3年为时间段：3年报纸，3年出版，3年电视……如此下去，在一个又一个浩大的单位里，卑微地耗尽余生。”他若有所思，“人生没有几个3年。”
2008年4月期间，施袁喜离开北京，回到阔别已久的云南。“专事陪老婆，因为快要当爸爸了。”4月22日，他在个人的网络空间呐喊：“如有朋友来云南，请在昆明刹一脚。”
现在，这个一直在转型的写作者，是香港某传媒集团的杂志执行主编，该刊的部分编辑工作，可以在云南完成。“孩子就要来到世上，惊喜又慌张。”施袁喜如此形容自己的心情。
在昆明，连云朵都慢腾腾的，不想干事，他说，在昆明，“下雨就冷，很容易就开始想念那些在北京的人。”就在本文截稿前不久，我收到施袁喜的短信，他已经是一位父亲了。“千金难得，是个公主，小家伙刚生下来时，重六斤六量。”短信结尾处，是个笑脸图形。
施袁喜：离诗歌远一点，离现实近一点
作者
吴怀尧
2008-12-01
原出处：成都商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