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乔的文学创作是二十世纪云南彝族历史变迁的真实记载。“他的小说以二十世纪云南历史的发展为创作背景，展现了都市与现代、边地与民族的独特风貌,塑造了众多不同历史阶段、不同阶层、不同民族的人物群象,形象地展示了一幅二十世纪云南历史的巨幅画卷。” 他的作品以反映了我国西南地区凉山彝族人民的生活风貌为主要内容。长篇小说《欢笑的金沙江》反映解放初期在党的领导下，消除民族隔阂，团结对敌的斗争场景，《破晓的山野》反映大小凉山民主革命（由奴隶制到社会主义）的复杂尖锐斗争。奠定了他在彝族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梁明教授将其概括为“李乔现象。本质特征就是：题材的专向性；主题的统一性；手法的一致性”。 关于“李乔现象”的研究已不止这些，重拾此话题仍然具备再阐释的可能性与现实意义。
一、“李乔现象”的再阐释
1. 创作对象的专一
作为彝族人民的儿子，李乔的创作基本都是专注于彝族人民的生活状态的书写与大小凉山社会的历史变迁的。“除早期深入云南边疆民族地区访问后写成的《扎猛回来了》外，李乔的创作大都以凉山彝族人民的历史和现实生活斗争为题材，短篇小说集《挣断锁链的奴隶》(1958)和儿童文学集《寄自小凉山》(1958)、《小凉山漫步》(1959)、长篇小说《破晓的山野》（1982），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凉山彝人的生活，其代表作是“三部曲”长篇小说《欢笑的金沙江》：第一部《醒了的土地》(1956)、第二部《早来的春天》(1962)、第三部《呼啸的山风》(1965)。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他第一次以广阔而独特的民族生活画面，反映了彝族地区解放初期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塑造了一系列具有独特个性和心理特征的人物形象，丰富了当代文学的题材内容。小说曾被译成俄、日、英等多种外文，在国内外文坛影响很大。
1978年李乔任云南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云南分会副主席，同年出版集旧作短篇小说、散文为一卷的《春的脚步声》；此后他还创作了长篇人物传记《彝家将张冲》(1989)。……李乔是我国文艺战线上的一员老将，年过九十，仍不停耕耘，锲而不舍，2002年病逝于昆明。他毕生从事文学创作近70年，发表作品300多万字，出版小说、散文集10余部，多次获奖，被誉为‘现代彝族文学的拓荒者’。”
李乔毕生近70年的创作生涯、发表作品300多万字，基本执着于同一个写作对象，这在中国文体上并不多见。也正是这样的执着精神才能成就他一生丰富的文学成果，这种精神在浮躁、功利，视文学为商品与玩物的今天尤为难能可贵。今天的文学越来越表现出与大众文化的趋同，其“商品性、流行性、类型性、娱乐性和日常性” 的特质日趋显著。在这样的文化特质所规定的环境和氛围中，有太多的诱惑在左右着写作者，是否能够坚守自己的位置和追求，是无时无刻不在的考验。一个写作者要做到如李乔一般的决定和执着是很难的。而这正是在今天我们重温“李乔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创作态度的执着
行为取决于态度，从李乔的文学作品来看其创作态度是极其执着的。这种执着表现为真诚、本色、较少功利性。
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为文学批评设置了一个坐标系，即：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四者的关系，当我们运用这个坐标系作为参照系来研究李乔的作品时，会发现原本是世界、作家、读者共同创造着作品，但是在李乔的作品却可以不受太多外界的影响。如果说创作于五、六十年代的作品，如：彝族小英雄（儿童文学1955年，重庆人民出版社），欢笑的金沙河（长篇小说1956年，重庆人民出版社），寄自小凉山（儿童故事1957年，上海少儿出版社），东巴和小白兔（儿童故事1957，中国少儿出版社），挣断锁链的奴隶（短篇小说集1958年，作家出版社），小凉山漫步（散文集195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早来的春天（《欢笑的金沙江》第2部，长篇小说1962年，作家出版社），呼啸的山风（《欢笑的金沙江》第3部，长篇小说1965年，作家出版社），是“世界”的影响下产生的作品，是时代的产物的话，那么创作于改革开放以后新时期的《破晓的山野》（长篇小说1982，人文出版社），《春的脚步声》（小说、散文集1982，四川民族出版社）以及长篇人物传记《彝家将张冲》（1989年），也同样是一贯的创作态度与手法。在以先锋和前卫为时尚的“杂语横陈”、“众声喧哗”的80年代，李乔仍然以一贯的笔法在进行着创作。
我们可以说李乔的创作是一贯不变的，也是思维方式上的保守，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他的创作顺应了那个时代的需要，他是以一颗真诚的赤子之心在创作。
李乔（中）和作家朋友们，左为吉狄马加
3. 创作手法的质朴
文学创作手法是作品中流露出来的、按照一定的观点反映和表现生活的基本原则。李乔的小说主要使用比较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他的小说中的人物、情节、环境的构思与设置的素材，基本源自他的亲身经历和经验的扩展。故事的构思多是按照小说的传统顺序结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按照事件发展的顺序来叙述故事，语气多为舒缓，阅读时可以让人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责任。
比如，李乔的小说非常注重史实的真实，《破晓的山野》（上）一开篇就是关于黑彝的族源史记载，引用了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的文字和彝文编写的《西南彝志》的记载，并写出了土司阿侯家的父子连名谱系。人物出场前即用史实证明故事的真实可靠，引用历史记载的目的也是为后面的故事叙述奠定基础。
李乔小说创作手法的质朴，还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李乔有关大小凉山地区社会变迁为写作对象的小说中，人物形象的设置主要由四种人物群体构成：工作队成员群体、奴隶娃子群体、奴隶主群体、土匪群体。在小说中，这些人物群体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阶级的差别，人物面貌、行为表现各不相同，形象清晰。前两组人物群体多以淳朴、自然、积极向上的面貌出现，比如《欢笑的金沙江》和《破晓的山野》中工作组成员们和刚刚成为自由人的昔日奴隶们。李乔对奴隶主群体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是非常尊重史实的。大小凉山地区的民主改革中，中国政府采取的是渐进的方式，对奴隶主也是采取宽容有序、区别对待、以改造为主的态度，所以对奴隶主群体形象的塑造也是人物形象各异，力图摆脱概念化。反映了一些奴隶主对共产党及其民主改革的政策从不了解、抵制到接受的过程。
李乔的作品文笔朴实、自然，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李乔熟悉彝族人民的生活习惯和心理特征，善于运用朴实无华的笔调，以讲述故事的方式，反映彝族人民的生活和感情；朴实、自然、清新，构成其作品的语言艺术特色。”
二、“李乔现象”再阐释的意义
其一，当我们对 “李乔现象”进行再阐释时，依然能感觉到其作品所构成的审美场，在这里，审美场就是指作品所形成的审美氛围，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气”、“ 神”、“韵”、“境”、“味”是构成审美场域的主要观念 。从“气”、“ 神”、“境”三个方面来看李乔的文学创作。
“气”是指“气脉”、“气势”、“气象”等概念，李乔毕生近70年的创作生涯、发表作品300多万字，基本执着于同一个写作对象，大半个世纪的创作与作品已经构成了他独有的“文气”，直到今天，他的文学创作已经成为一种“现象”，还在成为研究的对象，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神”是指“神采”、“神髓”、“精神”等，李乔以其一生的创作经历和大量作品所呈现出来的文学精神，正是其体现。李乔的文学精神包括：坚定、执着、专一、不为外界所诱惑的文学品质，正是拥有了这样的品质，才能有这样的坚持与坚守。当下的文学创作在市场大潮的裹挟下，以经济利益为重要衡量标准的前提下，一个写作者要具备怎样的坚定与执着才能不为所动。
（左起：丁玲、陈明、李乔、蹇先艾，1983年在石林）
“境”是指“物境”、“实境”、“境界”等，王国维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境物、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这里的“境”即是指“真境物“、”真感情”之境界。李乔作品描绘了一幅幅真实、生动、浩大的云南彝族的社会变迁的历史画面，工作队生活的经历和作者的真情与心血的灌注，使其作品中的“物境”、“实境”和由此所构成的“境界”是那样的真诚与真实，实在可“谓之有境界”。
其二，李乔文学创作的专一、执着、质朴与真诚所构成的其文学精神的重要表现，在他的具体写作手法上来看，在今天或许已经被认为是陈旧的，单从形式表面上来看确实存在。但如果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却又有着别样的意义了。
当下的写作正在演变为一种远离事件本身、没有现场、经验、细节的写作，写作几乎成为抛弃体验与故土的虚妄的话语活动，文字表面的感官愉悦遮蔽了小说应有的社会责任感。“一种远离事物、细节、常识、现场的写作，正在成为当下的写作方向，写作正在演变为一种抛弃故乡、抛弃感官的话语活动。这种写作的特征是向上和盲目升华。……文学的日渐贫乏和苍白，最为致命的原因，就是文学完全成了‘纸上的文学’，它和生活的现场、大地的细节、故土的记忆丧失了基本的联系。” 文学作品不仅仅是故事的叙述，更是一个作家的情感、经验、观念与哲学思想的展现，李乔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精神境界、思想气质和文学态度，正是今天的文学写作最需要继承与发扬的。因为李乔的写作一直都是置身于故土，以其亲身体验为基础，以真挚的情感为根本、以高度的社会责任为道德规范的写作。
当我们今天重温李乔的文学创作时，才会有太多感慨，当下的文学写作虽然从数量上蔚为壮观，不断地在创造出版数量的新高；从内容到形式也不断地在出现令人眼花缭乱的热闹场面。但是这种表面上的貌似繁荣有多少是基于市场导向下的文学假象？执着、坚定的真诚写作还剩下多少？这是应该如何来回答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