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大琮笔下的镇南夜晚，有些凄凉恐怖，灯火忽明忽暗，常听到野外豺狼叫唤声。一百多年前，“州城如船”是相对于镇南城墙外形来说的。而城内的布局，就是“东西一条街，南北三条巷”。贯穿东西的一条街连接着古道，从城西的顾家屯、逯家屯达灵官桥。南北三条巷即北巷，现在的老城北街；南大巷，即原来老公安局的那条街；南巷，即通往南华一中，南大门的那条巷。
一街逼仄览无余，
寂寞山城似野居；
林外瓦灯半明灭，
豺声残夜彻蓬庐。
图为作者在山东青岛（下同）
彝族男子耆酒，如今也喜欢自酿的小灶酒，自给自足而已。但不是黄大琮说的为御寒而喝酒，而是为了心中快乐。盛酒器皿在过去就是烧制的瓦壶。喝酒时很随意，众人围火塘旁，你一口我一口喝寡酒，又叫转转酒。取暖靠火塘里的柴火，彝家火塘永不灭。
御寒聊备不时需，
麦酒酸多瓦作壶；
最好大家团坐夜，
燃枝烧草当围炉。
黄大琮笔下的镇南居民。镇南汉族占据了条件较好的大部分坝区，彝族散居山区。南华有汉、彝、白、回四种主体民族。四川人是云南最多的外来人口，至今也如此。雨露是楚雄州唯一的白族自治乡。这里的劳动人民勤劳、善良、淳朴，至今如此。而城市繁荣地带，则世风日下，人心叵测，防人之心日甚。
彝巢结构与山邻，
错处孤村有白民；
若问卜居在城廊，
蜀人瓦屋半鳞鳞。
（彝人散处四乡，皆依山结屋。土著有白民一种，客户蜀占多数。）
黄大琮笔下的镇南文艺。清末镇南著作，除黄大琮所说的五本外，我考证出的还有魏藩《鸡和小乡土志》，陈以忠《北山诗集》，张正宿《履历赋》《品竹书屋训女三字俚语》《品竹书屋吟秋诗》《品竹书屋勉应楹联》等，皆遗失，无一传世。但在那个印刷技术十分落后的年代，能有诗文成书，已是十分不易，令人敬仰。镇南自元明以来，文贤接踵，留下的著作应该不止这些。但因地处偏僻边疆，都存在传播不开，难于存留之遗憾。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三十多年间，南华没有人从事诗歌、小说、散文这些体裁的文学创作，没有真正称得上文学的作家和作品。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也就是在1980年前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一些知识青年提笔开始写诗，写小说和散文。但大多坚持不了几年又被生活的繁琐打回原形，坚持下来能出书的也不多，有七八人加入了国家级、省级、州级作家协会。在这一时期，南华出书最早的是段崇润，笔名段明，在县委办工作，肝癌早逝。临终前在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心泉潺流》一书。郭志安著有《春意如水》《花开梦里》等四部。李天永著有《火把花》《彩云朝》《心轻如燕》《龙川春水》《南华记》《李天永诗选》《四行诗一百首》七部。普显宏著有《嘴巴的节日》《人生天地间》《相见不如怀念》《荣枯一生》《磨刀石》《批评中长大》《普作家札记》《蜻蛉河畔有伟人》《普医生手记》《治未病》《丝路凤山》《美食如玉》《郑和与南华》《艾芜研究札记》《放言五年》等27部。张承德《晓仁诗书》三部，普金华《雨露灯语》一部。周汉德《黑鹰》等两部。徐社川著有《风声虫语》等两部。周丕福著民间故事《红土情韵》一部。卞育能著《语文之魅》等两部。王开寿著有《哀牢回乡》一部。
另外，一些县级领导干部，将自己工作中的调研报告或讲话，结集成书出版，也不在少数。但文学性不强。
寥寥著作久无传，
艺略搜求几钜篇；
本是文明开化地，
而今书种属青年。
（《镜心篇》《愉老强学集》《枕流野韵》张如凤著，《淡淡篇》夏丕彰著，《学记》张达贤著，只此五种书目，而书已亡。）
黄大琮笔下的沙街调。插秧时唱，薅秧时唱；田坝里唱，男女对唱，汉族唱彝族不唱，坝区唱山区不唱，这就是中原文化与本土风情相融合的南华沙桥“沙街调”。姚安县坝区也流行这种开头来一声“哎”的男女田歌对唱，叫“坝子腔”。其实他们均为福建诗人黄大琮描述的同一文化现象，但到了他眼中怎么就成了弊俗呢？
春来农事一村忙，
阡陌行行共插秧；
女解唱歌男解和，
大家席地憩田旁。
（妇女插秧唱歌，男辄和之，遂成弊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