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溢美之词出自各路作家、评论家之口。决定做这篇访问之前，我与吕翼有过一面之缘，那是数年前的“云南省作家代表会”期间，他和夏天敏，刘广雄，胡性能等一帮昭通籍作家一散会便摸进某人的房间窃窃私语复哈哈大笑。会议结束前一日，他丢给我一册他主编的刊物《乌蒙山》，“有空给我们赐稿，有机会下昭通来玩。”这便是吕翼给我最初的印象，稳重中略带那么一点忧郁。

 

 

     自2003年以来，吕翼的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先后在《大家》、《青年文学》、《青年作家》、《边疆文学》等有影响的刊物发表了10余篇中短篇小说，单是中篇小说就有10余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特别是发表在《大家》2004年6期的中篇小说《割不断的苦藤》，先后被《小说月报》和《作品与争鸣》转载；发表在《边疆文学》2004年12期的中篇《雨水里的行程》，又被《小说月报》转载；《青年文学》2004年4期“新人亮相”的栏目中，发表了吕翼的短篇小说《行走的秩序》，在封三发了作者简介，同时还编发了作者的创作体会《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及编辑手记。这篇小说很快被《文艺报》和《小小说选刊》转载。《青年作家》先后在2004年7期、9期和12期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树影》、《寻找美丽》、《哥哥的创造》……

 

     2007年初吕翼受聘于云南省作协，在云南玉溪峨山县（全国第一个彝族自治县）甸中镇挂职任镇长助理。创作反映农民价值倾向变化的长篇小说《土脉》。

 

    毫无疑问，小说家吕翼风头正劲。O1l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
 

    在吕翼的小说创作中，有一部中篇小说不能不提及，那便是给吕翼带来掌声且掌声不息的《雨水里的行程》。小说讲述了母子二人从杨树村到桑树坪的一天“雨水”中的行程，七十三岁、瞎眼的母亲以买棺材为由带近五十岁还打光棍的养子到老家桑树坪相亲，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看到儿子娶上媳妇。在这阴霾、沉闷、压抑的一天里，母亲和儿子“走了小路还要爬山，趟了小溪还要过大河”，终于到了桑树坪的河对岸，蓄谋已久的儿子让母亲洗脸把母亲搀到河边，“母亲跌进水里”，直到“最后一屡白发在浑浊的波涛中消失”。小说以“雨水”中一天的行程为线索，运用逆时序叙述的手法回顾了母亲和儿子苦难深重的一生，那种大悲大苦的人生命运，不是仅用悲悯、良知之类的词可以解释的，因而《雨水里的行程》也就成为一个寓意深刻的文本。

 

    吕翼是一个语言感觉特别好的作家，他那种挥洒自如的语言功底使他成为昭通、乃至云南青年小说家中最具潜力的一个。有评论家认为：“《雨水里的行程》虽是悲剧色彩浓郁的作品，但并非给人沉重压抑得透不过气来的感觉，相反在洗练的文字背后写出了对人生大苦大悲的坚韧和超脱，让人掩卷深思人生的无常和命运的遭际，透露出幽婉哀伤的悲剧美感。”

 

 

 

    “写作是我心中的痛。乡村出生的我真正体会到底层的艰难和人生的苦楚。我会种庄稼，会烤烟，会修房，但乡下那些日复一日的劳作，却收获艰难。每每大年一过，有着鱼米之乡的信用社门口挤满了借款作生产垫本的人，他们满脸苦色，拼却全身力气却扳不过冷风和烈日，而到了年底，收获的钱除了还贷，又所遗无几。我的一个同学，他父亲为让他们兄妹五人都读上书，卖完了家里的所有粮食牲畜，借遍了村里的所有人家，背就了多年的别人的怨气，最后终于供出了三个。他们读书的借款，在他们工作五年之后才陆续还掉。”吕翼神情沉重。

 

     吕翼说，创（写）作的意义还在于它是生命的再生，是治救苦痛的良方。“说它是生命的再生，是现实太冷，而创作的小窝却可以很温暖；是现实大黑大白，长河霜冷，而自己的园子却可以蓝天白云、花香叶绿；现实太囿，而理想的王国里自己却可以自由驰骋，挥戈疆场。自己就是国王，自己主宰自己。这里没有命令，没有脸色，没有血腥，没有背叛……要有，那也就有自己的创作。”

 

     “创（写）作事实上就是创新与作为。没有创新不叫创作，没有作为也不叫创作。”吕翼认为，与其在华丽的城市徜徉数年，不如在幽暗的峡谷里攀沿一夜，与其在春秋的树荫下潮湿生菌，不如在寒冬的冰雪里挺直枝干。“创（写）作和生活不同，生活需要美好，而创作更需要尖锐，生活需要安慰，而创作需要诤言；生活需要宽松，而创作需要紧凑。”

 

     “创作上也是讲因果报应的。”吕翼说，有一次他去豆沙关，在江边放生之后，来到观音寺，时已黄昏，夕阳西坠，暮色苍茫。在观音像前，他双手合十，“在心里感念菩萨给我的关怀与温暖，内心涌起曾经有过和没有过的东西。”末了，老尼送他一本江逸子编绘的《因果图鉴》。“回来一看，心里动震。生命如长河，因果决不虚。如此图文，让人确有怵目惊心的感受，这真的一本普劝世人改过迁善的庄严用物。我把它放在书桌前，每日打开电脑之时，写作上进行不下去时，某篇文章让人触动时，我就会翻看一二。我相信有舍才会有得，有思考才会有思想，只有内心虔诚，才会有好收获。”

 

     “我相信一生只会有一次，不可能第二。来生之说，便觉茫然。”在乌蒙山深处，在金沙江边，关于鬼的故事，关于神的传说，关于今生和来世，说法多极。吕翼的祖母活了八十七岁，“期间她与当地的师娘（作法驱鬼的女巫师）往来甚密。最后的那一年，神志完全昏迷，祖母常常念念有词，早年辞世的乡亲近邻、给土匪砍了头的小贩、点过天灯（一种刑罚）的地主……全在她的意识里行走。凶上死！不得好死！她骂。说到此前的过节，她还举杖打击，骂声不断，令我们毛骨耸然，仿佛鬼魂全在周围。” 她去世之后，吕翼特意问过给老人家做法事的秦先生。“秦先生五十有余，他所超度、指路的亡人，应当以千计。借着酒，他说真话：哪里有！我送过这么多人，就从来没有见过鬼，人死掉也就死掉了。我说，那你们做的法事、指路经，岂不都是假的！秦先生笑，抿了一口酒，并不作答。此后多年，经历种种，真的没有见到任何鬼魂，更没有见到逝去的人任何来生。”

 

     “来世的报应没有，只有现世。而文学创作也是如此，只有付出，才有收获；只有真诚，才会持久。”吕翼不无感慨地说。

 

 

     “我的出生地是昭通市昭阳区洒渔河畔一个叫做上碓房的一个村子里。村子背依青山，旁边还有一个上世纪五十年代修的大大的水库。四处杨树林立，每每夏天，这里便是树的海洋，高的是白杨树，矮的是苹果树。”吕翼说，小时候，每到过年，村头的大碓窝就响个不停，村民们端着淘洗干净的糯米，踩一地金色的树叶，穿过杨树林，去舂，队伍排得很长。不过每家人都不多，十多斤米。“有时还要加一些苞谷面在里面，吃起来不是那样的爽口，但还得吃，能吃上就不错了呀。”一个大村子，置了三个石碓窝，碓棒粗极，需五人以上的壮汉才能踩动，碓声沉闷浑厚，其气势很是恢宏。

 

     “我上学的时候，学校破旧，没有课桌，我们就从家里带吃饭用的小方桌去，座位是谷草绾就的草墩。红土筑就的土墙裂开很宽，大人的拳头都可以塞进去。窗户没有玻璃，老师用塑料封住，但风太大，常常将塑料吹开，啪啪作响。冬天就很冷，班上的每个学生都提一个烘笼（土烧制的钵），柴炭（褐煤）作燃料。常常是烘笼提到学校，柴炭还没有燃烬，满教室的烟雾，黑板根本就看不清。一般要两节课后，褐煤才能燃烬。这时的热量最大，学生都从家里带来洋芋，放在烘笼里烤熟，既当早点，又是午饭。

 

     “都是往事了。初中毕业，走四十里路进城参加了中考，就有消息说我考上师范，接着就通知体检，心里那个高兴，比浸了蜜还好受。可临近开学，却没有我的录取通知，我背一个草绿色帆布书包进城，到招办一问。招办的老师是个眼镜，看我半天，说提分了，你还差四分。我回头就走，不再多问，心里黯然告别本已成为现实的梦想。无奈,我选择了复读。不料第二年又差四分半，连体检都没有让进。我不想再读了，吃国家饭是那样难，干脆回家帮助父母干活。母亲是个小学毕业生，偶尔翻了我的作业本，心下不忍，把本已在帮助村里人家盖房舂土墙的我叫回，让我去学校报名。母亲担了一担青豇豆上街卖了，刚好给买一支大舌头的英雄牌钢笔。第三次复读，考分终于多出取分线四分半，教导主任通知我去教育局办手续。可去教育局一看，录取表册上没有我的名字。问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说不知道。复回问教导主任，他亲自到教育局查，名字又在。原来中间有一白页隔着，连招办的工作人员都不知道后面还有名单。”

 

     师范毕业后，吕翼被分配到一个小山沟里教书。

 

      “经历特殊，梦想艰难，认得一些字，却没有用处。”吕翼说很小的时候，他就喜欢看书。“读师范时，有机会看了更多的书，接触面就更广，得到班主任杨旭春更多的帮助和指点，他的语文水平名噪多年。再后来，认识了夏天敏先生，常追随左右，鞍前马后，受益匪浅。师范二年级时，偶然挥就一篇小小说《得到的和失去的》，在《昭通日报》副刊发表。得稿费四元，在食堂请一位姓邓的同学吃了一份肉，看了一场电影。一九九三年，写过一个小说《角色》，寄给《滇池》，一九九六年第六期得予发表。那一年，我调到原昭通市委办公室当秘书，此后四年半时间几乎没有写成东西。但机关工作，让我体会颇多，为后来的《割不断的苦藤》等积累了必须的素材。

 

     “昭通历史久远，文风颇盛，写作者如群峰叠出。他们对文学无比衷爱，在很多不可想象的艰苦环境里还依然坚持创作。跟他们比，我的渺小、狭隘和肤浅就暴露无余。如果可能，就用一生来写一本自己心目中的昭通之书，一部有关昭通的迷茫、困惑和坚韧之书。”吕翼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