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认为写了篇好稿，可稿子成篇后，投何种报刊，却也叫人伤脑筋。不是文章写得好就会有人给你发表，也不是所有的好文章都必须见诸报刊，这里面变数太多了。市场经济把编辑的权利也变成了一种可利用的资源，使我们这些投稿者更没有了底气。
按理，一篇稿子写成后，应该根据文章内容，先投给本地报刊的相关栏目，这样的发表要容易一些。因为自下而上，越往上稿件质量要求越高，发表难度也更大。如果你的稿子连本地报刊都不肯用，要上省级、全国的报刊概率就太小了。但这年头不合常理的事情随处可见，投稿也不例外。我的稿子就这样，外地常发，而本地的报刊却一篇都不肯发，或本地报刊少容量小之故。能上《云南日报》、《新民晚报》的稿子，却上不了本地的一张《楚雄日报》，这恐怕就不是写得好不好的问题了。
作者与著名作家张昆华
给本地的报刊、熟人投稿，那是最让我掉价且尴尬的事情。稿件若不用，肯定是没达到选稿者的用稿标准，自己除落得个没趣，还打击了仅有的一点自信心；若稿件刊用了，又觉得自己差人家一个天大的人情，千恩万谢，说不定那天你还得还，发表的喜悦也因此大打折扣。人情不经济！这样算下来，给本地的报刊、熟人投稿，稿件用与不用，不是损失心情就是损失感觉，算计下来都不是很合算。似乎只有不给他们投稿，我才不会有一丁点的损失。
于是，我更乐意向那些对我陌生的报刊，从未谋面的编辑投稿。稿子合适就用，不能用拉倒！就这么简单。稿件若不能用，我也没什么难堪的，编辑以为我是刚出道的基层小作者。再说那是有一定级别的报刊，不是随随便便就能上稿的，上不了也正常。就算编辑势利，用稿不公，我似乎都能理解。没有了那么多的顾虑，再也没有了心理压力，仿佛一个人走在大街上自由了许多。要是作品被编辑百里挑一选中，最后经总编签发刊登出来，那就是一份不折不扣的惊喜。这样的惊喜让我心里感到踏实，并能不断增强我的写作信心。
这样投稿的次数多了，连我自己也能感受到那些报刊的编辑用稿相对公允，今后有稿仍可以投给他们，或推荐其他博友投稿。而那些报刊的编辑有私心或偏心眼，或只发名家、富豪、美女的文稿，不发我们穷乡僻壤小单位小人物的作品，写得再好也是白费力气。
我还常常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查看文友们的用稿记录，就是看他们的什么文章上了什么杂志，内容是写那方面的，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存稿。用他们发表的文章作参照物，我就能判断出自己写的那篇文章也能上那本杂志，这本杂志的编辑也应该是很开明的，结果一试，我真还把这些刊物一一攻克下来了。如兰州的《丝绸之路》、杭州的《茶博览》，深圳的《焦点﹒风土》等，就是在看到我们云南凤庆作家许文舟的文章之后，才把自己的作品投过去的，结果与我判断的八九不离十，我的作品大多都被发表了。
作者与著名作家段瑞秋
最好的景况，就是研究一下自己文章的风格特点，再熟悉几家相关报刊的办刊风格及编辑所喜好的文笔，把投稿的报刊相对稳固下来。通过稿件来往，首先让栏目编辑认可自己的文字，记住自己的姓名，取得编辑对你的信任或赏识，这样对自己的写作要有利得多。许多基层的无名作者，都是这样通过稿件与报刊和编辑熟识起来的。这样成功的事例我也有过。我从１９８４年起到２００６年，一直在给《云南科技报》的副刊写科普文章，几任总编及版面编辑都熟悉我的文笔，他们尊重我的思考和劳动，经常向我约稿；我也尊敬他们甘为人梯、为人作嫁衣的精神，一写出好稿就先投给他们，不负他们重望。这种互动是良性的，作者与编者的感情因为有了这些来往而变得深厚。二十多年来，《云南科技报》共计发了我六百多篇文章，也让我获过很多奖，其中有3次是获全国优秀作品奖。上海的《食品与生活》杂志，从2004年我给他们第一篇稿件，至2009年，主编吴春签发过我六十多篇美食散文，一直到他退休。有一年几乎期期都有我的作品露脸，有几篇还上了刊物的头条或扉页的寄语，让我成就了一本书——《美食如玉》。有那么四五期，每期都选用我两篇散文，这样的待遇，就是那些名作家也不多见。我与编辑部的来往，除了我那些恣意张扬的文字，就连信件来往也没有，我也不可能到上海与编辑们谋面。文字似乎是我最好的敲门砖。最主要的，是我今生遇到了一个赏识我的好主编，一群认可我文笔的好编辑。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缘”了吧。只可惜，这么好的缘分，可遇而不可求，一辈子也难得有几次。
这是我第三次上稿《新民晚报》了，前两篇上的是美食周刊，都还发的是版面头条，稿费也可观，是看到博友刘少林发表作品后才投过去的稿件。这次上稿的是“夜光杯”文学副刊，意义又有所不同。上这样的文艺副刊，要说难也难，毕竟他有些档次；要说不难也不难，关键是看稿件质量，作品能否使编辑眼前一亮的感觉。不同的是，大地方的大刊物，编辑也显得大气大度得多，可能没有我们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一些小刊物中那种小肚鸡肠的东西，让投稿无门的你我，感受到其中开明和进步的地方。(2012-05-0515:08: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