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婺古郡武定县，自古便有“省会之藩篱，滇西之右臂”的美誉，元朝时期，罗婺部雄踞滇西三十七部之首，实力威慑四方，声名播及中原。层峦叠嶂的群山阻隔了悠远的历史岁月，相对偏僻的地域孕育了富足多姿的文化形态，淳朴的民风民俗造就了以彝、苗、回等为少数民族主体文化的多元共生景观。文脉武定，山水文章，苍凉旷远的罗婺故土育化出一代代才情卓异的文人墨客，新时期以来，一批武定籍少数民族作家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茁壮成长，他们中，以彝族作家米切若张（张永祥）、李学智、卡罗（张付有）、杨继渊、杨春华、杨会香，苗族作家王胜华等为代表。进入新世纪的十年中，这批以“60后”为主体的新生代作家显示出旺盛的创作激情，出版了长篇小说、散文集、诗集数十部，向滇中文坛发出自己雄健的声音。他们身上既继承了母族血统里朴实坚贞的精髓，又有着与山里人有别的开阔眼界，他们渴望飞出山外，当梦想实现之后却又以雄鹰反哺的眷恋来久久凝望这片深情的故土，眸子里透视出依依的不舍与痴迷……
一、亲情：散文写作的伦理核心
米切若张是这个群体中的重要一员，他以诗歌为文学起步，诗作《山妹子》曾获过一个全国性的征文奖项。在诗歌写作渐入佳境之时，他突然华丽转身进入散文领域，将审美的触角紧紧扎进山村的土壤，回观自己三十余年来所经历的那些感动心灵的人与事，创作出一系列书写师友亲人的散文。这些作品收录在曾获得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的《情感高原》中。亲情是作家心灵深处最柔软的部分，米切若张在《倚门的母亲》中，记叙了勤劳朴实的母亲从小出身贫寒，长大后嫁给“老实、善良，但是懦弱”的父亲，肩负着操持家业的重担，不幸得了一身的痨病，晚年“天天在药瓶药罐中苟延残喘”，还得整日照料着因车祸而导致神智失常的丈夫。《羊倌父亲》、《父亲的烟缘》和《父亲的毡帽》是他的“父亲三部曲”，将父亲的命运遭际、善良品格，懦弱却不乏坚韧、身处逆境却不失乐观的性格特征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这些散文不追求技巧性，任由情感自然地流泻，读者在满怀敬意的阅读中，为他的悲辛身世感叹唏嘘，亦为其笔下父母亲的高尚人格而感动。同样是写人物的散文，在《故乡人物素描》、《亦兄亦友师生情》、《初识李乔》、《李世忠阿啵》等篇章中，作者回顾了他生命旅程中那些给予他重要影响的师友，他们大多平凡，但都默默闪现着人性的光泽，在与其进行深层心灵对话的过程中，努力地表达了他的谦卑和报恩的渴望。
米切若张是罗婺彝山养育的儿子，站在生活的底层，他为小人物的欢乐而欢乐，为他们的悲伤而悲伤，从书写故乡的系列人物散文来看，他一直坚持传递着来自民间的声音，他或许无意为故乡人物树碑立传以求千秋扬名，只是默默地记叙他们的点滴经历。这些散文普遍没有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只是平凡地叙述作家所走过的人生历程，但是作者的情感太炽热了，沉潜于民间的人性美在他易于触动喷发的文思中，化为涌动的激情和滚烫的文字喷薄而出，情感如狂涛巨澜裹挟着读者，让人倍受感染。“情感高原”隐喻着两层含义：红土高原上的男子面对故土母族的深情吟赞；如高原般沉雄深厚的情感散发着濡染经久的力量。
二、地域：散文精神的文化符码
随着阅历的渐增，米切若张把视野投向了更为宽广的领域，集中精力创作出版了几部地域文化长卷散文。如果我们把眼光投放到当代文坛，不难发现，历史文化散文已成为文坛上声势浩大的写作潮流，作家们普遍采用向后看的审美视角，力图在对旧人物、旧文化的追缅中建构自己气势磅礴的话语梦想。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散文创作曾一度淹没在这种文体的洪流之中，然而在众语喧哗之后沉静下来仔细观察，却发现能经得起惊涛拍岸而屹立于江心的高峰巨石实在是寥寥无几。此种文体不成功的原因之一，便是作家在处理材料的时候失去了基本的评判能力，在精神触角无法到达的地方往往求助于史料的堆砌，这样，本该属于作品背景的材料经由作者的转述反而成了作品的主体。散文中不乏悲天悯人的作态，不乏豪言壮语的空洞，不乏动辄潸然泪下的作秀，在大而无当的陈辞滥调背后，唯一缺乏的恰恰是作者那颗敏感而真切的心。
应该说，米切若张的地域文化散文写作刚开始就对上述缺憾怀着清醒的警惕。以《天谴狮蹲留宝地》为例，这部解读武定狮子山及罗婺文化的文化散文专著，以狮子山传统的古八景为线索，层层铺展、循序渐进，透视出这座“西南第一山”丰富的文化内涵。在对狮子山标志性建筑正续禅寺由来的考证，对其宗教源流的探析，和对民间传说中曾隐逸于此数十年的明朝建文皇帝略带历史玄想的追思中，可看出他驾驭材料的功力。面对浩如烟海的正史、野史和民间传说资料，米切若张并未表现出手足无措的困窘，而是以思辨的理性精神切入砖块般的典籍之中，孜孜矻矻，爬剔梳证，透过重重烟云迷雾理清历史发展的源头和脉络，凸现了文化散文的创造性品格。《三潭日月》和《雾里阳光》是米切若张的另外两部长卷散文，延续着他一贯的写作精神。他既重视资料考证的基础性作用，又强调田野考察的重要性，对写作中涉及到的历史、传说、民俗等文化知识，总是不厌其烦地翻阅大量典籍，力求不出现文化的“硬伤”，同时，痴情地投身于山水怀抱之间，尽情张扬审美的想象力。在书中，米切若张面对历史的姿态是平视的，尽管他会情不自禁地为笔下的历史而激动，为那些或已逝去或仍健在的人物而感怀，但对他们的评判与臧否，总是建基于基本的史实之上，由此抒发的文学想象，真正折射出作家的主体人格和意志，避免了落入公共话语模式的窠臼。
《秘境高峰》的副标题是“走近挥刀斩魔的彝族部落”，从该书“后记”中得知，作者写作此书的机缘是意外的，过程是仓促的，他对禄丰县的高峰乡并不像对衣袍之地的武定狮子山那么熟稔。为写好此书，他依旧在为占有丰澹的资料而苦下工夫，依旧用勤奋的双腿去丈量那块神奇美丽的高原，感受从深处源源传来的地气。然而尽管他以满腔的赤诚去拥抱山水、亲吻土地，却很难产生家园眷恋的共鸣。在这本书中，穿插进了许多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和民俗学方面的资料，乍一看，内容宏富，包罗万象，给人眼花缭乱之感，散文语言却出现了令人遗憾的板滞。或许是作者对收藏的资料太爱惜了，不忍舍弃，选择中难免有所偏狭，或许这并非出自作者本意，而是为了符合此套丛书的写作体例，增强所谓的学术性与资料性。但散文毕竟是散文，如果附着的非文学因素过多的话，容易失去空灵隽永的诗意，对其本身也是一种戕害。尤其对于米切若张这样一位已逐渐走向成熟大气、风格独标的作家来说，如何在作品中张扬生命的理想，贯注自由奔放的散文精神，显得尤为重要。
三、家园：永难离弃的故土意识
许多作家终其一生写得最好的作品，灵感往往来源于那块生于斯长于斯的“邮票”般大小的故土家园。在米切若张的散文中，以民族风情、地域色彩为主要着墨点的创作占据较大比重，狮子山脚下的故乡“恕德村”是他喷涌不竭的灵感之源。《我的故土 我的母族》在《边疆文学》作为“新世纪力作”推出后，在文坛引起广泛影响，此文“以一种文化人类学的视点重新关照、审视自己的民族、自己的衣袍之地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的过程，并以人文精神关注民族现实的生存状态。由于视角的高度使朴素真切的文字显得凝练而有张力，显示出文化散文应有的分量。”在这篇作品中，他显示出了一位彝族先知先觉者的悲悯和沉重，他竭力讴歌故乡人情的至纯至善，同时也为母族中的某些蒙昧因子而痛心疾首。这份家园意识，在《腾冲国殇墓园哀思》中上升成为一种民族情感和爱国情怀：“放轻放慢沉重的脚步，在甬道，我已是一名哭干眼泪的孝子。沉痛的心灵，为为国捐躯的两万名先烈三跪九叩，痛绝难当举步无力；在甬道，我又是一名热血赍张的七尺男儿，杀父之仇辱族之恨涌上心头！意念中，拾起先人的战刀，踏着先烈的血迹，血与肉的拼搏场上，也许我会如先烈一样倒下，长眠在这里。”铮铮民族魂、拳拳爱国心跃然纸上，读之不禁心潮汹涌、荡气回肠。在他的所有散文中，无论是引亢高歌还是浅吟清唱，力透纸背的情感都犹如洪涛巨流，让你切实感受到深埋其间那博大、崇高、壮美的人民性。
少数民族作家在其文学起步之初，大都接受了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这种知识营养的吮吸也许是无意识的，在对民族舞蹈、音乐、祭祀等活动的观赏与参与中得到耳濡目染。传承民族文化的地点也不拘囿于学堂，火塘边、场地上，只要民间文学和民族风俗所能延伸的地方，便是认知民族传统心理和历史文化的场所。米切若张的知识谱系得益于汉民族典籍文化与彝族民间文学的双重浸染，他虽然不曾接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但在四十余年的人生历程中，他痴情阅读，沉潜涵咏于典籍之中，以勤奋弥补人生的缺陷。同时他又是一位善于在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的作家，早年在基层的武定县文化馆任职时，就积极搜集整理民间文学三大集成（民间故事集成、民间歌谣集成和民间谚语集成）以丰富自己的文学感受。成为文学刊物编辑以后，他仍然不断地拓展着阅读的空间，有意给自己施加阅读的深度和难度，而且写出多篇民俗学方面的论文发表于学术刊物，使创作向着学者化的方向发展。无论为人还是为文，他都从不掩饰自己的民族标识，他说“我从小生长在乌蒙山区贫穷、落后的地理历史环境里，直接品尝了我们民族的淳朴善良和愚昧落后，血液里灌注了民族的苦难、源远流长的民族传统文化和保守封闭的历史积淀，使我的民族情感发育成爱恨杂糅的复合体”，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及使命感。
作为一名有着自觉文体意识的作家，米切若张很爱惜自己的笔墨。除去早期作品文字稍显不够精炼导致情感表达蕴藉不足外，近年来的创作无论谋篇布局还是炼字炼句都力求精进，少有赝品。在主创散文作品的同时，他不忘记诗歌写作，以追求诗艺来达到修炼散文语言的目的。同时，他还尝试着长篇小说的创作，这种多类型交叉的写作姿态值得赞许。尽管他的散文尚存或多或少的不足，但从近年来发表的单篇作品看，他一直在做着丰富自己，超越自己的努力，并且一直在沉静地读书思考、酝酿情感、经营构思、积蓄喷薄的力量。由原来的山乡视角投注向更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空间，包括对正史、野史和民间文学的读解，多种元素的有机融合，必使其作品呈现出更大的精神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