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记不起认识苏晓星始于何时，也许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也许是六十年代。但我知道苏晓星这三个字则肯定是五十年代末。1956年冬，我懵懵懂懂地在当时贵州唯一的文艺刊物《贵州文艺》上发表处女作《小花和尚看梨》，第二年秋，考入贵阳师范学院（贵州师范大学前身）中文系，便和文学特别是贵州民族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就知道了苏晓星。知道他是彝族作家，在贵州已经小有名气。以后几年，我写的作品渐渐多了，参加文艺界活动多了起来，认识了他，而且渐渐熟了。他给我的印象是直爽、耿介、质朴、对人热情，不屈不挠是他性格中的突出特点。
贵州少数民族作者生活在边远地区，封闭、落后，太需要老师指点、提携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贵州省文联、省作协、省民委重视发展少数民族文学，从1982年到1986年，克服重重困难，办了三期民族文学讲习班，吸收了全省各族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作者参加，边学习，边修改作品。每次学员四五十人七八十人不等。讲习班里，要请人讲课，看稿，和学员交谈，还有许多杂事，除了文联、作协的领导和其他工作人员在忙，就数苏晓星辛苦。他是贵州有影响的老作家，省作协民族文学委员会副主任，要参加省文联、省作协、彝族文学会等多种会议，处理事务，自己有创作任务，很忙，但手里总是有学员请他看的稿子，甚至是长篇，熬更守夜地工作是常事。
贵州文学底子较薄，起步晚。解放后涌现一批少数民族作家，势头颇好。但经历十年动乱，受很大挫折。老作家有许多困惑，年轻作者在摸索。个别少数民族作者虽然发表过一些作品，理论修养却不高，不系统，常常闹笑话。那时，苏晓星安排我和侗族作家谭良洲在讲习班里当辅导员，自己写写东西，也看看稿子，给学员必要的辅导。一次，苏晓星忽然跟我说：“有个学员问我，一篇小说要写几个人？咋会问这样的问题呢？”
我愣了好一阵，确实没法回答这样的问题。于是，我们都有共同的感慨：民族作者亟待提高文学水平。
1982年11月，苏晓星经过辛苦筹备，组织贵州少数民族作家作者四十余人的参观团赴广西参观学习，苏晓星任团长，贵州人民出版社编辑龙国义、作家谭良洲和我任副团长，先后到广西三江、桂林、柳州、南宁等地，和广西文学界领导，老作家、民族文学研究家苗延秀、韦其麟、过伟等座谈取经，参观电影《刘三姐》拍摄对歌场面遗址，柳州少数民族聚集对歌的鱼峰山，中外驰名的桂林阳朔，开扩了眼界。一位年轻作者深有感慨，说：“我们这些土包子见识太少，把淋浴喷头当电话，笑死人，难怪古人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说法，这次参观学习提高太大啦。”这位年轻作者说的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他第一次在宾馆洗澡，不知道水温可以调节，尽放热水，太烫，没法洗，看看墙上有电话一样的东西，准备打电话请服务员解决一下。可是，怎么打也没有声音。后来才知道那不是电话机，而是喷头。
第三期贵州民族文学讲习班期间，为了开拓民族作者视野，还组团赴海南参观。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九十年代初，在贵阳连续举办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讲习班，苏晓星几乎都参与工作了。由于我连续在外省刊物上发表过作品，得到省作协的大力支持，苏晓星则是其中最热心的一位，每次都让我参加讲习班学习。
苏晓星年纪渐渐大了，且长期受高血压困扰，用药效果不理想，影响创作。听人介绍说吃素降血压效果好，他咬牙吃素三个月，荤腥不沾。血压果然降了下来，也不再忽高忽低，但瘦了一身，他是凭坚韧不拔的毅力挺过来的。这期间，他被任命为《南风》副主编（主持工作），看稿，和作者联系、发行等等，忙得不亦乐乎。后来，民族文学活动减少了，但苏晓星没有忘记扶持少数民族作者。2001年冬，他和贵州诗人罗绍书一起，组织贵阳几位作家和记者赴毕节，参加黔西县作者史宏拯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李世杰》的讨论。苏晓星会上谈意见，会下出修改点子，一直精力充沛，谈笑风生。
苏晓星是起步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老作家，有短篇小说集《彝山春好》、中篇小说《奴隶主的女儿》、长篇小说《良心的中伤》、《末代土司》、《金银山》、《无敌头巾》连载和出版，有论著《民族民间文学散论》、《苗族文学史》、话剧《大明皇帝和彝族女杰》以及若干短文，是文艺界知名老作家和理论研究家，但他不满足，惜时如金，抓紧每一刻可利用的时间。有一次我打电话给他，准备前去拜访，他问什么时候到达，我回答说，大约要四十分钟。我和夫人王敢凤紧赶慢赶，还是晚到十分钟。他挺不高兴，说：“说四十分钟到咋不到，害我在院坝门口等你。”也难怪，他妻子半身不遂多年，生活不能自理。苏晓星十分爱他的结发妻子，把妻子和家里打理得干干净净。这样，他不得不在时间的夹缝里挤出工夫来创作，对他来说，每一分钟都是极宝贵的。
苏晓星勤奋如此，成就如此，对待病妻如此深情、体贴，我为之动容，建议贵州电视台专访，宣传他的感人事迹，但是，电视台约采访时间的时候，他婉言谢绝，说：“算啦，张张扬扬地干什么？”
有一次，我和夫人去他家，他说：“不知道今天是怎么回事，到院坝门口，头昏得厉害，站了好一阵，才慢慢摸回来……上楼的时候，腿也打晃晃。”我看他脸红红的，担心他高血压发作，说：“你要照顾大嫂，还要搞创作，别太累了。”他说：“没事，我身体棒哩。”他说，我给他的长篇历史小说《王阳明》被朋友借去了，借去就不还，还想把王阳明在贵州的事写成话剧呢。我连忙把仅存的一本长篇历史小说《王阳明》送去。一天晚上，我正在电脑前写作，苏晓星打电话来说：“你知道季老（季羡林）临终时说什么了吗？”我说“不知道”，他说：“季老说了，作家要写分量重的作品，要写《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史诗性的作品。我要写，你也要写，你就写侗族，我写彝族，彝族、侗族都有很多东西可以写……”他的雄心壮志打动着我。
苏晓星时时都想着朋友，关心朋友的创作。在一次贵州民族文学创作座谈会上，我表态说：“我上班的时候很忙，退休了保证一年写一本长篇小说，短篇不在其中。”苏晓星听了十分高兴，连说几个“有志气”。这以后，他多次问到践行计划的情况。我退休十一年，写了十二部长篇小说，一部理论专著，正式出版了八部，明年将有两部长篇小说定稿。我能长期坚持，和苏晓星的支持鼓励分不开。
我在创作，同时等待苏晓星的新作，却怎么也没有想到，为了庆祝“五一”劳动节，一小杯酒把文学界的常青树撂倒了，脑溢血。接下来是住院、抢救、手术。苏晓星在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他没有悲观，没有失望。他奋力抗争几个月，渐渐好起来了。我们第二次到医院探望他的时候，刚刚好一些，又在酝酿作品创作了。我们除了钦佩他的执著和毅力，深深地为他的健康忧虑。
苏晓星有很多计划，包括彝族史诗性作品创作，再去黔东南苗族侗族地区走一走，把《大明皇帝和彝族女杰》搬上舞台，等等，瑰丽多彩，都永远无法实现了。在贵州民族文学还需要他继续扶持，文艺界需要他再出佳作，青年人需要他培养的时候离开了，走得那么匆忙，连最后一叙的机会也没有留下。陶潜说：“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读陶氏这首诗，想着至交溘然离去，极难不伤感、落泪。但我想，像苏晓星这样的文学赤子，虽死犹生，形亡神在。文艺界不会忘记他，贵州民族文学不会忘记他。
2009年9月24日星期四草于贵乌北路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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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晓星 (1931～2009)原名李德祥。彝族。贵州赫章人。中共党员。1947年肄业于贵州省毕节县中学。1951年参加工作，历任赫章县粮库会计，县委干事，县报代主编，《山花》杂志编辑，贵州民族学院中文系讲师，贵州省文联《南风》杂志副主编，副编审，省作协专业作家。省第三届人大代表，省第七届政协委员，中国作协贵州分会民族文学主任、理事。1952年开始发表作品。195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创作一级。
著有长篇小说《末代土司》、《无敌头帕》，短篇小说集《彝山春好》，中篇小说《奴隶主的女儿》，中短篇小说集《良心的中伤》，专著《苗族文学史》(合作)、《民族民间文学散论》等。
作品获1981年贵州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全国首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1983年全国民间文学优秀作品一等奖、贵州省文学创作奖、全国第二届少数民族文学奖、1989年贵州省少数民族文学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