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诗坛，除了人数众多，占主导地位的汉民族诗歌创作群体外，这个“多元一体”的国度，还骄傲地拥有另外一支不可忽视的汉语诗歌创作力量：那就是少数民族汉语诗人群。尤其是他们当中知识结构完善、理论准备充分、观念意识超前、思维极其敏锐、文化根基厚实的一部分优秀诗人，近年来用自己的创作实绩，为促进中国当代汉语诗歌艺术的变革，作出了各自特殊的、不可轻易抹去的贡献。他们无愧于我们这样称呼：少数民族先锋诗人！
这一批先锋诗人，他们驾驭汉语的能力，在某种层面上，甚至超过了一部分汉民族诗人。对于汉语，他们既可以“入乎其内”抚摸其暗脉，又可以“出乎其外”观赏其“全豹”。而在社会文化层面，他们与汉民族优秀诗人们同等地接受过汉语诗歌传统的熏陶；得到过20世纪世界诗歌文化的沐浴；并且，他们还或显或隐地获得过本民族诗歌精神的孕育和陶冶。而这最后一点是他们得天独厚的优势。当然，他们在建构自己独特的、融入了各自不同的文化个性的汉语诗歌艺术的过程中，历经着不可理喻的精神磨难：直面罕见的人格尴尬；承受空前的灵魂痉挛。这些，我们在他们所采取的背叛、回归、超越（亦即再背叛）的文化策略中可以心领神会。他们正是运用这样的文化策略，一方面，努力实践着各自的美学追求，从而完成自我人格的全面整合，民族精神的超越和再造；另一方面，抓住大时代的机缘，借助自身文化结构与心理模式上的多元化优势，通过独到的艺术创造，与汉民族先锋诗人们共同执著地拷问着汉语诗歌，甚至于汉语本身生命的全新出路。在当代汉语诗歌思维的多向度拓展、视野的多维性开阔、语义的独到性开掘、意境的创造性建造等方面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本篇拟从文本解读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角度和方法，对当代少数民族先锋诗人在各自的诗歌道路上，所采取的不谋而合的文化策略，以及所展示出来的出奇般相似的文化姿态作一个初步的论述。同时，也想借此提请诗歌理论界对少数民族先锋诗人群作更全面详尽的观照与研究。
一、背叛：逃亡的山鹰
背叛，是20世纪世界性的人格流变总趋势。西方从“圣至上”到“圣死”的背叛；东方从“重道”到“道亡”也是背叛。而“逃亡者”的形象则是整个20世纪最集中、最典型、最具反讽意味的，人被“他者”放逐的同时自我放逐的象征代码。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实质说到底就是对传统的中国文化精神模式的背叛，是知识者对自我背叛的可能性实践。这是这片古老、死寂、禁锢、封闭的疆土上鸣放的第一声“人的自觉”的礼炮。对个体而言，它标志着一种人格的死亡，另一种人格的诞生；对国家民族而言，由无数的精神“逃亡者”组成了新的文化阵营，带来了新的文化生机，直接导致了中国文化深刻而艰难的大转型。而在当代，发展较缓慢的少数民族文化，同样还面临着与“五四”时代相类似的危机与选择的文化命运。由此，作为各文化主体的少数民族文化人，他们所承受的精神压力更具多重性：一是来自主流汉文化的强大的整合力；二是来自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三是来自本民族文化内部历史性的危机。面对这种种压力，少数民族先锋诗人们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了图谋文化变革的神圣职责。他们似乎是借鉴和继承了“五四”先驱者的变革精神，一出现就打着背叛者的旗号，成为一只只“逃亡的山鹰”，凭着自己强健的诗歌翅膀，毅然决然地“飞离”了那片片他们深爱的故土，对于那片片古老的土地，他们成了一群叛逃的精神游子，而对于汉语诗坛的“真空”，他们则是一股股鲜丽活泼的“山风”。他们来自雪域，带着“雪崩”的声音；来自荒漠，带着“流沙”的气势；来自森林，带着野林“失火”的烟气；来自大山，带着峰峦“坍塌”的消息。他们深深洞察到自己的母文化在新的文化大冲突中所表现出的无奈与低能，基于深沉的爱，基于思变的动机，他们不得不拿出他们的先辈无法具有的超人的勇气和无比的智慧，从灵魂深处喊出了第一声背叛的声音。
著名彝族诗人吉狄马加最先站出来，以动手“剪断脐带”的勇气和无比尖锐的批判意识写下了“不幸，他安置的最后一支暗器，却射穿了自己的胸堂。”（《最后的召唤——题记》）这样刻骨铭心的诗句。诗人以灵敏的先觉和独有的体验洞见到：
它站在那里
站在夕阳下
一动也不动
低垂着衰老的头
它的整个身躯
像被海浪啃咬过的
礁石
它那双伤痕斑斑的角
像狼的断齿
它站在那里
站在夕阳下
紧闭着一只
还剩下的独眼
任一群苍蝇
围着自己的头颅飞旋
任一些大胆的牛虻
爬满自己的脸
――《老去的斗牛》
这里，与其说诗人所刻画的是大凉山“老去的斗牛”，是遍体鳞伤、满目疮痍的“老牛”，不如说这是对新的文化冲突带来的伤痕累累、残破不全的彝族文化传统的真实写照，是已经和正在“老去”的彝族文化的“古昔的光荣”，这里，我们似乎不难觉察诗人对这种文化失落“现状”的忧思和惋叹。但我们的确更能深刻地感受着诗人对自身的民族文化进行的无情的鞭笞、揭露及批判深沉的心理动机与文化决策，其实是诗人力图背叛传统的民族文化，重塑民族新形象的心理和精神愿望的无意识呈露。
其实“老去的斗牛”是一个非常贴切生动的、对当代各边远少数民族共同面临的文化危机命运的象征性意象。少数民族先锋诗人们以相类似的诗歌意象，通过象征、暗示、隐喻，共同反思着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惰性，检讨着自我身上的民族文化劣性，以全新的生存观念和生命意识，勇敢地打破旧有的文化桎梏，或冷静的揭示，或激愤的鞭挞，或有意的背叛，或无意的疏离。总之，新时期以来涌现的一批少数民族先锋诗人，历史地成为各自民族传统文化“死刑”的判决者。无论他们自己承认与否，他们的艺术创作无不透露出对自身较封闭、原始的民族文化传统的厌弃，表现出对外来先进文化的无比青睐的心态。但这是时代所求，是生存所需，是民族文化完成现代转型的必然。于是，他们一个个自觉不自觉地颠覆了各自的母语文学形式，甚至完全颠覆了本民族文学的深度模式，踏上了筑造“华语民族文学”的道路。这种艺术形式的选择本身就是对本民族传统文化最深刻的背叛，但这种背叛是“逃亡的山鹰”毅然逃离故乡的天空，在更广阔无垠的苍穹奋力击翅的姿态；是一群创造者大义勇为地图谋再生的精神涅方式；是少数民族艺术家在为“艺术终将尽可能自觉地和严格地为人类的大业和世界的大同效力”（莫里斯－布朗肖语）时所采取的文化策略。这不仅仅是一种艺术的实践，而且是一种文化演绎的方式，是一种对精神囹圄的突围，是一次灵魂甘愿接受全新而炽灼的锻打的行动。这样的精神背叛意向，我们还可以在撒拉族诗人马学功、蒙古族诗人白涛、土家族诗人刘小平、满族女诗人匡文留等人的诗歌中或明或暗地感受到。他们凭借对本民族文化独到的感受和体验，通过诗意的建造与追问，表达或者流露出各自那一份特殊的焦灼，深深体察到自我面对无法逃避的严峻而繁复的精神纠葛时所形成的精神趋向。
二、回归：归来的大雁
思想文化上更高的成就往往得自于时代更大的挑战。中国当代的现实语境和文化形态正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社会有着令人费解又令人着迷的深刻复杂性：‘人的确立’的诱惑刚刚展开，‘人的死亡’的挽歌已经奏起，对意义的追寻与对意义的逃遁同时存在。从一定角度看，中国当代社会存在着从人道主义一直到后现代主义等西方几个世纪里多种话语关心的社会、历史、哲学、文化问题。因而多重话语都能在这里找到研究对象、言说依据和消费市场。同时，中国社会更主要是自己传统的现代变异。”（陈文超《意义的诱惑》）身处这样一个多重话语并存状态的少数民族先锋诗人，或者说出于面对纷繁时代的自觉不自觉的逃逸，或者说对这种纷繁喧嚣的时代采取了回归的战略策反姿态。总之，回归，在少数民族先锋诗人那里，已成为树立自己独立的诗歌旗帜的现实最有力的举措。他们一度打着背叛的旗号“出山”，经过一次次向山外的大世界“亮相”后，猛然惊觉：自我的文化源流和精神根本在诗歌创作中是何等的重要。或许是他们通过多重体验深悟“创造者向来独树一帜，他要保住自己根深蒂固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在声势最为浩大的行动中将成为无价之宝。”（莫里斯－布朗肖《艺术的前途问题》）这一艺术创造的至理。在大时代流派纷呈，“主义”成灾的时候，他们稳住脚根，坚定地走向他们自己的“主义”――毅然回归自己曾经拥有或者从未失去的那条本民族文化的根脉，这里珍藏了唯一可以赈济时代“匮乏”的无尽的精神资源。
藏族诗人班果借对“天上的西藏”的抒写，重新贴切圣洁的神界，罩沐神秘的佛光，切入藏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层，对宗教精神的体认与礼赞中荣受无意识层带给诗歌的“意义”的辉煌。班果的诗歌创作更多地表现为善于从无意识中激活民族文化的“原型意象”，在完成现代诗歌艺术创作工程的同时，将民族文化的“原型意象”作现代的语码转译。由此，令读者在语言艺术的光照下获得一种途径：返回人类生命最初的最深的泉源，实现着荣格所指出过的艺术的社会意义：“它不停地效力于陶冶时代的灵魂，凭借魔力召唤出这个时代最缺乏的形式。”（荣格《论分析心理学与诗歌的关系》）在组诗《经幡飘拂的这一片土地》中有“藏民和天空里一只飞翔的鹰”一首集中体现了诗人班果的这一美学努力和文化回归意向：
就是这样
自由的羽毛袍袖般展开
就是这样
马蹄急于踏入头顶的草草
土地象一片黑色的天穹
藏民在那里飞翔
象星一样闪耀
天空象一座巨大的山脉
你在那里居住
旗帜一样飘展
飞翔的时候你俯视草原，你欢叫
羡慕那种宁静的生活
稳定的家巢
居住的时候藏民们仰望天空
渴望你温柔坚硬的翅翼
载他们离开苦难的土地
你死的时候你就坠落下来
到群山中居住
完成你最后的梦想
藏民们却借助灵鹫
在天空里
让灵魂自由地击节歌唱
面对这样意蕴丰繁，灵肉共振，境界超然的诗，我们只能借法国著名批评家莫里斯?布朗肖的一段话作出有限的解读：“只有在历史加速发展的初期，当人变为纯我，变为作品，变为现实，变为客观成就的需要时，创造者才能成为至圣的象征。艺术家并不继承神?的遗产，他只有该遗产中置入令神?处于次要地位的突出原则。”
如果说面对现代的精神荒漠，班果是对宗教精神的无意识皈依，那么彝族女诗人巴莫曲布嫫却是更自觉地进入了她对“图案的原始”的追溯与解剖，以现代的诗意破译着远古民族文化的独特秘密，从而使自己在现代社会中的精神困扰和生命冲突获得暂时的缓解。并在此实践着自己对本民族文化命运的自觉而深沉的思索，以及自我艺术审美的全新设想。回归，于壮族诗人黄神彪；却以一部《花山壁画》的长诗，力图重新描绘出远古骆越文化的发展轨迹，开掘传统的民族精神，以唤起现代的民族自信力，在铸造艺术的史的同时，完成史的艺术式铸造。另有柯尔克孜族女诗人萨黛特、回族诗人阿拜等也在这方面作出了属于自己的探索。
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以来，少数民族先锋诗人们无不以各自的方式走着从背叛到回归的审美历程和文化精神苦旅。有必要指明的是，这种背叛与回归都是时代文化语境所要求的，从文化心理与精神范式的分析看，他们的背叛是基于拯救的预谋，而他们的回归是更高远的俯瞰，更深切的亲近。换句话说，背叛不是简单的背弃和远离，而回归更不是外在的复古。总之，背叛与回归都是少数民族先锋诗人们面对新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忧患，面对新诗潮的涌流的不断冲击下所必然采取的，融自身生命和诗歌生命为一体的生命的突围方式。
三、超越：腾空的雪驹
美国当代著名诗人享利－泰勒（Henry Tanilor）在给他的获奖诗集《飞马腾空》（The Flying Change）命名时取“飞腾中倒腿”之意来比喻世事人生的变幻不定。我们这里却要用无比圣洁的高原“雪驹”的“腾空”来形容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先锋诗人走向“超越态势”的诗歌创作姿态。我们在他们的诗歌中可以看出那种“感觉到远古，也感觉到现在，而且感觉远古与现在是同时存在的”（艾略特语）生命境界与艺术质素。艾略特在他那篇著名的“传统与个人才能”的文章中，给诗人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诗人必须充分理会到欧洲的精神――他本国的精神―― 一种他必须及时领会到是比之他自己私人的精神更为重要的精神乃是在变化着的精神，而且必须理会到这种变化是一种一路上决不丢弃任何东西的发展，它既不会把莎士比亚、荷马，也不会把马格达利尼安期（欧洲旧石器时代的最后期的人――笔者）的图工的石画作品当成落伍的作品。”当代少数民族先锋诗人凭着各自在文化结构上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审美心理、人格模式上多元化的参照可能，使他们的诗之思天赋地具备了一种历史感，他们拥有着那种“更为广泛意义”的“传统”，说具体些，就是集欧洲精神、东方汉文化精神，以及本民族文化精神为一身的文化结构和人格框架为他们走向超越的诗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艺术语言运作综合了多重的心理积淀、思维方式。换句话说，他们所运用的汉语，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汉语，而是一种由汉语派生出来的“新的语种”，如果我们承认语言不仅仅是单纯的信息工具的话。文化的超越与语言超越在更大程度上预示了诗歌的超越。
白族诗人栗原小荻近年来以斐然的成就饮誉国内外诗界，特别是他对语词意蕴的独到掘用与形式载体的独特创构，以及对诗歌应该走向超然态势的美学努力，由此成为当代少数民族先锋诗人群、甚而中国当代先锋诗人群中不可或缺的一员。他的诗歌既沉厚深邃，凝重含蓄，又轻盈自然，质补无华；既不受个体民族深层意识的拘囿，具有广阔博大的宇宙意识和世界意识，又不失其在更高层面上对本民族文化精神的重新贴近，譬如他的诗歌中的“水意象”和“先王意识”（另有专文论及）都与他的民族文化有着不可割裂的萦系。栗原小荻的诗在逃避原有的“意义”中追寻全新的“意义”，由具体的生命感触写出终极的关怀：
你看见的忧郁
恰是它的特技
嬗变出的条条哲理
令你和所有的夫子们
难以构想
但绝非是要寓意什么
你无须把落花
挖得太苦
更无须为迄今还住在
树上的叶子
从早到晚地庆幸不已
――《本体》
如果世界恰好是我熟悉的
这幢七层楼的
住宅
我概不希求挤进任何一间
定居
里面的忧愁和快乐
对我十二分不理解
我只想从楼下走到楼上
在顶端的晾台去立一会
——《透的透视》
这两节诗中足以表明诗人对“意义”有意逃循或对传统的汉语“意义体系”、语言思维模式的解构，企以实现他“超然态势”的诗学理想与博大的生命境界。
而苗族诗人何小竹以他奇妙的诗思，在文化的双重超越，甚至多重超越作出自己突出的贡献的同时，宣称“当一阵狂风暴雨之后，我/依然是我，在自己的语言中/永远地停留/象树上的一只眼睛/我注视着其它的动物，飞禽和走兽/在黑夜到来的时候/梳理那些乱的羽毛（《依然是我》引自诗集《回头的羊》）表明了一个少数民族先锋诗人在大时代的狂飙中，只能以自己的“言说”来作为自我存在的唯一可能的生存困境。在走向“超然的诗”的努力中，有着突出贡献的诗人，还有锡伯族诗人安鸿毅、瑶族诗人盘妙彬等。
总之，当代少数民族先锋诗人所采取的文化策略或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姿态，受到以下三方面的深刻影响：第一，大时代思潮和文化变革精神，即现实世界文化语境和国家话语的交叉影响；第二，面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度震荡和家园失落，作为先觉者必须自觉思考的文化变革的使命意识的历史责任的影响；第三，个人生命与生俱来，即他们不可选择地生长的那一片片神奇的诗的土壤给他们带来的独特的生命悟性与灵魂纠葛的影响。这些因素导致了少数民族先锋诗人们只能和必须采取背叛、回归、超越的文化策略。也只有当他们努力地实践着这样的文化策略，才能腾飞诗国的天空，自由自在地翱翔。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先锋诗人的诗歌成就给予我们可贵的启示：文化建构中的规定性越小，创造性就会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