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狄马加是中国新时期文学发展进程中成长起来的彝族诗人，在三十余年的诗歌创作历程中，写出了大量底蕴深厚、个性突出的优秀作品，集中表现了一位少数民族写作者对自身文化传统的沉醉与迷恋。他又是一位有着开阔文化眼界的诗人，常能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审视民族传统与现代精神的交织互搏，表达自己复杂的现代性情感。他的诗歌以对自然消亡、文化断裂和人类生存困境的满腔悲悯，流溢出深切的忧患意识，并以直抒胸臆的方式表情达意，构成明快简洁又沉郁顿挫的诗歌风格，具有较强的感染力，为当代彝族汉语诗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山林毁弃：无法直面的自然之殇
1961年，吉狄马加出生于四川大凉山。在这块苍凉旷远的土地上，彝风荟萃，神话传说层出不穷，就连火塘边都“挤满众神的影子”。在他的文化习得过程中，来自民族传统的濡染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尤其是毕摩的讲经授法、占卜祭祀，更是将这个民族最为深奥而隐秘的文化记忆向他全方位敞开：“你听见他的时候/他就在梦幻之上/如同一缕淡淡的青烟/为什么群山在这样的时候/才充满着永恒的寂静/这是谁的声音？它漂浮在人鬼之间/似乎已经远离了人的躯体/然而它却在真实与虚无中/同时用人和神的口说出了/生命与死亡的赞歌/当它呼喊太阳、星辰、河流和英雄的祖先/召唤神灵与超现实的力量/死去的生命便开始了复活！”（《毕摩的声音》）民俗仪式的神秘性与文化指向的模糊性，诱发了少年吉狄马加对生命世界的探知欲望，也蕴育了他对这片土地的深沉情感。千里彝山常见的自然物象，如苍鹰、荞麦、岩羊、索玛花、土豆、口弦等，在他的诗歌中俯拾皆是。诗人经过艺术化的手法，将这些物象提炼成一种具有文化乡愁意义的诗歌意象，表达对故乡大凉山崇山峻岭和江河之水的热爱与依恋，以及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渴望。可惜随着现代性的强势直入，故乡那些充满诗意的物象在渐渐消失，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山林毁弃，河水断流，久远的狩猎传统让人与自然之间形成了赤裸裸的剥夺与被剥夺关系。诗人自小在毕摩的口传教育中便知道万物是有灵的，动植物在自然界出现，一定有其存活下去的理由，破坏了这种生态，就意味着毁掉了人类生存的家园。由此，他心中的黯然难以言说，不自觉地以诗歌喷发愤火，如《敬畏生命》和《獐哨》等，以珍稀野生动物藏羚羊和獐子被屠杀为触媒，表达出对人类残忍野蛮行径的深深愤恨，对那些为了一己私欲而将毒手伸向可爱的生灵的贪婪者表达出强烈的谴责。这种珍视大自然一草一木、虫鱼鸟兽的生态意识，表达了质朴的自然伦理，具有着生态写作最鲜明的艺术特质。从故乡启程到放眼世界，诗人关注的领域在不断扩大，思索的问题也逐渐深刻而理性，如在《献给世界的河流》中，他清醒地看到，人类的母亲河正被自己所创造的科技成果污染，意味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正在一步步走向破败，甚至消亡。这种忧心忡忡，体现了一位写作者最可贵的生态自觉，也表现出为全人类所遭遇的困境忧患的担当精神。
同时，我们也看到，除了表达对人类野蛮与无知的愤怒，吉狄马加的诗歌还有一种潜在的建构意识。在《一个猎人孩子的自白》中，诗人以孩子的口吻，先是描绘森林的美景：“一条紫红色的小溪/正从蟋蟀的嘴里流出/预示着盛夏的阴凉/那块柔软的森林草地/是姐姐的手帕/是妹妹的衣裳/野兔从这里走过，眼里充满了/寂静的月亮，小星星准备/甜蜜地躲藏/于是最美的鸟在空气里织网/绿衣的青蛙进行最绿的歌唱/当那只皇后般的母鹿出现/它全身披着金黄的瀑布/上面升起无数颗水性的太阳/树因为它而闪光/摇动着和谐的舞蹈/满地的三叶草开始自由地飘扬”。在这近乎天堂的美景中，本应没有仇恨，没有杀戮，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天地万物相容共生。于是，对祖辈沿袭下来的狩猎传统，在诗人的心中也激起一种本能的拒斥意识，从而坚持自己“不愿开枪”的立场。作为彝人之子，他绝非怯懦，身上依然流淌着父辈的血脉，承继着他们血性张扬的性格和刚毅坚卓的品质，因为“要是你真的要我开枪/除非有一天/我遇见一只狼/那时我会瞄准它/击中桃形的心脏”。然而当面对“这篇安徒生为我构思的森林童话”时，他毅然发出决绝的呐喊：“爸爸/我——不——能/——开——枪”。 这既是孩子对成人世界的背叛，也是新一代的“自然之子”对父辈的背叛，这种背叛把生态系统整体利益视为最高目标，以对现代性的反思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体现了众生平等的价值观。在过度追求科学理性主义，致使人文精神惨遭解构的当下，这种价值追求对于重新寻回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重构山河大地的生态伦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文化断裂：遗落的民族之根
回溯吉狄马加的诗歌创作，《自画像》应是一个标志性的起点。在这首诗中，年轻的诗人向世界发出了“我是彝人”的自豪宣言：“我是这片土地上用彝文写下的历史/是一个剪不断脐带的女人的婴儿/……我是一千次死去/永远朝着左睡的男人/我是一千次死去/永远朝着右睡的女人/我是一千次葬礼开始后/那来自远方的友情/我是一千次葬礼的高潮时/母亲喉头发颤的辅音。这一切虽然都包含了我/其实我是千百年来/正义和邪恶的抗争/其实我是千百年来/爱情和梦幻的儿孙/其实我是千百年来/一次没有完的婚礼/其实我是千百年来/一切背叛/一切忠诚/一切生/一切死/啊，世界，请听我回答/我——是——彝——人”。诗歌开头便创设了强大的抒情气场，串联起一个民族的历史与现实、神话与传说，将沧桑凝重的历史轨迹与健旺奔放的文化心理融为一体。随着语气的愈发急切，抒情主体的形象呼之欲出，直到最后喊出那石破天惊的四个字，涨溢的情感之水冲开闸门，将一个民族饱满的生命活力喷薄而出。几乎任何一位研究吉狄马加诗歌的评论家，都不会绕开这首诗，它从本源上触及了诗歌最具核心的艺术元素，那是关于历史的、文化的、心理的杂糅体，形塑了诗人几乎所有创作的历史母本。毫不夸张地说，“我是彝人”聚合的是一种精神和力量，成为这个民族最具标志性的文化符码，影响着他之后无数的彝族诗人对自身文化的强烈认同。
这种对民族身份标识的自豪感，充分体现了一位优秀诗人所必须具备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尤其在强势文化的冲击中，这份坚守愈发显得难能可贵：“有人失落过身份/而我没有/我的名字叫吉狄马加/我曾这样背诵过族谱/…吉狄-吉姆-吉日-阿伙…/…瓦史-各各-木体-牛牛…/因此，我确信/《勒俄特依》是真实的/在这部史诗诞生之前的土地/神鹰的血滴，注定/来自沉默的天空/而那一条，属于灵魂的路/同样能让我们，在记忆的黑暗中/寻找到回家的方向/难怪有人告诉我/在这个有人失落身份的世界上/我是幸运的，因为/我仍然知道/我的民族那来自血液的历史/我仍然会唱/我的祖先传唱至今的歌谣。”（《身份》）在彝族人的伦理观念中，族谱是最重要的情感聚集体，一部族谱是一个家族另类的历史表述，它能使离散的族人找到延续血脉的线索，使迷路之人找到回家的方向。从分支繁多的家族史延展开去，就能够找到这个民族漫长而充满磨难的迁徙史。然而诗人不无忧伤地意识到，在现代性进程中，自己引以为自豪的身份标识，已日渐模糊：“有时我也充满着惊恐/那是因为我的母语/正背离我的嘴唇/词根的葬礼如同一道火焰/是的，每当这样的时候/达尔维什，我亲爱的兄弟/我就会陷入一种从未有过的悲伤/我为失去家园的人们/祈求过公平和正义/这绝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还因为，那些失落了身份的漂泊者/他们为之守望的精神故乡/已经遭到了毁灭！”（《身份》）语言是文明的载体，是族群沟通最有效的方式，它承载了一个民族最丰富的情感，如果语言消亡了，身份模糊了，对这个民族来说，不啻遭遇一场最严重的灾难。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任何一种古老语言的消失，都是全人类不可弥补的损失，也是人类共同的悲哀和不幸。尤其在城乡界限日益模糊、民族身份逐渐漫漶的当下，越来越多的人“母语背离嘴唇”，“词根迎接葬礼”，族谱几近散佚，面临着身份失落、精神故乡荡然无存的困境。吉狄马加的诗歌密集地呈现了彝族文化心理结构中的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和伦理观，以多重艺术表达呈示了这个民族丰饶的精神世界，同时也警醒世人：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断裂或消亡，意味着这个民族已然退化甚至已遭遇了生存绝境。
这份对民族传统和故乡的守望，奠定了吉狄马加深沉厚重的情感基调。故乡在他心中，尽管留下了许多难以磨灭的痛苦记忆，如血腥的械斗，送去抵命的亲人，然而随着时光流逝，时间之水汰洗了那些漂浮在表面的杂质，沉淀下来的，更多是迷人的“瓦板屋顶”，是浮嚣褪去留下的静谧与凝重，是人世间那些可堪珍重的美好瞬间。因此无论他身处何方，无论在俗常意义上已达到了多么高的人生高度，在其内心深处，依然不忘故乡，依然执着地守望这块精神的“血地”：“纵然有一天我到了富丽堂皇的石姆姆哈/我也要哭着喊着回到她（达基沙洛）的怀中”(《达基沙洛故乡》)。从故乡出发，诗人思索自己民族的现状和未来，内心深处显现出一种矛盾与犹疑的两难情状，表现出先知先觉般的忧虑：“在滚动的车轮声中//当你吮吸贫血的阳光/却陷入了/从未有过的迷惘”(《彝人》) “毕摩消隐的午后，传统似乎已经被割裂，史诗的音符变得冰凉”。（《守望毕摩》）这种被时代割裂的痛感，对于一位优秀的诗人来说，是他抒发文化关怀最原初的动力：“我写诗是因为在现代文明与古老传统的反差中，我们灵魂中的阵痛是任何一个所谓文明人永远无法体会得到的。我写诗，是因为我站在钢筋和水泥的阴影之间，我被分成两半。我写诗是因为我在城市喧嚣的舞厅中想找回我失去的口弦。”⑴物质的贫困尚且能够解决，精神的迷惘却是触及内核、致命性的，这种从物质到精神，从表层到内里的贫困，是一种从根部告急的困境。在这种困境面前，诗人的赤子之心显露无遗：“那块生我养我的土地在我的躯体上和灵魂中都打下了很深的文化记忆，所以说那块土地上的河流、群山，甚至一只小鸟，都会让我的双眼含满泪水”。⑵吉狄马加的诗歌中多次出现“泪水”，它也许没有多深的隐喻特征，是一个诗人内心情感最坦率的裸露。
三、价值坍塌：直抵人类生存之痛
吉狄马加是一位优秀的民族抒情歌手，力图用诗歌表现自己民族的历史和生活，倾情书写他们的疼痛与欢乐，以对本民族历史命运的深度揭示，表达对和平的热爱，对不同文化的尊重，以及对人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原则的坚守。同时他有着开阔的文化眼光，书写了一系列抒发对国际上伟大诗人隔代仰望之情的诗作，如《面具——致塞萨尔·巴列霍》《祖国——致巴波罗·聂鲁达》《脸庞——致米斯特拉尔》《真相——致胡安·赫尔曼》等。解读经典，亲炙大师精神芳泽，是他吮吸世界一流文化的重要方式，从这些先贤深邃的思想和优美的辞章中，既可寻求一种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荡涤自己愈益蒙垢的灵魂，又能通过他们的诗作透视写作个体背后那块坚挺的民族丰碑，那是集中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丰沛的情感聚合体。对历史的回望，其实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当下的现实，进而探求为何曾经创造了伟大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人类，却在今天陷入了战争频仍、相互残杀的境地。吉狄马加把表现和张扬人道主义精神作为神圣职责，寻求在多元文化共存的世界中每一种文化都有倔强而生的机会，体现了为人类写作的雄心。如《在绝望与希望之间》中：“我不知道/能否用悲伤去丈量/生命与死亡的天平/因为在耶路撒冷的每一寸土地/这一切都习以为常/但尽管这样，我从未停止过/对暴力的控诉/以及对和平的渴望/我原以为子弹能永远/停留在昨天的时辰/然而在隔离墙外，就在今天/鲜红的血迹/湿透了孩子们的呐喊/为此，我不再相信至高无上的创造力/那是因为暴力的轮回/把我们一千次的希望/又变成了唯一的绝望”。受地缘政治的影响，世界上的一些地区曾长久地处于战火、暗杀、暴恐的阴霾之下，人类辛勤创造出来的巨大财富顷刻间毁于一旦，一代又一代的人从出生开始心灵便被蒙上阴影。诗歌表达出对这种民族之间不可化解的仇恨的深刻痛心，以及对精神迷乱、价值坍塌的人类的深深忧虑。在《有人问》《回望二十世纪》《我听说》等诗中，他甚至坦言“人类已经成为一切罪恶的来源”。这份忧患经由情感的发酵、精神的砥砺，逐渐转化为一种担负责任的文化自觉：“我们将以诗的名义反对暴力和战争，扼制灾难和死亡，缔造人类多样化的和谐共存，从而维护人的尊严。我们将致力于构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文化、人与人之间的诗意和谐。”⑶这种没有囿于狭隘民族观念而具备的人类意识，是吉狄马加区别于很多少数民族写作者的重要特征。2014年10月，吉狄马加荣获南非“2014姆基瓦人道主义奖”。在接受采访时，他说道：“作家和诗人在任何时代都是民族的代言人，同样也是他所属民族文化精神的代言人。今天，有责任感、使命感的作家和诗人应该站在这个时代政治的、文化的最前沿，随时发出正义的声音，成为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的最重要的力量之一。”⑷他的诗歌创作正好可视为这种价值重建的努力。
吉狄马加是一位把故乡托在头顶，把世界置于手心的诗人。他向往彝族图腾的山鹰，盘旋于苍穹，对故土、母族有一种近乎宗教般的迷恋。从故乡大凉山出发，他遥望耸立的峰峦，以向下的写作视角书写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与悲怆，民族性与地域性的艺术元素在诗歌中交融互渗，抒情表现出大开大合的特点。随着远行之足走遍了世界的多个角落，使他获得了不断发展变化的身份与阅历，诗歌也跳出了对故乡具体物象的描摹，拥有更为阔大的抒情场域，内倾式的自我沉思与外迸式的情感抒发，构成了他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的诗歌艺术世界。
参考文献：
⑴ 吉狄马加﹒吉狄马加诗选〔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
⑵ 吉狄马加﹒吉狄马加演讲集〔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
⑶ 吉狄马加﹒吉狄马加演讲集〔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
⑷ 吉狄马加﹒诗人有责任推动社会发展〔N〕·光明日报，2014-10-13.
作者简介：杨荣昌，男，汉族，80年代生，现供职于楚雄师范学院党委办公室，代表作有《批评的体温》等。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楚雄州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联第八届全国中青年文艺评论家高级研修班和首届全国文艺评论骨干专题研讨班学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