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当代彝族文学的第一个女作家，经历了革命战争洗礼的李纳为当代彝族女性文学扛起了首开先河的重任。通过对其不同时期的作品进行剖析，进而探究其隐含在文本之内的女性意识的发展及变化。最后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李纳的女性写作经历了一个从浅到深、从觉醒到爆发的崎岖之路，从最初的关照现实、鲜有女性话题到革命年代与男权时代束缚下的女性意识，再到冲破革命时代与男权时代的压抑，展现全新的女性意识的过程。
关键词：彝族文学；李纳；女性意识；女性写作
“女性文学在学界有三种意义的使用：一指所有女性作者的创作，二指男女作者运用女性题材，表现女性的文学作品，三指女性表达主体意识、性别意识的创作。上述关于“女性文学”的第三种定义则可用“女性写作”或“女性书写”来指称，“女性写作”不同于“女性文学”，后者通常意味着所有女性作者的创作及其作品；而前者具有特定的内涵，指具有女性意识，表达女性独特的体验并以此颠覆男权机制的文学作品。”女性写作发展到今天已经是一种包含了很多可能性的、具有无限空间的写作方式,而且这种女性写作还能包含某些传统男性写作所不能达到的空间，所以相较之下本文以女性写作命名。
其实彝族女性文学古而有之，只是以往的彝学研究者过于注重彝族女性在政治上的成就和影响，而往往忽视了她们在文学领域所造就的成果。回顾历史，彝族女性文学可以追溯及早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在当时就出现了著名的女诗人、诗歌理论家阿麦妮，为彝族诗歌的创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此后至明代，出现了用汉文写作的彝族女政治家、诗人奢香；此后更是出现不少著名诗人作家，如安履贞等。由此可知，彝族女性文学从萌芽出生到今时今日已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只是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经济、政治和社会历史背景等诸多原因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蓬勃发展的可能性。至上世纪1949年前后，彝族女性文学才再次掀开了阻挡的云雾，走向了日渐蓬勃的成长之路，其中首当其冲的便是云南彝族女作家李纳，毫无疑问，她可称之为当代彝族文学第一位女作家。
1920年5月22日，李纳出生在云南，原名李淑原。1948年在《东北日报》做副刊编辑时，李纳就开始了小说写作之路。李纳自开始创作后，先后发表了短篇小说集《煤》《明净的水》，中短篇小说集《李纳小说选》，散文集《弱光下的留影》，长篇小说《刺绣者的花》等。虽然李纳是一位不多产的作家，但其作品多为反映广大人民的生活现状及社会背景之作，有着深刻的思想内容。在这些作品中，李纳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她说：“尤其是中国女性，在旧社会，她们受着比男人更沉重的压迫，一旦觉醒，对旧生活的抛弃，义无反顾；对新生活的执着，舍死忘生。她们最高的道德准则，就是人民的利益......因此，在我的笔下，我反复地讴歌了她们。”正是出自这样的认识，在她后期的作品里，女性人物形象个性鲜明。但是值得深入探究的是这样一种鲜明的女性意识不是一开始就突出体现在作品中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改革历程以及李纳本人经历的变化，经历了一个从浅至深的渐变发展历程。
一、初期：以男性为主体 鲜有女性意识
1948年，李纳随一个干部大队从延安到了东北，在此期间她深入当地的矿山，发表了第一篇小说《煤》，可以说是她的成名作，也是其小说中的代表作。作品主要讲述的是哈尔滨一个有名的小偷在工会主席和工友们的帮助下获得新生的故事，作品以男性工人为主人公，在于描写社会底层工人的生活现状，其意义在于揭示“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样一个深刻的主题。虽然作品中也提及了主人公“无人管”的妻子这一形象，却未有涉及女性意识方面的描写。这个时期发表的作品分别有《煤》《父亲》《不愿做奴隶的人》《出路》《姜师傅》，都被列入“收获文艺”丛书。这五篇小说都是以男性为主人公，重在描写和反映社会底层工人及群众的现实生活，鲜有提及女性及女性意识。
由此可见，在李纳创作道路的初期，其作品中对女性意识方面鲜有提及，这与李纳个人的特殊生活经历以及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有关。30年代的中国社会政治矛盾、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革命文学成为主流，就如谢冰莹所述：“在这个伟大时代，我忘记了自己是女人，从不想到个人的事情，我只希望把生命贡献给革命……再不愿为着自身的什么婚宴而流泪叹息了”，这句话反映出了30年代的女作家对国家、民族的关注超过了对自我的关注。这是中国人民经历了顽强的斗争与革命的时期，社会的关注重心都在革命这一焦点，爱国主义成为了时代的主旋律，李纳目睹并参与了这些革命战争的洗礼，也见证并看到了新时代的美好与希望，这个特定的社会背景造就了李纳关注当时的社会生活现实这一特定的写作视角。在这一时期的这些作品中，作者利用小的人物道出了大的主题，以敏锐的眼光透视变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以真诚来感应由社会的巨大变革所带来的人的精神面貌的深刻变化。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李纳的写作偏向于关照现实，这一特点与20世纪初新青年所主张的写实主义文学有所吻合，而对于女性写作还未企及。
二、初醒：女性意识的突围革命年代与男权时代束缚下的女性意识
李纳是一位不多产的作家，但她于不同时代创作的作品都有鲜明的写作倾向和主题。1956年的《姑母》讲述了一个很早便失去丈夫的饱经风霜的姑母，她是一个善良而风趣的劳动妇女，开朗达观，乐善好施，宁肯把辛酸咽到肚子里，也不向别人诉说。她热爱生活，崇尚自然，说得出所有鸟雀的名字，并懂得它们的“语言”。而对于戕害美好事物的邪恶势力，她又深恶痛绝，敢于迎着刀刃抗争，反映了农村妇女对恶霸地主的反抗精神，姑母这个形象，熔铸着我国劳动妇女的传统美德，是一位有着一定思想深度的典型人物。但如果细心研究可以发现，姑母虽然是一个有着钢铁般意志的劳动妇女，敢于面对和承担苦难生活的重担，但她从始至终都在默默地顺从着时代和社会所圈定的妇女的角色，没有完全做出反抗的斗争。她的丈夫因为得罪了家乡的恶霸杨明道，被他赶到外乡，死于外乡，而作为妻子的她却没有替夫追寻公道的意识，只能逆来顺受；她儿媳的娘家有田有地有铺子，姑母总认为儿媳嫁到自己家受了委屈，所以对儿子的淘气与儿媳的刁难总是百般担待与忍让，苦尽是自己吃，福尽是儿子和儿媳妇享，每次受气也只是默默倾诉一番，用围裙揩干眼泪，然后又继续推磨，这也是姑母深受旧社会牵制，意识深处还残留着许多旧社会传统印迹的有力证据。
发表于1957年的《女婿》,是那个年代为数不多的具有浓郁女性意识的作品。作品简明流畅，通过讲述了纪大娘家里发生的一个生活片段，直指妇女解放的主题。小说中的女人公秀姐被男人抛弃后，既没有表现出沉沦，也没有表现出对男人的绝对依附，反之越发自信与乐观，体现了新时代女性独立自信的人格与精神。而秀姐的这种独立人格是作者寄托于妇女身上的女性意识，她通过塑造一个在上世纪50年代标新立异的人物形象，大胆的宣扬了自己的思想，这在上世纪50年代是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的。
《婚礼》讲述了一对具有相同命运的母女的故事，女儿的父亲在兵工厂当工人，后来加入了共产党，从此母女二人便没有安心的好日子，成天提心吊胆，最后父亲终于死在了反动派的手中。女儿和同为共产党员的未婚夫举行婚礼，但婚礼还未完成，何然就被一群团兵永远地带走了，经过母亲的同意，女儿最后也加入了革命的队伍，积极投身革命事业。显然，两位女主人公都是具有顽强生命力的，不惧怕反对派势力，坚定自己的道路。母女二人的女性形象也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女儿最初生活的重心在于其未婚夫何然的身上，随着何然的离去，她也意识到了自己虽然是一个女性但也有参加革命斗争的权利与义务，打破了旧社会的“女人所代表的是家庭的利益和性生活”的束缚，毅然决然的投身于革命事业当中去了。母亲作为一个传统的劳动妇女，本身的知识能力有限，但在其女婿以及女儿的影响下，打破了传统的妇女观，同意女儿参加革命。李纳善于以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为背景来书写，通过普通的题材和人物，透射出特定社会历史时期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重大社会主题，她的作品往往能深刻反映当时人民的生活现状。但不可否认的是作品中的母女二人都抗拒不了革命年代社会所强加于她们的命运，注定要成为革命军人的寡妇，孤独的经受革命年代生活的洗礼。这与作者本人的所经所历不无关系，李纳出生和成长于革命年代，亲身目睹了革命年代中社会动荡的现实，体验了底层人民悲惨生活的境遇，也很清晰地看到了革命年代人们所受到的生理和心理上的创伤，所以她才能够如此深刻地创作出这些反映现实社会状况的、具有写实性的作品，所以其塑造的人物往往也是深受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所束缚的。
同时期的《没有见过面的姑母》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讲述了“我”的没有见过面的姑母的生平故事，由于姑母自幼就被订了“娃娃亲”，长大后不得不嫁给了那位长得奇丑、抽大烟、脾气坏的未婚夫，回到娘家也从来不说她到底受了什么苦，一天夜里，终于吞下了大量的鸦片自尽了。姑母是一个敢于反抗生活、不屈服于命运的顽强女性，她的死深刻表现了其不甘折服于命运所带给她的痛苦，而用死这一极端的方式来进行反抗的深刻案例。但究其原因，她的死只能归结于封建社会包办婚姻这一旧社会所特有的落后习俗或制度，虽然主人公极力反抗，却最终还是臣服于命运的归宿，这是时代所给予的，不仅仅是姑母，还有千千万万个姑母同样承受着此类痛苦，并默默地忍受着。
女性在历史中“沉默”了几千年，20世初，伴随着“人”的解放，妇女解放运动在我国蓬勃开展。“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之后“女性”的发现相继出现，中国的女性写作由此浮出地表并崛起于文坛，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女性创作的高潮。30年代到40年代，在大众文学、革命文学的夹缝中，中国的女性声音在固执地讲述着女性生命经验，但由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与文学传统的大背景决定了中国初醒的女性写作潮流依然带有很多局限性，理论体系建构的缺乏、具体的创作实践以及批评话语的失衡等等，都决定了这一次女性写作的有失完整。这些写作特点及倾向同样出现在李纳的作品当中。总的来说，在李纳创作历程的这一阶段，李纳开始将目光转移到女性身上，开始对女性独特的生活及心理经验的描写，作品大多以女性为主人公，且着重描写她们的生活经历以及她们纤细、敏感的情感活动，在这里女性独特的生命意识和心理、生理体验被清晰地表达出来。作品着重描述了女主人公姑母、秀姐以及母女二位等人的生活现状，细致地描绘了她们的情感及心理变化的过程等，对女性特有的生命经验及心理活动进行了深入的描绘和探究，使这些人物活灵活现，富有生命力。这时期李纳笔下的女主人公们大都拥有着勇敢、坚强、敢于反抗、不畏牺牲的精神，但由于她们所处的社会和时代背景的牵制和影响，这些人物往往都不同程度地经受着束缚，甚至她们的命运都直接被这种社会和时代所决定。且她们往往被局限于日常生活领域中，生活的重心只能是闲杂繁琐的小事，眼界也被局限在家庭之中，这也是旧时代社会赋予女人的特有的生活方式。女性主义研究者常常提到的“社会性的母职”，一方面可能制约女性自身的发展，使女性与男性发展出不同的性别人格、心理模式和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在实现社会安排的角色的过程中，女性用自我牺牲换取的家庭地位也未必能实现，并不一定能将家庭构建成为自己的主宰地。女性以为自我牺牲会给家庭中其他成员带去福祉也许只是个良好的愿望，从这种愿望出发，到达的也有可能只是彼此伤害、怨恨的彼岸。《姑母》中姑母就是个典型的案例，为了和谐的家庭她牺牲自我，甘愿承受儿子和儿媳妇的冷落和漠视，但她的付出却没有换来家人的平等对待，或许这也是一个旧时代的妇女所必须承受的。李纳笔下的女性一反传统社会所给予女性的胆小、懦弱、依赖男性的形象，塑造了胆智兼具的新型女性形象，但在人物的命运方面，却很难走出时代所限定的框架，在为女性鸣不平的同时，摆脱不了时代背景的束缚。
三、后期：女性意识冲破男权时代与革命时代的压抑初露锋芒
由于同为女性，对同性有着强烈的情感共鸣和深厚的感情，李纳在新时期创作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刺绣者的花》，是李纳新时期创作的一大丰收。作品以北伐战争和解放战争为时代背景，描写了一位普通刺绣工经过一系列生活变革最后成长为坚强的革命者的故事。叶五巧从小就是一位聪明伶俐又可爱的女孩，在那个特殊的时期，被当地的富人杜天鸿看中，五巧不得已嫁与他。当大革命风暴席卷全国的时期，杜天鸿便和五巧的表弟陈永直奔向昆明投身革命，但不久，两人分道扬镳。杜成为国民党的反动军官，遗弃了五巧，而陈则成了共产党员。五巧在杜家受尽歧视凌辱，最后只得将全部的爱寄托在了自己的女儿身上，发誓要让女儿接受教育，培养成一个新时代的自主女性，抗战爆发后，女儿成了革命者，她也跟随女儿走进了革命的世界。
这部长篇小说可以说带有作者自己生活经历的影子，其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又显得如此自然。作品的中心人物是一个有进步倾向的女青年和她的母亲，一个默默地承受着人生的重担、平凡而又高贵的中国母亲的灵魂，但特殊的生活经历和特定的文化背景又使她不同于普通的劳动妇女，而远比她们复杂得多，最终铸就了其反抗的性格，成为一位坚强的革命母亲。在经历了丈夫的无情背叛与舍弃之后，她没有走上旧式妇女一哭二闹三上吊等俗套的道路，而是选择无视，忍受大众对其无理可笑的种种猜测，自顾自立的抚养未长成的独女，这是一个拥有着独立、自主意识的可敬女性，而男性在此便失去了其固有的霸主地位，可有可无。故事的末端，五巧被囚禁在牢笼里等待着反对派的死亡决判，她明知道自己将要死去，心里惦记着的却还是自己未完成的革命任务，而且千方百计将任务传达给了磨面大嫂。五巧从一个毫无知识背景的传统女性最后成长为如此理性的革命者，其转变经历了诸多磨炼和考验，不仅是受当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所影响，而且还受人物本身特有的某种坚定的意识所决定，具有深刻的意义。五巧周围的一些人，写得也是比较有个性的。比如磨面大嫂的善良、正义把五巧的性格烘托得更为鲜明，最后五巧牺牲了，磨面大嫂又接过她的革命工作勇敢前进。这个人物虽着墨不多，却很有立体感。
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这时期李纳笔下的女性形象已经趋近于成熟，有力的冲破了革命时代与男权时代的压抑和束缚，造就了人物勇敢、独立、担当的高贵品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的意识重新觉醒，和五四时期一样，女性自我意识随着“人”的意识的觉醒再次浮现。不同的是女性写作在这一次走得更远，无论是女作家的数量、创作质量、它对男权中心文化的叛逆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都是前所未有的。李纳说：“我有幸接触许多平凡岗位上的人，在众多人物中，除少数外，都各自带着优美的素质走进我的世界。尤其是中国的女性，在旧社会，她们受着比男人更沉重的压迫，一旦觉醒，对于旧生活的抛弃，义无反顾；对新生活的执着，舍死忘生。他们最高的道德准则，就是人民的利益。有时，他们表现得比男人更勇敢，思想比男人单纯，我爱这些人。”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李纳也以自己特有的写作方式表达着女性经验。传统社会特别是在深受男尊女卑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对于女性生活范围的界定往往都是局限于家庭这个狭小空间里，且对女性的评价与男性形成鲜明的对比，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上，外表柔弱，内心胆小，勇敢、坚强、智谋等褒义词往往与妇女无缘。但李纳所塑造的众多女性形象却恰恰相反，在她的笔下女性有着惊人的毅力与胆识。五巧是一位家庭主妇，而这个家庭主妇的角色往往限制了女性自由与发展的可能性，从而不可避免地造成女性成为缺乏主体意识的人。而我们知道，人之为人，乃在于人的主体性，而唯独精神才赋予人以主体性，五巧原本生活在平凡而又琐碎的家庭生活中，后来经表弟陈永直以及其他革命者的影响，渐渐的体内某种意识觉醒了，最初还犹豫不决，经过一系列事件的促使与激化，最终毅然决然地加入革命的队伍，抛弃妇女生来只与家庭有关的传统观念。李纳笔下的女性不仅能与男性相抗衡，而且还有比男人还“男人”的意味，可以说是超越了性别的女性，一反传统的妇女观，这些都归因于李纳真正觉醒的女性意识。
四、结语
李纳作为彝族当代文学的第一位女作家，在彝族女性文学接近空白之时，担起开创先河的重要使命，为彝族女性文学奠基了坚实的基础。在其笔下诞生了很多鲜活的、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这些人物的性格特点与形象刻画、心灵与情感都不尽相同，甚至随着时代的变化渐趋成熟与完美，表现出从浅到深的发展历程。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李纳笔下的女性大都是超越性别的女性，她们吃得苦，受得累，饱经风霜，意气风发，可以说是比男人还“男人”的女人。这与李纳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不无关系，时代造就人物，人物又影响时代的进程，二者相辅相成。同时李纳所塑造的这些人物都或多或少的带有少数民族的独特性格和文化特征，由于她本身是一位彝族女性这个不争的事实，民族传统文化对她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这些影响进而渗透于其作品中，使作品中的人物表现出少数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格与文化传统，生动而又形象，这些都是可以继续讨论的话题。继李纳之后，陆续出现了很多优秀的彝族女性作家，她们以自身独特的视角与审美体验为彝族女性文学增添了耀眼的色彩，从而以参与者的姿态屹立于中国女性文学之林。
（注释略）
原载：《西昌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文字来源：中国少数民文学学会。
作者简介：阿洛秀英（1990—），女（彝族），四川马边人，西昌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彝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