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后工业文明的急速发展，世界进入信息时代，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形形色色的纸制媒体和电子传媒，以及全球科技和经济的一体化进程，深入影响了整个世界当代文化的发展走势。一方面，西方进入后殖民时代，西方中心论遭到持续不断的置疑、反诘和解构，中西方渴求平等沟通和对话的呼声日渐高涨，历史形成的文化鸿沟不断填平，文化隔膜不断消除。另一方面，在文化相对主义观念下，第三世界话语权的逐渐树立，文化的差异性和民族性再次被强调，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和生生不息的文明传统由此得到了空前的尊重和彰显。受这一当代世界文化转折语境的深度影响，抛弃“文化封闭”和“文化吞并”的旧观念旧思想，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传播重新获得自我认同、自我尊重，同时获得主流汉语文化圈从未有过的认同和重视。自然天成、丰富厚蕴的各少数民族文化精神资源，再次焕发出青春异彩，为中国当代文化建设和各门学科的健康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源泉和独特丰厚的人文价值。
就文学领域而言，20世纪90年代，世界比较文学学科获得突破性的进展，在承认文化差异与文化冲突的过程中寻求文化宽容、文化平等和文化融合，进而比较文学的国际性和民族性同时得到重视，文学阅读和文学研究进入到多文化的、全球的、跨学科的、比较存在的时代。美国著名的比较文学家查尔斯•伯恩海默在《世纪转折点上的比较文学》的报告中指出：“比较学者应对所有民族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保持敏锐的体察，因为正是这种差异为比较研究和批评理论提供了基础。”他还强调比较文学学者要努力扩大自己的语言视域，具备跨语种比较研究的能力，要考虑到“一种母语在创造人的主体性，构建认识论的模式、幻想、群体生活的结构，锻造民族性的特质，表达对政治和文化霸权的抵抗和接纳的态度时所扮演的角色。”①这一世界性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转变，不仅影响了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世界视野的形成，而且也不同程度的影响到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艺术审美观念和艺术思维方式的深度变迁。
在简单梳理了当下世界文化语境和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时代趋势，以及对当代世界范围内的文学创作、文学阅读和文学批评所形成的必然影响之后，我们发现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书写与精神叙事也受之影响，已经和正在步入一个跨国际、跨民族、跨语言的“跨文明叙事”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其主要内容和具体表现，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认识和理解。
一、语境：“跨文明叙事”的可能性条件
除了上述国际文化与文学语境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叙事，特别是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叙事，进入“跨文明叙事”的可能性还可以从以下角度去认识：
第一，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叙事主体身份的跨文明性。在对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主体作血缘身份调查时，我们会很快发现这样一些事实：首先，很大一部分少数民族作家作为各民族文学的主体叙事者，其叙事主体的血缘身份是模糊的或是混血的。在当代具有少数民族身份的作家诗人群体中，有部分至今还可以被称之为较为严格地保持了其个体民族血统传承和文化延续的“血统纯正”的“血缘民族作家”；但是，更多的则是在历史演进中不同程度地“实际混血”之后再度进行族群身份的理性认同与自觉选择的“文化民族作家”；还有一大批一直从事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题材书写与少数族裔历史叙事的完全非中国少数民族血统的国内外“他者民族作家”。比如参加于2005年8月22日―25日在凉山美姑县“人与自然――诗意的美姑”国际笔会的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系的马克•本德尔博士就是一位典型代表。其次，叙事主体的文化身份具有多重性。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叙事主体具备这样几重文化身份：本民族知识者身份，汉语知识者身份和当代知识者身份，以及文学艺术知识者身份。从血缘身份到文化身份都十分典型地表明了叙事主体身份的跨族际、跨语言、跨文化、跨知识体系的“跨文明”性存在。正如美国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佳亚特里•斯皮瓦克所描述的那样，文化身份的模糊性是全球化时代的产物，“所有的身份认同都不可还原地呈现混杂状态，这是作为陈述的表演性再现所不可避免地建构而成的。”②
第二，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叙事载体――汉语的跨文明构建。在当代中国，汉语以其巨大的吸附力和整合力已经确立为我国少数民族作家的“第二母语”，在汉语叙事和汉语书写全面替代各少数民族母语叙事和母语书写的过程中，汉语也同时被具有语言创造自觉的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诗人们所“改造”为融入大量少数民族文化精神质素、艺术情感基因和语言智慧的“第二汉语”。汉语和少数民族优秀作家诗人之间逐步实践着“没有事物会消失，它们只是被改变”的双向建构和双向创造的生命哲学的深层规律。
第三，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叙事主题的跨文明构成。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汉语叙事的“主题”不再是过去“英雄时代”那种表现单一民族“自然历险”进程中古老的生命记忆、简单的自然法则支配下的生存精神与心路历程。而是逐渐走向“寓言时代”不断深入挖掘本土人文资源，探索族群生存与人的生存高度统一的生存寓言，密切关注当下人类共同遭遇的生命现象和精神命题，与当代世界文学息息相通的人类语言生命表达和文字符号呈现的文明成果的自觉而重要的构成。随着叙事主体审美观念、艺术视野的国际化，文化构成、精神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以及少数民族群体生活现实的现代化，中国少数民族作家诗人的汉语文学叙事主题第一次真正意义上逐步打通古今、中外、时间、空间、族际、国际和语际的“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跨文明书写时代。
第四、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叙事旨归和精神指向具有典型的跨文明性。由单一民族文化“小传统”和世界人文文化“大传统”，由本民族歌诗艺术口头传统和当代世界书写文化传统共同培育的当代少数民族汉语作家诗人，其文学实践的叙事旨归和审美文化精神指向，不是只简单地为本民族文化的挖掘、传承、表现、张扬而进行文学叙事，而是必须自觉地为世界人文文化整体传承和全面创新作出新的叙事贡献而写作。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少数民族汉语叙事这样一个文化创造行为、文化生产现象及文化交流模式，实际上已经逐渐为中国乃至世界人文精神价值的全新探索提供了独特的实践依据、精神源泉和思维方式。
二、语言：“跨文明叙事”的核心性命题
语言，一直是人类从事叙事实践的核心性命题。也是一个民族历史生命的真正形成和文化脉动铿锵不息的具体印证和直接载体。与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生命成长的特殊历程一道，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叙事，在语言选择上已经和正在经历“绝对母语叙事”（包含母语口头叙事和母语书面叙事）、“相对母语叙事”（母语叙事与汉语叙事相对存在，并驾齐驱）和“绝对汉语叙事”（既“第二母语”叙事或第二语种叙事）三个阶段。各阶段我们都很容易就能找到与之相对应的族群叙事现实形态来印证。而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叙事，我们认为，更是有力推进中国少数民族各群体由原有的母语文化的自在性和自然性生成，不断走向各民族汉语文化模式建构的自觉性和主体性进程――即境内各族群历史异化深度实现的重要标志；由于文学叙事的内趋性、前瞻性和创造性特征，当一个个生气灌注、灵性活现的少数民族母语世界被全方位深层次地转写和移译为“第二语言”形式存在时，我们会发现，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叙事已经无法回避地成为各少数民族母语生存现实全面坍落的见证，并将必然充当各民族母语叙事传统残酷而温柔的终结者。一幕幕重新选择母语的生命游戏在中华大地上如期上演。语言使存在成为可能，语言使人类其他方式的文明充盈着丰厚的人性内涵。人类文明史上每一次“语言事件”都将必然导致极其重要的“历史事件”。由此，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叙事这一深具“跨文明叙事”特性的文化行为和精神构型方式中，语言再次凸显为核心性命题倍受关注。
三、文本：“跨文明叙事”的实践性成果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境内一次伟大的实践运动，那就是各少数民族的汉语实践和少数民族文化的汉语生产运动。半个多世纪来，创造了超过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卷帙浩繁的少数民族汉语文本，这些文本在实际推进国内各民族间的相互认识、理解，以便更好地互学、互补，从而实现各民族大团结，走向共同繁荣之路的发展目标产生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加速了境内少数民族文化的汉语化进程，成为各民族历史文化深度转型和深层变迁的见证。再以“人与自然――诗意的美姑”国际笔会又是一次典型的多国、多民族、多语种文学人聚集一处，共同对中国彝族诺苏人依诺土语区的代表地――美姑县的自然地理神韵、人文生态和文化地质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立体式地体验，是一次跨文化、跨文明的针对单一民族进行的国际性文学活动。这次活动所取得的成果《诗意的美姑》一书，实际上就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创作所获取的又一项跨文明性实践成果，必将为当代彝族文学的多语种呈现，为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文学阅读及文学批评事业带来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启示。
注释：
① 转引自乐黛云著：《跨文化之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
② 王宁编：《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