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过诗歌夜空的流星 ——读吉狄马加长诗《我，雪豹》
作者
高亚斌
2015-02-09
原出处：彝族人网 彝诗馆
吉狄马加是当代杰出的少数民族诗人，也是在国际上有着广泛影响的诗人。《我，雪豹》是吉狄马加近期创作的一首长诗，它以美国野生动物专家、雪豹研究专家乔治·夏勒作为倾诉对象，以他们都熟悉的雪豹作为共同的话题，展开了一段跨文化的对话。在诗歌里，诗人与雪豹相互指涉，个人形象、民族形象和国家形象，三者形成了巧妙的重叠，构筑起他们共同的精神谱系。这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来的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密语，是诗人自我内心世界的诗意呈现。
诗人生于四川的大凉山，那儿是中国原生态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相对存留较好的地方，是一片地理的沃土，也是一片文化的沃土、诗歌的沃土。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下，这里都涌现过一大批引领风骚的人物，在他们之中，吉狄马加是一瓣光彩夺目的花朵，在时空中永远绽放、摇曳，言说着这一方水土所酝酿的无边风景。
好的诗人，就是一个创世者、造物或上帝，他在作品中完成自己所承载的创世工作，他的作品就是一个庄严美妙、丰满自足的世界。读吉狄马加的诗歌，常常就让人产生这种感觉，甚至，觉得他的诗歌裹挟着动人心魄的风云，令读者不由自主地卷入其中，为之悚然动容。
雪豹是我国西部的珍稀物种，素有“雪山之王”的美称，是一种雄悍与尊贵的动物。吉狄马加对雪豹一直情有独钟，在此之前，他曾经写过《雪豹》一诗，对雪豹进行了崇高的礼赞。在诗里，他称雪豹为“白天的光，永恒的弧形”、“光明的使臣，赞美诗的主角”，是“无与伦比的王者”，并称它的生存空间是“大地的子宫”、“雪域的空白”。在这里，雪豹既是一个地域的象征符号，又是民族意识与民族精神的载体。他近期的新作《我，雪豹》，是诗人往昔思维与情感的绵延，并且，由于时间的积淀与思想的发酵，诗人的情感在这里得到了更为流畅的宣泄、更为完美的张扬。
吉狄马加是一个真正的大地诗人，他曾经写过许多有关自然意象，尤其是动物意象的诗篇，诸如雄鹰、豹子、狮子、斗牛……都成为他诗歌的重要意象，被诗人赋予了自由、勇敢、力量、美等等丰富的意蕴，成为无比美好的艺术形象，图腾着诗人的民族精神。他曾经说过：“我写诗，是因为我们在探索生命的意义,我们在渴望同目然有一种真正的交流。”[1]为了彰显诗人、诗歌与自然之间的天然联系，他在任职青海省副主席其间，还倡导发起了青海湖国际诗歌节。目前，这一诗歌节已被列入世界七大国际诗歌节之一，成为一个颇具特色的中国文化品牌。
吉狄马加力图在诗歌中包容鲜活生动的自然意象，另一方面也凸显出诗人内心世界丰富斑斓的一隅，多年以来，吉狄马加一直致力于民族身份的寻找与确认，从《自画像》到长诗《我，雪豹》，他总是寻求一种象征与寄托，把外物作为自我心灵的对象化。《我，雪豹》是诗人的另一“自画像”，这一自我，同郭沫若诗歌里的自我一样，既是个体层面上的“小我”，又是民族的乃至宇宙层面上的“大我”。这种自我，既是时间意义上的（历史的与现实的），同时又是空间意义上的（本土的与世界的），用他的《自画像》中的诗句来说就是“我是千百年来／一切背叛／一切忠诚／一切生／一切死”。这一情形，被诗评家耿占春称为“自传性”[2]的叙述话语，是一种史诗性的艺术风格，这种风格在长诗创作中更能够彰显其艺术魅力。
家园意识是吉狄马加一以贯之的诗歌主题，这在他早期的诗歌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如《古老的土地》、《土地》、《故土的神灵》、《灵魂的住址》等等，都是这类作品。在《我，雪豹》中，诗人以从容而自信的语调，讲述属于雪豹的、也是属于诗人自己的家园意识与情怀。雪豹的家园是雪山，雪山滋育着雪豹，同时，雪豹也守护着雪山，成为雪山的守护神。诗人一再吟唱：“我是雪山真正的儿子/守望孤独，穿越了所有的时空”、“我永远活在/虚无编织的界限之外/我不会选择离开/即便雪山已经死亡”，这里所折射出来的，是诗人的恋土情结和家园情结，是全人类共同的朴素的怀乡情感，自然能够引起读者普遍的共鸣。
吉狄马加对土地怀着类似艾青一样的深情，在他的笔下，大地呈现出原初的宁静与浩瀚，呈现出母性的温厚与安详。以雪豹的视角，诗人对家园发出了深沉的吟唱：
白雪一片清澈
所有的生命都沐浴在纯净的
祥和的光里。远方的鹰
最初还能看见，在无际的边缘
只剩下一个小点，但是，还是同往常一样
在蓝色的深处，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不远的地方，牧人的炊烟
袅袅轻升，几乎看不出这是一种现实
黑色的牦牛，散落在山凹的低洼中
在那里，会有一些紫色的雾霭，漂浮
在小河白色冰层的上面
由于诗人对家园的坚守，他的诗歌里总是出现富有地域特征的事物，诸如雪域、雪山、草原、群山、河流、森林等等，它们既是生命的元素，又是精神的元素。而且，值得指出的是，在吉狄马加的诗歌中，这种家园意识被赋予了全人类的意义，印第安人民的土地、非洲人民的土地、哥萨克人民的土地……都成为人类共同的家园，体现出诗人的博大深厚的人类之爱。
随着诗人年龄和阅历的增加，他的诗里有了更多的对人类童年的回望情绪，这种情绪不时在《我，雪豹》一诗中流露，如“昨晚梦见了妈妈/她还在那里等待，目光幽幽”，等等，诗人的家园意识日益成为一种童年情结。纵观吉狄马加的整个创作历程，童年与故乡总是他诗歌的叙述原点，是他诗思的源头，也是他取之不竭的艺术源泉。这里多少渗透了人类的原始思维，具有人类童年的特点，因此，诗人的叙述是深情的、怀旧的，具有悲剧的美学意蕴。事实上，每个人都有一片外人不能僭越的精神净土，雪山是雪豹的精神领地，家园则是诗人的精神领地。
在长诗《我，雪豹》里，以雪原为背景，诗人为我们展开了一幅浩大的画卷。这是一个无比圣洁的背景，其中安放的是一个民族纯净高贵的精神雕像。诗人以雪豹美丽矫健的形象作为依托，以静态与动态相互结合的画面，精心雕琢出雪豹的活态雕像。并且，在这一过程中，雪豹的形体线条随着诗人想象力的展开而无限延伸，通过不断的时空变化与交叉，雕像由平面而立体。诗人以雪豹的节奏构建诗歌的节奏，以雪豹的律动配合诗歌的律动，主客体之间形成了无间的融合，在整组17首诗中，涵括着的是雪豹形体、生活与精神的各个不同侧面，长诗本身就是所有画面的共同拼接。尤其是在后面，诗人写道：“最喜爱的还是，繁星点点的夜空/因为这无限的天际/像我美丽的身躯，幻化成的图案”，把浑身斑纹的雪豹比作斑斓的星空，这是雕像完成过程中最后的点睛之笔，一个鲜活生动栩栩如生的雪豹形象、一座民族精神的立体雕像呼之欲出。
为了勾勒雪豹的成长历程，诗人从大自然的进化程序出发，从生命的孕育成长历程出发，来结构诗篇、形塑雪豹的动态雕像，这就使得长诗本身成为一个有机的生命体。随着诗人视点的位移和叙事重心的变化，诗人充分利用了光线的明暗、色彩的浓淡等因素，凸显出雪豹的不同侧面。同时，诗人还动用了不同的图像背景，时而以广袤的夜空（长诗第1节）为背景，时而以险峻的山脊（第2节）为背景，时而甚至以整个苍茫的宇宙（第3节）为背景……犹如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在完成这一雕像的过程中，诗人从多种角度、运用多种手法，使诗歌自由而又严整、在规整中又有变化，显得错落有致、摇曳生姿。
根据相关的资料，雪豹是一种孤独而高贵的动物，人们对雪豹的习性知之甚少。同时，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了解和懂得哪一个民族呢？只有走向雪豹的生活，只有真正进入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才能够对其作出深刻的了解，这是诗人对世人所作出的忠实的告诫，也是诗人精心雕琢雪豹形象的宗旨所在。
西部是一片广袤的土地，那里草地苍茫、各种鸟兽出没，在许多地方，大自然仍然呈现出鸿蒙未辟时节的洪荒景象，孕育着无限的生机与活力。在《我，雪豹》一诗里，有在空中翻腾着的鹰，有众多的鸟儿，有无声的岩羊、赤狐、旱獭，它们共同编织了一幅和谐自然的生态画面。在所有这类物象中，尤其鹰是彝民族的神鸟，是一个民族的图腾，在空中与地上，它与雪豹形成一种美妙的对应，彰显出彝民族既重现实、又有浪漫气质的民族性格与心理特征。
吉狄马加具有明显的生态意识，他曾经说过：“我们在渴望同自然有一种真正的交流，这种神的交流当然是来自心灵而不是表面。”[1]他的诗歌，就是一种人与自然的对话与交流，这种交流，既有人与自然之间的平等和谐，更有对抗与冲突的不和谐因素。为此，诗人诅咒这个“充满着虚妄、伪善和杀戮的地球”，诅咒人们对雪豹的无情猎杀，诅咒人们对大自然的无尽贪欲与掠夺，诗人的笔触不时流露出批判性的锋芒，他写道：“在子弹飞过的地方/群山的哭泣发出伤口的声音/赤狐的悲鸣再没有停止/岩石上流淌着晶莹的泪水/蒿草吹响了死亡的笛子/冰河在不该碎裂的时候开始巨响/天空出现了地狱的颜色/恐惧的雷声滚动在黑暗的天际”。于是，诗人发出了强烈的控诉：“我们的每一次死亡，都是生命的控诉！”因此，诗人呼唤人与自然之间的友好、平等与和谐。目前雪豹在我国已严重濒危，雪豹的数量甚至比大熊猫还少，大自然物种的减少，表明人类的生态家园已遭到破坏，这里，诗人表达了对失去生态家园的隐忧。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诗里，有英武的猎人，也有贪婪的屠戮者，这二者是有区别的，是英雄与凶手的区别，后者是民族精神的退化，是人类的退化与异化，这是整个人类共同的悲剧。
吉狄马加还善于从彝族民间传说中找到早期人们对生态意识的诠释。在《鹿回头》一诗的题记里，他曾经写道：“传说一只鹿子被猎人追杀，无路可逃，站在悬崖上，正当猎人要射杀时，鹿子猛然回头，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姑娘，最终和猎人结成了夫妻。”这一传说，正好契合了诗人内心对和平、和谐的生态环境的愿望与祈盼。在这里，让我们随着诗人一起，为人类美好的生态环境吟哦、祈祷：
……在目光所及之地
白雪一片清澈
所有的生命都沐浴在纯净的
祥和的光里。远方的鹰
最初还能看见，在无际的边缘
只剩下一个小点，但是，还是同往常一样
在蓝色的深处，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不远的地方，牧人的炊烟
袅袅轻升，几乎看不出这是一种现实
黑色的牦牛，散落在山凹的低洼中
在那里，会有一些紫色的雾霭，漂浮
在小河白色冰层的上面
从生态意识的层面，诗人不断地对人类的良知与道德底线，对生命的终极价值与意义进行深刻的追问，其中既有宗教层面上的冥想，又有哲学层面上的思考，把诗歌导向一个无比深邃辽阔的哲理境界。在吉狄马加早期的诗作《最后的召唤》中，猎豹人最终死于自己设置的猎豹器具，在《我，雪豹》中，通过雪豹的遭遇，诗人再次敲响了人类的警世钟：“任何一种动物和植物的消亡/都是我们共同的灾难和梦魇”。从生态文学的角度看来，大自然有着自己的天然法则，雪豹离开雪山意味着背叛，而对雪豹的戕害，对它无情的屠戮，就成为一桩亵渎神灵、对抗神灵的巨大罪恶，诗人对社会的批判意识不言自明。而且，在长诗的最后，诗人以雪豹的口吻，发出了庄严的宣告：“当我从祖先千年的记忆中醒来/神授的语言，将把我的双唇/变成道具，那父子连名的传统/在今天，已成为反对一切强权的武器”，使诗中的生态意识具有了反强权、反暴力的社会意义。
正如论者所指出的：“吉狄马加的心中时刻充满两种不同层次的撞击，一是本民族文化与他民族文化的撞击；一是古老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撞击。”[3]《我，雪豹》也体现出吉狄马加诗歌创作的这一特点。在他的诗歌中，既有着古老的彝民族文化资源，又有丰富的汉文化资源与西方文化资源，并且，中外诗歌的各种文化元素，在他的诗歌里得到了成功的融合。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诗人，吉狄马加一直在努力探索如何在汉文化的文化背景下，在多元文化的全球化语境中，开辟出民族诗歌的发展新路，而不致被他者所同化。在诗人早期的诗歌里，他总是力图从印第安、黑人民族等弱势民族那里，获得民族诗歌自身发展的力量源泉。在《我，雪豹》中，诗人与美国生物学家乔治·夏勒展开了精神层面的对话，也是企图在本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之间，寻找某种精神上的关联。
吉狄马加曾说过：“我写诗，是因为在现代文明和古老传统的反差中，我们灵魂中的阵痛是任何一个所谓文明人永远无法体会得到的。”[1]的确如此，诗人总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犹疑徘徊，这体现出他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中的两难心态。在《我，雪豹》一诗中，为了摆脱这种心理的困扰与束缚，从各种文化的价值赋予中挣脱出来，诗人甚至选择了远离文化的前文化的立场，从动物叙事的构思出发，采用第一人称叙述的视角，展开诗思。这是诗人原生态意识的一种体现，也是诗人力图进入前文化的状态，对现代文明与文化的重新审视与观照。在诗里，诗人写道：“我只是/一只雪豹，尤其无法回答/这个生命与另一个生命的关系/但是我却相信，宇宙的秩序/并非来自于偶然和混乱”，与已经趋于病态与异化的现代文明相比，这种朴素的对世界的认知，也许更为接近世界的本质与真相吧。
仅就形式而言，吉狄马加的诗歌就既有民族诗歌（如彝族经文、谣曲等等）的传统风貌，又有着西方诗歌的风格（如全诗的第8节）。他毫不避讳马尔克斯、普希金、聂鲁达、帕斯等人对自己诗歌的引领作用，他曾说过：“从我走上文学道路的那一天开始，我就从未停止过对外国文学的学习。”[4]他又说：“我写诗，是因为……我崇拜卡夫卡和陀斯妥也夫斯基。”[1]吉狄马加诗歌对西方的敞开、对各种文化的敞开，是一种接纳与包容，是一种开放的文化心态与精神气度，使诗人获得了更加宏大的文学视野与更为广泛的世界经验。同时，这又是一种独辟蹊径，吉狄马加并没有在外来文化中盲从和迷失，也没有被强势文化所同化和泯灭，而是尝试走出一条属于自己本民族的艺术新路。这一情形，在《我，雪豹》一诗中也得到了体现，诗人在吸纳中外诗歌的艺术技巧的同时，立足本民族文化，为我所用，如同诗中的雪豹一样，立足雪山，却又在极度自由的精神空间里驰骋与游弋，而不失其民族性、地域性的本色，正如诗人在全诗的最后一节所写的：
我的历史、价值体系以及独特的生活方式
是我在这个大千世界里
立足的根本所在，谁也不能代替！
参考文献
[1]吉狄马加.一种声音——我的创作谈[J].民族文学,1990(2).
[2]耿占春.一个族群的诗歌记——论吉狄马加的诗[J].文学评论,2008(2).
[3]蒋登科.民族精神：作为母题与参照——论吉狄马加的诗歌创作[J]. 当代文坛,1994(4).
[4]吉狄马加.寻找另一种声音[J].民族文学, 2001(5).
作者简介：
高亚斌（1973—），男，甘肃静宁人，文学博士，兰州交通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目前，已在《文艺理论与批评》、《民族文学研究》、《北京理工大学学报》、《中央民族大学学报》、《暨南学报》、《兰州大学学报》、《大连理工大学学报》、《宁夏大学学报》、《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燕山大学学报》、《吉林师范大学学报》、《北方民族大学学报》、《科普研究》等刊上发表过一定数量的学术论文。
通信地址：甘肃省兰州交通大学文学院 高亚斌（收）
邮政编码：730070
诗人生于四川的大凉山，那儿是中国原生态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相对存留较好的地方，是一片地理的沃土，也是一片文化的沃土、诗歌的沃土。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下，这里都涌现过一大批引领风骚的人物，在他们之中，吉狄马加是一瓣光彩夺目的花朵，在时空中永远绽放、摇曳，言说着这一方水土所酝酿的无边风景。
“小我”与“大我”
好的诗人，就是一个创世者、造物或上帝，他在作品中完成自己所承载的创世工作，他的作品就是一个庄严美妙、丰满自足的世界。读吉狄马加的诗歌，常常就让人产生这种感觉，甚至，觉得他的诗歌裹挟着动人心魄的风云，令读者不由自主地卷入其中，为之悚然动容。
雪豹是我国西部的珍稀物种，素有“雪山之王”的美称，是一种雄悍与尊贵的动物。吉狄马加对雪豹一直情有独钟，在此之前，他曾经写过《雪豹》一诗，对雪豹进行了崇高的礼赞。在诗里，他称雪豹为“白天的光，永恒的弧形”、“光明的使臣，赞美诗的主角”，是“无与伦比的王者”，并称它的生存空间是“大地的子宫”、“雪域的空白”。在这里，雪豹既是一个地域的象征符号，又是民族意识与民族精神的载体。他近期的新作《我，雪豹》，是诗人往昔思维与情感的绵延，并且，由于时间的积淀与思想的发酵，诗人的情感在这里得到了更为流畅的宣泄、更为完美的张扬。
吉狄马加是一个真正的大地诗人，他曾经写过许多有关自然意象，尤其是动物意象的诗篇，诸如雄鹰、豹子、狮子、斗牛……都成为他诗歌的重要意象，被诗人赋予了自由、勇敢、力量、美等等丰富的意蕴，成为无比美好的艺术形象，图腾着诗人的民族精神。他曾经说过：“我写诗，是因为我们在探索生命的意义,我们在渴望同目然有一种真正的交流。”[1]为了彰显诗人、诗歌与自然之间的天然联系，他在任职青海省副主席其间，还倡导发起了青海湖国际诗歌节。目前，这一诗歌节已被列入世界七大国际诗歌节之一，成为一个颇具特色的中国文化品牌。
吉狄马加力图在诗歌中包容鲜活生动的自然意象，另一方面也凸显出诗人内心世界丰富斑斓的一隅，多年以来，吉狄马加一直致力于民族身份的寻找与确认，从《自画像》到长诗《我，雪豹》，他总是寻求一种象征与寄托，把外物作为自我心灵的对象化。《我，雪豹》是诗人的另一“自画像”，这一自我，同郭沫若诗歌里的自我一样，既是个体层面上的“小我”，又是民族的乃至宇宙层面上的“大我”。这种自我，既是时间意义上的（历史的与现实的），同时又是空间意义上的（本土的与世界的），用他的《自画像》中的诗句来说就是“我是千百年来／一切背叛／一切忠诚／一切生／一切死”。这一情形，被诗评家耿占春称为“自传性”[2]的叙述话语，是一种史诗性的艺术风格，这种风格在长诗创作中更能够彰显其艺术魅力。
家园的守望
家园意识是吉狄马加一以贯之的诗歌主题，这在他早期的诗歌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如《古老的土地》、《土地》、《故土的神灵》、《灵魂的住址》等等，都是这类作品。在《我，雪豹》中，诗人以从容而自信的语调，讲述属于雪豹的、也是属于诗人自己的家园意识与情怀。雪豹的家园是雪山，雪山滋育着雪豹，同时，雪豹也守护着雪山，成为雪山的守护神。诗人一再吟唱：“我是雪山真正的儿子/守望孤独，穿越了所有的时空”、“我永远活在/虚无编织的界限之外/我不会选择离开/即便雪山已经死亡”，这里所折射出来的，是诗人的恋土情结和家园情结，是全人类共同的朴素的怀乡情感，自然能够引起读者普遍的共鸣。
吉狄马加对土地怀着类似艾青一样的深情，在他的笔下，大地呈现出原初的宁静与浩瀚，呈现出母性的温厚与安详。以雪豹的视角，诗人对家园发出了深沉的吟唱：
白雪一片清澈
所有的生命都沐浴在纯净的
祥和的光里。远方的鹰
最初还能看见，在无际的边缘
只剩下一个小点，但是，还是同往常一样
在蓝色的深处，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不远的地方，牧人的炊烟
袅袅轻升，几乎看不出这是一种现实
黑色的牦牛，散落在山凹的低洼中
在那里，会有一些紫色的雾霭，漂浮
在小河白色冰层的上面
由于诗人对家园的坚守，他的诗歌里总是出现富有地域特征的事物，诸如雪域、雪山、草原、群山、河流、森林等等，它们既是生命的元素，又是精神的元素。而且，值得指出的是，在吉狄马加的诗歌中，这种家园意识被赋予了全人类的意义，印第安人民的土地、非洲人民的土地、哥萨克人民的土地……都成为人类共同的家园，体现出诗人的博大深厚的人类之爱。
随着诗人年龄和阅历的增加，他的诗里有了更多的对人类童年的回望情绪，这种情绪不时在《我，雪豹》一诗中流露，如“昨晚梦见了妈妈/她还在那里等待，目光幽幽”，等等，诗人的家园意识日益成为一种童年情结。纵观吉狄马加的整个创作历程，童年与故乡总是他诗歌的叙述原点，是他诗思的源头，也是他取之不竭的艺术源泉。这里多少渗透了人类的原始思维，具有人类童年的特点，因此，诗人的叙述是深情的、怀旧的，具有悲剧的美学意蕴。事实上，每个人都有一片外人不能僭越的精神净土，雪山是雪豹的精神领地，家园则是诗人的精神领地。
动态的雕像
在长诗《我，雪豹》里，以雪原为背景，诗人为我们展开了一幅浩大的画卷。这是一个无比圣洁的背景，其中安放的是一个民族纯净高贵的精神雕像。诗人以雪豹美丽矫健的形象作为依托，以静态与动态相互结合的画面，精心雕琢出雪豹的活态雕像。并且，在这一过程中，雪豹的形体线条随着诗人想象力的展开而无限延伸，通过不断的时空变化与交叉，雕像由平面而立体。诗人以雪豹的节奏构建诗歌的节奏，以雪豹的律动配合诗歌的律动，主客体之间形成了无间的融合，在整组17首诗中，涵括着的是雪豹形体、生活与精神的各个不同侧面，长诗本身就是所有画面的共同拼接。尤其是在后面，诗人写道：“最喜爱的还是，繁星点点的夜空/因为这无限的天际/像我美丽的身躯，幻化成的图案”，把浑身斑纹的雪豹比作斑斓的星空，这是雕像完成过程中最后的点睛之笔，一个鲜活生动栩栩如生的雪豹形象、一座民族精神的立体雕像呼之欲出。
为了勾勒雪豹的成长历程，诗人从大自然的进化程序出发，从生命的孕育成长历程出发，来结构诗篇、形塑雪豹的动态雕像，这就使得长诗本身成为一个有机的生命体。随着诗人视点的位移和叙事重心的变化，诗人充分利用了光线的明暗、色彩的浓淡等因素，凸显出雪豹的不同侧面。同时，诗人还动用了不同的图像背景，时而以广袤的夜空（长诗第1节）为背景，时而以险峻的山脊（第2节）为背景，时而甚至以整个苍茫的宇宙（第3节）为背景……犹如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在完成这一雕像的过程中，诗人从多种角度、运用多种手法，使诗歌自由而又严整、在规整中又有变化，显得错落有致、摇曳生姿。
根据相关的资料，雪豹是一种孤独而高贵的动物，人们对雪豹的习性知之甚少。同时，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了解和懂得哪一个民族呢？只有走向雪豹的生活，只有真正进入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才能够对其作出深刻的了解，这是诗人对世人所作出的忠实的告诫，也是诗人精心雕琢雪豹形象的宗旨所在。
生态的意识
西部是一片广袤的土地，那里草地苍茫、各种鸟兽出没，在许多地方，大自然仍然呈现出鸿蒙未辟时节的洪荒景象，孕育着无限的生机与活力。在《我，雪豹》一诗里，有在空中翻腾着的鹰，有众多的鸟儿，有无声的岩羊、赤狐、旱獭，它们共同编织了一幅和谐自然的生态画面。在所有这类物象中，尤其鹰是彝民族的神鸟，是一个民族的图腾，在空中与地上，它与雪豹形成一种美妙的对应，彰显出彝民族既重现实、又有浪漫气质的民族性格与心理特征。
吉狄马加具有明显的生态意识，他曾经说过：“我们在渴望同自然有一种真正的交流，这种神的交流当然是来自心灵而不是表面。”[1]他的诗歌，就是一种人与自然的对话与交流，这种交流，既有人与自然之间的平等和谐，更有对抗与冲突的不和谐因素。为此，诗人诅咒这个“充满着虚妄、伪善和杀戮的地球”，诅咒人们对雪豹的无情猎杀，诅咒人们对大自然的无尽贪欲与掠夺，诗人的笔触不时流露出批判性的锋芒，他写道：“在子弹飞过的地方/群山的哭泣发出伤口的声音/赤狐的悲鸣再没有停止/岩石上流淌着晶莹的泪水/蒿草吹响了死亡的笛子/冰河在不该碎裂的时候开始巨响/天空出现了地狱的颜色/恐惧的雷声滚动在黑暗的天际”。于是，诗人发出了强烈的控诉：“我们的每一次死亡，都是生命的控诉！”因此，诗人呼唤人与自然之间的友好、平等与和谐。目前雪豹在我国已严重濒危，雪豹的数量甚至比大熊猫还少，大自然物种的减少，表明人类的生态家园已遭到破坏，这里，诗人表达了对失去生态家园的隐忧。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诗里，有英武的猎人，也有贪婪的屠戮者，这二者是有区别的，是英雄与凶手的区别，后者是民族精神的退化，是人类的退化与异化，这是整个人类共同的悲剧。
吉狄马加还善于从彝族民间传说中找到早期人们对生态意识的诠释。在《鹿回头》一诗的题记里，他曾经写道：“传说一只鹿子被猎人追杀，无路可逃，站在悬崖上，正当猎人要射杀时，鹿子猛然回头，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姑娘，最终和猎人结成了夫妻。”这一传说，正好契合了诗人内心对和平、和谐的生态环境的愿望与祈盼。在这里，让我们随着诗人一起，为人类美好的生态环境吟哦、祈祷：
……在目光所及之地
白雪一片清澈
所有的生命都沐浴在纯净的
祥和的光里。远方的鹰
最初还能看见，在无际的边缘
只剩下一个小点，但是，还是同往常一样
在蓝色的深处，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不远的地方，牧人的炊烟
袅袅轻升，几乎看不出这是一种现实
黑色的牦牛，散落在山凹的低洼中
在那里，会有一些紫色的雾霭，漂浮
在小河白色冰层的上面
从生态意识的层面，诗人不断地对人类的良知与道德底线，对生命的终极价值与意义进行深刻的追问，其中既有宗教层面上的冥想，又有哲学层面上的思考，把诗歌导向一个无比深邃辽阔的哲理境界。在吉狄马加早期的诗作《最后的召唤》中，猎豹人最终死于自己设置的猎豹器具，在《我，雪豹》中，通过雪豹的遭遇，诗人再次敲响了人类的警世钟：“任何一种动物和植物的消亡/都是我们共同的灾难和梦魇”。从生态文学的角度看来，大自然有着自己的天然法则，雪豹离开雪山意味着背叛，而对雪豹的戕害，对它无情的屠戮，就成为一桩亵渎神灵、对抗神灵的巨大罪恶，诗人对社会的批判意识不言自明。而且，在长诗的最后，诗人以雪豹的口吻，发出了庄严的宣告：“当我从祖先千年的记忆中醒来/神授的语言，将把我的双唇/变成道具，那父子连名的传统/在今天，已成为反对一切强权的武器”，使诗中的生态意识具有了反强权、反暴力的社会意义。
前文化观照
正如论者所指出的：“吉狄马加的心中时刻充满两种不同层次的撞击，一是本民族文化与他民族文化的撞击；一是古老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撞击。”[3]《我，雪豹》也体现出吉狄马加诗歌创作的这一特点。在他的诗歌中，既有着古老的彝民族文化资源，又有丰富的汉文化资源与西方文化资源，并且，中外诗歌的各种文化元素，在他的诗歌里得到了成功的融合。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诗人，吉狄马加一直在努力探索如何在汉文化的文化背景下，在多元文化的全球化语境中，开辟出民族诗歌的发展新路，而不致被他者所同化。在诗人早期的诗歌里，他总是力图从印第安、黑人民族等弱势民族那里，获得民族诗歌自身发展的力量源泉。在《我，雪豹》中，诗人与美国生物学家乔治·夏勒展开了精神层面的对话，也是企图在本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之间，寻找某种精神上的关联。
吉狄马加曾说过：“我写诗，是因为在现代文明和古老传统的反差中，我们灵魂中的阵痛是任何一个所谓文明人永远无法体会得到的。”[1]的确如此，诗人总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犹疑徘徊，这体现出他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中的两难心态。在《我，雪豹》一诗中，为了摆脱这种心理的困扰与束缚，从各种文化的价值赋予中挣脱出来，诗人甚至选择了远离文化的前文化的立场，从动物叙事的构思出发，采用第一人称叙述的视角，展开诗思。这是诗人原生态意识的一种体现，也是诗人力图进入前文化的状态，对现代文明与文化的重新审视与观照。在诗里，诗人写道：“我只是/一只雪豹，尤其无法回答/这个生命与另一个生命的关系/但是我却相信，宇宙的秩序/并非来自于偶然和混乱”，与已经趋于病态与异化的现代文明相比，这种朴素的对世界的认知，也许更为接近世界的本质与真相吧。
仅就形式而言，吉狄马加的诗歌就既有民族诗歌（如彝族经文、谣曲等等）的传统风貌，又有着西方诗歌的风格（如全诗的第8节）。他毫不避讳马尔克斯、普希金、聂鲁达、帕斯等人对自己诗歌的引领作用，他曾说过：“从我走上文学道路的那一天开始，我就从未停止过对外国文学的学习。”[4]他又说：“我写诗，是因为……我崇拜卡夫卡和陀斯妥也夫斯基。”[1]吉狄马加诗歌对西方的敞开、对各种文化的敞开，是一种接纳与包容，是一种开放的文化心态与精神气度，使诗人获得了更加宏大的文学视野与更为广泛的世界经验。同时，这又是一种独辟蹊径，吉狄马加并没有在外来文化中盲从和迷失，也没有被强势文化所同化和泯灭，而是尝试走出一条属于自己本民族的艺术新路。这一情形，在《我，雪豹》一诗中也得到了体现，诗人在吸纳中外诗歌的艺术技巧的同时，立足本民族文化，为我所用，如同诗中的雪豹一样，立足雪山，却又在极度自由的精神空间里驰骋与游弋，而不失其民族性、地域性的本色，正如诗人在全诗的最后一节所写的：
我的历史、价值体系以及独特的生活方式
是我在这个大千世界里
立足的根本所在，谁也不能代替！
参考文献
[1]吉狄马加.一种声音——我的创作谈[J].民族文学,1990(2).
[2]耿占春.一个族群的诗歌记——论吉狄马加的诗[J].文学评论,2008(2).
[3]蒋登科.民族精神：作为母题与参照——论吉狄马加的诗歌创作[J]. 当代文坛,1994(4).
[4]吉狄马加.寻找另一种声音[J].民族文学, 2001(5).
作者简介：
高亚斌（1973—），男，甘肃静宁人，文学博士，兰州交通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目前，已在《文艺理论与批评》、《民族文学研究》、《北京理工大学学报》、《中央民族大学学报》、《暨南学报》、《兰州大学学报》、《大连理工大学学报》、《宁夏大学学报》、《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燕山大学学报》、《吉林师范大学学报》、《北方民族大学学报》、《科普研究》等刊上发表过一定数量的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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