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诗人的诗性构建与突围——以彝族学者型诗人普驰达岭为例
作者
罗晓玲（瑶族）
2015-03-10
原出处：《南方文坛》
普驰达岭，这个从彝族六祖之默部后裔德布家支父子连名谱系所衍生而来的彝族名字，以“德布 .普驰”家支而得来的村庄名作为前半部分名字，用父亲“普驰”名作为姓，“达岭”作为名的彝族诗人，其名字也成为诗人饱含乡土情怀和民族情怀的一个重要标志。对故土、对家乡、对母语的深深眷恋，几乎成为他诗歌创作的源泉或谱系，而古老的彝族文化、更是赋予了他的创作动力和美学旨归。
在彝族诗人普驰达岭的诗集《石头的翅膀》中，我读到了一个有别于自已民族的诗，觉得陌生又亲切。陌生的是诗中独特的民族文化元素入诗让人产生了鲜明的异域感和陌生感，而在它们之上构建的丰富意象又让人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亲切的是作为另一个民族的诗人，我们与他共同所拥有的对本民族的深厚情感是相似的，这一点足以让对本民族有着深厚情感的许多诗人与普驰达岭的诗歌有着不小的共鸣。近年来，各民族诗人以本地域和本民族为出发点，在探寻民族文化元素与诗写题材相契合上不断得以突破。民族诗歌像深山的花朵盛开在各民族地区并不断地跨出地域局限走向更广阔的天地。但在一些少数民族区域，诗歌的写作仍处于起步状态，而民族诗歌的写作因其具有地域应景性和民族文化元素的约束性，在诗歌写作中更是难以构建起来，在诗歌的意境中也难以突破出来，这成为不少民族诗人写作的一大难题和瓶颈。在民族诗人的诗性构建与突围写作上，彝族学者型诗人普驰达岭的诗歌可以说是其中的典型范例。
民族诗人作为民族文化的书写者，必须善于从生活中挖掘大量的民族元素，用以构建地域特色文化的有效成份，以此多方位深层次地展现本民族的文化特质，这是成为一名民族诗人的基本要求，也是创作民族诗歌的基础条件。每个民族都有其民族的特异性，如何将这些特异性从大量的共性文化生活中突显出来，是民族诗歌的历史使命，也是民族诗人表现该民族的文化的有效形式。
普驰达岭在其第二部诗集《石头的翅膀》中，运用了大量的彝族民族文化元素，如：甘嫫阿妞、佳支依达、甘尔普铁、比尔拉达、卡斯达温、柯基龙坝、雪子十二支、索玛花、火塘、擦尔瓦、毕摩、天菩萨等等。这些民族文化元素反复出现在诗歌中，成为构建彝族诗歌特性的基本成份，使其诗歌作品适时散发出特异的芬芳，为诗歌文本的阅读，给人以强烈的陌生感与异域感，让人对彝族这个民族部落产生强烈的好奇心。
“举过头顶的火把/在毕摩七月的偏方里/走到悬念的边缘/星象中仰望的渊薮/和一切悬而未决的占卜/在火把祭祀的经文中/重归平静……（《举过头顶的火把》）
“翻开大山一样沉重的凤氏谱牒/留在藏经楼的文字和经书/如横空而下的雪片/散落在易笼河两岸/壮养着丰茂的水草和羊群/引领着英雄的德布德施子裔/一次次越过火期洛尼山抵达莫木古尔。（《乌鸦停泊在时间的另一端》）
普驰达岭的心灵一直都在离母语最接近的方向打坐，如其作品所言：“在北方/一夜冰雪三千落雪 我泅渡生命的旗语/是故乡 藏在深冬发出的声响/所有的存在 在雪中央迂回着温暖”（节摘在《离母语最接近的方向打坐》），信仰是他高举在头上的火把，拨开黑夜里浓重的思念之雾。那是他最接近故乡的方式，通过语言的梯子，他能轻易地爬上信仰的天空，将自已的思念安放于南高原这块巨石上为它诵经，祈福。他善于从大量民族文化元素中择取养分，这些诗歌或以地名出发、以具体的乡土事物为切入、或以彝族人物为主体，诗人以这些民族元素词语为砖，为引子，构建或抛出在此之上的意象延伸与扩展，诗歌以此为主，如水中投入的石子，情感的涟漪像波浪般向四周发散，他在此基础上或叙述、或抒情、或追问，将民族文化元素与诗歌意象、主题诗意结合，以词语推动诗歌前进，让诗歌激活历史文化的互动中实现隐喻的和谐与意境的统一。
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一个民族的文化形象应该是少数民族诗歌创作中应担当的历史重任。特别是在21世纪，对中国民族文学创作整体水平的提升显得越发重要，因为，中国少数民族诗人是中国当代诗歌界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的诗歌始终坚守着一种自觉而又虔诚的信念，恪守着民族文化的根性创作品格，叩问时代的精神，他们的诗歌创作的精气神、思想内蕴、审美旨趣、文化心理，对于当代诗歌担当着缓冲与存续的力量。
诗歌的民族性是诗歌的世界性的重要基石，但少数民族的诗歌语言，在固定的地方词汇相对即定的约束下，诗歌的创作更显技巧束缚与想像施展的难度。而普驰达岭贯穿于诗歌中大量大胆的想像，虽没有摆脱地域诗歌的束缚框架，但在这个框架之内，他成功地克服词语的简单堆砌和罗列，将这些元素词语与诗人的想像、情感、个人的内在经验及日常感知有机地融合，并加以所获知的幻想、隐喻、转义、象征等诗歌技巧，最终达成高于词汇的意象，表达出作者在语言之外的更深层次的意蕴内涵。
“我是彩云之南深山猎人兰花烟头点燃的一粒木炭/我是云岭牧人背上那一件皱巴巴翻着穿的羊皮褂/我是纳苏毕摩念经作法摇落的那串叫魂的铃声”（节摘自《木炭·彝人》）
“除了忠贞的母语/不离不弃中/固守低于生命高过群山的诗歌山脉/是我一生牧放的不死信仰。”（节摘自《信仰是不死的箴言》）
诗人在诗歌里，可以把自已比喻成“木炭”（生命的火种）、“羊皮褂”（躯体的抚慰）、“叫魂的铃声”（灵魂的归宿）或者故乡里的任何物什，这些与彝人生活息息相关的细节，呈现着作者在信仰前甘于自我放低与缩小，将民族与故乡无限抬高与夸大，以达到将民族文化升温和神化的目的。作者无时不刻以仰视与跪拜的姿势守望着南高原这方巨石，一边还原和复活着历史，一边喂养着长年远离故土思乡之痛。一个成功的诗人，必须要有点石成金的本领，能准确把握词语的属性，将词语属性恰如其分地用于意象的构建与诗意的形成，让意象从单纯的客体中站立起来，将限于本意的词语赋予生命，如跳跃于木炭之上的火焰，行走于河流之上的风，从而形成诗意的流淌。
“躺在毕摩舌尖上舞蹈的祭词/朝着水的源头/和归祖的方向/在回望与追赶中/一眼山泉被点燃/一棵杉树被砍落/一个火塘被断流/一窝石头被迁徙/一个灵魂被超渡/一个家支被安抚”（节摘自《石头爬满祭祀的语言》）
“如今那个叫普驰卡的村庄/仍搁浅着我的童年/不离不弃地/沿着我的影子穷追不舍/脚插入故乡的泥土/手搭着荞麦的芳香”。（节摘自《一月搁浅在普驰卡的天空》）
普驰达岭就是这样一位深谙词语属性的学者型诗人，中国社科院常年的学术研究及学术刊物的编辑历练，让他对词语的调度有着严谨准确的把握，而诗歌在此基础上，则有了准确意象的表达。“那个叫普驰卡的村庄”搁浅着“我的童年”，它（村庄）“沿着我的影子穷追不舍”，（我的）“脚插入故乡的泥土/手搭着荞麦的芳香”。这些典型的乡土元素，这些生动的表达，无不体现着诗人身在千万里外的京城，而对南高原故土的深深眷恋。“当名山大川、故土村庄成为诗写个体精神寄托品，成为作者的信仰对象，它正是被想像抬升了的客体，作为对主体的陪衬与拯救，实现对有限世界的超越”（《蔡晓龄：《顽石临空：为南高原插上翅膀》，引自《石头的翅膀》）。“赤足而行/站在干枯的易笼河床上/一枚裸露的石头/晾出满是青苔的记忆/想像着我裸行的影子/如何躺进一只杯子/品完一夜的孤独和忧伤”（节摘自《鸟飞出石头的视野》）。诗人的诗歌从地域出发，紧扣故土衍生的文化事象，情感与思潮从民族元素所组构的意象中突破出来，在自已的领空建立起属于自已的诗歌谱系。“从时光低浑的辽原策马脱僵而来，从沉着而幽忧的发梢间缥缈而来，从黄昏逐日的缝隙中乘风浪面来”（节摘自《我在黎明的臂弯打开自己》），浓重的思乡情结里泅过漫长的黑夜，辽阔的孤独，在黎明的臂弯里打开自已，用黎明的曙光开慰自已。这是沉重而雄厚的思乡情结，一个异乡游子的情怀，在夜晚，在任何思念故土的时候，随着家乡的山脉此起彼伏，随着母语的音节抑扬跌宕，随着祭祀的唱词悠然回荡。
法国著名哲学家和文艺理论家德里达说：“非哲学式地写哲学，从外边到达哲学”，这便是所谓的诗歌的哲学性。换言之，诗歌是艺术化的哲学，或者说，任何艺术的指归，或者都该是一门艺术。
“与石头而立/在时间的枝头/我是一只绗着晚风的鸟/当我赤足再次越过清澈的河面/在身后/石头的记忆/开出的是被岁月风化的花朵”（节摘自《鸟飞出石头的视野》）
“正月/端坐于燕山脚下/一个人想象着南高原/如何伸出凌乱的翅膀/从彝历年的节气里滑出/然后/在正月的节气里/将翅膀收起/停顿下来/把湿漉漉的羽毛晾干/筹备下一个丰年”（节摘自《正月风过回想》）
从这些诗句中我们可看到普驰达岭的哲性的诗学追求，这种表面上看上去带着地域限制性很强的诗句，由于诗人赋予了丰富想像而为思想内容的传达插上了翅膀，使之获得了柔韧的语言张力与想像空间，让诗歌美学探索获得更宽广的空间。这些诗句又由外而内，以敏感而理智的触须，伸向诗歌的心脏，将打开的意象紧紧地归拢于主题思想中，亦如将四处散开的想像触须用绳子集中于一束，从而达到实现主题思想成功提升表达的目的。
普驰达岭的诗歌往往包含深邃的思想和浓烈的感情，体现出饱满的诗美特征。在“在时间的枝头”、“我是一只绗着晚风的鸟”“端坐于燕山脚下，想像着南高原……伸出翅膀”这类物我合一的语言表达中，普驰达岭对于客体的感受力，对于意象属性的把握，契合了对于诗情、诗意的发现与捕捉。正如海德格尔说：诗“不是纯粹的幻想和幻象，而是想象，是存在熟悉的事物之前的、陌生者的可见内含物象。形象的诗的言语汇聚苍天表象的光辉和悦音为一体，人事我之与作为陌生者的黑暗和沉寂同在。”诗性哲学是人生体验的诗意表达，解决的是有限与无限、现实与理想、经验与超经验的问题。诗性哲学的出发点是摆脱不完美的客体世界而进入诗化的世界，这里的诗化不是进入虚幻的梦境，而是诗意的栖居。
在点石成金的意象构建之后，诗歌趁向于什么样的哲学内涵，是普驰达岭诗歌中暗含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其诗歌的一大特点。“我是我的敌人/痛苦在酒杯里/我是我的诗歌/燃烧在骨头中//有些村庄被贫穷围困/有些天才被体制围困”（节摘自《言语生长在表象之内》）。意象的客体被主体以大量的想象抬升之后，并不是悬在半空的空中楼阁。而是把诗歌哲学化，把哲学诗歌化，去实现诗歌浪漫主义的目标。
作为一种审美范式，民族诗歌往往是一个民族审美心理的凝聚。一个有责任和担当的真正的民族诗人，有关民族性的提炼与持续审美必将放逐于民族文化艺术根性修行之状态。因为一个民族选择这种而不是那种体制——即诗歌依存的语言形态与美学架构，绝不是偶然、随意的选择，而是诗人探索、实验的结晶，是一个民族审美经验的长期积淀。
普驰达岭的诗歌，正是暗接着民族的深层心理，并以此为基础与诗写追求，在诗意的重构与突围上取得了独到的成就，他的诗，也成为民族诗人的一种有效的审美范式。
（本文作者：罗晓玲，女，瑶族作家，诗人，鲁迅文学院少数民族创作评论家培训班第十一期学员）
在彝族诗人普驰达岭的诗集《石头的翅膀》中，我读到了一个有别于自已民族的诗，觉得陌生又亲切。陌生的是诗中独特的民族文化元素入诗让人产生了鲜明的异域感和陌生感，而在它们之上构建的丰富意象又让人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亲切的是作为另一个民族的诗人，我们与他共同所拥有的对本民族的深厚情感是相似的，这一点足以让对本民族有着深厚情感的许多诗人与普驰达岭的诗歌有着不小的共鸣。近年来，各民族诗人以本地域和本民族为出发点，在探寻民族文化元素与诗写题材相契合上不断得以突破。民族诗歌像深山的花朵盛开在各民族地区并不断地跨出地域局限走向更广阔的天地。但在一些少数民族区域，诗歌的写作仍处于起步状态，而民族诗歌的写作因其具有地域应景性和民族文化元素的约束性，在诗歌写作中更是难以构建起来，在诗歌的意境中也难以突破出来，这成为不少民族诗人写作的一大难题和瓶颈。在民族诗人的诗性构建与突围写作上，彝族学者型诗人普驰达岭的诗歌可以说是其中的典型范例。
一、民族元素的大量挖掘与有效择取
民族诗人作为民族文化的书写者，必须善于从生活中挖掘大量的民族元素，用以构建地域特色文化的有效成份，以此多方位深层次地展现本民族的文化特质，这是成为一名民族诗人的基本要求，也是创作民族诗歌的基础条件。每个民族都有其民族的特异性，如何将这些特异性从大量的共性文化生活中突显出来，是民族诗歌的历史使命，也是民族诗人表现该民族的文化的有效形式。
普驰达岭在其第二部诗集《石头的翅膀》中，运用了大量的彝族民族文化元素，如：甘嫫阿妞、佳支依达、甘尔普铁、比尔拉达、卡斯达温、柯基龙坝、雪子十二支、索玛花、火塘、擦尔瓦、毕摩、天菩萨等等。这些民族文化元素反复出现在诗歌中，成为构建彝族诗歌特性的基本成份，使其诗歌作品适时散发出特异的芬芳，为诗歌文本的阅读，给人以强烈的陌生感与异域感，让人对彝族这个民族部落产生强烈的好奇心。
“举过头顶的火把/在毕摩七月的偏方里/走到悬念的边缘/星象中仰望的渊薮/和一切悬而未决的占卜/在火把祭祀的经文中/重归平静……（《举过头顶的火把》）
“翻开大山一样沉重的凤氏谱牒/留在藏经楼的文字和经书/如横空而下的雪片/散落在易笼河两岸/壮养着丰茂的水草和羊群/引领着英雄的德布德施子裔/一次次越过火期洛尼山抵达莫木古尔。（《乌鸦停泊在时间的另一端》）
普驰达岭的心灵一直都在离母语最接近的方向打坐，如其作品所言：“在北方/一夜冰雪三千落雪 我泅渡生命的旗语/是故乡 藏在深冬发出的声响/所有的存在 在雪中央迂回着温暖”（节摘在《离母语最接近的方向打坐》），信仰是他高举在头上的火把，拨开黑夜里浓重的思念之雾。那是他最接近故乡的方式，通过语言的梯子，他能轻易地爬上信仰的天空，将自已的思念安放于南高原这块巨石上为它诵经，祈福。他善于从大量民族文化元素中择取养分，这些诗歌或以地名出发、以具体的乡土事物为切入、或以彝族人物为主体，诗人以这些民族元素词语为砖，为引子，构建或抛出在此之上的意象延伸与扩展，诗歌以此为主，如水中投入的石子，情感的涟漪像波浪般向四周发散，他在此基础上或叙述、或抒情、或追问，将民族文化元素与诗歌意象、主题诗意结合，以词语推动诗歌前进，让诗歌激活历史文化的互动中实现隐喻的和谐与意境的统一。
二、语言表象之上的诗意构建
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一个民族的文化形象应该是少数民族诗歌创作中应担当的历史重任。特别是在21世纪，对中国民族文学创作整体水平的提升显得越发重要，因为，中国少数民族诗人是中国当代诗歌界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的诗歌始终坚守着一种自觉而又虔诚的信念，恪守着民族文化的根性创作品格，叩问时代的精神，他们的诗歌创作的精气神、思想内蕴、审美旨趣、文化心理，对于当代诗歌担当着缓冲与存续的力量。
诗歌的民族性是诗歌的世界性的重要基石，但少数民族的诗歌语言，在固定的地方词汇相对即定的约束下，诗歌的创作更显技巧束缚与想像施展的难度。而普驰达岭贯穿于诗歌中大量大胆的想像，虽没有摆脱地域诗歌的束缚框架，但在这个框架之内，他成功地克服词语的简单堆砌和罗列，将这些元素词语与诗人的想像、情感、个人的内在经验及日常感知有机地融合，并加以所获知的幻想、隐喻、转义、象征等诗歌技巧，最终达成高于词汇的意象，表达出作者在语言之外的更深层次的意蕴内涵。
“我是彩云之南深山猎人兰花烟头点燃的一粒木炭/我是云岭牧人背上那一件皱巴巴翻着穿的羊皮褂/我是纳苏毕摩念经作法摇落的那串叫魂的铃声”（节摘自《木炭·彝人》）
“除了忠贞的母语/不离不弃中/固守低于生命高过群山的诗歌山脉/是我一生牧放的不死信仰。”（节摘自《信仰是不死的箴言》）
诗人在诗歌里，可以把自已比喻成“木炭”（生命的火种）、“羊皮褂”（躯体的抚慰）、“叫魂的铃声”（灵魂的归宿）或者故乡里的任何物什，这些与彝人生活息息相关的细节，呈现着作者在信仰前甘于自我放低与缩小，将民族与故乡无限抬高与夸大，以达到将民族文化升温和神化的目的。作者无时不刻以仰视与跪拜的姿势守望着南高原这方巨石，一边还原和复活着历史，一边喂养着长年远离故土思乡之痛。一个成功的诗人，必须要有点石成金的本领，能准确把握词语的属性，将词语属性恰如其分地用于意象的构建与诗意的形成，让意象从单纯的客体中站立起来，将限于本意的词语赋予生命，如跳跃于木炭之上的火焰，行走于河流之上的风，从而形成诗意的流淌。
“躺在毕摩舌尖上舞蹈的祭词/朝着水的源头/和归祖的方向/在回望与追赶中/一眼山泉被点燃/一棵杉树被砍落/一个火塘被断流/一窝石头被迁徙/一个灵魂被超渡/一个家支被安抚”（节摘自《石头爬满祭祀的语言》）
“如今那个叫普驰卡的村庄/仍搁浅着我的童年/不离不弃地/沿着我的影子穷追不舍/脚插入故乡的泥土/手搭着荞麦的芳香”。（节摘自《一月搁浅在普驰卡的天空》）
普驰达岭就是这样一位深谙词语属性的学者型诗人，中国社科院常年的学术研究及学术刊物的编辑历练，让他对词语的调度有着严谨准确的把握，而诗歌在此基础上，则有了准确意象的表达。“那个叫普驰卡的村庄”搁浅着“我的童年”，它（村庄）“沿着我的影子穷追不舍”，（我的）“脚插入故乡的泥土/手搭着荞麦的芳香”。这些典型的乡土元素，这些生动的表达，无不体现着诗人身在千万里外的京城，而对南高原故土的深深眷恋。“当名山大川、故土村庄成为诗写个体精神寄托品，成为作者的信仰对象，它正是被想像抬升了的客体，作为对主体的陪衬与拯救，实现对有限世界的超越”（《蔡晓龄：《顽石临空：为南高原插上翅膀》，引自《石头的翅膀》）。“赤足而行/站在干枯的易笼河床上/一枚裸露的石头/晾出满是青苔的记忆/想像着我裸行的影子/如何躺进一只杯子/品完一夜的孤独和忧伤”（节摘自《鸟飞出石头的视野》）。诗人的诗歌从地域出发，紧扣故土衍生的文化事象，情感与思潮从民族元素所组构的意象中突破出来，在自已的领空建立起属于自已的诗歌谱系。“从时光低浑的辽原策马脱僵而来，从沉着而幽忧的发梢间缥缈而来，从黄昏逐日的缝隙中乘风浪面来”（节摘自《我在黎明的臂弯打开自己》），浓重的思乡情结里泅过漫长的黑夜，辽阔的孤独，在黎明的臂弯里打开自已，用黎明的曙光开慰自已。这是沉重而雄厚的思乡情结，一个异乡游子的情怀，在夜晚，在任何思念故土的时候，随着家乡的山脉此起彼伏，随着母语的音节抑扬跌宕，随着祭祀的唱词悠然回荡。
三、诗性哲学之美与意象回归
法国著名哲学家和文艺理论家德里达说：“非哲学式地写哲学，从外边到达哲学”，这便是所谓的诗歌的哲学性。换言之，诗歌是艺术化的哲学，或者说，任何艺术的指归，或者都该是一门艺术。
“与石头而立/在时间的枝头/我是一只绗着晚风的鸟/当我赤足再次越过清澈的河面/在身后/石头的记忆/开出的是被岁月风化的花朵”（节摘自《鸟飞出石头的视野》）
“正月/端坐于燕山脚下/一个人想象着南高原/如何伸出凌乱的翅膀/从彝历年的节气里滑出/然后/在正月的节气里/将翅膀收起/停顿下来/把湿漉漉的羽毛晾干/筹备下一个丰年”（节摘自《正月风过回想》）
从这些诗句中我们可看到普驰达岭的哲性的诗学追求，这种表面上看上去带着地域限制性很强的诗句，由于诗人赋予了丰富想像而为思想内容的传达插上了翅膀，使之获得了柔韧的语言张力与想像空间，让诗歌美学探索获得更宽广的空间。这些诗句又由外而内，以敏感而理智的触须，伸向诗歌的心脏，将打开的意象紧紧地归拢于主题思想中，亦如将四处散开的想像触须用绳子集中于一束，从而达到实现主题思想成功提升表达的目的。
普驰达岭的诗歌往往包含深邃的思想和浓烈的感情，体现出饱满的诗美特征。在“在时间的枝头”、“我是一只绗着晚风的鸟”“端坐于燕山脚下，想像着南高原……伸出翅膀”这类物我合一的语言表达中，普驰达岭对于客体的感受力，对于意象属性的把握，契合了对于诗情、诗意的发现与捕捉。正如海德格尔说：诗“不是纯粹的幻想和幻象，而是想象，是存在熟悉的事物之前的、陌生者的可见内含物象。形象的诗的言语汇聚苍天表象的光辉和悦音为一体，人事我之与作为陌生者的黑暗和沉寂同在。”诗性哲学是人生体验的诗意表达，解决的是有限与无限、现实与理想、经验与超经验的问题。诗性哲学的出发点是摆脱不完美的客体世界而进入诗化的世界，这里的诗化不是进入虚幻的梦境，而是诗意的栖居。
在点石成金的意象构建之后，诗歌趁向于什么样的哲学内涵，是普驰达岭诗歌中暗含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其诗歌的一大特点。“我是我的敌人/痛苦在酒杯里/我是我的诗歌/燃烧在骨头中//有些村庄被贫穷围困/有些天才被体制围困”（节摘自《言语生长在表象之内》）。意象的客体被主体以大量的想象抬升之后，并不是悬在半空的空中楼阁。而是把诗歌哲学化，把哲学诗歌化，去实现诗歌浪漫主义的目标。
作为一种审美范式，民族诗歌往往是一个民族审美心理的凝聚。一个有责任和担当的真正的民族诗人，有关民族性的提炼与持续审美必将放逐于民族文化艺术根性修行之状态。因为一个民族选择这种而不是那种体制——即诗歌依存的语言形态与美学架构，绝不是偶然、随意的选择，而是诗人探索、实验的结晶，是一个民族审美经验的长期积淀。
普驰达岭的诗歌，正是暗接着民族的深层心理，并以此为基础与诗写追求，在诗意的重构与突围上取得了独到的成就，他的诗，也成为民族诗人的一种有效的审美范式。
（本文作者：罗晓玲，女，瑶族作家，诗人，鲁迅文学院少数民族创作评论家培训班第十一期学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