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拟就阿库乌雾的彝文诗集《冬天的河流》，以文本的“解构”和“重构”的文化策略为解读线索，翻译其中部分诗节作文本凭据，为读者呈现这本越来越成为“天书”的诗集所具有的独特审美品质和文化内涵，并尝试从时代背景、创作主体的创作心理历程、叙事范式的转型、文化思维模式的深层变迁等角度切入予以文化诗学上的阐释。
关键词：阿库乌雾 启蒙 解构 重构 传统文化
由著名彝族母语诗人阿库乌雾创作，由四川民族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的彝族母语现代诗歌集《冬天的河流》，作品大都创作于八十年代。当时，如果说中国汉民族作家诗人面对的是单一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的话，那么，中国少数民族作家诗人，特别是少数民族母语作家诗人应对的则是多重困境和压力。不论是以汉语作为“第二母语”进行创作的中国少数民族汉语作家诗人，还是用自己的母语创作的少数民族母语作家诗人，汉语文化系统内部历史性的承受的冲击波同样毫不减弱地震及他们的心灵，造成至少潜在的影响。与此同时，中国少数民族作家诗人还得承受一直煎熬他们身心的本民族传统文化之现代化和“汉语化”的复杂关系压力。
在这样一种语境下，诗人阿库乌雾开始了他孤独的文化苦旅。不为别的，只因为自己毫无选择是个彝族人，就应该有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自觉担当重塑民族文化精神品格的重任。正如《序言》开头所表白：“这本书并非为你而写，写给你的书都在你的心里；也不是为我自己而写，我不可能一辈子像一只田蛙聒噪而生聒噪而活聒噪而死。只因为有这个民族存在，只因为祖先的在天之灵永恒的注视。”在彝族母语文学史上，《冬天的河流》是第一部对本民族传统文化自觉的诗性总结；也是第一部彝文作家创作的彝文现代诗集。当代母语文化日趋衰弱，《冬天的河流》的存在，无疑适时而准确地抓住并招回了正在飞逝的母语文化之魂，为其保留与传承提供了可能。
一
《冬天的河流》凡85首，由“阳光照耀的彝乡”、“记忆的森林”、“怒放的灵草”、“黑土的倾诉”、“爱之灵泉”五辑构成。诗之触角深入民族原始文化历史记忆，原始宗教内涵和民风民俗，从而揭示彝民族原初的生存状态、文化模式、心理结构和精神特质及其当代遭遇。而这一切都是在诗人解构与重构的深层预谋下“背叛”与“回归”、“皈依”与“超越”的创作心理历程的艺术性呈现；也是在诗人科学理性思维的烛照下，彝民族巫术厚土与西方后现代主义艺术实践相融，古代屈原巫气氤氲的诗歌传统与现代彝族文化命运中的诗性精神相遇而欢快释放。
在《冬天的河流》中，既有现实世界穿梭于城市与城市“梦游般乞讨”、在城市的灯光下“颓然打盹”、“大雪纷纷，”就要冻死了“也拒绝察尔瓦披身”的传说中美丽的大雁“谷嫫阿芝”的后代――象征彝族精神乞儿的，也有神灵世界无数的妖魔鬼怪、祖先亡灵、神话英雄和自然精灵等等，都在既定传统思维模式中纷纷登场，却在科学理性的“照夭镜”下纷纷变形或扭曲：“竹墙上悬挂的灵牌//双眼蒙尘/微弱的呻吟随炊烟而逝/或随炭灰深埋于火坑/无猫的我家/家鼠泛滥成灾/漫进灵牌的心窝/灵牌上悄然搭窝的家鼠/鼠丁兴旺/每晚夜深人静都有吱吱的鼠的狂欢/我苦于自己的耳聪目明 ……”(选译自《闻所未闻。第二首》 ) 从发生学的角度讲，人类思维的发展大致经历了法术思维、神话思维和科学理性思维这么几个阶段。而其中法术思维的进化要漫长得多，从动作思维到表现思维，最后到语言思维的形成，每一次质的思维飞跃都相应地引起人类符号行为载体的革命。而在人类思维不断走向理性化、抽象化的过程中，某些基于法术思维的原始意识、意象以残余形式和变相形式广布于原始社会和文明社会中。“法术还为神话、民间故事等后世文学提供无数的神秘母题和原型，甚至以‘愿望思维’（wishful inking）的形式成为创作的一个内在动力因素。” ①应该说，彝族的宗教处于原始宗教高级阶段。以祖灵信仰为核心的宗教仪式、宗教义理自成系统，独具特色。在“万物有灵”的宗教观念支配下，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等各种原始宗教形态或隐或显地存在于彝族传统文化中。正是这些母语文化资源为《冬天的河流》的创作提供了充沛的灵感和丰富的想象空间，诗人在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性审视中努力建构“艺术宗教”以替代传统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英雄崇拜等基于法术思维的原始宗教信仰体系。换句话说，就是在传统文化的深入“历险”中挖掘诗美特质，从而建构其基于科学理性的“艺术宗教”。
二
彝族是个善用譬喻的民族，在卷帙浩繁的彝族民间典籍和口头传唱中俯拾即是的比喻、比兴、隐喻、象征等艺术手法和表达方式。而这些恰与象征主义艺术手法不谋而合。至于以楚文化为底蕴的屈子诗歌更与彝族传统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与其说是诗人阿库乌雾借鉴和模仿西方后现代主义艺术技巧和以屈原为代表的华语诗学传统，不如说正是诗人利用这些“他者”文化视角和艺术创作手法激活了母语文化中的艺术宝藏，使诗人的审美创造一如山间林中泉水，汩汩流淌。诗人无疑惊喜于这样的发现，于是凭借其深厚扎实的母语文化功底和游刃有余的母语驾御能力，努力拓展一片自在的诗性空间，以完成自己的审美理想和重塑民族精神品质的历史使命。在迫在眉睫、无法回避的“文化混血”和“文学混血”中完成自觉、主动的“凤凰涅?”。在此,诗人阿库乌雾以自己的创造性艺术实践宣布延续千百年的传统母语叙事的终结或转型,从而用完成崭新的以语言形式为核心的母语叙事范式的革命性重构。
语言不仅是文学的物质载体，更是文学生命形态的存在方式。“一种语言的叙述方式，书写形态的被颠覆，意味着这个民族的思维模式、价值取向、生存方式、精神实质的全面变迁。” ②虽然选择用母语创作，但无论从艺术手法的运用还是语言的遣辞造句方式和形式规范上，《冬天的河流》都具有与传统母语诗歌迥异的审美特质。这种“特质”的创造正是诗人为适应精神文化的全面变迁，预谋重构的反映：“羊羔如凶猛的山鹰/ 不时/撞进母羊乳峰之巅/裸露的婴孩/ 在雪地上狂奔/ 零乱的足音/ 恰似驱鬼的巫师手中/ 急促的鼓点”（选译自《随风在山巅狂奔》）传统的彝族民间诗歌大都是叙事长诗，且以女性爱情题材居多，注重对悲剧主题的挖掘，都具有围绕某一主人公展开全景式的铺陈叙述的特点。为适应口耳相传的需要，在语言形式运用上，一般都以五言或七言为主，其音韵和谐，富有节奏美感，因而朗朗上口，易于成诵。艺术手法上却往往使用赋、比、兴。因此，彝族古典叙事模式已形成简单化、明朗化、程式化因而僵化的局面。而《冬天的河流》大量运用象征、隐喻、暗示、转喻、反讽、解构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艺术手法，使能指意象系列符号呈现新颖的美质，所指意义也变得隐晦朦胧，拓展了阐释的无限空间和审美经验。在传统思维模式中，“羊羔”和“山鹰”、“裸孩”和“雪地”意象可以说代表了事物的两极：一软弱无助；一凶猛严酷。在此却奇妙地合二为一，以象征和隐喻传统文化在现实遭遇中的尴尬处境。另外，比如 “阳光自缢于密林深处”（《随风掠过山冈》） “森林的耳朵被鸟儿抢走 /蚂蚁的巢穴被森林延伸”（《森林传说》）等等这样的意象符号和语言形式，已不可能仅用彝族的传统思维方式去理解，因为它们不仅指涉更高的审美价值追求，更复杂多样的思维模式熔铸，更主要的是，这些诗已融入创作主体独到深邃的诗性哲思和深切博大的人文关怀，都有其强烈的主观表现特点。
三
诗人对本民族文化的昔日灿烂与荣光坚信不疑，也坚信有如此悠久历史的文化必定有其得以传承和发扬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然而目睹现实，诗人怆然发现，这个文化在遭遇汹涌的外来文化和时代文化“洪流”的裹挟和冲刷时所表现出的不堪一击性和随波逐流性。痛定思痛，诗人找到了结症的根源：民族文化的衰落无不与民族传统英雄气概的消失和文化坚守者的缺席有关。于是诗人的眼光穿越时空，纵向深入本民族历史文化四处寻寻觅觅，终于挖掘到锈迹斑斑的英雄“支格阿龙”的精神遗骸。诗人轻轻拂去蒙在英雄精神遗骸上的尘垢，以彝族人特有的方式重新为其招魂，为了所有“空心”的彝族人而声嘶力竭地招英雄之魂：“我们祈祷/英雄支格阿龙啊/再展您昔日雄风/为我们射日击月/天宇茫茫，阴阳间隔/我们何处寻觅您的踪迹？/雄鹰渴望凌空翱翔/却迫于强烈的日光毒射/母亲端坐于屋檐下织布的愿望落空/只因为冷飕飕的月光/刺入肌骨 /既寒又栗/……/.噢――魂之归来！归来！/ 深埋于田垄泥地/您也要破土而归！/久困于残垣断壁/您也要冲墙而归！/别受途中彝灵汉鬼之蛊惑！/ 别理路旁本家姻亲之诱导！。。。。。。/ ” （选译自《为支格阿龙招魂》）“支格阿龙，是彝族传统文学中惟一形象最为丰满的典型的智能型男性英雄――时代赋予了他的使命和命运。母权制的衰落、父权制的兴起，在这新旧二制交替、冲突和撞击时代，需要一代叛逆于旧制的时代英雄。” ③显然，民族英雄支格阿龙的精神品质引起诗人的深深共鸣。而今天的文化冲突，无论就其深度广度还是复杂性,相对于支格阿龙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诗人试图努力唤醒彝人之魂，并注入业已消失的英雄品格，锻造新彝族文化和新彝人。并以此为基点，企图飞跃这个历史造成的“文化鸿沟”：“我未曾见过老鹰的蛋/我想它应该像彝族老人头戴的/黑色的英雄结/嵯峨肃穆/我想它一定孵着黑色的幽梦/画地为牢/于断裂的褐色岩壁/默然静卧/……./我只想砍下那对丰满的羽翼/（鹰翅定是有灵的！）/插入千年未孵的蛋之化石/梦想它的凌空飞翔/假如真有那么一天/断裂的岩壁/一定成为无助的寡妇/”（选译自《鹰之卵》）“他们（中国少数民族先锋诗人）似乎是借鉴和继承了‘五四’先驱者的变革精神，一出现就打着背叛者的旗号，成为一只只‘逃亡的山鹰’凭着自己强健的诗歌翅膀，毅然决然地‘飞离’了他们深爱的故土。”同时，“他们深深洞察到自己的母语文化在新的文化大冲突中所表现出的无能与低能，基于深沉的爱，基于思变的动机，他们不得不拿出他们的先辈无法具有的超人的勇气和无比的智慧，从灵魂深处喊出了第一声背叛的声音。” ④这种强烈的“背叛”意识也正说明他们对本民族传统文化潜在的在乎。他们的背叛和回归都基于对母语文明深沉的热爱，是同一本质的两个方面。
无论“逃离”还是“回归”，诗人都试图在传统文化中挖掘和提炼出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因子和审美经验,以完成文化和审美的重构：“假如你真的爱我/无需犹豫/ 你必须登上西南高原/最高的那座峰巅/ 那是我血脉扎根的地方/ 突突的血液欢快地流淌/ 吃草的羊群静默于荒草间/偶尔发出一声咩叫/叫声震荡幽静的山林/闻之令人怆然而泣/ ……/那个深不见底/ 黑色的洪波汹涌的湖海/彝之海！/ 湖底 古老渊鱼游动的踪迹/鲜花怒放/千年海藻之上/定能花上开花/”（选译自《一个彝人的独白》）彝族是个山地民族，特殊的地理环境养育了其独特的文化思维模式和审美情趣。对山的理解，热爱和崇拜一直绵延不绝：我们知道传说中的洪水暴发后，是尚未被淹没的山顶弹瓦之地拯救了这个民族；民族英雄“支格阿龙”正是站在山之巅射日击月并取得了成功；另外，彝族毕摩的《指路经》以一连串的山名作标志为死者魂灵引路；为了表达对山的敬畏和感恩，彝族人每年都要举行祭祀山神的活动等等。这些基于自然崇拜的传统文化底蕴熏陶和铸就了彝族人渴望心灵高度，神往广阔视野的心理品质以及大山般至刚至雄的性格特征。与此相对应，彝族人对内湖海既爱又怕的复杂感情也是有渊源的。首先，那一场令彝族人心有余悸的传说中的洪水劫难就是从天上的“天海”里倒出来的。劫后余生的彝族人必定在集体无意识中积存对其可怕的记忆，并始终认定“洪水”是湖海的另一种形式。其次，民族英雄支格阿龙最终掉进“滇帕舒诺”海而死的原始意象使彝族人对湖海心生恐惧。其三，彝族地区广为流传的“城市变湖海”的故事原型也使彝族人对湖海保持警惕。当然，除了惧怕，彝族人对湖海的爱也是至深的。因为湖海具有阴柔宁静的女人般的品格，光滑平静的镜子般的特性，碧空般湛蓝的颜色以及神秘莫测的深度等等都能给人以审美的愉悦和丰富的想象空间。这样，山的巍峨，静穆和神秘以及海的阴柔秀美与深度包容性等品格内化为彝族人的深层意识积淀，成为彝族的自然崇拜意识――表现在审美意识层面上便是对崇高和深沉的向往。
四
彝族传统文化的当前殊异生存状况注定了，要使之完成现代化乃至全球化的转型，必定要采取非常举措。因此，“启蒙”这个已被西方世界检举过无数次而变得语义复杂的词汇，在当下彝语语境中却显得急需而且必要。西方社会对启蒙的反思是因为启蒙之下的理性主义有违初衷，异化为工具，成为权力的同谋。他们的反思是一种仰视性的扬弃；而阿库乌雾对启蒙的运用则是基于彝族传统文化现实需要的回应，是一种回顾性拯救的预设。前者已经充分享尽科学理性带来的实惠；后者尚未走出神巫思维亟待理性思维之根植。 因此，我们认为，《冬天的河流》虽然在形式上借鉴了一些西方后现代艺术技巧，但其内容却大都是现代主义的。或者说,是一个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相互渗透的，积极汲取了后现代主义尊重差异性和边缘化等富有建设性的理念的文本。“利斧的双翼/牵着我飞也似地跑/莽莽森林是我们合谋的目标/ 不是苏尼的咒语起了灵/ 我自己就是那咒语本身/不为打虎也不思杀狼/ 虎血狼肉已染上陈腐的颜色/ 利斧的巨口撑开一片新天地/以身躯作擎天的柱/让从未有过的风畅通无阻/ /锄头的百褶裙/ 引着我随风起舞/茂密的荒草地是我俩预约的地方/ 不是毕摩念经施了魔法/ 我自己就是那魔法本身/ 无心打蛇无意捉蛙/蛇皮蛙骨已起了千年的茧/母性的锄耙舞出一弯韵律的梯田/日光下唱金色的歌 ……/” (选译自《我》 )在彝族民俗文化中，斧头象征男性，锄耙象征女性。彝人认为若是有了身孕的女人梦见斧头之类的必生男；反之，梦见锄耙之类的则生女。虎、蛙都属雪子十二支，系彝族原始图腾崇拜物。诗人用自己的理性启蒙意识逐一消解和颠覆了彝族传统宗教的深层结构，一个启蒙自觉和自觉启蒙的叛逆者形象昭然若揭。
启蒙的理想色彩注定创造主体的浪漫主义彭湃激情和文本的宏大叙事风格。然而彝族传统文化的边缘化地位使再崇高的主题也显得不再绝对的乐观和统一，再宏大的叙事也变成个人化的真诚而痛苦的诉说。相反，在社会转型、母语文化深遭重创的背景之下，那种所谓“纯个人化”的创作就显得多少有点奢侈或无病呻吟。阿库乌雾深知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个体行为与母语文化的血肉关系之不可分离性。再则，具体以《冬天的河流》而言，在文本形式上，由于诗人阿库乌雾深受西方现代派尤其是法国象征主义的影响，浪漫主义的情感内容便受到象征主义形式的有效节制，因而避免浪漫主义经常犯的情感肆意泛滥和不值回味的弊病。此外，前现代性的彝族传统文化、现代性尚未发育成熟的中国时代文化背景以及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使《冬天的河流》具有天然的矛盾和张力。
五
荣格认为，艺术原型又是生命的原型，具有永久魅力的原型。每一个原始意象中都积淀有人类精神和命运的碎片，有着我们祖先重复了无数次的欢乐与悲哀的残迹。人们通过艺术，就能超越此在之境，超越个体意识，寻找早期人类的自由自在的生存理想。而对于受到致命心理打击的现代人来说，只有到艺术中寻找“原型”才能获得生命的动力。面对以技术理性为主导的城市文明繁华掩盖下的肮脏腐败，虚伪冷漠以及喧嚣浮躁的本质，来自彝家乡寨的诗人阿库乌雾的心灵不时回到相对原始淳朴和宁静的故乡，重温儿时的记忆，寻觅精神故乡的温情关怀。当诗人的思绪自由舒展于记忆中故乡的森林草地，山涧河谷――在那儿放羊，汲水，捉鸟，捕鱼或雨雪天围着火坑听奶奶讲神奇的故事――诗人生命的野性便获得全然释放！童年的激情与梦想，隐秘爱情的萌动等等情感，交织密布，笼罩于“结冰的时间”之流。诗人虽然有“昔日不再”的淡淡忧伤，却获得了梦中的审美享受，创伤的心灵暂时得到抚慰；无所寄寓的生命暂时得到安稳和升华，并回到生命原初的本真状态，体验生命的自由自在。正如希腊神话中只有回归大地才能重获力量的巨人泰坦一样，生于斯，长于斯的阿库乌雾在回忆故乡的山川河流，风土人情和原始神话中构拟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并以此获得消解文化冲突造成的内心焦虑与紧张： “ 牧狗 寂寞而卧/绵羊 悠然而立/紧闭双唇/ 推磨般反刍的声音/结满自足的果实/ 于幽林间悄然坠落/ 牧人面溢神秘的微笑/身盖察尔瓦/ 伴着火堆安然入梦/于梦的温床滋生金黄的季节/ 浸透牧人反刍的齿痕……/” (选译自《放牧》) 沉浸于宁静自在的乡土生活的回忆和冥想中，诗人理性的背叛和情感的依托相互纠缠，难解难分。一方面，“牧人”那种简单而自足的“诗意栖居”令人羡慕和追忆；另一方面，他们“井底之蛙”般的视野和面对文化冲突时所表现出来的软弱无能又令人堪忧。因此，诗人理性启蒙的企图何尝不是以抹杀“诗意栖居”为代价的呢？或者说，人类向科学理性进军的步伐不正是一个不断剥落诗意的过程吗？阿库乌雾以诗人特有的敏感触及到了这一文化悖论。
六
面对社会文化大转型，《冬天的河流》预谋解构和重构传统文化，以理性启蒙的激情和渴望，试图对传统文化作诗性总结并探讨其当代遭遇和出路，刻下了中国八十年代这一特定时期特有的精神烙印。同时也见证了文化变迁的洪波汹涌，各种文化思潮的相互激荡和碰撞使该文本充满矛盾和张力，因而形成意蕴丰富、风格诡异的艺术景观。自八十年代末,当诗人频频在不同场合朗诵《冬天的河流》中的诗歌时,其所提供的文本意义已不再仅限于视觉效果,而表现出音舞合一,声情并茂的巫术般令人迷狂的展演性神秘色彩。《冬天的河流》以“潜流”的方式，走过了二十年，走进众声喧哗、物欲横流的中国式后现代语境，以其兼容并蓄的艺术品格、贯通古今中外的艺术视角和超前的艺术敏锐性，给人以“无声”的震撼。
注释:
①叶舒宪著《诗经的文化阐释》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9页。
②罗庆春著《灵与灵的对话》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1年，第53页。
③且萨乌牛著《彝族古代文明史》民族出版社，2002年9月，第59页。
④罗庆春著《灵与灵的对话》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1年，第13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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