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星，彝名麻博阿底，本名李德祥，贵州赫章县人，一个典型的乌蒙山区的彝人。他出生于1931年。 虽然苏晓星的文学成就高，然而他的文学道路却与许多出生于旧中国社会成名于20世纪50年代的作家一样是很平常 的。那是个灾难深重的岁月，家庭的地位同民族的地位同样低下，被压迫、受歧视是他那一代彝家的共同命运。他自幼丧父，母亲节衣缩食供他在村里上私塾，九岁时母亲又送他到县城读书，在这里他有机会读到一些文艺作品，萌发了对文学的爱好和追求。但是，他仅仅上了两年初中就失学了。建国后，他参加了革命工作，先后投入了土地改革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和中心工作，担任过仓库管理员，赫章县委政策研究室工作人员，县委农村工作部干事等职务。社会变革焕发了他的工作热情，沸腾的生活激发了他的创作欲望。
1954年2月，他的第一篇新人物故事写出来了，发表在 《西南文艺》上。从此，他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1956年，苏晓星调到贵州省政府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任《山花》小说编辑。1958年，参加中国作家协会贵阳分会。1959年，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2年后又调回贵州省文联任中国作家协会贵州分会民族文学委员会主任，《南风》副主编、副编审。
这就是苏晓星平凡而闪光的经历，时代造就了作家，而作家却以他的真诚面向时代，感应时代，迎接照亮他那自我心灵世界的时代光华，透过那质朴而坦诚的心灵，散发出美丽的折光。
1. 前期短篇小说创作
苏晓星前期的创作当从1954年4月在《西南文艺》发表第一篇作品起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为止。这个时期共有散文、中短篇小说23篇。其中一部分小说于1960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结集出版，名为《彝山春好》。1988年贵州民族出版社编选了苏晓星30年来的中短篇小说集名为《良心的中伤》，又选入了前期的几个短篇和一个中篇。
苏晓星前期的短篇小说，凭着他对生活的敏感，努力用艺术形象迅速、及时而又深刻地反映生活的激流及其变化，因此他的作品充满强烈的生活气息和时代气息，是当时的风景画、风俗画。
苏晓星的作品比较贴近现实，既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又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可以说在20世纪50年代成名的作家，在表现时代潮流和生活脉搏时，往往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的表现和歌颂上。有评论家曾经指出，那是一个值得放声歌唱的时代，诗人与作家代表着历史对胜利者的宠爱， 他们用不着另外的选择，只要把歌声唱得更加嘹亮就好了。于是，一大批讴歌性文学作品相继产生。他们的讴歌是热烈的、真诚的，倾注着作家对新社会的爱和希望。作为一个从旧社会走过来的彝族作家更渴望把自己的民族、自己生活的地区的迅速变化的现实生活的图景带到文学创作中来。从农业合作社到人民公社成立，从20世纪50年代“大跃进”到20世纪60年代初对农村政策的调整，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以及与这一变革相联系的社会习俗的变化，新人物的涌现等等都在苏晓星的作品中得到反映。他凭着对生活的敏感，努力用艺术形象及时而 又深刻地反映生活的激流及其变化。因此，讴歌是这一时代的文学基调，塑造农村各类先进人物的形象，表现他们朴实而崇高的思想品格是这一时期农村题材创作的共同追求，苏晓星的作品不能脱离这个吋代的基调和文学潮流，似有自己的特色。
首先，他对于新生活的衣现，心停留于表而现象的描写，不满足于一般好人好事的堆砌。他善于从表面平淡尤奇的现象中寻找生活的时代特征，提炼出它的政治意义，努力揭示生活中蕴藏着的深刻思想和人物的新的性格因素。如他的短篇小说 《新工人的母亲》，这是1958年的作品，却没有“大跃进”的轰轰烈烈。作家没有被生活的表面现象所迷惑，而足发自肺腑讴歌自己民族第一代新工人的产生。彝民族是古老而悠久的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发展停滞了、落伍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了大変化，产生了第一代工人。作家从新工人的母亲身上落笔，展示了发生在乌蒙山区韩寨的这一历史性的变化。从古至今守着土地、牧场的彝族终于有自己的儿女站到了高炉边。作家细腻地刻画了当母亲的欣得之情，虽然她对于儿子的爱是一种传统方式的（如缝制布耳鞋），但却注人了新的性格因素。特别是作家所精心设计的婆媳俩接待去冶工人的那个姑娘的场面，非常感人。这实质上是把对儿子的爱、对丈夫的爱转到对一代新工人的爱，这正是构成性格核心的内在精神美。作家正是从平凡的事件和画面中展示新生活中的带着彝族特征和乡土气息的美感。
短篇小说容量有限，要在有限的生活画面中更广阔、更深刻地凝聚生活内容，作家就要善于选取最有表现力的角度。苏 晓这个时期的短篇小说的又一特色，就在于他善于调整艺术视角，找到最具表现力的角度。例如《阿爹与荞荞》中的阿爹，是作家塑造得比较成功的人物之一。作家不是直接揭示他在牲口入社时激烈的内心冲突，痛苦时复杂性的思想斗争，而是通过他儿子荞荞的观察，通过父子的思想冲突来展现的。这篇小说视角的选择独具匠心，从一个单纯而追求进步的孩子落笔，以此作为一个特殊的视角加以观照。这充分反映出作家对这篇小说这种样式在表现生活特点的掌握，在努力形成自己的创作个性和创作风格。
综观苏晓星前期短篇小说的创作，我们不能不看到他的不足与局限。我们总觉得他的作品在思想性的高低和艺术上的精细是不平衡的。另外，他取材的范围、观察的角度，对生活现象和社会矛盾的分析，虽然都有可取之处和值得称道的地方，但从对这些问题的判断的标准和尺度来看，又显得比较狭窄和单一，这样就不可能更广阔、更深刻地把握所表现的现实。在掌握少数民族人物的性格、心理素质方面苏晓星有自己的优势。
说到局限，应该说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不可能不受到当时生活的局限。“大跃进”年代的狂热，使多少人以一片真诚去投人那无休止的运动，今天回过头来反思，使我们明白不少真谛。苏晓星不可能超越时代，不可能摆脱那个年代的政治影响，然而人民群众的热忱，人民群众的高尚品格是值得讴歌的。正因为如此，苏晓星写于这个时期的作品才是有一定的价值的。
2. 中篇小说《良心的中伤》
《良心的中伤》这部中篇小说写于1957年，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年代。注目政治运动，投身并直接表现社会重大变革，强烈鲜明的政治色彩，是这个时期文学的一个普遍特点。《良心的中伤》虽未完全摆脱这种创作潮流的影响，但却有了难能可贵的突破，比较真实地反映生活，表现了坚决忠实于生活的 作家的责任感。这篇小说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已向内心世界发 展，注意发掘人物性格深层结构中的矛盾内容，写出“灵魂的深”，这标志着苏晓星的创作走向成熟。
在《良心的中伤》里，作家很有胆识地写了发生在50年代中期乌蒙山区的一场叛乱，并且是以一个受蒙蔽、被欺骗的忠实淳朴的农民为主人公。他热爱新社会，拥护共产党，但又愚昧落后，正是因为这一点才被人利用。整个故事情节起伏跌宕，扣人心弦，而通过主人公复杂的生活历程的描写，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作家把他的心理冲突写得十分 逼真。茨威格在1926年12月19日致高尔基的信中说：“我认为，自从我们的世界外表上变得越来越单调，生活变得越来越机械的时候起，就应当在灵魂深处发掘截然相反的东西，做一个勇敢又正直的人。我们的责任是要做亲眼目睹这一切的见证人，极其真实而又明确有力地说出自己的意见。这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引自《三人书简》）苏晓星正是从现实生活中感受到茨威格所讲的“在灵魂深处发掘截然相反的东西”，因为这两种东西互相撞击，形成了性格双向的矛盾运动。其实，真正能够激动人心的文学形象，没有一个是按照死板的公式复制出来的，也没有一个是按照几点共性概念（本质、必然）去寻找具体形象而获得成功的。按照当时流行的庸俗社会学的观点，《良心的中伤》的主人公彝族农民应当是最革命的， 应当是反对叛乱的英雄，而不应该受蒙蔽，更不应该参加叛乱，至少不应当觉醒得太晚。但苏晓星不是这样，他追求的是塑造活生生的人的丰富个性形象，这样的人物任何时候都处在双向可能性之中。因此，他不按照贫乏的所谓“必须”的规定去塑造人物，因为那样就无从表现出自己的才能与个性。
作为社会的人，其心灵世界是极其复杂、极其丰富的。苏晓星在塑造农民车后这个主要人物时，就非常重视向内心世界发展，发掘人物性格深层结枸中的矛盾内容，写出了“灵魂的深”。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是一个不安、骚动、拼搏的世界。现实生活使他清醒地认识到共产党好，“在共产党里的都是好人”。因此他佩服、信得过何同志这样的干部。同时愚昧使他 糊里糊涂地受坏人利用，差点陷入不能自拔的境地。作家使人们看到这个人物灵魂的深度。在20世纪50年代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能不完全受制于当时的文学思潮和创作指导思想，真实地写出人物思想变化的复杂性，展现人物心理发展的痛苦历程，的确是十分可贵的。应当指出，当时的文学创作由于拋弃了文学是人的文学这一根本命题，对人以及文学中的人产生了贫乏的、错误的理解与表现，才会出现观念人、本质人、公式人的不良倾向。苏晓星在这样的创作背景下，通过人物复杂性的内心世界的展示，来表现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寻求作品的社会效果和美学效果，正是为了真正体现文学的功能。虽然《良心的中伤》对“人”的发现还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还没有实现从真实地描写现实人生的生存状态进人民族灵魂深层心理历程的切实把握，但在这方面所取得的突破是有价值的。所以我们说，这个中篇标志着苏晓星的创作走向成熟。
3. 后期短篇小说创作
十年动乱中，苏晓星也像其他作家一样停止了创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的创作热情才又重新迸发出来。虽然他曾经忙于教学和科研，又因从事彝族文学创作的组织工作而被大量行政事务所羁绊，还是写出了许多优秀作品。主要编入集子《良心的中伤》中的《遮荫树》、《幸福楼》、《鸣呐和宝 刀》、《石柱通灵》、《后生》、《人始终是可爰的》等短篇小说和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中篇小说《奴隶主的女儿》。20世纪90年代四川民族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末代土司》。
苏晓星后期的短篇小说，从充满枇判锋芒的历史反思中获 得新的审美价值取向，他更重视写人的命运，写人的精神过程，从社会政治层面上去观照人生，因此他的这些作品可以说 是人与社会结合起来的命运曲。
新时期历史的转折带来了社会生活的全面变化，推动着文学的转变和创作岁月的演化。伤痕与反思作为小说的潮流，必然影响苏晓星的创作。经过十年动乱的磨难，一旦创作热情被重新唤起，那些经过多年沉积的历史思考必然反映到作品中来。苏晓星写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作品，正是从这一角度切人的。同其他伤痕文学作品一样，苏晓星的这些短篇小说充满了批判的锋芒，但并不像有些汉族作家的作品那样充满泪痕和心灵的伤痕。以《遮荫树》为例，这个短篇小说写的是九里山苗寨的老树公公为保卫区委书记石强免遭迫害而与“造反派”展开了一场斗智斗勇的交锋。这里有控诉，有批判，绝少悲切与凄苦，倒是表现出了一种智慧和乐观精神。这不仅来源于作家对历史的深沉反思，还在于少数民族作家对民 族性格、民族精神的把握。这篇小说荣获首届全国少数民族文 学创作奖是当之无愧的。写于新时期“伤痕文学”阶段的作品而别具一种悲壮色彩，正是苏晓星个性的体现。
我们知道，反思意识在以前文学中是一个少见的现象。在新时期文学中却是以反思文学的成就最为突出。文学的反思意识是从社会历史转折的角度观照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过程，提高了对自身历史道路的认识，使这一类文学在思想深度和历史真实性上都达到了新的水平。苏晓星正是在这巨大的文学潮流中，从充满批判的历史反思里获得了新的审美价值取向。他更重视写人的命运，人的精神过程，从社会政治层面去观照人生，即注重从社会生活的内在形态上去表现人，把中心点放在写人上。这可以从苏晓星的另一篇力作《鸣呐和宝刀》得到证实。这篇小说获贵州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一等奖，写的 是凉山彝族同胞的生活。小说的历史跨度比较大，将同一人物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遭遇对照着展示。历史运动本身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和现实内容，给作家艺术创造以充分发挥的余地。
在与社会命运的联系中写出人物的命运，才是具有时代性的。且看苏晓星在《石柱通灵》中对主人公石柱的描写。这仍然是一篇写彝族人民生活的小说，时代氛围是通过主人公石柱 的精神变化透射出来的。一桩报纸公案，展示了人物精神上一个长长的历程，触发了人物命运的转机。人物的命运历程中巳 经不完全是只能接受命运摆布的盲因力量，而是与国家、社会的命运联系着，一张报纸透露出的被封锁的“包产到户”的政策信息，正是这朴实而缺少灵性的石柱获得崛起振奋的力量。 虽然作家在小说中着重于表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生活的变化，鞭挞某些干部思想僵化，但更让人感到小说中展现的是人的尊严的复苏，人的精神的解放。
当然，我们这里强调了作家在不同时期创作上的发展，重视了解作家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审美价值取向上的变化，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作家在创作道路上的承继关系。我们前面谈到苏晓 星前期创作时，已经注意到作家对人物心理历程的展示，诸如 在他的短篇小说《阿爹与荞荞》，中篇小说《良心的中伤》中已经表现出来的心理图景。他的新时期的创作则发展了这一优 势，逐渐从社会心理角度，揭示民族精神的历史沉积，刻画社会政治历史变动过程中人们广阔的精神世界。这就是从短篇小说《人始终是可爱的》到中篇小说《奴隶主的女儿》中所体现出来的民族深层精魂开掘的艺术追求。
文学评论家何西来曾经指出：“我们应当深刻地汲取二十年间在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上的偏颇所造成的教训，我们欢迎表现人性、人情、人道主义的一切大胆有益的探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新时期的文学潮流开路，我们的文学才可能有远大的将来。”(《探寻者的心踪》）这个见解是非常深刻 的。苏晓星也正是在这方面从事了有益的探索，才出现了《人始终是可爱的》这样张扬人性、表现人道主义精神的优秀篇章。
综观苏晓星的后期短篇小说，比之于前期虽然数量不多， 却在思想容量和艺术内涵上深邃得多。我们说他前期作品是 “时代的风景画、风俗画”，后期的作品是“人与社会结合起来 的命运曲”，正是为了较为准确地表述他在不同创作阶段上的风格和特点，较为客观地反映他创作道路上的发展和变化。
当然，我们在读他后期的作品时，也还感到有着较为明显的不足，那就是作为在高校从事过文学教学的作家，有着比较 规范的文学观念，往往不自觉地被约束在那些比较规范的观念 里，使得艺术上的突破受到一定限制。随着文学观念的变革，苏晓星必然会取得更大的超越与突破。
4. 中篇小说《奴隶主的女儿》
真正标志着苏晓里在新时期文学创作达到一定高度的作品是中篇小说《奴隶主的女儿》。这部中篇小说显示了作家的艺术才能，在注意到民族生活环境的同时，写出民族的心理律动，向民族深层精魂开掘。
这个中篇小说写的是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发生在凉山的故事，作家以富于诗意的语言描写了奴隶主的女儿则玛吉迪和奴隶石威马赫的爱情悲剧。反对等级婚姻偏见，这本来是古老的主题，苏晓星并未落人这个窠臼。《奴隶主的女儿》是来自对历史、文化、民族积习更深层的反思，是对自己民族的深刻的自我解剖。在以凉山为代表的一部分彝区，由于残余的奴隶制的阴影还笼罩着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彝族人民，黑彝白彝的等级偏见还似一根枷锁套在一些人的思想上。一些人自以为“血统高贵”，一些人以为“血统革命”成了民族内部团结的障碍，也是民族自身内耗的一个重要原因。民族要振兴，必须消除内耗，这是人所共知的真理。《奴隶主的女儿》写的是历史故事，作家却以历史负载现实精神，以鞭挞残暴罪恶的奴隶制度，来呼唤民族的新生。这里有一种作家的历史责任感和厚重的振兴民族的使命意识。作家在小说结尾写道:“然而，世界上没有一条笔直的路，历史也总是曲折前进的，我惟愿她巳带走的东西，一点一滴不再回来……”这充满激情的发自内心的话，正是历史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的真诚体现。
我们读过不少小姐与长工，聪明的公主与英俊的猎手的爱情故事，那些故事的男女主人公往往一见钟情，然后是为了爱情历经艰难险阻，或以双双殉情，或以大团圆结束。苏晓星则不同，他把艺术视角放在男女主人公的恋爰过程，重视人物潜在心理的揭示。艺术的开发不同于其他文化门类开发之处，也在于它是对人生、人的内心世界的一种开发。正如杜亚美在《长篇小说探讨》中所说：“犹如一个外科医生用决定性的一刀，割开皮肤和肌肉，以便弄清隐藏的病因一样，现代小说家想了解的主要是心灵，它被看成是基本的是最高尚的现实，决定着其余的一切。”苏晓虽高明之处就足通过女主人公则玛吉迪和男主人公石威马赫的恋情的萌发，将特定情况下的心理巨变过程，作出了准确的揭示。
本来有着根深蒂固的阶级偏见的男女双方，在特定环境中产生了强烈的爱，共同萌发了对等级宗法观念的反抗。作家对人物的心理巨变过程作了准确的揭示，把笔触深人到民族深层心理，把作品上升到人生价值评判高度。则玛吉迪是一个高傲 而自尊的奴隶主的女儿，面临灾难也没有放下她主子的架子。 后来几天几夜森林中的逃亡生活，困难境遇的磨炼，特别是奴 隶石威马赫那纯朴美好的品质，那善良而刚直的人格，使她逐步复苏，最终懂得了尊重人和人的感情，尊重人的价值。作家依据人物所处的客观环境、所采取的实际行动出色地刻画了她的心理反应和心理定势。对石威马赫的一系列反抗行为，则玛吉迪是极度反感的，她高贵的等级，显赫的家族像一根无形的 绳索，牢牢地羁绊着她。但当马赫舍命为她效力并不希图什么，并实际主宰她的命运的时候，竟无一丝邪念，使吉迪放弃了阶级偏见。马赫的聪明、智慧、纯朴、善良、刚强、正直又是她的家族的人们所没有的。当她意识到马赫那颗心“爱她的美丽，却又认为维护她的清白和尊严”，“比什么都值得”时，她对马赫萌发了爱。但真正突破等级的偏见却是双方的。马赫最初对这个女主人公也极度反感。他对她同样有着阶级的偏见，但是一旦在吉迪表现出对人的感情的尊重和对人的价值的认定时，马赫同样放弃了阶级的偏见产生了强烈的爱。他感受到她对人的公平，他获得了没有得到过的温暖。这样双方都面临命运的裁决，共同萌发了对等级宗法观念的反抗，走上了维护自己真挚爱情的叛逆之路。爱得深切，反抗的火才燃烧得旺。作家在这里展示了一种人生价值眼光，用他塑造的人物形象，表示对受到等级观念污染的世俗人生价值观念的否定，透露了哲理的光亮。
这时，历史发生了大的转折，新社会的曙光已照亮这片土地，可是吉迪和马赫的爱情悲剧却发生了。等级偏见铸成了深深的不幸。我们知道陈腐的思想观念，并不和陈腐的社会制度同步消亡。男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逼真地揭示了那个时代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创伤，小说反映的处世哲学充满着这段历史的苦涩。应当说，用这不平常的恋爱来反映这一段历史时代的悲剧，无论立意，还是技法，都充分显示出作者的匠心和功力。
阶级偏见以及等级婚姻观念所酿成的令人哀痛的悲剧，而悲剧本身恰恰蕴含着那个时代非常深邃的社会容量。一方面在于奴隶主的女儿的叛逆精神的价值和反抗精神的历史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历史的曲折和现实当中存在急需调整的一面，所以不能不看到对现实的社会认识价值和教育作用。这又是通过能 展示人的灵魂最深沉的人物形象来加以揭示，而作家更在对民 族文化心理积淀做积极的评判中，使他笔下的人物得以丰厚。
另外，整篇小说文情并茂，似在不动声色之中就烘托出具 有立体感的审美效应，不少章节意境华美而扣人心弦。《奴隶主的女儿》标志着苏晓星在文学创作上的新突破。
5. 长篇小说《末代土司》
《末代土司》是苏晓星新完成的长篇小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这是苏晓星的一部力作，结构恢宏，气势不凡，有史诗态势。
这部小说描写了杏他地区末代土司龙源海继承父业后，对 所管辖的地区的封建领主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并战胜了以刘 锡昌为代表的新兴地主的进攻。小说还写了龙源海与农民女儿 小飞蛾陆永灿的爱情，以及与刘锡昌的侄女刘江波和罗雄土司的女儿安亦芬的感情纠葛。后来，龙源海在他早年曾就学过的 军校的举荐下，到军中任了职。当国民党败退大陆时，龙源海为保卫祖业留了下来，而让陆永灿随军去台湾在地下党的帮助下，龙源海觉悟了，弃暗投明，后来当上了人民政府的副县长，在越来越“左”的政治路线影响下，1957年龙源海当了右派，而在台湾的陆永灿，也因“私通大陆”而身陷囹圄。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龙源海的问题得以解决，并出任州政协主席，并于1989年与陆永灿重游故乡。
这部小说结构宏伟，跨越的时空广阔，活动场景从石他到 碧城，从碧城到省城，又从省城到台湾，交替进行，把发生在半个世纪里的风风雨雨巧妙地编织在一起，通过对龙源海及其 同时代人的不同命运的描写，展示了“土司王国”走向新中国的历史必然，同时又通过龙源海在解放后经历的曲折道路，讴歌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所呈现出的勃勃生机。小说把一个饱经沧桑、一生坎河的末代土司的灵魂跃动充分展示出来，可以说是一部末代土司的命运史。
苏晓星的这部长篇小说，继承了我国古典小说的优秀传统，具有较浓的民族风格。他采用倒叙的手法展开故事情节，且善于把握纷繁复杂的矛盾，不断推出悬念，不断地掀起高潮，使整个小说的情节发展有张有弛，环环相扣，引人人胜。作家善于从历史的角度审视生活，并从旧观念与新思想，正义与邪恶的交锋中，去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写出了人物的心理律动，把人物的心理动态与时代的风云变幻融为一体，塑造了多姿多彩的人物形象。
龙源海与陆永灿是小说里贯穿始终的人物，也是刻画得最为成功的两个人物。作家并没有简单地给“末代土司”龙源海贴上阶级标签，而是充分展示了这一主要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 丰富性，并十分注意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如龙源海最初对石 他地区进行“改革”时，他以为向他的属民宣布废除夫差徭役，革除残余领主制度会受到属民的欢迎，会欢呼雀跃，但得到的回报是麻木不仁，甚至带有几分恐慌。这时的龙源海虽为土司，也是踌躇满志的热血青年，还透露出一定程度的天真与稚气。他曾经以搬倒刘锡昌为自己的斗争目标，但经过反复较量，他成熟了，真正认识到即使搬倒专员也没有用。龙源海的性格就是通过他的“改革”实践和一次一次的矛盾冲突来展示的，作家通过特定的政治背景和特殊环境的影响来写这个“末代土司”，使他时时矛盾着、斗争着，构成了他思想性格行为的复杂性。
对于其他人物，作家也往往是通过其思想发展来刻画，并把人物置于矛盾冲突中来充分展示其内心世界和人物性格。在这些众多人物中，应该说刘江波这个形象塑造得最为丰满。她 从一名富有正义感的女性发展到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匪首。 作者并没有简单地来处理这一人物，而是尽量挖掘人物性格的 多面性，写得有血有肉。通过对比描写，他们各自的性格，更为鲜明突出。
作为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作品，必须给民族文化 以更多观照。正如有作家所指出的，依靠外来文学而建立民族文学的前景并不可取，而应该开凿自己脚下的“文化岩层”，以重建民族文化，在《末代土司》中，苏晓星更加注意对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描写。作家这里的描写，不仅仅是民俗学意义上的展示，或作为民族文学作品中的一种装饰，而是旨在对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进行审美把握的需要，是认识到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伟大而进行的纵向开掘。作家把对民族、民风的描写和人物塑造熔铸在一起，并以此来透视人物深层文化心理。即使是抒发人物的内心感受，也是渗透着民族独特的价值判断和审美观念。我们只有从这个角度去审视这些独具民族特色的描写，才能找到其民族文化价值。否则，那结婚唱酒歌的场面、祈求生育的栽花歌会以及端阳节后龙山草原上的各种活动，就不会给小说增添特别感人的艺术魅力。
这里，我们还要特别指出这部小说所展示的历史价值。土司制度，是南宋到明清，乃至民国期间普遍存在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社会制度，在彝族地区的影响特别大，即使在改土归流以后的一个较长时期也未能削弱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影响。在20世纪初，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尤其是在中国革命的大背景下，这一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用小说的形式来反映这一变革和生活在土司制度下的人们走向新生活的历程，是有着特殊意义的。封建王朝的改土归流或者是本民族 上层人物的所谓“革新”，都未能根本动摇其经济、政治基础， 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的革命才彻底根除了土司制度的影响。因此，从历史角度来看这部小说其社会历史价值也是不言而喻的。
总的来说，《末代土司》是苏晓星文学创作的一座丰碑。是这部作品丰富了当代彝族文学创作的宝库，谱写了苏晓星创作道路上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