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我的诗歌从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林徽因的《你是人间四月天》到吉狄马加的《一个彝人的梦想》。我是一个感性决裂的人，一首好的歌或者一首好的诗都会给我的灵感带来持续性的高潮。亚里士多德说，诗歌具有净化作用。在当今物欲横流、利欲熏心的社会，诗人不是在黑暗而潮湿的木枕下和诗的母性挣扎，而是在诗的解剖和再生中吸吮大自然的甘露，破解大自然的掌纹，给心灵予以净化。 

 

　　诗，是我们经过黑暗的涤荡后临盆的婴儿，是阿普笃慕农耕狩猎时代的身影。我认为诗的生命源于苦难，万物的始母也是苦难。文学史家常说：忧患出诗人。这个观点我曾在自己的诗集《城市的过客》中说道：“穷是一切苦难的根源，然而，苦难却是诗的亲生母，不经历漫长地酝酿，残酷地洗礼，蚀骨地破茧，哪能有诗意的临盆？越是苦难越能清晰地窥见生活的容颜。”

 

　　彝族自古是一个诗性栖居的民族，这个民族在诞生的时候，就有了英雄史诗之类的神话诗歌。部落的影子，诗的灵性，源于战争的危险，洪魔的逼迫，瘟疫的漫延，母族的痼疾......自然就以诗歌的形式来记录和传唱自己的历史，例如：《玛牡特依》《勒俄特依》《指路经》《妈妈的女儿》等等。

 

　　《中国彝族当代诗歌大系》就是一把开启彝民族未来之门的钥匙，为我们彝族诗潮鲜花着锦。蛮国诗坛的启明星——吉狄马加说：“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的彝族现代诗创作热潮，犹如石破天惊般开始了一场以诗歌为先导的彝族文艺复兴运动。这场运动完全可以认定为与20世纪初的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和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哈莱姆黑人文艺复兴运动具有同样性质。”

 

　　《中国彝族当代诗歌大系》阵容是空前的，作者所属的行业上，从政治高官到农民工人，从教授导师到莘莘学子；年龄结构上，从银须白发的耄耋老人到热情活泼的青少年;地域上，从大小凉山到金沙江畔，从乌蒙山脉到红河两岸。重要的是，《中国彝族当代诗歌大系》是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人性捻成的一股绳。麦吉作体在评论中说道：“群体诗写远远比个体诗写重要。”这也是我为什么写名为“星星之火聚焦的烈火烹油”的主要原因。大部分诗融入了民族的诗写元素，凸显民族的异域风情，扭转了原始文化记忆遭遇遗忘、遗弃的尴尬。对此，主编阿索拉毅如是说：《中国彝族当代诗歌大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启示意义与存在价值。

 

　　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收录了部分新生代诗人和诗歌写作爱好者（以我为例）的作品，他们不在意诗的张力、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也不懂诗的形、色、音、态。自以为“现代诗歌”就应该追求“现代化”，打破抑或可以无视诗歌原有的结构和韵律，“自创门路”，过于追求“审美快感”，缺少思想和灵魂的“结晶”，导致“本体模糊、枝桠茂盛”的病灶（初学者必然要走的一个阶段）。

 

　　其实，诗歌是个人和民族的一种精神“宣泄”和“揭秘”，一种自我剖析、批判和反思，也是一种对过去、对现在、对未来的某种启示。诗歌的写作之路犹如浩瀚宇宙，无边无际。要把诗写好，没有捷径可走，要说捷径就是时间、磨练和沉淀，还需“不忘初心”。正如阿索拉毅所说：“诗歌，既是回归也是远游，是彝族诗人的一次文学苦旅与精神皈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