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是一个诗的民族，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彝族汉语诗歌作为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部分，有着自己独立存在的价值体系和美学空间。据不完全统计，仅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来，云、贵、川的彝族诗人群就出版了约160余部诗集，其中四川吉狄马加的《初恋的歌》、《一个彝人的梦想》、《吉狄马加诗选》、阿库乌雾的《走出巫界》、《密西西比河的倾诉》、倮伍阿且《大自然与我们》、吉木狼格《静悄悄的左轮》、海讯《海天密语》，丁长河的《红红的雪》，云南李骞的《彝王》、李智虹的《云南高原的手势和嗓门》、赵振王的《公仆本色》、普驰达岭的《临水的翅膀》、阿卓务林的《耳朵里的天堂》，贵州禄琴的《面向阳光》、鲁弘阿立的《月琴上的火焰》等诗集，在文坛上都有着一定影响。还有最近几年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的新人新作，及那些散见于全国各报刊数以千计而尚未结集出版的作品，同样闪耀着诗的美学光彩与独特价值。我认为，当代中国彝族汉语诗歌，作为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文学的一个特殊文化现象，是应该给予关注，也应该得到公正的评价的时候了。
新时期中国彝族汉语诗歌和当下文学被边缘化的情势有所不同。由于彝族是个诗的民族，加之彝族诗人们的生活阅历，审美情感不同，他们的诗虽然在社会转型时期难免也受到各种思潮的冲击，却不但不失去各自独特的光芒，相反，独特的地域，独特的民族，独特的文化，独特的思潮，独特的视角，在独特的历史时期所涌现出来的丰富而宏大的诗歌景观，更令当今萎靡不振的中国诗坛增添了不少亮色。本文不准备对新时期中国彝族诗集或诗作进行精密的评价，只根据彝族汉语诗歌的现象本身，大体划分出几个阶段，简单地进行梳理，以期引起专家，学者及同行更多的注目与评价。
一、考古与发现——新时期彝族汉语诗歌的历史文化背景
彝族是个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的一个民族，考古研究表明，彝族先民在史前已创造了以彝文为标志的灿烂文明。考古发现了9000——8200年前的古彝文，在长江中上游乃至辐射到黄河流域都有古彝文的考古发现。在中原夏商之际，彝（夷）系统民族已在长江中上游独立存在，并逐步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创造了独自的文化体系，彝族先民以西南这片广袤、富饶、峻拔的山地为历史舞台，在同自然与社会的生存抗争中创造了自己的辉煌文明和文明史，并逐步扮演起长江文明初始剧的主角，继而形成以古滇国、古蜀国、古夜郎国和楚国等长江中上游“四大文明古国”为雄厚根基的长江文明主体民族，其文明光芒辐射到了中外。直至秦汉后彝族文明才日渐衰落，而文明的余晖至今仍有余存。
考古还发现，古彝文早于世界上的任何一种古文字，而且是迄今为止唯一还鲜活着的文字，彝经“猴变人”的进化论早于达尔文上千年。彝族大多居住在大西南云贵高原西部及青藏高原东南边缘的大凉山、乌蒙山、哀牢山等山脉一带和金沙江、元江、南盘山、雅砻江，大渡河和红河等沿岸。勤劳朴实、善良坚强的彝族人民世代在这里繁衍生息，发明创造了独树一帜的语言文字，用诗谱写了族群记忆辉煌壮丽的历史篇章。
考察当今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没有哪个民族能像彝族一样什么东西都用经文（诗歌）的形式记录着自己的生产、生活、迁徙和族群发展脉络的，可见诗歌这一形式对于表现彝族人的思想情感交流等方面的重要性，及其在彝族人民心目中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在广大的彝族民间，我们随便回眸一下彝族的历史，你就不难发现被誉为彝族百科经典的《勒俄特依》，伦理教育经典的《玛木特依》、宗教哲学经典的《尼木特依》、英雄神话史诗《支格阿鲁王》、充满机趣、幽默、智慧和哲思的《克哲尔比》、叙事长诗《阿诗玛》、抒情长诗《妈妈的女儿》等等，如此卷帙浩繁的经史典籍无一不是以诗写下的。不仅如此，关于彝族诗歌早在南北朝时期，彝族大学者举奢哲与阿买妮，就创建了彝族自成体系的诗学理论，提出了“诗骨论”。因此，彝族民间有“不学诗，无以言”之说。由此可见，彝族是个诗的民族，彝族的历史是完全用诗写下的，这一点都不为过。
古代彝族诗歌，在诗歌格律方面讲究押韵，压调，谐声，扣，连，对等，特别是扣，是其他民族的诗学中所没有而只有彝族文艺理论和诗歌创作实践才有的；在诗学范畴方面，彝族诗歌独具一格地提出了主、骨、题、根、影、魂、风、味等等独特的诗学理论，而这些诗学理论中的根、主、骨等理论范畴更是其他民族的文艺理论中所没有的。因此，考古还发现，彝族诗歌的历史背景是源远流长的，也是有着其特殊的人文、地理和文化根脉可寻的，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和文学宝库中辉煌灿烂的一朵奇葩之一。
二、回归与重构——新时期彝族汉语诗歌的发端和崛起
新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彝族汉语诗歌起于吉狄马加，吉狄马加的诗歌一开始就自觉地在地域和文学的边缘地带，坚持用诗歌传达民族文化的内涵，坚持关注人类的环境，坚持关注生命的存在，并且成功地运用彝族汉语诗歌的新的表达方式，准确地表现出彝族汉语诗人出生地域的独具特色，所以他开始写诗之初，就用诗的艺术形式，反复咏唱生养他的这块古老土地。不过，诗人一开始就卓尔不群地意识到，长久停顿在对故土的表达，诗歌的创作风格就会越来越窄。所以，吉狄马加刚步入诗坛就高瞻远瞩地提出：“诗人是人类最后的良知与道德底线”，并自然而然地回归与重构了新时期彝族汉语诗歌的价值取向，响亮而极其特殊地抒写出了“我是彝人”的根性力作，由于他的诗歌精神内核的回归与外在表现方式的重构，加之，他在彝族文化与主流文化，乃至于世界文化之间存在着深深的“壑沟”时，恰到好处地脱颖而出，他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彝族文化与主流文化，甚至是彝族文化与世界文化这一文化壑沟上里程碑式的一座桥梁，一座让封闭了千万年的彝人以他的诗歌方式与世界进行前所未有的沟通的桥梁。在这一点上，吉狄马加的价值与作用至今都是无人能够匹敌的。继而阿库乌雾、李骞、禄琴等自觉地运用汉语来进行诗歌创作，激起了彝族汉语诗歌创作的千层浪花，在彝族汉语诗歌的发端与崛起这一时期，他们都在自己不同的位置以风格迥异的作品，为彝族汉语诗歌的发展与崛起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阿库乌雾用彝汉双语进行创作，不仅成绩蜚然，而且还开了新时期彝族彝汉双语诗歌创作之先河，可谓卓尔不群，影响深远。李骞以独特的彝山地理为写作背景，以彝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为诗歌艺术的表现契机，展示个人诗歌话语的新天地。其坚韧、本真的生命写作行为，使他的彝族汉语诗歌一开始就呈现出诗意盎然的生命活力。还有禄琴等一批彝族女诗人的出现，单从彝族文学发展的角度而言，她们的出现和对写作活动的参与，其价值和意义都是深远的。它标志着彝族女性第一次拥有独立发言的权利，用文字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和态度。她们在民族文化熏陶下形成的独特思维方式，和女性特有的纤细、温婉的情怀，使她们的作品充满特殊韵味，也为中国当代文坛增添了新的审美内容。
除此，新时期的彝族汉语诗人们经历了诗歌内在精神的回归与外在表现方式的重构之后，正如王兰香所说：开始更多地寻求更宽阔的诗歌创作之路，力图“用诗来探索宇宙，解释自然，破译人生，以期达到诗歌内在涵义的宽阔和厚度”。年轻的彝族汉语诗人们有意识地偏离自己熟悉的环境，去重新定位诗歌的源流，这是现代主义诗歌实验精神的一次顿悟。他们背离自己赖以生存的地域，从生存的空间突围出去，这完全是出自于对生存悖论的深刻体验。故乡的风土人情是他们诗歌创作的原始资源，但是故乡之外的大千世界又是他们取之不尽的生活素材。于是他们走出彝山，走进喧嚣嘈杂的现代社会。像云南的王红彬关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如《等待敲门》描述了个人命运的幻觉和焦虑；李骞则以长诗《圣母》、《创世纪》、《彝王》表达一种诗歌的“新神话主义”；李阳喜倾向描绘现代人的心理结构；柏叶关注尘世中芸芸众生的情爱世界；李毕通过诗来表现人生的艰难；萧从斌思考的则是生命与自然的对立与和谐；米切若张的诗歌有“土”的民族文化韵味，同时也散发着现代诗艺的多种气息；赵振王关注生命本质的提升，诉说军营生活的快乐；李果用心灵与土地对话，表达乡村大地上的民生疾苦。还有攀枝花沙马，这匹彝族汉语诗歌创作中不声不响地杀出的“黑马”，他诗歌的山地气质，原汁原味的淳朴风味，以及对传统的坚守与独立大胆的探索等等。对于这批年轻的当代彝族汉语诗人而言，他们出生的地域环境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方式，是他们初学写诗时的最佳表现客体。但是，对自己熟悉环境的认同，并没有束缚他们诗歌的创作思路向现代思潮靠近，他们在咏唱传统古老歌谣的同时，其诗歌的美学指向，仍然朝着开放的现代主义迈进。就创作而言，虽然他们的生活经历不同，写作风格各异，或传统，或现代，或温婉，或雄浑，但他们都用自己的歌唱，表达了一个古老民族在这样一个急剧变动的历史时期跳动的脉搏，他们的焦虑，他们的期待，他们的迷惑和他们的更生。再从新时期彝族汉语诗人和作品本身而言，我们只要稍加留意就不难看出，相对于云南、贵州较为松散的彝族汉语诗人群，凉山彝族汉语诗人群的数量和实力都明显处于强势，这不仅仅是因为吉狄马加、阿库乌雾等人的出现，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凉山彝族汉语诗歌不仅有一批优秀的诗人，而且有不少极有分量的诗歌作品支撑。这批诗人和作品的出现，不仅给当今日渐凋零的中国诗坛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而且从自身产生的历史背景、内部结构和发展潜力上看，一开始就强盛得不可思议，自信得不可思议，质朴流畅得不可思议，别具特色得不可思议，后劲十足得不可思议。这已成为新时期中国诗坛不可忽视，也无法忽视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尤其值得我们留意的是新时期中国诗坛出现的一批又一批彝族汉语诗歌优秀诗人及作品的不断涌现，都无一不约而同地把思索与笔触聚焦于世纪之交彝族历史文化背景，伦理道德思想的追问、审查与体悟上，反映了我国彝族汉语诗歌审美文化活动的一种新指向：即叩问杂乱的现实，呼唤回归祖先本真的纯粹，肯定人伦亲情的真实，弘扬人文精神的魅力，努力重构彝族汉语诗歌精神领域的新版图，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历史使命与现实意义中。这就更不得不令人深思，而应该引起中国诗坛的关注了。
大凡人世间的事物都先有品质，再有品格，然后才能谈得上品味。
彝族历史文化背景制约影响着新时期中国彝族汉语诗歌艺术，新时期彝族汉语诗歌艺术又反作用于彝族历史文化背景。同其它艺术一样，新时期彝族汉语诗歌也根植于特定的社会语境之中，真正优秀的诗歌文本往往是时代社会生活的折射与预示，其艺术的活力感与审美价值深寓于诗歌本身与现实社会的互动与对话中。新时期中国彝族汉语诗歌精神，作为在强势文化与市场经济双重冲击下的艺术，初露出了当今中国文坛上罕有的活力与潜力。
新时期彝族汉语诗歌发端与崛起以来，吉狄马加、阿库乌雾、李骞、禄琴、倮伍拉且、沙马、巴莫曲布嫫等一批诗人及作品，从各自不同的精神层面都透出他们傲骨铮铮的“诗根诗骨”，也在万事浮于面上的这个时代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了他们精神回归的渴望与追思，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一开始，就站在时代潮流的前沿极其清醒地完成了自己诗歌精神的自我回归、救赎和重构。新时期彝族汉语诗歌和诗人的发端与崛起，实际上只是中国诗歌史上一个实力雄厚的个例。但他们在民族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探索上，已取得一些令人瞩目的成绩，在世界边缘民族日益稀少，边缘文化日夜消融，甚至灭亡的今天，他们的这种作为和意义之非凡，已难免沉沉地敲响了我们这个世纪上空的这口巨钟，成为中国现代文化与现代诗歌史上，乃至于世界的一个壮举与奇迹。
三、理想与荒芜——新时期彝族汉语诗歌遭遇的漠视和冷遇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利益的日益分化和社会的急剧变迁，社会纠纷大量涌现，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在社会控制机制相对削弱和社会管理体制严重滞后的情况下，人心浮动，精神空虚，道德沦陷，信仰丧失，理想荒芜等等，这一系列问题已经成了我们这一代人正在面临和必须面对的诸多严峻问题。
在人类社会普遍存在苦闷、孤独、抑郁、烦躁、多疑、健忘，甚至幻觉和厌世的今天，无论世态怎么炎凉，无论我们看破了什么，淡漠了什么，作为一种理想的崇高，一种空想的虔诚，在我们体内的某处，或社会的某个角落，始终在着，并且牢牢地被坚守着。这个始终被牢牢守着的东西，就是新时期彝族汉语诗歌的理想，也正是这种理想，促使新时期的彝族汉语诗歌在文学越来越边缘化的当今世界，更加显现出其强盛的生命力，而涌现出那么多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优秀诗人和作品的一个关键原因。
新时期的彝族汉语诗歌的崛起，从时间上看，始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而迅速发展和大批新人新作的大量涌现是最近几年的事。最近几年极具影响的彝族诗人有李智红、海讯、普驰达岭、阿卓务林、丁长河、赵振王、米切若张等。李智红被称为“云南红土高原的文学骑士”，其诗韵味悠长，意象简约，思想厚重，富有浓郁的红土高原气息与强烈的时代特色，代表作有散文诗集《云南高原的手势和嗓门》、诗集《永远的温柔》等。海讯早年在部队上就被誉为“文坛奇才”，出版散文诗集《海天密语》后，更有中国散文诗坛“南海讯北灵焚”之誉。其散文诗文字简约立体，意象奇峻诡异，语境大气磅礴，内容充满哲理，大多揭示人类生存的乐观、豁达、旷远的际遇，展示出一幅幅极其深邃辽阔而博大的心灵画卷：沉着、豪迈、坚定、辽阔、超脱、奇绝、至真至纯之情至善；尤其是他写彝人的部分，最近在国外引起极大的反响，美国的《国际日报》、菲律宾的《商报》、《世界日报》和泰国的《世界日报》等报刊相继不惜用二分之一的极大版面配作者简介和照片隆重推出他的散文诗组章，有专家评价称“海讯散文诗正带着他的彝人精神不断地走向世界”。普驰达岭，根盘在南高原的高空，叶展在四季飞花的春城，果结在皇城根下的首都，是这一时期最为活跃的一只彝家神鹰。他的诗集《临水的翅膀》以深沉忧伤的隐喻，雄健饱满的笔调，唱出了新一代彝人心中的痛与快。阿卓务林的诗，在继承民间传统的基础上，抒情意味浓，读后又有浑厚感；并从“小我”天地中走出来关注他人的生存状态，使诗人和读者的视野更加开阔；从文化的源头寻找诗意，让作品有了厚重感；除此之外，诗人注重语言的超越，力求进入一个奇异的意境领域，故，我在前几年评论他的诗歌时，就高度地定位“矗立山顶的鹰不飞也高”——海讯。丁长河一个饱读诗书的资深编辑、记者，通晓经卷的彝族酋长，他光光的头颅上没有几根杂草，但永远地栖居着无数智者的神灵与魂魄。他的诗似毕摩的经卷，苏尼的吟诵，多数有神灵的诡异色彩，但曲经通幽处无一不是一片广阔的思想天地，茂密的知识林子，淙淙的智慧甘泉。诗集《红红的雪》里，一个个灵动的文字在那里闪着奇异的光芒，等待神来临的仪式。赵振王的诗无论反映丰富多彩的军营生活，再现军人的奕奕风采；反映滇西大地壮怀激烈的历史，讴歌先烈的丰功伟绩；歌唱生养自己的红土高原，描绘彩云之南的灵秀风光和民俗；在行走中捕捉瞬间的美丽，表现对人生对生活的感悟等，大多直抒胸意，情真意切，没有世俗杂念，读罢令人痛快淋漓。米切若张的诗，意象开阔，想象丰富，具有强烈的边缘民族忧患意识和穿透力。
还有一大批早年就一直活跃在当今中国彝族汉语诗坛和近几年涌现出来，且有一部或多部著作问世的就有霁虹、鲁弘阿立、程韵、木帕古体、晓夫、倮伍沐嘎、马德清、阿苏越尔、琼梦石加、普驰达岭、英布草心、羿子·伊萨、鲁娟、杨佳富、吉狄兆林、发星、阿洛可斯夫基、阿索拉毅、巴莫曲布嫫、李阿芝、俄尼木莎斯加、沙辉、吉狄吉万、吉布鹰升、阿克鸠射、孙子兵、王明贵、柏叶、米切若张、施袁喜、师立新、李果、黄光平、崔篱、李阳喜、李运华、李志恒、刘存荣、杨继渊、、张寒、张昆华、周祖平、龙天尧、绍春生、吉洛打则、的惹木呷、麦吉作体、曲木伍合、蒋志聪、吉克·布、俄狄小丰、鲁子元布、贝史根尔、阿黑约夫、罗剑平等等。这些人对生命与生活的热爱，艺术、理想的执着追求，以及对新时期中国彝族汉语诗歌的卓越贡献都是显而易见的，更是不同寻常的。
美国弗朗西斯·福山的《社会资本》中有一句名言“文化是制度之母”。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民族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身处边缘地带的彝族汉语诗人们在外来文化和外族文化大量汹涌般的影响与冲击下，他们的坚守与努力就显得尤为可贵，他们作为敏感地站在时代前沿的诗人，一方面自觉或不自觉地学习、借鉴、交流、传播着文化，而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可避免地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和不可抵挡的外来文化、外族文化的强烈冲击下正经历着这样那样的疼痛，他们的前所未有的热情与理想也遭遇着各种各样的冷遇和漠视，但他们都是一些自觉地传承和弘扬着自己民族文化独特个性的先驱，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又都是些文化的自觉者，道德与良知的自我救赎者，是民族文化的瑰宝，理应受到公正的评价，更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但现实的实际情况是经济过热，文化过冷，甚至，强势的外来文化和外族文化将弱势的边缘文化碰撞得体无完肤，彝族汉语诗歌虽然发展势头强劲，却彻底地被冷落，而完全处于自冷自热的荒漠化状态。这不光是边缘地带彝族汉语诗歌的悲哀，也是整个人类文化的悲哀。
四、热闹与落寞——新时期彝族汉语诗歌民刊的探索和处境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全国各地层出不穷地涌现了一批又一批致力于民间诗歌民刊的辛勤工作者，这些人为了促进中国当代诗歌的全面发展，历尽千辛万苦，投入全部精力，不惜甘冒各种风险，积极地投身于民间诗歌民刊创办事业中，用自己的才华、智慧、心血创办出数以千计有一定的影响和质量的民间诗歌民刊，为后人留下了一部部精彩的中国民间诗歌民刊史，这就是新时期中国诗歌民刊的雏形。
新时期中国诗歌民刊的出现，毫无疑问，是时代的产物。中国当下的诗歌民刊，有人称道是诗歌的繁荣，是文艺的百花齐放；有人慨叹为杂乱无序，拥挤不堪，散兵游勇，难成大器；也有人冷眼漠视，甚至不屑一顾，认为充其量是自娱自乐。同中国当下诗歌民刊的状态一样，新时期中国彝族汉语诗歌民刊的处境也看似热闹的背后却有着几多的落寞，看似夜夜笙歌，时有狂欢的背后，有着无尽的酸楚与尴尬。关于这一点，我们不说全国林林总总，多如牛毛的各种民刊，光从凉山发星主编的《独立》《彝风》和阿索拉毅主编的《此岸》两份民刊上，就足以一孔窥全豹。
首先凉山彝族汉语诗歌民刊的殷实业绩是值得肯定的，但回望它的生命来路却又伴随着几多坎坷与酸涩。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从边缘出发的彝族汉语诗歌，经历无数次的拼搏厮杀，至今仍没有完全接近中心，获得统领诗坛主潮的风骚和殊荣，并且在生存方式上还远远没有摆脱和主流文化相对的边缘文学所特有的亚文化特征，依旧在文化的边缘呐喊着、抗争着，这种地位和让所有公众认可还存在着很长一段距离。当然，彝族汉语诗歌民刊如同其它有影响的众多民刊一样，有着它存在的价值意义和超前观念，但这种价值意义和超前观念的存在仿佛是种先在的命运逻辑，一切有价值意义和超前观念的东西总是和孤独结伴而行，他们要么承受先驱成功的辉煌，要么品尝冒险彻底的失败。彝族汉语诗歌民刊似乎不管这一切，他们一直以簇新思想和开拓精神活跃在当今的亚文化领域，既不以悖论式地蜷曲于文化边缘一角；也不怕受到某些程序控制、选择、组织和重新分配的尴尬，反而在当今诗歌产量很多却倍受冷落和发表渠道十分狭窄的残酷现实中，大有蓬蓬勃勃地自个儿生长着的势头。
由于中国政体、历史、文化和现实的特殊性，中国民刊的历史可谓悠长，而目前中国民刊的数量更是数不胜数，但说到新时期中国彝族汉语诗歌民刊，我们就不能不再次提及两份民刊和两个人，这两个人及两份民刊便是发星主编的《独立》和阿索拉毅主编的《此岸》。我们姑且不论这两份民刊的作用大小，也不谈它以后的命运如何？至少它在极其艰难的处境里和生存竞争的夹缝中所作出的抗争与自我救赎精神，在当今是极有现实意义的。
当今中国，由于诗歌生命力的旺盛，民间诗歌产量的繁多而且庞大，加之，官方刊物靠国家拨款，他们还处在计划经济和垄断中享有特权，有传言个别编辑互相发稿，甚至大有诗权、诗钱交易的现象存在，这使得官方刊物的声誉和口碑日益下降，但能够提供发表的渠道又非常狭窄，且因官方编辑大多老愚迟钝，难于接受新锐观点，很多最好的诗歌在官方刊物很难发出来，可在民刊中却得到重点推荐。在现行的审核制度下，官刊发出来的一般都是二、三流的诗歌，真正的好诗却在民间。所以早在七十年代民间的诗歌民刊一出现就大有“后来居上的势头了。
新时期中国彝族汉语诗歌民刊，地处边缘的边缘更是在不得已的前提下产生的，它的出现，无可非议地给广大民间诗歌爱好者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空间和相互沟通、交流、学习的平台，满足了各种需求，但它毕竟是内刊，影响面小，发行渠道窄，还有好多外在和客观上的束缚，有些太尖锐太偏激，甚至没有多少分量的作品和不成熟的作品，可谓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所以，因我看来，众多民刊的出现，实际上是顺应民心对官方刊物不足的一种弥补。
这几年，我冷静地观看了一下很多民刊和我们凉山的《独立》与《此岸》他们都有许多可取之处，却也有着不少显而易见的问题。比如民刊有很多灵活性、新锐性、尖锐性、独特性、趣味性、互动性和大众性等等。但民刊都因缺少资金、主编者和写作者水平参差不齐，甚至，有些民刊的主编因自己文化功底薄弱只能迎合低层次的写作者和读者，有些民刊又故弄玄虚，哗众取宠等诸多方面的局限，一直处于被歧视、冷落的尴尬处境，虽然，这种处境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观念的改变，而在逐步地改变，但这种改变毕竟是悄然的，缓慢的。就发星和阿索拉毅主编的《独立》与《此岸》而言，由于他们的无私奉献和不懈努力下，他们不断地关注社会底层和底层人们的生活空间，以自己默默的坚持写作与独立思索意识，鼓舞和感染尚未成名的底层文学爱好者，着实培养了不少新人，也为高雅的文学植根广阔无垠的民间作了功不可没的尝试与探索。但我始终固执地认为：中国人向来爱吵闹，而在当今世界，彝族本来就已经成为了一个特有的符号，不管为了标新立异还是别的什么，不必刻意打出什么“黑族”、“诺族”或这样那样的“流派”、“运动”之类，甚至是“蛮夷”、“夷蛮”等随意偷换概念的东西，是金子永远都不会变成石头，而是石头就绝不可能孵出小鸡，那些浮于面上的东西，不管它的演技有多高，大不了就是个故技重演，却没有出新，也并未出奇。再说，发星和阿索拉毅都是两位有思想、有见地，有理想、有毅力的人，大可不必人云亦云。当然，我提出自己粗浅的看法，他们执意非要如此不可，那也没啥什么不妥。试想，别说是彝族或一两份小小的民刊，就算将世界上最强大的任何一个民族放置在当今社会飞速发展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中，它都仅仅是一叶扁舟，更谁何堪一种称谓的对与错否？
不过，我断断续续地在写这篇综述时，我的脑海里始终萦绕着一个形象，一个不灭的形象，它便是：虎！一群长啸于山林的猛虎。它们曾经威震山林，但至今世界各地的虎，几乎都要灭绝了，这不是因为它们它们脆弱，相反是因为它们曾经太强大。彝族汉语诗歌无论从历史背景、文化渊源、发展现状等哪方面考察都与虎的处境大相径庭，这不是危言耸听，倒非常地令人心酸。不光我们凉山的两份民刊和广大的民刊写作者、读者如此，连全国的民刊写作者和读者也都这样，大多浮于面上，大有热情过余而底气不足，热衷喧嚣而缺少冷静，刻意追名逐利而难成大器者众，却真正深入底层，纵贯古今者少。我以为：在当今这个过于追求物质享乐的年代，我们既然选择了文学，那么，“自古文章千古事”，我们还是尽力多思考该取些什么，舍些什么？这才是关乎诗歌发展的，也是关乎自己成就大业的重要之事。至于哪个人怎么了，哪个刊如何了，甚至是某个流派又怎样了等等之类，我看，这不是哪个名人能说了算，也非哪群人吵了就能成的。任何东西都有其发展的自然与必然，我们不必杞人忧天。当下我们要做的是：“尽管我一向身无分文，他仍嘱托我要有男子汉的气概，因为一个缺乏诚实、果敢心灵的人，根本不值得尊敬。”一个人也许除了勤劳、节俭和诚实这些品格，并没有什么身外之财，但这些丝毫不妨碍他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成为一个大写的人。而发星和阿索拉毅等人在彝族汉语诗歌和民刊的开拓、探索与实践，大有“道格拉斯虽死犹荣，因为他的英名赢得了战斗”之势，同时，他们也在塑造着自己，这正是彝族汉语诗歌的光芒所在，更是作为人的精神之光芒所在。
十六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新教路德宗的奠基人，马丁·路德说：“一个国家的兴旺，并不在于国库之殷实，城堡之坚固，也不在于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教养公民之数量，在于具有良好教育、品格和开化的人们，这些是一国之真正厉害所在，是其主要的实力和真实的力量。”彝族汉语诗歌民刊及诗人们虽然身处这个时代，处境十分尴尬，也非常艰难，但他们毕竟是一些有品格的人，他们所从事的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因为，无论在他们的身上还是作品本身所展示出来的都是人性最美好的一面。我想，因势加以利导，适当予以关注，并给予一点支持，是可以“开化”一些人，也能利国利民的。毕竟“品格高尚的人是他们所属的那个社会的良心”——爱默生。而好的诗人恰恰是“社会最后的良知和道德底线”——吉狄马加。
五、优势与薄弱——彝族汉语诗歌及诗人群体全面展示的思考
彝族曾经辉煌过。彝族作为一个诗的民族，它的诗歌不仅过去曾经辉煌过，目前它的诗歌也虽然深处在边缘地带的边缘文化夹缝中，但它仍有“即便冲锋陷阵，他也仍然机智过人，光明磊落，从不在刀口留下心灵的污点”的豪情，况且，正如一首诗里所说，评判一民族不能根据它的版图大小，而只能根据它的民众：“民族的繁荣，是要让人民变得高尚，而不是树木的成长，只是让树木变得粗壮。”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虽然疆域辽阔往往是和伟大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一个民族的伟大，并不一定非疆域辽阔不可。国土辽阔，人口众多的民族，也可能毫无真正的伟大可言。以色列民族曾经是一个小民族，但是，他们却开创了多么伟大的生活，他们对人类命运所产生的影响多么巨大，多么深远！希腊也并不是个大国，阿提卡的人口比南部兰卡西尔郡的人口还要少。雅典的人口也远不如纽约人口众多，然而，希腊在艺术、文学、哲学和爱国主义等方面的成就令人叹为观止！同样，现如今的我们彝族更是个弱势民族，但是，我们的历史文化，我们的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爱国思想并不等于比任何一个民族逊色。
总而言之，通过阿索拉毅的努力，《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即将较全面地展示新时期彝族汉语诗歌及诗人群，它至少说明，在当今人们都深陷物质享受的泥潭里不能自拔而浑浑噩噩时，至少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身上，每个人身上，都有着相等的勇士精神，时间和命运使某些人变得脆弱，但那些真正的强者，必将上下求索，永不屈服”——丁尼生，这是十分令人慰藉的。不过，新时期彝族汉语诗歌及诗人群的集体亮相虽然显示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精神向度、维度与崇高追求，然而他们的水平、境界和层次仍然是深浅不一，有待提高的。特别是这次入选的不少新人的新作，有才气与才思的不少，但真正有深度、力度、厚度、高度的不多，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但我坚信，与完美一样，遗憾也无疑是来自上天的恩赐，然而它对一个诗人及作品磨练的影响远比完美要大得多。它磨练和美化诗人及作品的个性，教人以耐心和服从的精神，提升出最深邃和最高尚的思想。让我们还是切记德克的这几句诗吧：“地球上生活过的最优秀的人，必定是经历过大苦大难的人，他必定温顺、谦恭、耐心、谦逊而又心平气和，他才是地球上所生活过的第一位真正的绅士”。我们来到这个美丽的世界，并不一定都非要成为名人、伟人，但只要我们通过不懈的努力，拥有高尚的品格，深邃的思想，无限的希望，在为自己谋利益的同时也会为他人着想，那么，我们的生活就会充满欢乐，充满希望，我们的作品自然也就不会空洞，不会肤浅。
这才是当前我们大家都应该反复深深地思考的，对吧！
参考文献及书目：
1、王兰香《新时期以来的云南彝族现代诗歌》
2、张雪超《论新时期彝族凉山诗人群的汉诗创作》
3、发星《当代大凉山彝族现代诗群论》
4、阿索拉毅《中国彝族现代诗人档案》
5、安尚育《彝族诗歌创作的新发展》
6、蒋登科《民族精神：作为母体的参照——论吉狄马加的诗歌创作》
7、巴莫曲布嫫《彝族古代经籍诗学理论》
8、阿牛木支《丰富多彩的彝族当代诗歌》
9、黄玲《当代彝族女性写作的价值和意义》
10、海讯《源自灵魂的好诗——评阿卓雾林诗集《耳朵里的天堂》
11、《洪烛、古筝谈官方诗刊与民刊》
12、《中国民刊大扫描》
13、海讯《临水而立的一对灵翅——我所悦阅的普驰达岭及他的诗歌》
14、发星主编《独立》、《彝风》
15、阿索拉毅主编《此岸》
16、海讯《背叛·记忆·超越——论阿库乌雾的双语诗歌创作成就》
17、（英）塞缪尔·斯迈尔斯著，陈常燊、李智微译《品格的力量》
19、丁长河著《文学作品谁也不是谁的权威》
20、王昌富著《彝族古代文明史》
21、海讯著《海天密语》
22、方铁、何星亮主编《民族文化与全球化》
23、沙马拉毅主编《彝族文学概论》
24、海讯《跨越文化沟壑的一座桥梁——论吉狄马加的诗歌创作成就》
25、李骞《作家的艺术世界》
26、阿牛木支《中国当代彝族文学创作论》
27、梅辰《人文大家访谈录》
28、孙文涛《大地诗人采访计划——中国诗歌人类学样本资料系列》
29、洛克哈特著《司各特传》
30、范宏贵《全球化冲击下的民族文化仍有个性》
31、（美）塞缪尔·亨廷顿、（美）劳伦斯·哈里森主编，程克雄译《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
32、刘小枫《沉重的肉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