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彝族的打工诗歌是在怎样的时代语境中产生的呢？最近工作之中总是被这个问题所困扰，在互联网上百度一下也没有找到答案，询问多位诗朋好友还是没有得到满意的回答，所以，我鼓足勇气利用“道听途说”而来的一些资料，很自不量力地简单说说个人的基本看法和所思所想，还请各路“英雄好汉”原谅一回我的自以为是吧！

 

　　首先，我们得解读一下论题中的一些词组的概念：什么是“打工诗歌”？它又是怎么产生的呢？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深圳的杨宏海先生最先提出“打工文学”这个概念，“打工诗歌”这个概念最先出现在1998年9月由四川大凉山诗人发星主编的《独立》第2期设置的“打工诗歌”专栏上（发表张守刚打工诗歌12首），由此派生了“打工诗歌”这个称谓（引用于柳冬妩《在生存中写作：“打工诗歌”的当下精神际遇》一文）。笔者认为以打工题材的诗作都可以算作是“打工诗歌”，无论他（她）是不是打工者或“打工诗人”无所谓，因为诗歌和诗人都不该进行界定，也没有界定的必要；再则，“打工诗歌”和“打工诗人”之间并不产生必然的符号，只是两个关系密切的概念而已。因为诗歌写作者在书写过程中往往因所处环境和身份的转换或转变而形成不同风格的作品。那么，在新世纪，为什么会产生彝族打工诗歌呢？它又有哪些历史的必然性呢？其中的原因很多，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归纳和分析得出两点：彝族文化的内在原因和外界环境推动作用。具体可以通过以下几点进行论证：

 

　　一、彝族打工诗歌产生的直接原因——本族打工潮的出现。

 

　　新中国成立后，彝族聚居区原始的土司统治制度遭到消灭，人民当家做主，言论自由，随意支配自己，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生活压力逐渐减小。随着伟大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以后，西部逐步开发，全国各地出现了打工潮流，农民工涌向沿海大中城市。虽然，现在无从考证那时有没有彝族外出打工谋生，但是，可以肯定80年代初，彝区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打工潮，但是彝族社会的演化在加快加大，随之而来的变迁逐步加剧。80年代末，大西南各地区的交通、通讯和教育等等的改善，人民可以从电视电影中直观看到世界的美丽和城市的发达，相对脚下的故土是有着天壤之别，人们多多少少心生向往。而在民族解放后和平年代的“修身养性”，彝族人口在变化，有限的耕种土地随人口的增多而显得相对缩小，生活压力变大，被迫外出求生成为唯一的“救济之法”。90年代中期，部分区域开始出现小中型具有“迁徙性”打工潮流，在他（她）们的间接影响下，新世纪初大面积的打工潮不可避免地在彝区各个地方陆续出现，有些村庄甚至出现“全体出动”的局面，其中，自然有一部分文学爱好者或文学创作者无奈地加入打工行列中“东南飞”，如贵州彝人孙子兵、阿克阿景、赵磊和张伦等，云南彝族后裔“果乡诗人”嘎足斯马（汉名李果），四川籍解好此且（阿优）等。

 

　　当这部分彝族打工群体在外面生存中形成后，出现相应的文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据彝族第一部史诗《勒俄特依》记载，自远古洪荒时代开始，彝民族为避自然灾害和战争不断迁徙中可以得知，彝民族是不断的“流动人口”，同时也是诗歌的民族。而就在这群打工族中，最先形成的是独特的彝族打歌。打歌也叫对歌，是以彝族母语在口头上的唱词，一般以三言一组，六言一段，随唱随流。但有一些较好的歌还是以磁带和光盘的的形式流传。在打工现场自编自唱，唱出自己的遭遇和困境，也唱出自己因语言不通，生活习俗不同而遇到的困难。因为自身条件的限制，出来打工的农民工一般都是没有学历的，干着最苦的工作，艰难地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在90年代几乎没有人或机构自觉关注过他（她）们的生活现状和疼痛。除了劣质的生存场地和打歌，一起回家过年就是最好的精神支撑。此期间，现场打工者没有出现“自言自语地彝族打工诗人”出来为自己和有同样命运的底层打工彝人言说。而在2007年，大凉山彝族青年诗人吉布鹰升的第一首彝族人写本族打工的诗《打工回来的彝人》横空出世，被著名诗人、民刊《独立》《彝风》主编发星先生在《大凉山彝族现代诗群：年轻一代》一文中，评为“这首诗可能是彝族现代史诗上的一个奇迹”，“应进入彝族现代史诗上的一个特别栏目”。笔者认为这是“彝族打工诗歌”出现前的一个特别嘹亮的哨子！同年，贵州籍80后彝族青年诗人张伦漂泊在四川“酒城”泸州，所创文学作品多次获奖。但是遗憾的是当时没有人自称或别称“彝族打工诗人”，也没有提及“打工诗歌”，更重要一点是他的作品中不曾涉及打工现场或以打工者的角度去观察心灵和肉体上的打工生存之体验。

 

　　二、彝族打工诗歌产生的条件——“打工诗歌”被肯定。

 

　　“打工诗歌”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的论断是毋庸置疑的，就像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一样；我们根据这个推理的话，彝族打工诗歌也是彝族文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为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乃至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90年代起，柳冬妩先生和张守刚先生等在广东开始“打工诗歌”的写作，并为大规模地出现“打工诗人”打下一定的基础（影响力）。柳冬妩的《我在广东打工》组诗于1995年在《诗刊》第五期发表，这是打工题材诗歌首次在《诗刊》亮相。1998年，打工诗人谢湘南参加了“青春诗会”引起著名诗人杨克高度评价。而值得一提的是，1994年，徐非《一个女工的征婚启事》在《外来工》发表后，作者收了3000多封读者的信件。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流浪在广东的许强、许岚、徐非、罗德远、任明友、郁金、郑小琼、何真宗等等一大批打工诗人成功崛起，一个接一个地登上了诗坛。因为由于打工诗人数量上的不断增加使“打歌诗人”在有了一定的数量，足以引起社会的注意，其中，还出现了大量的优秀打工现代诗歌作品。但是，中国主流文化对此类无法以所谓国际接轨的底层打工者的带有血泪的铁性先锋诗歌是存在严重偏见的，直到郑小琼在2005年后连续获得主流一系列有重要影响奖项后，“打工诗歌”才真正意义上被主流文学和大众文学所肯定，翻开了“打工文学”近30年来崭新的一页。但是，“打工诗歌”因自身条件的束缚，诗作难免不尽人意，比如语言不够精炼，叙述不够完美，思想上不够成熟等客观问题存在。笔者认为，“打工诗歌”是一种特殊的文学载体，是打工者的文化核心部分，所写的东西都是有血有肉的对象，抒发各自的感受和所见所闻，不像文坛主流派一样跟着口号进行创作，自然没有刻意追求艺术上的完美表现，“打工诗人”自己写自己的打工故事，诗歌的在场感和现实感非常强烈，这是大众文学无法媲美的。

 

　　那么，从广东掀起的这股“打工诗歌”狂澜对彝族打工诗歌有无联系呢？答案是肯定的。打工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不分民族关系，大家都背负着“农民工”的共同命名游荡在城市的阴影面，诗歌是他（她）最好的发泄。正如1992年被万千打工者一时传诵励志格言“我们刚刚结束给老板的加班，现在我们开始为自己的命运加班”（深圳宝安《加班报》发刊词）一样，夜晚成了编织梦想的另一个“打工现场”。让我们不得不深思的是，既然这么大的“打工文学史上的五四新运动”中没有彝族打工诗人的参与，这足于证明或说明当时打工队伍中真的没有彝族文学爱好者吗？这个问题，笔者现在没有时间和能力去考查，但是，在笔者的QQ好友中，新世纪里有部分同胞兄弟姐妹在日志以“第二母语”诉苦，有些还是很诗歌的。所以我肯定地说，当时已经有人在关注打工彝族的生活状况，比如2009年4月出版的《打工诗人》杂志第20期中，发表了孟祥忠的《五十几名四川彝族农民工》。笔者于2008年漂泊在广东几个大中城市，在佛山时听说了东莞童工事件的曝光，写下过批判性很高的诗作。

 

　　我们静心清理一下，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前十年的彝族现代诗歌的大发展历程，不难发现，边缘化彝族文化艰难走过中国文化的前期，出现了以汉语表达彝族文化为根系依托的内核的“彝族汉语现代诗群”，其中吉狄马加就是一位代表人物。倮伍拉且、阿苏越尔、霁虹、巴莫曲布嫫、阿库乌雾深受影响，很快在四川成都的西南民院与大凉山两地形成新一波的彝族现代诗歌热。随后西南民族学院的民刊《山鹰魂》上脱颖而出克惹晓夫、阿黑约夫、阿彝的加入，倮伍沐嘎推出诗集《在通往滋滋甫武的路上》，俄尼•牧莎斯加相继推出散文诗集《灵魂有约》、诗集《部落与情人》。马惹拉哈、石万聪在《彝风》上崭露头角。玛查德清推出诗集《一个彝人的世界》等5部。发星编辑的《当代大凉山彝族现代诗选》(1980—2000)的出版，和他主编的《独立》《彝风》的陆续推出，又有吉狄兆林、沙马、阿库乌雾、鲁娟、阿索拉毅、贝史根尔、羿子•伊萨等处于边缘民间的写作者以及大凉山更年轻的一代诗人的出现，经发星先生的“三个历史时期的划分”，中国彝族现代诗群逐步成为，也逐渐面向世界发展。现今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势，阿索拉毅主编《中国彝族现代诗人档案》和《中国彝族现代诗歌全集》在发星之后有力地推动彝族诗歌的发展。其中在90年代末，张守刚和许强等著名打工诗人闯进彝族诗坛（发星主编的《独立》），这是天意，也是历史的必然。彝族诗歌与“打工诗歌”的结缘起于此时，之后郑小琼、柳冬妩、徐非、许岚等“入住”《独立》，从此，两股民间化的先锋诗歌的渊源为彝族打工诗歌的产生准备了“一块肥沃的热土”，所以说“21世纪中国先锋诗歌十大流派”出现在《独立》第18期是理所当然的历史必然。而彝族打工诗歌是时代的历史产物，具有历史必然性，这不是随意杜撰出来的。虽然，目前还没有形成彝族打工诗人群体，所涉及打工题材的诗歌没有多少，甚至没有一本记录彝族打工生活的诗集，但是已经“破天荒”般出世了“第一个彝族打工诗人”。随着“打工诗歌”的发展和被主流文化的认可，彝族打工诗歌的“异军突起和繁荣昌盛”那也是指日可待的事情，而此得益于彝族本土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源远流长的悠久传统历史底蕴丰厚的滋养。

 

　　三、“打工诗歌”的推动力——相应的文学刊物

 

　　当诗坛的官僚习气横行，上层漠不关心来自底层的心声，那些有实力的打工诗人偶尔“露面”外，处在沉闷忧郁的影暗中。虽然，《佛山文艺》杂志在90年代初开设了“打工诗人流行榜”栏目后，各类官方刊物也开设“打工诗歌”栏目，但由于历史背景的原因没有发表多少有艺术性高的作品。不过，《大鹏湾》和《打工文学》等的相续创刊有助“打工诗歌”的进一步发展。直到2001年5月31日许强、罗德远、任明友和徐非等打工诗人，创办了中国第一份打工诗刊《打工诗人》，并且《星星》主编杨牧先生题写刊名。这份由打工者自写自编的民刊诗歌报迅速成为各地打工诗人诗作的集结地，从此，一盘散沙地“打工诗人”进行归纳比较，整合了打工诗歌写作的状态。第一期出版不久，引起全国文学界的广泛关注，《诗刊》、《人民文学》、《诗选刊》、《星星》、《诗歌月刊》等近百家著名刊物以大篇幅转载刊登，《北京文学》也特发了两个专版。从这点，我们可以发现，“打工诗歌”是“打工文学”的开路之利剑。而随着“打工诗歌”技艺的提升和“打工诗人”群体的壮大，也出现“抱团”写作群，有些诗人，为了理想纷纷创刊，这大大地促进了“打工诗歌”的发展。特别是许强等著名“打工诗人”建立了“打工文学资料馆”，定期出版《打工诗歌精选》等以打工群相应的正规出版书刊的出现，无疑是推动了“打工诗歌”的发展和诗艺的提升。

 

　　笔者于2008年在佛山一家电子厂做工，认识了著名打工诗人罗德远先生，有幸接触到了“打工诗歌”，虽未曾谋面，但受到他的教诲和影响，自觉地进行打工题材类诗歌的创作至今。在2012年春，漂泊多年而一无所有的我和罗老师取得联系，他给我邮寄了《打工诗人》杂志和报纸各一份，之后，不甘寂寞的我回信时寄去两首诗歌，出于“惺惺相惜”之故，我的第一首打工诗歌处女作《工厂的夜》在他的帮助下，发表在《打工诗人》第30期（2012年4月出版）。这样，我在所打工工厂的工友中成了一名“打工诗人”。彝族打工诗歌真正意义上的产生应该从这里算起，因为在此之后，无知的我开始以“彝族打工诗人”的名义进行给杂志社投稿，或许，笔者是第一个这样命名的彝族诗人，所以知名彝族青年诗人，《此岸》主编阿索拉毅给笔者扣了一顶“高帽”——“目前中国彝族第一个打工诗人”，并且推荐到大型民刊《独立》第19期发了三件“打工诗歌”，虽然作品劣质如豆腐制品，也没有更好地表现彝族文化，但是彝族终于有了自己的打工诗人。其中《清明，我自面向西山》一诗在罗德远先生的帮助下发表《丹荔》（2012年第130期，增城市文体旅游局和增城市文化馆主办），至此，彝族打工诗歌第一次登上官方刊物。发星先生还评说：“像10多年前的2001年我认识现在著名的打工诗人郑小琼一样，10年后认识你，只能证明社会在进步发展，而身居边缘大山的彝族人也有了第一个打工诗人，虽然你的作品还不能足以说明与代表你作为一个彝族人在当下打工与中国社会巨变面前的所作出的文化影响意义与社会融合迁变的历史人文的过多印痕，但你在打工的前沿打工并在写作，这是一个人类学鲜活的实事”。80后诗人，诗评家麦吉作体评语“这一刻，我们等得太久了。我看见在遥远的天际杀出一匹彝族打工的黑骏马。他的出现颠覆了以往我对彝族外出打工群体的印象，扭转了务工彝人的形象。阿优，是我们派入都市黑心的第一个彝人卧底。”这足于说明，彝族打工诗歌的出现不是空穴来风，它的产生自有必然的历史性。

 

　　综上所述，彝族打工诗歌在21世纪“闪亮登场”，不是为了诗歌的抒写而产生的一个诗歌流派，它是适应了时代的变迁而出现的一种彝族新型文体创作方式。它的写作自然有别于“神性写作”，然而拥有“地域诗歌”的特征，因为彝族打工诗歌的创作者都是立足于本民族文化，这块热土之上的，离开了民族性质，所作诗歌也就失去了生命力，在行行色色的诗歌流派中无法创新，独当一面。

 

　　彝民族具有悠久而灿烂的历史文化，历经千百万年后还依然保持着“神秘的面纱”，在祖国的大西南乃至外海生存着的彝族后裔身上都留下历史记忆。如今，它也拥有了“漂泊一族”的生活体验和精神依托，这难道是人为地文化“分支”吗？笔者认为，彝族打工诗歌是彝族打工生存写作的历史见证，记录着灵魂漂泊过程的一切境遇，它的声音皆是来自社会最底层的真实生活写照，是寻梦者的自我表述和追逐目标的奋斗格言。虽然现在还没有形成一定的影响力，但随着时间的拉长，将会有它生存的空间，只要打工群体中有彝族打工群体，他们源源不断地进行诗歌生命力的自我给予，前赴后继地加入“彝族打工诗人”的队伍，所著“打工诗歌”自然有“量”的突破，所以彝族打工诗歌的产生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

 

　　（2012年10月20日于浙江平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