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贵州当代彝族作家中成就最高的当是苏晓星。他在中国彝族文学史上 占有重要的地位。
苏晓星的文学成就是高的,然而他的文学道路却与许多出生于旧社会成名于50年代的作家一样是很平常的。苏晓星,彝麻博阿底,本名李德祥,贵州赫章县人,一个典型的乌蒙山区的彝人。他生于1931年,那是个灾难深重的岁月,家庭的地位和民族的地位同样低下,被压迫、受歧视是他那一代彝家的共同命运。他自幼丧父,母亲节衣缩食供他到村里上私熟,9岁时,母亲又送他到县城读书。在这里他有机会读一些文艺作品,萌发了对文学的爱好与追求。但是,他仅仅上了两年初中就失学了。建国后,他参加了革命工作,先后投入了土地改革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和中心工作,担任过仓库管理员,赫章县委政策研究室工作人员、县委农村工作部干事等职务。社会变革焕发了他的工作热情,沸腾的生激发了他的创作欲望。
1954年2月,他的第一篇新人物故事写出来了,发表在当时的《西南文艺》上。从此,他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1956年,苏晓星调到贵州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任《山花 》小说编辑。1958年参加中国作家协会贵阳分会,1959年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并于同年开始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工作。“文化革命”中他曾被“下放”到水城钢铁厂,粉碎“四人帮”以后调贵州民族学院任教，从事民族民间文学的教学、科研工作。于80年代初评为讲师，1982年后又调回贵州省文联任中国作家协会贵州省分会民族文学委员会主任,《南风》副主编,副编审。
这就是苏晓星平凡而闪光的经历,这就是一个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作家的文学道路。时代造就了作家,而作家却以他的真诚面向时代,感应时代,迎接照亮他那自我心灵世界的时代光华,透过那质朴而坦诚的心灵散发出美丽的折光。
对于苏晓星的文学创作,我们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来研究。
前期：作家凭着对生活的敏感,努力用艺术形象迅速及时而又深刻地反映生活的激流及其变化,因此他的作品充满强烈的生活气息和时代气息,是时代的风景画、风俗画。
苏晓星前期的创作当从1954年4月在《西南文艺》发表第一篇作品起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为止。这个时期他共有散文、中短篇小说23篇。其中一部分小说于1960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结集出版,名为《彝山春好》。1988年贵州民族出版社编选了苏晓星年来的中短篇小说集名为《良心的中伤》,又选入了这个时期的几个短篇和一个中篇。
苏晓星的作品比较贴近现实,既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又有强烈的时代气息。也可以说五十年代成名的作家,他们在表现时代潮流和生活脉搏时,往往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的表现和歌颂上。正如文学评论家刘再复先生所指出的“的确,那是一个值得放声歌唱灼时代,诗人与作家代表着历史对胜利者的宠爱,他们用不着别的选择,只要把歌声唱得更加僚亮就好了。于是,一大批讴歌性的文学作品相继产生……他们的讴歌是热烈的、真诚的,是倾注着作家对新社会的爱与希望的。” ①作为一个从旧社会走过来的彝族作家更渴望把自己的民族、自己生活的地区的迅速变化的现实生活的图景带到文学创作中来。从农业合作化到人民公社成立,从“大跃进”到六十年代初对农村政策的调整,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以及与这一变革相联系的社会习俗的变化,新的人物新的性格的涌现等等都在苏晓星的作品中得到反映。他凭着对生活的敏感,努力用艺术形象及时而又深刻地反映生活的激流及其变化。固然,讴歌是这一时代的文学基调,塑造农村各类先进人物的形象,表现他们朴实而崇高的思想品格是这一时期农村题材创作的共同追求,苏晓星的作品不可能脱离这个时代的基调和文学潮流,但却有自己的特色。
首先,他对于新生活的表现,不停留于表而现象的摹写,不满足于一般好人好事的堆砌。他善于从表面平淡无奇的现象中寻找生活的时代特征,提炼出它的政治意义,努力揭示生活中蕴藏的深刻思想和人物的新的性格因素。如他的短篇小说《新工人的母亲》。这寻写于1958年12月的作品,却没有“大跃进”的轰轰烈烈。作家没有被生活的表面现象所迷惑,而是发自肺腑讴歌自己民族第一代新工人的产生。彝民族是古老而悠久的民族,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发展停滞了,落伍了。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产生了第一代彝家工人。作家从新工人的母亲身上落笔,展示了乌蒙山区彝寨这一历史性的变化,从古至今守着土地、牧场的民族终于有自己的儿女站到了高炉边。作家细腻地刻划了这当母亲的欣喜之情,虽然他对儿子的爱是一种传统方式的如缝制布耳草鞋,但却注入了新的性格因素。特别是作家所精心设计的婆媳俩接待同样是去当工人的那个姑娘的场面,非常感人。这实质是把对儿子的爱,对丈夫的爱转到对一代新工人的爱,这正是构成性格核心的内在精神美。作家正是从平凡的事件和画面中展示新生活的带着彝民族特征和乡士气息的美感。
短篇小说容量有限,要在有限的生活画面中更广阔、更深刻地凝聚生活内容,作家就要善于选取最有表现力的角度。苏晓星这个时期的短篇小说的又一特色,就在于他善于调整艺术视角,找到最有表现力的角度。例如《阿爹与荞荞》中的阿爹,是作家塑造得比较成功的人物之一。作家写他在牲口入社时激烈的内心冲突,痛苦而复杂的思想斗争,却不是直接揭示的。而是通过他儿子荞荞的观察,通过父子的思想冲突来展现的。这篇小说在视角的选择上匠心独具。从一个单纯而追求进步的孩子落笔以此作为一特殊的视角观照主人公阿爹的思想斗争,来展示灵魂深处的搏击,自然是会获得独特的艺术效果的。又如 《黄花之歌 》是以区委会通讯员小刘这个特殊视角观照所得。这充分反映出作家对短篇小说这种样式在表现生活上的特点的掌握,在努力形成 自己的创作个性和创作风格。
作家王纹石说过“要把作品中的英雄人物写得比现实中的英雄人物更丰满,就要想法子点染描绘出我们这时代的风景画 风俗画 描写各种各样生活场景 生活情趣描写人物的多方面斗争和生活兴趣。”②苏晓星也象王汉石一样热情地、甚至带着诗化地倾心子农村新人性格的创造,在细腻的风景画和风俗画中尽量传达生活美好的一面。民族的生活更给苏晓星在这方面提供极丰富的素材和艺术创造的机会。如《山上的红花》将富有特色的彝家民俗“打姑爷”溶入作品中,显得妙趣横生,以此刻划民族的精神风貌,使作品的民族色彩和生活情趣更浓。但是苏晓星并不着眼于对民俗的展示，而是赋于民族风情以时代特色,描绘时代的风景画、风俗画,以便在反映新生活、塑造农村新人物形象时,为人物,特别是为少数 民族新人创造一个有浓厚乡土气息、民族色彩和时代特点的环境。
此外,苏晓星这个时期的短篇小说还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在歌颂新人新事上取材角度扩大,爱情、家庭生活进入创作领域,如《黄花之歌》就真诚地写了新人的爱情。又如《生期》虽着眼于讴歌新生活,赞颂农村的巨大变化,但却是从家庭生活中来展示,写父子两代人的心理冲突,写家庭的矛盾、纠葛。那个主要人物高三顺是一个塑造得极其成功的人物,但却是一个转变人物,或者说一个“中间人物”。透过这一人物的思想变化来歌颂新的生活,这讴歌才更加深沉,思想蕴含量才大。二是题材广泛,苏晓星作为彝族作家,固然主要以反映彝族地区急剧变化的生活为主,但他还关注着其他兄弟民族,既有赞扬侗族人民善良、勤劳和迷人风情的篇章,如《乃年康 》又有描绘苗族人民阔步前进的英姿的力作,如《种花人》、《母女》。
纵观苏晓星前期短篇小说创作,我们不能不看到他的不足与局限。我们总觉得他的作品在思想性的高低和艺术上的精粗是不平衡的。另外,他的取材的范围、观察的角度,对生活现象和社会矛盾的分析,虽然都有可取之处和值得赞扬的地方,但从对这些问题的判断的标准和尺度来看,又显得比较狭窄和单一,这样就不可能更广阔、更深刻地把握所表现的现实。在掌握少数民族人物的性格、心理素质方面苏晓星有自己的优势,不象一些汉族作者在这方面显得粗疏和浅薄,但是还未能进一步把握住人物的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更没有能深化民族性格。
说到局限,应该说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不可能不蒙受生活的欺骗。“大跃进”年代的狂热,使多少人以一片真诚去投入那无休止的运动,今天回过头来反思,使我们明白了不少真谛。苏晓星不可能超越时代,不可能摆脱那个错误年代的政治影响。但必须指出,错误的路线和政策是应当否定的,然而人民群众的热忱,人民群众的高尚品格是值得讴歌的。正因为如此,苏晓星写于这个时期的作品才是有价值的。
中篇小说《良心的中伤》,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已向内心世界发展,注意发掘人物性格深层结构中的矛盾内容,写出了“灵魂的深”。标志着苏晓星的创作走向成熟。
这篇小说写于1957年，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年代。注目社会运动,投身并直接表现社会重大变革,强烈鲜明的政治色彩,大约是这个时期文学的一个普遍性的特点。《良心的中伤》虽未完全摆脱这种创作潮沫的影响,但却有了难能可贵的突破,比较真实地反映生活,表现了坚决忠实于生活的作家的责任感。
在《良心的中伤》里,作家很有胆识地写了发生在50年代中期乌蒙山区的一场叛乱,并且是以一个受蒙蔽、被欺编的忠厚淳朴的农民车后为主人公。他热爱新社会、拥护共产党,但又愚昧落后,正是这一点才被人利用。整个故事情节起伏跌宕,扣人心弦,而通过主人翁复杂的生活历程的描写,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作家把他的心理冲突写得十分逼真。茨威格在1926年12月29日致高尔基的信中说“我认为,自从我们的世界外表上变得越来越单调,生活变得越来越机械的时候起,就应当在灵魂深处发掘截然相反的东西,做一个勇敢又正直的人。我们的责任是要做亲眼目睹这一切的见证人,极其真实而又明确有力地说出自己的意见,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⑧苏晓星正是从现实生活中感受到应当如茨威格所讲的“在灵魂深处发掘截然相反的东西”,因为这两种东西互相撞击,形成了性格双向的矛盾运动。其实,真正能够激动人心的文学形象,没有一个是按照死板的公式复制出来的,也没有一个按照几点共性概念本质、必然去寻找具体形象而获得成功的。按照当时流行的庸俗社会学的观点,《良心的中伤》的主人公彝族农民车后应当是最革命的,应当是反对叛乱的英雄,而不应该受蒙蔽,更不应该参加叛乱,至少不应当觉醒得太晚。但苏晓星不这样,他追求的是塑造活生生的人的丰富个性形象,这样的人物任何时候都处于双向可能性之中。因此,他不按照贫乏的所谓“必然”的规定去塑造人物,因为那样就无从表现出自己的才能与个性,他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丰富的性格世界。
作为社会的人,其心灵世界是极其复杂,极其丰富的。苏晓星在塑造车后这个主要人物时,就非常重视向内心世界发展,发掘人物性格中深层结构中的矛盾内容,写出了“灵魂的深”。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是一个不安、骚动、拼搏的世界。现实生活使他清醒地认识到共产党好,“在共产党的都是好人”。因此他佩服,信得过何同志这样的干部。但是愚昧使他糊里糊涂地受坏人利用,差点陷入不能自拔的境地。作家使我们看到这个人物灵魂的深度。在五十年代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能不完全受制于当时的文学思潮和创作指导思想,真实地写出人物思想变化的复杂性,展现人物心理发展的痛苦历程,的确是十分可贵的。所以我们说,这个中篇标志着苏晓星的创作走向成熟。
后期：从充满批判锋芒的历史反思中获得新的审美价值取向,他更重视写人的命运,人的精神过程,从社会政治层面上去观照人生,因此他的作品是人与社会结合起来的命运曲。
十年动乱,苏晓星也象其他作家一样停止了创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的创作热情才又重新焕发起来。虽然他曾经忙于教学和科研,又因从事民族文学创作的组织工作而被大量行政事务所羁绊,还是写出了许多优秀作品。主要有编入集子《良心的中伤》的《遮荫树》、《幸福楼》、《呜呐和宝马》、《石柱通灵》、《后生》、《人始终是可爱的》等短篇小说和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中篇小说《奴隶主的女儿》。
新时期历史的转折带来了社会生活的全面变化推动着文学的转变和小说创作风貌的演化。伤痕与反思作为小说的潮流，必然影响苏晓星的创作。经过十年动乱的磨难，一旦创作热情被重新唤起，那些经过多年沉积的历史思考必然反映到作品中来。苏晓星写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作品，正是从这一角度切入的。同其他伤痕文学作品一样，苏晓星的小说充满了批判的锋芒，但并不像那些作品充满着泪痕和心灵的伤痕。以《遮荫树》为例，这个短篇小说写的是九里山苗寨的老树公公为保护区委书记石强免遭迫害而与“造反派”展开了一场斗智斗勇的交锋。这里有控诉，有批判，绝少悲切与凄苦，例是表现出了一种智慧感和乐观精神。这不仅来源于作家对历史的深沉反思，还在于少数民族作家对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把握。这篇小说荣获首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是当之无愧的。写于新时期“伤痕文学”阶段而别具一种悲壮色彩，正是苏晓星创作个性的体现。
我们知道，反思意识在以前的文学中是一个少见的现象。在新时期文学中却是以反思的文学成就最为突出。文学的反思意识正是从社会历史转折的角度观照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过程，提高了对自身历史道路的认识，使这一类文学在思想深度和历史真实性上都达到了新的水平。苏晓星正是在这巨大的文学潮流中，从充满批判的历史反思里获得新的审美价值取向。他更重视写人的命运，人的精神过程，从社会政治层面上去观照人生，即注重从社会生活的内在形态上去表现人，把中心点放在写人上。这可以从苏晓星的另一篇力作《呜呐和宝马》得到证实。这篇小说获贵州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一等奖，写的是凉山彝族同胞的生活。小说的历史跨度比较大，将同一人物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遭遇对照着展示。历史运动本身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和现实的内容，给作家的艺术创造以充分发挥的余地。我们可以认为这篇小说在于揭露那场所谓“革命”的实质，鞭姑某些丑类的罪恶行经。然而深入思索，我们才进一步发现作家是从社会政治层面上去观照人生，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剖析了灾难深重的人生命运和遭际的曲折乖谬。
在与社会命运的联系中写出人物的命运，才是具有时代性的。且看苏晓星在《石柱通灵》中对主人公石柱的描写。这仍然是一篇写彝族人民生活的小说，时代氛围是通过主人公石柱的精神变化透射出来的。一桩报纸公案，展示了人物精神上一个长长的历程，触发了人物命运的转机。人物在命运历程中已经不完全是只能接受命运摆布的盲目力蚤，而是与国家、社会的命运联系着，一张报纸透露出的被封锁的‘“包产到户扮的政策信息，正是这朴实而缺少灵性的石柱获得崛起振奋的力量。虽然作家在小说中着重于表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生活的变化，鞭挞某些千部思想僵化，但更让人感到小说中展现的是人的尊严的复苏，人的精神的解放。
当然，我们这里强调了作家在不同时期创作上的发展，重视了作家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审美价值取向上的变化，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作家在创作道路上的承继关系。我们前面在谈到苏晓星前期创作时，已经注意到作家对人物心里历程的展示，诸如在他的短篇小说《阿爹与养养》，中篇小说《良心的中伤》中已经表现出来的心理图景。到了新时期的创作则发展了这一优势，逐渐从社会心理角度，揭示民族精神的历史沉积，刻划社会政治历史变动过程中人们广阔的精神世界。这就是从短篇小说《人始终是可爱的》到中篇小说《奴隶主的女儿》中所体现出来的向民族深层精魂开掘的艺术追求。
《人始终是可爱的》曾获第二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和贵州省第二届文学创作短篇小说奖。小说写的是一位彝族老人看见因含冤被遣送到彝寨监督劳动改造的汉人在真心实意地为彝胞劳动，便全然不把当地干部的责难放在心里，立刻把他当彝家的亲人对待，还让他和自己心爱的女儿结婚，给那个受冤的汉族干部以极大的温暖和力量；当汉族干部回复工作不愿离开老人时，老人又为了逼他返回省城，自己竟躲进深山老林过孤独的晚年。小说不但写出了老人仗义倔强和刚正无私的性格，而且注意开掘任务的深层心理结构，不仅写的有个性，而且重视人性的展示，不受政治观念的干扰，不象《石柱通灵》那样是从人的社会历史的位置进行艺术的观照，而是探寻认同社会历史的对应中特殊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归结和凝聚，是通过人的内在情致和意蕴对于人生的把握和观照。
文学评论家何西来先生曾经指出：“我们应当深刻地记取二十年间在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上的偏颇所造成的教训，我们欢迎表现人性、人情、人道主义的一切大但优异的探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新时期的文学潮流开路，我们的文学才可能有远大的将来。”这个简介是非常深刻的。苏晓星也正是在这方面从事了有益的探索，才出现了《人始终是可爱的》这样张扬人性，表现人道主义精神的优秀篇章。
纵观苏晓星的后期短篇小说，比之于前期虽然数量不多，却在思想容量和艺术内涵上深邃得多。我们说他前期的作品是“时代的风景画，风俗画”，后期的作品是“人与社会结合起来的命运曲”，正式为了较为准确地表述他在不同创作阶段上的风格和特点，较为客观地反映他创作道路上的发展和变化。
当然，我们在读他后期的作品时，也还感到有着较为明显的不足，那就是作为在高校从事文学教学的作家，有着比较规范的文学观念，往往不自觉地被约束在那些比较规范的观念里，使得艺术上的突破受到一定限制。随着文学观念的变革，相信苏晓星将回去的重大的超越与突破。
中篇小说《奴隶主的女儿》，是对历史、文化，民族积习的更深层的反思，以历史负载显示精神，作品已进入人生价值评判的高度，标志着苏晓星在创作上新的突破。
真正标志着苏晓星在新时期文学创作达到一定高度的作品是中篇小说《奴隶主的女儿》。这个中篇写的是40年代末50年代初发生在凉山的故事，作家以富于诗意的语言描写了奴隶主的女儿则玛吉迪和奴隶石威马赫的爱情悲剧。反对等级婚姻偏见，这本来是陈旧的主题，苏晓星并未落入这个窠臼。《奴隶主的女儿》是来自对历史、文化、民族积习的更深刻的反思，是对自己民族深刻的自我解剖。在以凉山为代表的一部分彝区，由于参与的奴隶制的阴影还笼罩着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彝族人民，黑彝白彝的等级偏见还似一根枷锁套在一些人的思想上，自以为“血统高贵”或自以为“血统革命”成了民族内部团结的障碍，也是民族自身内耗的一个重要原因。民族要振兴，必须消除内耗，这是人所共知的真理。《奴隶主的女儿》写的是历史故事，作家却以历史负载现实精神，以鞭挞残暴罪恶的奴隶制度，来呼唤民族的新生。这里有着一种沉重的历史责任感和厚重的振兴民族的使命意识。作家在小说结尾写道:“然而，世界上没有一条笔直的路，历史也总是曲折前进的，我惟愿她已带走的东西，一点一滴不再回来……”这充满激情的发自内心的话，正是历史责在感和民族使命感的真诚体现。
我们读过不少小姐与长工、聪明的公主与英俊的猎手的爱情故事，那些故事的男女主人公往往一见钟情，然后是为了爱情历经艰难险阻，或以双双殉情，或以大团圆结束。苏晓星则把艺术视角放在男女主人公的恋爱过程，重视人物潜在』合态的揭示。本来有着根深蒂固的阶级偏见的男女双方，在特定环境中产生了强烈的爱，共同萌发了对等级宗法观念的反抗。作家对人物的心理巨变过程作了准确的揭示，把笔触深入到民族深层心理，把作品上升到人生价值评判高度。这里，作家运用深入细腻的艺术手法揭示了人性的复苏，展现了人道主义的昂扬。我们不必讳言人道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产生是人性的可贵觉醒，是历史的一种进步。文学评论家张炯先生指出:“在我国传统思想观念中封建意识与专制思想的根深蒂固，与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构成尖锐反差，也只有通过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张扬，才可以得到消除。”⑤苏晓星正是站在这样傲种思想高度来结构他的作品的。他是在对民族文化心理积淀作积极评价之中，使他笔下的人物得以丰厚。整篇小说情文并茂，似在不动声色之中就烘托出具有立体感的审美效应，不少章节意境华美而扣人心弦。《奴隶主的女儿》标志着苏晓星在文学创作上新的突破。
苏晓星正当年富力强，我们盼望着他的新作问世。这篇作家论，应当说尚未收篇。
1988年12月4日于花溪
注:
①刘再复：《近十年的中国文学精神和文学道路》，《人民文学》1988年第二期，第119页。
②王汉石：《风雪之夜·后记》。
③《三人书简》第160页，湖南人民出版社。
④何西来：《探寻者的心踪》第223页，陕西人民出版社。
⑤张炯：《新时期文学流向的展望》，《学习与探索》1987年第4期第10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