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从久远的过去绵延而来，路过今天又折向未知的将来。今天，是历史的留存。社会的、政治的、宗教的等等，无不挟带着昨日的气息。甚至作为这一世界舞台上的一个角色，我们自身也是历史的留存，无处逃避与历史相关的一切。
这是捷克作家米兰－昆得拉在其小说《玩笑》中给我们描绘的历史。
历史的气息就像它诡异的面孔已模糊不清，像一个真正的隐士悄然归隐于山林之中，埋首于文字与卷帙之间。当今天成为昨天，昨天即成为历史。而在这个所处的高度全球化一体化的时代，历史是显得如此急促与轻浮，即使历史事件本身沉重。而唯有文字的历史才是真正的和不死的历史。在此意义上说，作为独具优势的文学，即是在记录历史，也是在创造历史。
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与广阔的空间里，无数文人志士用他们孱弱的肉体用他们坚韧的笔为后来者勾勒出一个个超越了时间穿越了历史的风范形象。虽然他们更多寂寞的身影不一定都具有现世意义。但后人将在他们的脚印中去阐释、释解。当曾经轰轰烈烈的中国现代诗歌步入喧闹、浮躁、拆解的后现代，在与历史同样寂静的山林和同样孤独的孤灯下 ，有那么一些赤子般的面孔正在释经揽卷，独对着风月的寥落和命运的冷寂。
多年来，民间诗歌作为体制诗歌的补充，它的写作效绩与呈现出来的文学精神于提升汉语的光焰与生命的拔高力可谓功莫大焉。诞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并顽强的坚持到今天的地域诗歌现象亦可谓中国民间诗歌运动中的一个奇迹。并且这一棵民间诗歌大树在新的世纪又新生出一枝枝遒劲的干枝。本文试图对地域诗歌以及由地域诗歌派生出来的彝族诗歌及部分诗人作一简要评论，权当抛砖以引玉。
一、地域诗歌在当下写作语境中的突围与确立
在文学中，具体说在诗歌写作中，对一个有写作经验的诗人而言，无论他拒接还是接受，抵达或是离开，他都无法绕开纠缠在诗歌写作之外的事实上的现实境遇。无法避开它对你的影响。而只有一条迎面而上的路。这种现实境遇最明显的焦虑就是：体制内与体制外；书面语写作与口语化写作或曰传统写作与再建传统写作的对立与依存以及两者之间纠缠不清的互文关系。
体制内的写作群体主要是由架居在各级官方文学机构和期刊杂志编辑院校学术权威以及成功突入到体制内的个体阶层等构成。这一群体其写作基础牢固，受过系统训练，掌握着文学资源与公共话语权。而由于掌握了话语与传媒的这一群体中的部分人群的狭隘与短视目光而阻塞了体制外人士作品发表的通路与个人写作更高的诉求，这种公共资源的无作为系一发而动全身，造成了体制外群体对体制内阶层事实上的普遍不满。而体制外文学人群，由于它先天性的良莠不齐、嘈杂不一、喧闹而混淆和掩盖了其中的部分优秀写手。
另一种现状是存在于写作语言中的总体上的两种语言使用：书面语与日常口语在诗歌写作中的相互主导与交锋。从惯常的层面上来说，书面语多存在于知识分子写作中。它讲究语义的隐喻，语言外表的整洁规范，着力于技术和深度的华丽。应该说这种诗歌书写方式是值得尊敬和追求的。但问题是一些缺乏生命经历和基础训练的伪知识分子装出一副高深的伪崇高的面孔，写出一些故弄玄虚与艰涩的文字来唬人，而破坏了真正的严肃写作的知识分子的形象。而日常化口语写作，因它直接来源于生活现场，感同身受的平面化生活经验降低了语言表述的难度，而受到大部分写作人群以及新上路的诗歌研习者们的普遍的追棒。一时口语横流至今，已几近泛滥。出现在各类版面上的是大量的平面化的无关痛痒的小感受、小经验，直到最后成为一堆文字的堆积，真正的好的口语只是少数。这两种体制两种文体构成了诗歌写作的两极，并且将长时间存在于诗歌的现在和将来。
当诗歌的光明逐渐暗淡，当曾经的激荡不在回响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所依靠的只剩下的那种“没有信仰只有信念”，甚至是没有信念只有信心的等待与盼望。而正是在这种焦虑与期待中，地域诗歌及彝族诗歌出场了。
带着大山般的神秘与深邃的异质的品质，露珠般透明草叶样纯净，诞生在大凉山以诗人发星为头马的这一群蹄声响彻大西南的黑马群，像一道闪电时不时的在诗坛上一闪，飞驰而来又绝尘而去。给低俗昏庸的当下诗歌旁门斜出的一击。直让我们张大吃惊与期待的嘴。
地域诗歌的倡立者诗人发星在文章中曾预言说：“二十一世纪前十五年的中国现代诗先锋优势可能在边缘众多少数民族地区生发、形成、爆炸”，“因为这些地方原文化（母文化）在现代文化的冲击与影响下，在一定周期中会做出良性的反映。这是原文化（母文化）坚守传承者们承找的积极有效的精神自救与突围方式”。毋庸置疑，发星的观点在今天已经部分成为现实。尤其是大西南彝族诗人的整体入局，成为民族文化恢复活力的坚实有力的证据。“写作实力持续力与背靠的文化根系有很大关系”（发星语）而彝族诗人在汉语大语境下的奇异纷呈与诗人们所依存的民族文化的博大与顽强是一脉相承的。而相对于“离开或没有离开”已经长时间缺乏爆发力与创新力的汉语诗人，发星认为：“是他们身上所累积的文化根性原力（写作原力）在大量消耗之后，没有再去寻找、补充所致”。其实，汉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其“根性原力”的无穷无尽是任何民族都难以超越的，问题是这一些用母语写作的汉语诗人，他们自身的写作韧力与汲取民族文化根性原力的耐力有限，加之社会文化结构的变化，西方文化浪潮的冲击，一时让他们眼花缭乱，头晕目眩，而丢了西瓜捡芝麻，盲目地蠢动和不切合实际的攀风附雅，以此来给自己标上时尚的标签，搞一些噱头，到头来只是一堆纸老虎，一些假大空。
而大凉山彝族现代诗群的确立与大凉山彝族现代诗诗学的提出，无不对当下的混乱的现状具有启示的意义。可以看做是基于被长期湮没的弱势文化再现与自身的文化意识觉醒。虽然大凉山彝族现代诗群事实上是一个松散的、缺乏群体特征，没有统一的宣言而又依靠写作又事实存在的地域诗群。维系他们在多元文化语境中独占一元的资源来自于彝文化的古老的未被现代思潮污染的母语根系。引导他们合唱的是这一地域相同的民族文化风情与精神习俗。同一写作渊源在同一民族内部更具有认同感。而如果能够持续爆发，这一民族文化能量将是耀眼和惊人的。但事实上他们又是在坚守，在全球化浪潮汹涌的今天，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与个性化的消失就像冰川的消融一样是触目惊心的。有时，我甚至感到发星与他所倡导的“大凉山彝族现代诗群”的悲壮性。因此，这一地域民族文化群体的提出与整理便显得及时与意义非凡。
二、大凉山彝族诗歌部分诗人写作分析
吉布鹰升 作为大凉山走出来的具有现代气质的诗人吉布鹰升，更多引起注目和体现写作水准的是他的散文，在他的散文写作中呈现出一种不离本土而又紧密把握时代生活的特征。他写古老的“彝文”、“彝服”，写“雪粒”“雪族”、“ 晚风”、“夜色”这些大凉山独有的地域资源，但同时他又写“打工的彝人”、“离婚的女人”、“洗脚女”、“拉煤工”这些原不属彝人的现代生活元素。而作为“年轻一代”的诗人吉布鹰升，可贵的在于他不排斥现代生活的同时，又体现出关注和传递本民族文化的意愿：“起初我带着彝腔说汉语，人家笑我，我便知道我要努力改正，说好汉语，现在我不再努力改变这种彝腔，我甚至有些自豪。”。“ 在火车车厢里那些去打工的彝人，带着彝腔说普通话的时候，让我禁不住笑了起来。现在他们在火车里说着带彝腔的普通话，让我感到亲切而不是陌生。他们是和我一起生活在大凉山里的彝人”。我注意到他在短章散文中对彝人古老文明的解读和阐释以及流露出来的敬畏之心。他写彝文彝语：“当一种母语使用交流的人越来越少最后有一个人使用时，这个民族就只是一个人的民族”；“一位彝人离世时要穿上彝服，盖上袈史而火化去先祖那里的。除非这位彝人完全异族化了。除非他的血液里不再流着彝人的血液。而他描写“毕摩舌舔烧红的犁铧”：“他的魔咒就像神话里将不可思议的东西变成了现实。他的舌变成了青紫，他还在舔那块依然火红的犁铧”。彝人与火是那样亲近，让我等“外族人”读起来，越发心惊魄动。与其他彝族诗人相比，吉布鹰升的写作体现出彝人身上另一种“开放性”。他显然的把目光从黑色的山崖转到山下，关注这个更为嘈杂的世界。吉布鹰升写作的意义，用发星的话说，就是“填补了这个空白（当下现实）”
阿库乌雾 2008年5月，我在广州《南方都市报》上看到一则消息：报道说在一个诗会上，诗评家专门提到当今被忽视的4位诗人，呼吁文坛予以关注。阿库乌雾是4人之一。
其实在今天潜行在这大地上专注于默默写作并卓具实力的又何止四个，四十个，四百个呢。但阿库乌雾被称为忽视的诗人之一。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他的诗歌和写作。
阿库乌雾的诗歌从关注本地域本民族的书写上升到对具有相同相似苦难与深刻历史文化的他乡命运的关怀。对普遍性的关注，跳出了一般民族诗人视域的局限。从而具备了普世的价值意义。在《密西西比河的倾诉》一诗中，诗人通过访问美洲，对印地安部落的所见所感，对其文化习俗、文明及苦难命运的触摸，由已推人，深入到人类共同的苦难与境地。“不断用生命的良知/去贴近每一片灵性的土地/你才能获得真正的母爱”（阿库乌雾《海龟托起的大地》）这是一种拔高，更是一 种真诗人的情怀。同为彝族诗人的巴莫曲布嫫在评价阿库乌雾时写道：“阿库乌雾以诗人鹰隼般深邃的眼光去关注人类共同的命运，关注世界共同面临的危机，关注个体现实生命的存在情态，从而使其边界写作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彝族诗歌，而深深刻上了追求人类本质，关怀弱势群体的人文主义精神”。另一位重要诗人海上也对阿库乌雾的写作赞誉有加：“阿库的诗藏匿他许多源自对人类、人生、人性以及人与自然，人与未来诸多问题的思考”，“他的相像空间大于他同时代的诗人”。
在此，我亦不再赘述了。
阿苏越尔 彝族诗人阿苏越尔是一个有韧性的诗人。他的执着表现在：当多数彝族诗人都纷纷放眼山外世界的时候，他依然沉浸和忠实于脚下的这片黑土，坚守心灵的家园。“我一直想以4791米的高度/在大凉山北部的音律里健步行走”（阿苏越尔《月琴》）在诗人的叙述中，家乡的山水人畜都是那样亲切、美丽，充满了人性的温暖：“我可以这样告诉你/多年来我们都习惯于聚集在自己的故乡/谈情说爱，一身轻松/好比病魔总习惯于聚集在身体的某个部位/时而喧闹，时而平静（《在秋天》）”。诗人的爱是一种深入到心灵的爱，是一种“天人合一”时的自然流露。这与我们汉语诗人的“热爱”有着根源上的不同。“在无人问津的山道上/我一路领先，当春天赶上自己/神灵种植的鸟语花香四处飞溅/温暖的感觉如同阿普家数只羊迎面走来”（《春天的位置》）。长时间以来，我一直疑问的是：为什么生活在贫困，疏于外界，视野局限的高山民族人群有比我们拥有更多的快乐和热爱呢？这是一个问题，也是一个命题。
画家凡高在写给他弟弟提奥的信中说道：你也许会说，在巴黎也有花朵，你也可以开花结果。但你是麦子，你的位子是在故乡的麦田里。种到故乡的泥土里去，你才能生根发芽。凡高的这些话又似乎是一种答案。
“大地上无所不包/你也同样把我包括”（阿苏越尔《口弦》）
倮伍拉且 与阿苏越尔相同而又不同的是倮伍拉且的写作。在保留了彝族诗人共同的热爱歌唱的天性特质的同时，倮伍拉且的歌喉更具“通俗歌曲”的特点：语句短捷，语言流畅、平滑，语义更趋单纯。其叙述的风格接近于汉语诗人当下流行的“口语化书写”，因而在阅读上更顺利。在写作中，人性是一个永远的命题。但当我们提及人性时，总会把它与我们身处的自然界分离开来，而把人性看着是自身的全部。而不知道，丰富的人性是与自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对蓝天上/飘荡的白云/满怀深深爱意/因为我/深深爱着的女人/都有着/自由的心灵。”（《我爱天上的白云》）。在他的吟唱中，听不见本族化的世俗风物和神秘幽玄的高山黑水之调，而显现给我们更多的是单纯、便捷到直通心灵，但又是足踏在那荒蛮之地，行走清风朗月之间的善良面影的率性流露。这也是一种诗歌的普遍“人性”，你甚至不能批评他的简单与散漫。所以我只能说：这是一个真正的热爱歌唱的自由之子。
吉狄兆林 这也是一个快乐的歌者。像大山中清澈的水一样流淌着的诗句，自然、透彻，不做作，不媚俗，自吟自唱，自得其乐。但并不是没有疼痛，没有孤独。在他的的组诗《我觉得寂寞》中，写道：“无事可做的日子/我住在自己的身体，土豆一样/的身体里。“你是谁？”它说/它比我有力气/能够和周围的人民打成一片/和捡饭吃的沙巴达哥像一家人/“给我顶住”。我说/我觉得我比它高一厘米/我觉得我统治着一个土崩瓦解前的王朝/我觉得寂寞”，虽曰寂寞，却以坦然安静面对，终成诗歌之美。组诗中的《牧羊曲》对普遍事物的关怀化沉痛为轻松，《回乡偶书》的调侃，无不体现了作者丰富而又健康的内心世界。
记得是2004年，我收到了吉狄兆林寄来的诗集《梦中的女儿》，作者在自序中坦言：“更多的时候，抚摸身边的随便一棵树，一叶草，一块石头，虽然没摸到先人的体温的残留，但我知道，它们至少应该被我当爷爷一样尊敬。作为孙子，我的态度当然应该十分端正，所以我说：“置身其中，按辈份我最小/小得可以和一只跪乳的羊羔比美。”所以我用了差不多二十年的时间，才写下这样的六十首小诗”。于中，我看到了诗人吉狄兆林对诗歌艺术的坚韧与虔诚，对自然之物的热爱与关怀。
俄狄小丰 这又是一个在本民族的古老文明中怀有深刻记忆与孜孜释读的诗人。在它的诗中，彝族文化中那些古老的精灵：象形的经文、黑色舞魂、流动的高原一次一次复活在诗人的心像中:“其实你说不完这个世界的一切/那些丢失的经文隐藏在每一个死去了的毕摩的牙缝里/其实那些神圣的唱诵在森林的寂静深处从未停息”。在书写民族符号的同时，俄狄小丰对本民族文化的危机也有深刻的认识和存在的危机感。他的《汉字进山》一首，无疑是对这一处境的近于宏大的书写:“从甲骨片上纷纷而下/汉字汇成河流/历经千年沧桑/抵达异族山寨//汉字鱼贯而入/冲破寨子古老的篱笆墙/淹没寨子/来自异域的水生物和陌生的垃圾/漂浮在上面//汉字纷纷爬上岸/首先占领我们的舌头/在顺势进入我们的体内……汉字风流嚣张/成群结队追逐女人们个裙脚……汉字开始沉湎于酒色/成为豪言壮语/成为陈词滥调……从此/一个个奇形怪状的符号/在山里自由走动/汉字终于占有山寨的寸土寸金/水生物随之繁殖/垃圾随之泛滥”。需要说明的是这是我迄今读到的有关彝族诗歌具有文化觉醒意识的作品思想与形式结合较好的作品之一。感同身受，希望看到有更多的彝族诗人、作家不只是以笔当戈，而要身体力行，加入到维护和保存民族文化的队列中来。
俄尼－牧莎斯加 作为彝族诗人中具有代表性的重要的一位诗人，俄尼?牧莎斯加被老诗人诗评家丁国成称之为“继吉狄马加之后创作最具成就的一位彝族青年诗人”，它的诗歌以及它的散文写作中自觉把本民族文化纳入到一种更开阔的视域中观照、打量，在冲突与交织，分化与融解之中获得了一种具有深刻和反思意识的现代性，从而使作者从民族诗人普遍的单一性上升到具有普世意义的现代价值。无论是写“火把”、“火葬地”、“毕摩经”这些本地化的符号，还是“土地”、“梦”这些人类共同的元素，俄尼?牧莎斯加都把它们放在诗性智慧的光芒里加以确认和审视，从而使这些原始的意象焕发出持久的生命力量。
罗逢春 读罗逢春的诗歌，再看他后面的介绍：86年出生，这让我惊讶，他显示了与他年龄不对称的成熟。很难想象一个22岁青年能够写出很强力的具有生活准备与生命体验的诗句：“鬼魂穿着新衣服四处游荡/或者陌生人般静立在门口/彬彬有礼，在狭窄的街道/在大地上无头无尾的村庄”，“而在雄鸡啼破的黑纱之前/月光会驮着幽灵一寸一寸地离去”（罗逢春《清明之夜）》诗人用他良好的叙述能力和平静而又不宣泄的甚至略带冷静的内心情感表达，给我们呈现出一个健康、完整而又携着薄薄忧伤的心灵世界。“许多年来，午夜梦回/风翻动月光的轻响/总让我以为是母亲/洗衣服时薄薄的喘息”（《洗衣服》）。“我要用眼睛将天空完整接纳/即使它潮湿而阴郁/我要让树木从我眼里列队走过/我要检阅每一棵草对风的描绘/和被风所勾勒的空间与时间/我要找一块石头打坐/在黎明的潮水中/感受它任何一点一点地变软”（《想象三月的现状》）。
罗逢春的诗歌写作从形式到内核都没有少数民族诗人的言说特点与民族心理特征，而具备了一种宽泛的现世情怀和作为人性内心指向的普遍性。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青年诗人面对世界的单纯与懵懂无知，也可以理解为现代生活对民族差异化的侵蚀而呈现出民族原貌的流失。相信随着时间的延伸和生活经历的积累，这个极赋天才气质的青年诗人会越来越成熟，直到成为一棵兀自挺立的树。
发星 作为民间诗歌的重要号手之一，发星对于地域诗歌及彝族现代诗群，其作用和地位相当于黄礼孩之于“70后”，安琪之于“中间代”的确立，甚至是有过之，因为地域诗歌及彝族诗群是一个连续和不间断的建设过程。而这一只熠熠生辉在大凉山光耀于大西南的黑色火把，到今天也不曾熄灭。照亮了多少在黑夜里赶路的人，看到明天的希望。
发星以他对民间诗歌的真诚奉献和对众多诗人的关怀、鼓励和无私帮助，使围拢在“地域诗歌”这一群体（有成名的诗人、评论家，也有未名诗人及在校学生等）在不断成长，显示出诗歌的生命力和健康的写作指向。其次，发星的写作也呈现出原质感（不用“原创”这个词，什么是“原创”？它不过是个衍生物，洁净的文章都是“原”的。）和文本的启示性。在我们今天这个越来越高喊“回到生活的现场”而实际是回到琐碎、不关痛痒的生活平面化的当下语境里，发星的写作直抵个体生命的粗砺和山地自然万物的内核。他用剥掉隐喻的叙述和直达胸臆的抒情给我们记录下了一个山地诗人以及一个地域民族的诗意世界和图景，并试图在后工业化时代挽留住这一人类的自然文明的黄昏。
因为守候和传继在大地上的不是钢铁、城市、大厦，而是与山林一起呼吸，与河流一起吐纳的“黑鹰”、“经鼓”、“花朵”和“火把”。
三、关于“大西南蛮部落诗人诗群”的后延
2007年，发星首次提出“大西南蛮部落诗人诗群”。我注意到这一名称的渐进过程：从90年代的“大凉山第二诗界”到2003年“彝族现代诗派”的确立，在此基础上扩延到2007年“大西南蛮部落诗人诗群”。这是一个写作的星星之火燎原、汇集的自然的生长过程，是时势使然，是水到渠成。
这一群体的根系的出发地是以大凉山为中心，辐射到四川、贵州、云南这些周边地区以彝族诗人为主体的庞大、松散的民间写作群体。而这一地域也是当代工业化过程中的中国唯一具有“蛮”气质的保留地。用发星的话解释：“这里从来就是发配、避难、逃亡、迁徙的地方，这里从来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文化自生自灭的地方。特殊的山地文化属性形成了人的属性”。苦难、偏僻之地也是文化保留其个性的避难之所。从此中意义上来说，也是民族文化的大幸。
用里尔克在《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的一段话来描述大凉山上以及游荡与行走在大西南的彝族诗人们的精神状态是准确的：“像蜜蜂酿蜜那样，我们从万物中采集甜美的材料来建造我们的神。我们甚至以渺小以夜以继日的工作以一种沉默，或者以一种微小的寂寞的欢悦，以我们没有朋友而孤独地所做的一切来建造他。而他，我们并不能看到，正如我们的祖先不能看见我们。可是那些久已逝去的人们，依然存在于我们的生命里，作为我们的禀赋，作为我们命运的承担，作为循环着的血液。”
关于“大西南蛮部落”的生存与发展壮大，是走高，走低，尚有拭目以待。
2007年12月/ 2008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