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山是彝族作家冯良的生长之地，也是她文学想象的孕育之所。当凉山渐远，淡为故乡，那块苍茫高地上的人与物仍在滋养着冯良的文学表达，串联起她的一系列西南边地创作，由此构建出辨识性极强的彝族原乡。长篇新作《翻过瓦吉姆梁子》也不例外。
瓦吉姆梁子是凉山列列山峦中的一道。冯良以此山入题，承续一贯的彝族书写，故事在对凉山的又一次回望中展开。但不同于既往对凉山的无限贴近，冯良此次有意游离乡土书写，反将视野投向都市，以北京为主要叙事空间，呈现出全新的叙事意图。
较之前作《西南边》中大开大合的历史变迁，《翻过瓦吉姆梁子》一书的叙事焦点落在彝族青年身上。冯良紧随彝族青年腾转挪移的脚步，记录下他们跌宕起伏的异乡人生，在对青年们生活样态和情感体验的探照中，生动还原新时代之于个体的复杂化学反应。主人公阿合，一位善良优秀的彝族青年，在京工作生活多年。由于精通彝语，他常被当地派出所民警请去协助办案，主要做口语翻译工作，翻译对象大都是他的乡友。小说甫一展开，冯良就借阿合之口，揭示很多彝族“新城市人”的现状：迫于谋生的需要，中青年们纷纷从彝乡出走，汇入都市发展的浪潮中。空间错置自然会生出诸多隔阂，更遑论从西南边地到北京的巨大移位。对于不通汉话、年龄偏大的人而言，这种隔阂实质意味着不便，或曰困境。他们只能艰难营生，有人走失，有人被骗，更有甚者铤而走险、犯事落网，所以才需要阿合发挥彝语优势，破除警方面临的语言障碍。但当民警把听不懂的语言一律交由阿合帮助辨识时，贫穷落后、行骗盗窃就成了一些人对他们的专属印象，甚至趋于典型化，于是阿合铿锵驳斥到：“小偷，小偷，你当那儿是贼窝子啊！”阿合此言一出，冯良的写作意图得到清晰表露：通过探寻族群流动中的个体遭际，她要剥除关于凉山的刻板印象，展现凉山的真实样貌，重塑新时代凉山气象。
这种可贵的尝试远非乡土情结所能驱使，它还需要作家对多民族国家和社会具有丰富的认知和深刻的理解，要对跨越民族、地域和文化的对话保持敏锐的思考，显然是向作家视野和立场发起的多重考验。为此，冯良依据自身的跨地体验，凭借她对文化差异的体认，以及她对底层群体生命形态与情感结构的感知，形成一种民族志式的观察，交出一份兼具文学性和社会性的答卷。冯良在亲历者和旁观者两种目光的交错中，诚实写下彝族乡民的求生窘况，并对跨地流动引起的困境予以描摹。她将文明的异质性隐匿于语言、信仰、饮食、医疗等细节中，再经由乡村到城市的空间转换，对撞出语言隔膜、信仰差异、社会治安、贫富差距等现实问题。小说不止一次对跨文化对话进行还原：阿合之子莫勒自小在凉山长大，被接到北京就读二年级后，仍旧玩心盎然，惹出不少课堂麻烦，他颇具野性的淘气同城里孩子迥异，被班主任定义为老旧、土气。当莫勒头顶象征魂气的发束被同学拨弄，孩子间的肢体冲突引来家长对谈时，信仰风俗造成的文化冲突一触即发，斗殴事件顷刻间被上升至法律层面，“做蛊”、“诅咒”等字眼层出不穷。冯良在逗得读者啼笑皆非之际，也敦促我们思考文化裂隙与区隔背后的深刻现实。
正所谓“不破不立”，当陈旧的印象被祓除，一种全新的凉山风貌就应运而生。在重塑凉山印象的过程中，冯良突破传统的少数民族叙事模式，融入侦探式的结构巧思，当悬念被一一引爆，阿合的隐秘过往终于浮出地表，一位彝族女性角色跃然纸上。她叫史尼，“史尼”在彝语中的意思是“金子”。小说中描写史尼的段落，最能体现冯良的天赋和功底，如写史尼为“我”母亲制作擦拭口涎的布片时，只见她“踢踢踏踏”径直奔向卫生间，“即刻，水声哗哗，搓洗声起；接着，柜子开合，噼里啪啦，捎带翻东弄西，窸窸窣窣”。而后是“蹲下身，就着茶几，咔嚓几下”，语句一气呵成，动作干脆利落。冯良常用此类声情并茂的文字，捧出史尼珍贵美好、热烈耀眼的形象。
史尼可以视为冯良对原乡感情的寄托，承载着她的记忆与乡愁。或者说，冯良将她从凉山宝库汲取来的营养，悉数倾注给史尼，恒久滋润着她。史尼擅学鸟叫，这是凉山草木生灵赋予的本领，她能同山间鸟儿呼应，通七八种鸣叫，唧啾不断，旁人闻之，如临其境。离开凉山后，鸟鸣竟成为史尼的独特标记，常常助她博得满堂彩。冯良此番设定大有深意，当钢筋水泥搭建起城市的围墙，人与自然的边界也被清晰划定，民族和地域的双重差异加剧了彝族乡民们的漂泊和不安，于是他们用彝话唱歌，朗诵彝族史诗，把彝乡风物写进诗和散文，把耳朵交给史尼清亮婉转的鸟鸣，希冀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片刻的精神还乡。史尼的揪扯感尤其强烈，她尝试过很多工种，最后做家政谋生，从凉山到深圳，再从深圳到北京，她如浮萍般漂泊在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之间。撕裂的身份认同下，史尼经受着难以排解的文化阵痛，她“担心忘了自己的彝话”，于是渴望听到彝话，彼时的她将语言视为确证身份的唯一方式。当传统的流失不可避免，史尼也在矛盾和挣扎中开始精神嬗变，以逐渐开放的姿态，重新锚定她的内心。
至此，我们会发现，承担重建使命的不是别人，正是史尼和阿合所代表的一众彝族青年。小说开场，尽管史尼做起家政来认真利落，对待“我”病中的母亲体贴入微，但由于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作祟，“我”对史尼的印象并不是那么好，而是将之视为母女关系的危机源。故事过半，作者才借阿合与“我”母亲之口，以过往记忆和朝夕相处勾勒出完整的人物形象。作为彝乡包办式传统婚姻的承受者，少时被退婚的遭遇加剧了史尼的艰难处境，使她沦为受害者。尽管如此，史尼选择将昔日的伤与痛留在彝乡，带着爱与诚出走，依仗她的坚韧与勇敢，将未卜前途化为逐渐明朗的坦途。史尼勤劳肯干，淳朴敞亮，她让“我”病中的母亲日渐活泛，重新站立、练习行走，她让彼此隔绝的家庭亲密、交织，她以原汁原味的素朴粗粝，叩开城市中一个个麻木的心灵，呼唤人们联结、靠近，如同一团彝族的活火，投向高墙壁垒，映照出一条旷达通明的小径。
故事的最后，史尼带着新时代的巨大回响，重新回到彝乡。之于城市中的“我”和母亲等人，史尼是一份美好又充实的联结；之于凉山，史尼将在故乡的土壤上演绎全新的故事。这是《翻过瓦吉姆梁子》的超越之处：冯良将原乡冲动和族胞情意隐去，退居旁观者身份，突出少数民族叙事和原乡叙事的重围，在弥合现实与观照个体间探讨少数民族叙事的全新模式。冯良包容的立场和开阔的视野，正应了书中史尼爸爸常说的那句话：“翻过瓦吉姆梁子眼界宽。”冯良也在翻山，翻文学创作中厚重起伏的山梁，超越既往，超越陈规，开掘新的叙事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