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现代汉语诗人五论
作者
杨荣昌
2016-08-24
原出处：《中国彝族作家》
彝族现代汉语诗人五论
杨荣昌 罗云
（楚雄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675000）
众所周知，彝族是一个有着灿烂悠久历史文明的民族，彝族先人创作的多部长诗，如创世史诗《梅葛》《查姆》《阿细的先基》《勒俄特依》等，已成为中华史诗宝库中的经典。在其数千年的发展演变中，不仅形成浩繁的卷帙，也为历代文人创作提供最本源的精神滋养。彝族现代汉语诗歌吮吸着民间文艺的精神汁液成长，当代彝族诗人几乎在写作之初就自觉地回归传统，充分吸收本民族神话传说和民间艺术的养分，借以现代艺术的表现手法，表达自己对世界的观感。这种经由历史启悟而来的创作，使得诗歌普遍有一种历史和文化的深度，有一种精神的召唤，有一种相对稳定的民族认同感，是一种有根的文学。本文以五位彝族诗人为个案，力图通过解读他们，触摸到彝族现代汉语诗歌的某些精神特质。
阿卓务林：民族的歌者
在当代彝族诗人群体里，阿卓务林无疑是民族辨识度极强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无论是本身的意象体系、审美趣味，还是诗歌所延伸的情感脉络、人文情怀、大地情节，都无不打上了具有彝族所特有的烙印，在相对完整的诗歌结构体系中，诗人不断追寻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阿卓务林的诗歌意象淳朴而自然，这源于他所生活的那片奇幻的土地——小凉山。小凉山位于云南省西北部的川、滇交界处，幅员面积6025平方公里，县城海拔2240米。境内最高点白岩子主峰海拔4513.3米，最低点金沙江畔子补河口海拔1350米。属低纬度高原气候区，干湿季分明，立体气候显著，拥有丰富多样的资源。这片热土上以彝族为主体，汉族、普米族、摩梭族、傈僳族等多民族融谐世居，以彝族毕摩文化、普米族韩规文化、摩梭的走婚文化，以泸沽湖的奇特自然景观，以及火塘，锅庄，苦荞，索玛花，婚丧嫁娶等为特征的独特自然人文符号，共同构建一条具有深厚民族性的自然文化走廊。诗人阿卓务林的《峡谷》里这样描述峡谷：“一只年轻的岩羊/从悬崖上飞鸟一样飞过去/矫捷的牧童把它误作/暮归的山羊/紧紧地跟在后头/上气不接下气”，他用极富画面感的视觉处理，以简单而准确的意象来表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将生活中常见的自然物象作为舒展审美想象的客体，将涌动的思潮、奔流的情感寄托在与本民族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物象上，并通过对这些诗歌意象的准确解读，深度触摸到丰富的内心世界。在《故乡》中，他这样表达：“故乡就在脚下/再怎么用力踩/它也不会喊疼/千百年来/它习惯了人们的摔打”，诗人眼里的故乡是那样的富有童趣，他所表达的诗歌家园充满了人间慈爱，这是诗人抒情的极致表达，故乡在诗人眼里就是母爱的具体体现，能够触摸到生活的质感。
在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众多彝族诗人都将生活与土地结合起来，诗歌充满母性情节和大地品质。大地品质是阿卓务林诗歌一直在诉说的品质，诗人面对他所处环境的丰厚文化底蕴，富有诗意的生活画卷，淳朴而多情的各民族兄弟，用其质朴的语言表达，说出了故乡小凉山梦幻般的奇景，通过其真挚的情感以及丰腴的语言境域，表达一个诗人对于故乡那种源于心灵深处的赞美和对故土的难离，这种不舍即使在更为广阔的城市里也是铭刻于心的。在《天堂的粮票》中他这样描述他所面对的大地上的生活：“彝族女子手臂上 /邮戳一/醒目的梅花纹/却如守节/不渝的圣母/蓝天不蓝了，天堂的粮票，”彝族女人有在手上纹刻梅花状刺青的习俗，意为死后用其在天堂换取粮食。而诗人将粮票与彝族女人紧紧联系在一起。在那样一个极端贫困的生活条件下，有食物养活一家人是彝家女人最卑微而虔诚的信念。诗人用这样极度疼痛感的抒情，与他的民族所经历的时代跨越极为相关，这样很自然的摆脱了无病呻吟的诟病，而是以他纯熟文字表达了对彝族妇女劳动的伟大，是对他的内心世界的大地情节的唤醒及对粮食对土地的崇拜。可以说他是在大地上直接面对他所生活的现场进行的表达，写的就是自己脚下的土地上的家常喜怒。正如任何艺术家都处在某种复杂的文化“场”中创造了艺术品。“艺术处于某种文化关系之中，”(查尔默斯语)以及霍加特所谓“一部艺术作品，无论它如何拒绝或忽视其社会，总是深深植根于社会之中的所言，小凉山那个安静的小村《无邪的山寨》大观坪就是诗人阿卓务林把他所处的场域“寨名大观坪。冷凉，神出鬼没/小，只容得下七十二口人。不听话的/都已搬走，留下的男孩，无邪”。这都是诗人酣畅淋漓的表达，是在他所处的小小世界里对人生的品评。
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诗人，阿卓务林一开始的诗歌创作就很自然的具有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质和民族意识，就像经验主义诗人信奉艾略特的名言 ：“诗是经验”。 诗人最真挚的表达往往是日常生活的构建，而这种经验是清晰、具体、生动性的。阿卓务林的诗歌具有强烈抒情民族情节，他以彝族创世史诗、彝族历史传说、民间谚语为抒情媒介，将彝族人记忆深处的民族情节用母语写作的形式表现出来，尽管母语与汉字的转换削弱其本身所特有的韵味，但丝毫不会改变诗人对其的神圣的图腾表达，反倒使诗的艺术成分更为丰富，这是他对母体语言的最成功最尖端的经营。在《一头黄牛》里他这样描述了具有创奇色彩的黄牛勒射富野，“一头黄牛/他的名字叫勒射富野/火把节的斗牛山/它那弯刀一样锐利的脑门/它追赶另一头黄牛时掀起的风浪/让身后忐忑不安的男主人/迷失了眼睛。”他用惊世骇俗的语言构造使母体语言与汉字有了诗意的汇集，使诗歌有了向外的扩张与土地的情感交换。这是他与规行矩步的诗人最大的区别，是他独立而鲜活的写作特点。而他另一首《母语》则更为直接的表达了他对母语的游刃有余娴熟的表达，作为一个拥有语言跟文字的民族，他在抒情时是自豪而激动的，正如“我学过一两种外语/但运用自如的/终究还是舌头一样/灵话的母语/就好比你劳驾/的的左手，或右手”可以看出诗人用更高的立意刻画了母语的崇高和纯熟。
彝族是一个拥有自己独特的宗教习惯、社会礼仪、风俗习惯的民族，这个民族对火具有与生俱来的图腾，很多神话传说都源于火，彝族人认为火能驱灾除病，因此很多彝族诗人都把火的描述看成是神圣的行为，是超越肉体凡胎的束缚，一直抵达灵魂的核心媒介。在宗教信仰的天空，诗人安置焦灼破碎的灵魂，构筑起生命之源的乌托邦。阿卓务林在《火葬场的野火》“这个冬天天干物燥，风声不怀好意/适合一场大火的蔓延，适合一件大事的/发生。是的，山北那边青烟又起/也许是一个青年，已恢复旧日热情/也许是一个老人，正赶赴崭新的天路”。诗歌描述具有神秘性的彝族火葬，将老去与新生放在同一场域来构建，说明彝族人们对于死亡的平和态度，一般认为人死后将回到祖先居住的地方，所以对于彝族人而言死亡是对内心世界的回归。彝族又是一个英雄的民族无数的创世史诗与英雄史诗都无不表达这种英雄情节，只有英雄才能有祈求与天对话的精神指向，包括创世史诗《勒俄特依》《查姆》《梅葛》《阿细的先基》等，英雄史诗《支嘎阿鲁王》《支格阿龙》《铜鼓王》等。诗人阿卓务林耳濡目染了这些神话传说，在他《神谷之音》中这样说到“铜铃体内的咒语，以风为浪/以云为舟，神灵附体般飞翔/幻觉之音，来自天堂/当火光烛天，一位祭司咬紧/牙关，低沉吐出神的卜辞”他借助于祭司之口，感受着内心世界对于祖先的崇敬与想象，这种想象超越了行而上的唯心，是诗人内心的独白，是血缘、骨肉、灵魂的融合，是诗人不可言语的灵魂出发点和终结点。诗人在与祭司之间的对视中产生了心灵的共振，引发了无限情感。
诗人是天生的悲悯，在诗人的内心深处，总是有温暖的力量在发作。在《耳朵里的天堂》中诗人是这样描述他眼睛里那个孤独的哑巴的，“那个孤独的哑巴/静静地坐在门前的古松下/一脸的庄重/好像有一道命令/比他的心更固执/他的嘴唇蠕动如蛙/如一只无声地鸣叫的青蛙/腮帮子一鼓一鼓的/似乎有一打话，”而在一系列他的所见之后他产生了这样的感想。“在他的脑门挣扎/但他始终不肯打开/话语的城门/似乎有一尊佛/让他宁肯背叛自己/也不敢泄露天机/他那左手握住右耳的姿势/让我怀疑，他是在用一只手/塞住一只耳朵里的人世/用另一只手/打开另一只耳朵里的天堂。”诗人在自我透视中找到哑巴的孤影，寻找着与孤独的哑巴的思想交汇点，在与哑巴的对视中似乎看到了这个世界的本质。体现了诗人悲天悯人的赤子之心。
从阿卓务林的诗中，我们看到了对故乡和大地的守望，阅读其诗歌，仿佛让我们又一次谛听了内心的声音。
倮伍拉且：大凉山深处的文化觉醒者
作为大凉山彝族诗歌群中的重要代表性诗人，倮伍拉且的诗无论是从诗歌角度的意境构造，意象选择，还是诗歌之外的思想体系与情感脉络，文化认知，都无不彰显出属于他自己的诗歌体式与精神编码，他的诗歌似乎在用最为简便的语言形式，最为干净的技术处理，表达着最为复杂深刻的人生观、世界观、土地观。他的诗歌在所认构的理想家园里不停打乱常态的诉说模式，但是情感寄体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大凉山那片生命的土地，他所处的平常之景，他所忠于的彝族文化体系，宗教习俗及彝族所具有的独特应世之道。
倮伍拉且的诗歌意象集群具有明显的彝族气息，表现的意象是大凉山所特有的自然之貌，平时之境，他的意象构造是灵动的，是不刻意雕琢的。正如布罗茨基所说，是在“安静，不强调，没有任何踏板，几乎是信手拈来”的决断一样，这也是一个灵动的诗人所面对他所能及的视角，所表现出的一种踏实感。倮伍拉且在《过河羊》里这样描述故乡大凉山的岩羊：“过河羊/河的那边/有茂密的牧草/过河羊/过了河的羊/别走得太远/河的那边又有一条河/过了河又有茂密的牧草/过河羊/过了一条河的羊/就得过九百九十九条河/河的那/有茂密的牧草/过河羊/过了河的羊/已经走得太远”诗歌用抽象式的组合方式，将河的两边划定，彼岸是诗人心中的圣洁的牧场，也是诗人自己所向往的精神归宿。作为游牧民族，彝族人始终把他们对生活场域的认知态度寄托于这样的放牧过程，这是与生俱来的习惯，是天性的表达。而在大凉山至今还留存着半牧半耕的生活生产方式，而诗人借用这样一个意象其实也正是在表达着诗人内心深处，对自然生活的美好憧憬，对传统文化的自然觉醒。而在另一首诗中诗人又是这样描述彝族诗歌中另一个符号苦荞，在《星星和月亮一样圆的苦荞饼》中诗人这样描述“雨水天上来/雪水天上来/汗水身上来/滋润故土的土地/故乡的土地上庄稼年年生长/浸透雨水雪水和汗水的一棵粮食/让我和我的兄弟姐妹无数次从梦中笑醒。”诗人把雨水，雪水跟泪水放在一起，这样的意象集合，是出乎意料的。在这样的意象集合中诗人找到了这三者的交汇点，那就是“我和我的兄弟姐妹无数次从梦中笑醒”诗人最终把具体的物象归结到诗人自身的情感体验中，这样的诗歌转换不露山水，是不经意的瞬间移动。而在《生命之盐》“比蜜蜂更加鲜美/比银子还要金贵/我们的舌头/离不开它/牛羊的舌头/更要它的浸润/与阳光那般灿/与泉水一样重要/风的舌头也不停地舔/我们皮肤咸咸的滋味/盐啊就在摊开的手掌上。”诗人将盐视为生命，在凉山地区乃至很多边地，由于交通闭塞，商业不发达，所以食用盐就成为比银子还金贵的东西，诗人在列举种种实物之后，说出了“咸咸的滋味，盐啊就在摊开的手掌上”这样的赞叹。他所构建的一系列意象群中无一例外地指向着他故乡大凉山，紧紧扎根于他所生活着的山水，他所耕耘着的土地。
倮伍拉且很多作品都牵系着脚下的土地，无论是叙事，还是抒情，无论是阐发事理，还是挖掘灵魂，作品都将他与世界建立起一种生死与共的联系，这种联系是源自一个彝族诗人发自肺腑的选择，源自文学与人心的互证，读倮伍拉且的诗经常会被这份来自大地深处的沉实与力量所钦服。作为一名扎根四川大凉山腹地的彝族诗歌写作者，倮伍拉且的作品深刻烙上了他背后的民族与脚下土地的多重文化印痕，在大凉山那样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下诗人赋予土地更为深厚的情感体悟与历史使命。在诗歌《庄稼和树木同样长着眼睛和耳朵》中这样表述他眼里的土地，“我的故乡大凉山宽厚的善良的怀抱里/生长着茂密的森林/生长着苦荞燕麦小麦/生长着玉米和土豆/生长着各种各样的庄稼和茂密的森林/生长着茂密的牧草和一群群牛羊/牛羊的眼睛就是天上的星星。”诗人把土地的恩赐奉为宽厚的善良的。可以说诗人的写作本身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事件”，大多数时候诗人都是在独自沉默地劳作，像诗人朵渔所说的，“我更愿意一个人躲起来，或者把深渊挖得更深一点。”而诗人倮伍拉且这个个体在面对他身后这一大片土地时，如曼德尔施塔姆在《论交谈者》中所言，“诗句若要抵达接收者，就像一个星球在将自己的光投向另一个星球那样，需要一个天文时间”，将他的个体记录投向更为宽阔的大凉山，这即使诗人所具有的人文情怀，又是诗人悲天悯人真实刻录。正如《大凉山的山》中描述的，“大凉山的山/大凉山辽远 天空下/千万匹昂首奔腾的骏马/白云似雪/天空碧蓝，大凉山的山/挽着滔滔江河/面向大海/大海在辽远的天空下/好似千万匹奔腾的骏马。”诗人将他的个体体验延伸到群体山中。将他的个体抒情融入彝族文化认知中，这样的扩张使诗有了丰满的内涵。
从艺术文化学的角度，艺术是每个民族文化特性的最直观体现，是识别民族文化的标志与特征，同时，也是每个时代文化特征的直观体现，是识别时代文化的标志。原因在于每个艺术家自觉不自觉中都要受到其所处的民族文化环境和时代人文景观的影响与孕塑。倮伍拉且作为一个有着远古文明的山地民族的文化代言者，似乎可以从他的诗歌中找到一条通往他写作源头的秘密通道。他的民族意识已深深地嵌入其精神营垒之内，他把本民族的忧伤与苦难放在相对自足的精神世界里，在《神灵的眼睛》中，“神灵的眼睛伴着人类生长/关注着人类的相互残杀/关注着人类无休无止的掠夺/如果人人都心驻美德/如果人人都怀揣善良/神灵的眼睛就有了永远的眠床。”这个民族经过坎坷崎岖的历史过程后，在沉重厚实的文化积淀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山地文化模式。在无数双神灵的眼睛里，这个民族正在茁壮，在面对无数苦难深重的民族命运后，诗人把他的寄托归结于神灵的眼睛里，归结于属于他自己的表达方式中。很明显这样的表达是成功的，这是一种深沉的眷恋。而在《在拖乌山上》中诗人这样表述自然与生命的关系，作为力量与激情的象征，诗人另辟蹊径将平常之景与死亡放在同一叙述平台：“在拖乌山上/我参加了/一位老人的葬礼/拖乌山上的风/轻轻拍打着我/拍打着灵架上/静静躺着的老人/老人的弟弟对我说/去世的老人/极其普通/就像一棵树/或一块石头/拖乌山山上/随处可见的/那些树/那些石头/老人在拖乌山上/自然地生/自然地长/自然地死/和那些树/那些石头一同/构成了/拖乌山。”诗人把拖乌山归结为生命，把老人的死亡回归于乌拖山。这样的表述认为人源于自然又回归自然。传递出彝族对生命的归属感。
彝族是一个拥有自己独特的宗教习惯和风俗礼仪和的民族，有着自己独立的神话故事，有着自成一体的宗教记录方式。他们在自我的生存体系中对以自然中动植物为原景的图腾，表达对待这个世界的真实体验，从自然崇拜中感悟自然与人的命运关系。这些品质成为彝族诗人的叙述题材与根基，所以在他们的诗中常将自己置于神人相通的现场。在《经文里的的阳光》中，“经文里隐藏着一个天地/与现实一样广阔的天地里昼夜更替/夜晚依然有星星和月亮/白天的太阳升起又落下/明媚的阳光温暖的阳光火热的阳光/照耀灵魂。”诗人借助于彝族的“四库全书”毕摩经，诉说着属于他的祈求与祝福。
倮伍拉且的诗有一种质朴无华的朴素与干净，但又意境深远，给人以意犹未尽之感。他对生命的独特诠释，对土地的深刻体悟与孜孜追求，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了诗人内心深处的悲悯情怀和深邃的人生积累。他的诗激荡而不失温雅，热烈而不失庄重，把我们不断带向认知这个民族深层文化的途中。
沙马：南高原的抒情王子
真诚的写作，是每个诗人面对自己灵魂摆渡时的应答，是面对嘈杂内心的一份平静。在多年的诗歌创作中，沙马以他的真情在属于自己的认知体系中勾勒着彝人长期艰辛生存中的坚韧面容，并竭力抵达彝族文化精神的内核。他的诗歌以一种前倾的姿态，在南高原的抒情现场尽情跳跃。
诗人面对他真实存在的土地，面对独自一人骑马从雨布苦山寨走过的身影，面对独自烘烤的太阳，面对蜿蜒的山路，会有一种莫明的亲近感，这种亲近感对于一个诗人是何等的重要，这是诗歌的入口，是诗歌走进笔尖的必备。正如齐奥朗所言“写作是一种挑衅，一种幸好是虚假的让我们凌驾于存在着的以及似乎存在着的事物之上的现实观照……仅仅依靠语言而与上帝抗衡，甚至要胜过上帝：这便是作家的武艺。”一样沙马在他的真诚里寻找属于他的文字表达，在《火塘》中诗人这样描述他眼里的火塘：“夜色漫过山岗，天冷下来/寨子里，那些迷失多年的羊群/又神秘地在荞地边徜徉/此刻，木门打开/亲人们呵着气，变得有些懒散/一个民族的夜晚就这样开始/火塘燃起来/那些错落的木板房/在南高原的冥想中轻轻摇晃。”在彝族最为普遍也最具代表性的火塘旁，在那个温暖的时刻，诗人用其犀利的诗句，表达着他对火塘的向往与追求，这既是无数彝族人的共同溯源，也是作为诗人的真诚书写。而在《那个夜晚》中，诗人站在“那个夜晚，一个猎人在森林里/蜷侧着身子永远沉沉地睡去/那个夜晚，寨子里的狗/咬声不停”来直抒胸意，既是奔流的情感体验，也是充满哲理的回溯。“那个夜晚，始终睡不安稳/老觉得猎人在四处穿行”“那个夜晚，寒风在寨子里呼呼乱窜/家家户户的木门都无言地敞开着/这么冷冷的夜呐，好让那个/沉默的人来火塘边暖暖身子。”诗人借助与那个夜晚，表述着个体生命的隐秘符号和一个民族的心灵图景或灵魂幻象。在同质化趋势的社会思潮里，他能够勇敢的站在给我们以滋养的大地上，直视那片养育自己的大地，以及那些最底层的脸庞上汗水与辛酸，表达他作为一个诗人的真诚。
诗人在无数次追逐中，在无数次浪迹天涯式的找寻后，把生活的所指涌向了南高原那片热土，诗人热爱它的土地、河流、海子、森林、岩石、南高原、寨子、土路、瓦板屋、火塘、火葬地、洒拉地坡等；热爱色彩的黑、红、黄及白色。热爱鹰、虎、牛、羊、蜘蛛等动物图腾；热爱口弦、鼓、披毡、英雄结、天菩萨。在这样的热爱中，诗人找到通往心灵的窗口，找到诉说生活的羊肠小道。在《南高原:火与神化的怀想》中，这样描述南高原：“再一次飞吧，试图飘越梦境的火/摇晃的星子，仅仅停留在最高的领地/闪耀血腥和寒光，远古的刀剑/把英雄的故事切割成无数碎片/江水滔滔，逝去的时光已经难以企及，石头铺地，仿佛死者冥冥中的暗语/千年的水，凝结成冰/神灵，庇护你的孩子/秋风萧索/别让他看见过去的时光如何在春季哭泣”。诗人将他的南高原比喻为火,石，在极为宽厚的历史中，南高原以其宽广的臂膀珍托起属于这片土地的山水人文。而作为火的民族，彝族在其文化认构中将火视为生命，视为与神灵对视的媒介，所以每个彝族诗人都对火有一种独特的向往，而诗人将火这一元素融化到南高原这一大意象里，使南高原不再是冷冰冰的文字表述。在《在南高原的火葬地》诗人则赋予火不一样的含义，“雾中的羊群，你们轻声呼唤/沿着南高原的山谷，走向何方/我的族先，曾在这里自由地流浪/耕种荞地，送葬和招魂/在这里谈忘人世的不幸和心酸/亲人仇人同时在歌声和祝福中接受火苗”。诗人带着对送葬队伍，带着亲人仇人同时在歌声和祝福中接受的火苗向我们走来，他在诗句里深情的怀念着，这怀念似乎在向更为久远的远古推进，在向“祖先们曾经端着黑红相间的木质酒器”，向“一间间草屋建在向阳的河畔”推进。最后诗人在“星子寂蓼。木门停止响动/月光停泊在所有疲惫的脸上/雾中的羊群，你们轻轻呼唤/沿着南高原的山谷，走向何方”中沉静，诗人似乎在远行，在他的南高原上，乐此不彼的远行。
诗歌批评家曹万生认为，“诗歌的意象，时间,空间融为一体，以简洁,一瞬间丰富,永恒；主观,客观共为一炉，意象的客观性随感情内敛，倾向主观，情感的主观性借意象外化，又倾向客观因而迷离惝恍。”沙马在他的诗歌叙述中不断堆高意象群，用其庞大的意象群来佐证属于他那个民族的命运多舛，以及璀璨夺目的文化广场。正如何其芳所说“我倾听着一种飘忽的心灵的语言。”一样诗人在飘忽的文字里，找寻着那些稳定的历史痕迹。在《彝人•十月太阳历》这首长诗中，他认为一年是有十个月而显得与众不同的，每个月都有不同的事物产生每个月都有不同的方向走出来，一月狩猎，二月盖房，三月花开，四月鸟叫，五月山火，六月饥饿，七月采集，八月麦黄，九月闲散，十月醉酒。他按照彝族传统历法十月太阳历中十个月的排列组合，向我们诉说那个古老历法下先民的生存原貌，一月狩猎“山谷空旷，容易让人产生禁忌。静默中/猎手瞄准的一刻/葱郁的野山注定会变成一片荒原/英雄远去，苦难的画面已经模糊不清”，诗人在用这样的表述感慨渐渐远去的模糊的历史，而在叙述十月时诗人的语言是轻快的，不再有沉闷的远去感，而是表现出了“收割后的田野东倒西歪/斧子游走墓地/镰刀爬上木桩/银子一样的水，流来浓郁的芳香/那些烈酒，让大地淋漓酣畅”十月不再是农忙不再是苦难而是“幸福在云朵上晃荡”的狂欢。在整部长诗中诗人静静的躺在历史的竹筏里，小心摊开通往远古的密语，向人们传递令人陶醉的远古文明。
沙马的诗像流动的音律，在南高原不停地跳动着，或真挚或欢腾，在对历史磨难的重新审视中建构起当代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流溢出一位民族智者的诗性情怀。诗歌既承继了传统写作的传承性，又张扬着强烈的现代意识，熔铸着鲜明的民族特性。他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搭架了属于他的认知平台与表现方式，面对他身后的民族文化，他是一个敢于奔赴历史前沿的具有敏锐透视力的诉说者，使其成为南高原抒情谱系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存在。
鲁弘阿立：月琴上的吟者
站在故乡大方的土地上，看着百里杜鹃火红地绽放，诗人鲁弘阿立似乎从它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叙述。彝族是一个偏爱红色的民族，除了杜鹃的红，还有火把燃烧的红，于是在他的诗中，大量呈现对于火的阐述与解读。火象征着一种源自远古的图腾，也是诗人创作的灵魂。作为一个有历史责任感和民族自尊心的诗人，鲁弘阿立痴情地在他的民族性诗歌领地里耕耘，并结出了丰硕成果。
面对渐渐模糊的历史背影，面对日益消失的民族传统文化，诗人鲁弘阿立内心充满了恐慌。在《回去》中，诗人似乎在与失去争夺，在“亲爱的鲁洪阿立，让我与你一同回到故乡/用这共同的名字，将山上的花朵回忆/我呼唤着自己，龟裂的田畴祈求一场大雨/让我们走回家乡，把心房安在家的中央。”诗人脱离了喧闹，在安静地领受山上的花朵回忆中喊着自己的名字，呼唤着自己，回到家乡，而这样的呼喊，是不带任何功利的，是对自己沐浴斋戒般的洗礼。他这样告诉自己，“让我们走回家乡，把心房安在家的中央”在机械横生的时代，敢于走着回家的宣誓，已属不易，把心房安在家的中央则更为可贵，家作为中国社会的标志性符号，它身上所背负的人文情怀、生活情景、人际构造都是极为深重的。或许诗人在这样的回去中不断收缩他与生命与生活的割裂。在“亲爱的鲁洪阿立，让我与你一道回归幻想/远离无名的生死，将房顶的瓦片整理/左手握住右手，枪和子弹上了一次战役体会/让我们走回老家，仍然把生活想得容易”，诗人在回来中开始进入幻想，在远离无名的生死后，归于安静归于房顶瓦片的整理，他在这样的回归中发出感叹，“让我们走回老家，仍然把生活想得容易”。诗人最终回到了生活的起点，回到原本，回到那个“我会用我的名字，为苦难的老树挂上晨曦”的地方。而在《骨头》中诗人是这样将另一个自己用另一种方式表达着回归“我们没有/远赴重洋游走世界的奢求/只想在山鹰的翅膀上/看见灵魂高渺寂寥地闪光/我们没有面对冲动的世界摆起否定的手势/只想踟躇母语的山野/发现生存的理由/我们没有/向世人孔雀般地/拼命张扬尾巴的美丽/只想远古的血液沸腾/我们没有/在海岛上建筑别墅的心情/只想寻找一块燃烧的土地/指定用来埋葬自己/我们也没有都市中心的铜像的愿望/只想在与岩石的对话中/认识人的骨头。”在一系列的对比中，诗人找到了自己，在与远赴重洋的奢求中，选择了站在鹰的翅膀看灵魂的闪光。诗人似乎用他的睿智或者说原始的价值取向获得了灵魂的回归，不再只是奢迷与城市灯火阑珊的文明者，而是一个归来者，一个敢于自己内心对话的虔诚的回归者。
每个诗人都或多或少的感受和领悟着属于他本民族的文化体系和意识流，不管他在做怎样的表述，以何种方式，都是潜移默化的流露，而面对地球村式的文化同质，与囫囵吞枣式文化吸收中，民族品质成为诗人所独有的辨识力。作为少数民族诗人，特别是处于边缘化的民族文化的弥留，更多的少数民族诗人拿起那些不愿触痛的诗歌语言，那些具有通感性的瞬间灵异，那些与生俱来的慈悲胸怀，表达着属于他们的继承与发扬，以文化传播的使者身份进入现代诗歌潮流，他们无疑是真正的大地行吟者。鲁弘阿立更为如此，在《向天坟》中诗人指向明确，直指生命的归宿与终点，“某人长眠在这里/酒碗里的天空罐满星辰/我必须向天凝望/坟上的野草和乱花/嘈杂的生命/谁也无法理解我此刻的心情/旁边的刺梨树上挂满了红绸以及/刺梨果的乳房。”诗在用自己的生命表达着生死之间，在他的面前生命通往远古，通向天空，或许“那只是酒碗里”，或许那只是他必须向天凝望的一颗星星。诗人在最后由远去的生命回到了他的对面“坟上的野草和乱花/嘈杂的生命。”诗人立意明确，在失去之后又一种新的获得呈现出来，这与彝族传统的文化信仰极为关联，在他们的价值观里，生命都将归于轮回，正如谁也无法理解我此刻的心情，旁边的刺梨树上挂满了红绸以及刺梨果的乳房，诗人最后将这一切的轮回压缩到一颗刺梨果的乳房里。这首诗就其结构而言非常简单就是分合之后的聚拢，但诗歌的立意高远，似乎已经超过的这短短几个行单影薄的诗歌意象，而这正是诗人鲁弘阿立所独有的品质，他在单薄的文字里追逐着繁复的立意。在《想起奢香》中诗人直接把意象投影到奢香身上，“一个死去六百多年的女子/今夜被我想起/以今天的行政区划来看/她十几岁就从四川嫁到贵州来了/想想她家乡的竹子和洋芋/想想月亮和彝族民歌/一片天被掌握在一双柔嫩的手里/我一直以为她非常美丽。”诗人似乎就是在阐述一段历史，似乎用历史的阳光，普照内心世界，作为具有特别历史背景的人物传记式的诗歌书写，这样的表达是诗意的。而作为毕节地区著名的人物，奢香完全在诗人诗歌语言的照应下更发的亘古不变，这是诗人对语言的纯熟应用，也是诗人作为一种文化职业所独有的透视力。“她修过九条通往四面八方的大路/水西四十八目与她并肩驰骋/但对我来说这些已经不重要了。”列举种种之后诗人沉静了下来开始思索与对奢香的文化保护，最后“我们愿意/她的生命仍然对我们这些思念她的人/现成压迫。”诗人感到了紧迫感，感到前所未有的历史责任感。让整个世界都成为冷漠的旁观者，这使得隐藏在其中的温柔都变得令人窒息。
诗人鲁弘阿立在一系列诗歌的表露之后，灵魂不再安静，时时有躁动声响起，“确信我早已死去/没有目的地死去/本来我可以通过死/看看多少人流泪/多少人/送了花圈/而现在我只是一只愤怒的乌鸦/蹲在冥府的窗台/把世上的事情/讲的更加恐怖，更加难听。”诗人开始归结了，对于死亡他不再恐惧，或者说死亡必将来临。诗人开始面向灵魂，开始在人间追逐，开始远眺至《巴勒斯坦》“心跳还在/被人从脸上拿走了鼻子/没有结冰的尊严/在神殿的顶端打碎。”诗人开始关心生命，在更为具体的意象里寻找原存，开始竭尽全力，从被人从脖子里拿走的喉咙里听到疼痛。诗人在感动的度过着。在成为《化石》一样的坚不可摧以后，他“灰尘被抹去，我便发出光/大路或小路的行走，是我的沉默/是我从泪水中思考星辰的过程/那些被黑夜所滋养的星辰/曾通过我黑色的眼睛/带走我的梦幻与理想/此刻我发出光，借助你们真正的心灵/我照耀过历史，从一开始我就明白/我有力量，我从不阻挡我日渐泄去的生命。”诗人最终归结到了化石，那种暗藏玄机的沉重，在语言里通行。诗人在用其锋利的文笔，慢慢撬开这个心灵，在无数次回答中，诗人慢慢走来。带着他那不安的灵魂。当我们沉静下来，我们已经不在拥有，不再成为丰厚的回报者，而是不停的被提取，不停被修去，在这样的变化中诗人鲁弘阿立渐渐清晰起来，在他的百里杜鹃丛里，他正在被不停记住。
面对灵魂，我们患了失忆症，我们不再被提及百里杜鹃，不再被提及刺梨果上的乳房，不再被提及逝去的和拥有的，我们开始遗忘，开始在记忆深刻处遗忘。鲁弘阿立在面对他所建构的精神世界里，不断搭架着属于他的精神宝塔，他坚信生活的持续，会是他不停摆渡的游场。他执拗地在生活与土地之间，在民族与历史之间游走。
海讯：漫舞的智性与灵思
一位优秀的写作者，他的作品大抵不会脱离脚下的土地，无论是叙事，还是抒情，无论是阐发事理，还是挖掘灵魂，作品都将是他与世界建立联系的一种方式，只有实现文学与人心的互证，才是值得信赖的写作。我读海讯的散文诗，经常感受得到这份来自大地深处的沉实与力量。作为一名扎根四川大凉山腹地的彝族诗歌写作者，海讯的作品深刻烙上了他背后民族与脚下土地的多重文化印痕，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才，大凉山奇崛的自然景观和深厚的人文意蕴，是诗人灵思漫舞的动力之源。
海讯年轻时有从军的经历，在太平洋浩瀚的海面上航行，整日面对宽阔无垠的大海，他习惯以遐思的方式，借海之博大锤炼自我内心，在参悟中领会海之精神。海是浩瀚的，胸怀宽广，莫测高深，如哲人，圣人，是一片神秘得没有尽头的世界，解读海比解读人生还难。如诗人所言：“也许在我生命深处沉睡的所有语言都是海天要说的，也许海天最不愿意告人的全部秘密早已闪耀在了我的血液里。”正是这种经日持久的思考，使其在青葱年华里就具有了常人难以达到的深刻与精警，体现在创作中，是他对哲理诗的特殊偏好。联系也许是世界的本质，海讯的哲理诗写作，力图透过万物之表层，发现纵穿其中的内在联系，如《雪》：“经不起太阳，评点的作品。”《钉子》：“越受打击，越往里钻。”《月》：“借来日光，让黑暗阅读光明。”这些碎片断章，只是其中的极小侧面，但是妙语迭现的文字依然闪耀着智慧的火花，具有警喻的效果。
追求深度写作是海讯持之以恒的文学理想，他的散文诗题材包罗甚广，举凡天地万物，世间百态，都能打通彼此间的隔膜，寻找通道深入探查内在规律，达到触类旁通的效果，这是靠二十余年孜孜不倦地观察感悟出来的。他面对大凉山抒情，对彝山风物的审美表现，没有局限于对表层风情的描摹，而是充分动用象征和隐喻，进入民族精神的内核，进行深度建构。“在一座高高的山崖上，我看见一只鹰哭了，一颗接一颗晶莹的泪珠，从它明亮的双眸里滚落，击穿我的心。鹰，它是怎么啦？是饥饿了？还是寒冷了？不，它是再也不忍心看到它栖居的这片群山上的树木，被人们肆意的砍伐，留下一棵棵滴血、呻吟的树桩，成为群山长久的伤痛。”（《鹰哭了》）他写出了悲怆彝山的现实境遇，文明的进程没有阻拦下那些野蛮的脚步，人类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在亲手毁掉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园。因此，海讯尤其钟情那些农耕文化的产物，如火铳猎枪、擦尔瓦、栅栏、守羊棚等，忘情地歌唱远山的风景和山上背柴的阿妈。在这些民族文化的符码中，象征着一种纯粹的彝人精神：“男人劈日如柴，把灰暗的日子一刀刀破开。……女人背月如镜，照着群山的秀色，照着山上彝族男人的雄壮和刚烈。”他歌唱“父亲的肩膀”、“彝山的鹰”、“山魂”、“老鹰岩的彝人”、“背篓”、“口弦声声”，来为失落的传统招魂。这种现代意识让他清醒地看到，自然环境的变化或许只是表象，传统走向衰落，才是最令人伤惋的。散文诗中无奈的告白和哀痛的悼亡，是他唱给自己的民族、乃至全人类的一曲忧伤的挽歌。忧思，形成他散文诗沉郁顿挫的风格，深化了文学性的维度，提升了作品的文学精神。
一名少数民族作家，如果丧失了民族意识，作品极易失去精神质地。海讯散文诗撷取的意象大都来自于千里彝山，他固守内心的纯粹，关注的却是天空与大地的密语，以山川、河流、群峰作为内心驰骋的疆域，在对人类的苦痛具有普遍体察基础之上抒发民族情绪，以一己之感接续天地人心。相比较那些书斋中的幽暗写作，这种根性的写作方式有着来自神性世界的明朗与纯净，体现出广阔的精神根据地。于是，他的文字在智性与灵思中漫舞，不断向极地之境迈进。代表作《海天密语》以形象的笔墨描摹彝山风物，充满对底层世界的深情体恤，赢得读者的广泛认可。尤其是意境幽远、思力雄厚的哲理诗，立意高远，譬喻奇警，诗心与理性的圆融交汇，在诗坛独树一帜。游弋于诗歌之海的海讯，还执着地探寻文学的内部奥秘，评论写作与诗歌创作几乎同步前行，诗与思的建构呈现出鲜明的同调关系。
海讯的诗学观念还体现在其文学评论集《向文字致敬》中，我们从中可找到一条通往作者写作源头的秘密通道。海讯是彝人，民族意识已深深地嵌入其精神营垒之内，他把本民族的忧伤与苦难时刻放在胸口，雄鹰、黑虎、烈火等图腾与文化指涉密布于文字之中，形成一种密集而核心的文化意象，也体现出作者关于民族心理意识的自觉书写。越过评论本身的文本形态，可以感受海讯对文学的坚定信念和持守。《虎啸山林：新时期中国彝族汉语诗歌的辉煌与悲壮》表现出宏阔的文学概观，文章试图对新世纪以来的彝族诗歌发展历程作梳理，并努力做出属于自己的理论归纳，论述清晰，情思飞扬，内蕴着炽热的民族情感。他对各个时期涌现出的彝族文学作品进行着紧密的跟踪阅读，针对阿库乌雾、杨佳富、阿苏越尔、丁长河、安东、普驰达岭、鲁娟、阿卓务林等多位知名的诗人作家写了专门的评论，为他们取得的成绩不遗余力地鼓呼呐喊。
除了身兼诗人和评论家双重角色之外，海讯还是一位活跃的社会活动家。由他组织发起的一系列文学活动，正在界内产生着良好影响。如首届中国“彝族杯”我是彝人同题诗征文大赛，以同题同旨诗歌竞赛的方式，重新唤回彝族诗人们久违的民族情感，将这个写作群体的身份认同与文化归属感推向一个更高的维度。在当今文化之根断裂，文化之魂消散的背景下，此举对于凝聚民族精神，深化文学的地域文化特征有着独特意义。我们都知道，作家是时代的良心，他总是最先感知社会肌体里健康或腐朽的因子，对本民族文化精神的聚焦与烘托，并非要排斥其他民族优秀的文化因子，相反，海讯对偏狭的民族主义有一种本能的抵拒心理。他一方面热情地为彝族文学中的优秀作品鼓与呼，另一方面又为这个民族尚存的诸多掣肘而忧心忡忡，为它依然要走的漫漫长路感到忧虑。
综合来看，彝族现代汉语诗歌中的自然意象、土地情结、民族意识、神性思维和哲理批判呈相互融合的关系。诗人作为典型的“自然之子”，对自然的崇拜决定其诗歌强烈的土地情结，流溢出浓烈的民族意识，而民族性思维的外显，通常表现为一种灵魂不灭、与天对话的神秘性，受本民族传统和现代性视野的双重观照，诗人习惯于审视自己的民族，体现出一种对于文明被异化的忧伤与批判。正是这些丰富的艺术特征，使彝族汉语诗歌成为当代诗坛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存在。
——载《中国彝族作家》创刊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