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文豪”艾芜（1904～1992年)，原名汤道耕，1934年1月16日在上海《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一篇《走夷方》的纪实散文，写了一个唱着镇南州（今我南华县）歌谣的中年男人。文章开头作家这样写到：
男走夷方，女多居孀；生还发疫，死弃道旁。听着暂时聚会的旅伴，拖起漫长的声音，在唱镇南州人唱的歌谣时，轻烟也似的忧郁，便悄悄地绕在我的心上了。跟着他拐下山坡的那一阵，简直是缺乏了走路人应有的力气。
笔者参加诗会与朋友们合影
艾芜1925年夏天开始从成都南下流浪，这年秋天流浪到昆明。身无分文的他，四处打工，到昆明红十字会送诊处做工友，在此服务了一年半。也就是在1927年经我滇中的镇南州，清明节后流浪到滇西德宏州一带。艾芜在八慕遇到我“走夷方”的镇南州人的时候，年仅二十三岁，带着好奇心和这个年龄特有的叛逆性格，与我镇南人有过一段精彩的对白。
我的旅伴（一个中年人）说，在清明以前直至去年的九月，这个期间，这里是不缺少晴天的，每天都是好太阳，雨吗，一滴也瞧不见。现在呢，可就倒霉了，每天总得淋几场雨的。这里的雨，不象汉人地方的雨哪，又毒又可怕（很容易生病）的。还有那瘴气呵，瘴气！菩萨保佑！
笔者参加诗会
他说到这里，他的周身象突遭袭击一般，简直颤栗起来。随即好意地责备我，说是年轻人怎不在腊月间出来，现在来送死么？
我一面听着他的话，一面真见了路上的傣族妇女，多是眉清目秀的，而且有的农家姑娘，竟比汉族女子反要美丽些。便说道，这里的人，不是活得很好么？
这是夷人呀！他大声地驳斥我，随即举出许多汉人在这里中了瘴毒的可怕情形来。我无话可说了，只有用一句话来抵他，即是说，那末，你现在又来夷方做什么呢？
“天哪，这是为了要吃饭，为了要养家哪。”他愁苦地呻吟着。
我因要在言语上战胜他，就微笑地答道：“我不是也同你一样的吗？”
其实，那时我没有家，也不只是为了一己的生活，多半的原因，是由于讨厌现实的环境，才象吉卜赛人似的，到处漂泊去。然而，为了要看看新奇的景物，便来到这么令人丧气的地方，自然心里也不免有些忧郁了。
“那末，你也做我一样的生意吗？”他闪着狡猾的眼睛。
“什么？你做什么生意？??”我倒问起他来。
“呃呃??”他不答复了，只是哼着他的镇南州人的歌谣。
笔者与诗人郁东
后来走到八募原野，经缅甸的便衣巡警搜查时，才晓得他，我的老好的旅伴，是私贩鸦片烟的。
原来，艾芜笔下的这个“走夷方”的镇南人，是个走私鸦片的私烟贩子。读着《走夷方》，我读出了镇南人民在旧社会的心酸和苦难；读着这些浸透了镇南民间俚语、俗语、口语、土语的文字，又倍感亲切；也读出了我们镇南人淳朴诚实，吃苦耐劳的性格。
艾芜这篇文章是在事后六七年回到上海才写的，给我的感觉，艾芜对当年在云南边疆流浪时遇到的这个镇南人印象十分深刻，对镇南歌谣非常熟悉，且对这个镇南州人的特异性格十分偏爱。他不仅把我镇南州的这个中年男人绘声绘色写进了《走夷方》一文，还把他塑造成了《南行记》中一个个典型的人物形象，永远留在了其不朽的文学作品里。不信？只要你再读读艾芜的《我的旅伴》、《私烟贩子》、《伙伴》这三篇小说，你都会从中看到这个走夷方的镇南人的“伴旅”形象，就会从中看到镇南这个“私烟贩子”的影子。
艾芜一生共经历过三次“南行”，三次都经过我自古就有“九府通衢”的南华县。第一次是1927年，这个写作时习惯在脖子上用细麻绳吊个墨水瓶的艾芜，从昆明流浪到滇西德宏，后来又漂泊到缅甸和马来西亚等地，1931年回上海后写下了《南行记》一书，描绘了当时云南边疆的奇风异俗和美丽的边寨风光，《走夷方》便是涉及我南华县人和事的一篇佳作(但此篇不在《南行记》里，《南行记》是小说集，此文被作家收录于散文集《漂泊杂记》中，许多作家都搞错了）。艾芜因写《南行记》与云南结缘，云南也因作家写了《南行记》而敬重作家艾芜，艾芜是云南人民的老朋友。1961年9月，艾芜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南行，同行的有老作家沙丁、林斤澜、刘真等，他写出了《南行记续篇》，再一次赞美云南这块美丽的红土地。到了1981年3月下旬，艾芜应云南人民出版社邀请，开始了他的第三次“南行”，这一次与他同行的有老作家高缨等人，那是一段令艾芜充满怀旧之情的美好日子。
笔者与诗人和慧平
艾芜《走夷方》中写到的这个唱着镇南州歌谣的中年男人，因走私大烟被缅甸巡警关进了大牢。而当时许多“走夷方”的镇南人，或死于打摆子（疟疾），或死于水土不服（拉痢），或死于盗匪刀枪。八十多年过去了，艾芜笔下的“走夷方”早已演变成到全国各地打工的“打工潮”，但因当年“走夷方”留下的另一种风俗仍在我南华县流行着。可惜当年在艾芜笔下却未曾留下，那就是“哭丧会”。
今年的农历三月二十八，我吃过午饭，就拿上相机来到位于南华县城东的土城大石桥，还隔老远，就听见鞭炮声此起彼伏，一路上摆满了卖香烛、冥币、锞子的摊子，看上去黄灿灿红彤彤的一片，有的用一只农村抓松毛的大花篮装着，有的码在路边有一人多高。卖祭品的多是些六七十岁的农村妇女，还有几个算命卦象测字的先生。大石桥的两头，烟雾弥漫，堆积了很多焚香后的灰烬；站在石桥上往下看，龙川江两岸的树林里，人们用几个石头支砌灶台，以家庭为单位，在那里边煮饭边搞祭祀活动，到处是烟雾缭绕，酒肉飘香，熙来攘往的人群，好一派热闹的景象。
南华土城的传统节日“哭丧会”由来已久，最早叫东岳会，如果按土城村里有东岳庙建于明永乐年间算起，至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了，是民间自发的一种祭祀形式，就是在那极左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未曾停止过，只不过是隐蔽在附近的树林里，对着大石桥或东岳庙祭拜。每年农历三月二十八这天，四面八方的妇女会聚集到土城东岳庙和大石桥一带哭泣，从早到晚一天有万余人在此杀鸡、煮饭、烧香、磕头、祭祀，场面蔚为壮观。按当地人的说法，在这一天，新近亡灵都会来此报到，成为有主魂后来生才能投胎转世，故“哭丧会”又叫“嚎丧会”、“新亡会”，因封建迷信色彩浓厚，说法也不甚吉利，至今一直不被官方所认可，也没有正式的文字记载。光绪《镇南州志略》对此仅有一句记述：“每岁三月二十八日于城东东岳庙建会，女士往观，商货俱集”。十多年前南华有人提出把“哭丧会”改叫“早春会”或“迎春会”的，但这时已进立夏节了，哪里还称得上是早春呢？再说，你改了当地老百姓根本不认可。
晚清和民国时期的镇南州是云南“四大穷州”之一，以地瘠民贫著称，男人们不得不抛妻别子到思茅、景洪、西双版纳、腾冲边境一带打工，那时叫“走夷方”；有数以千计的人甚至远到缅甸打工，名曰：“走老银厂”，那时镇南流传一句话：“穷走夷方饿走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在旅缅劳工中，当时就已出现大小工头，缅语叫“扛得勒”，工头每年有组织地自带工人到缅甸做工，获利甚丰。据《镇南县志》记载，清宣统二年（1910年），我南华旅缅劳工每年为南华县赚回外汇约合英币小洋（卢比）10余万元，折合富滇新币80万元，占滇西各县旅缅劳工收入的八分之一。旧时南华出解板匠，从事木工的人在滇西、滇南及缅甸都有些名气，每年秋天待庄稼收种结束，大家就结伴一起外出“走夷方”，直到来年立夏栽小秧时才回来，人数有两三万之众。在打工赚钱的同时，也把外地种茶经验和其它先进的工艺学到手带回来。
到滇南滇西缅甸“走夷方”、“走老银厂”的人也很不容易，他们每个人都肩挑重担，一头是篾箱装着米面油盐和锅碗，另一头是草席被褥和干活的工具。一路上，白天就在路边找柴煮饭，晚上就睡树下、草堆或石坎下遮风挡雨，就这样风餐露宿，徒步三十多天才能到达缅甸。在去缅甸的路上，要经过杳无人烟、野兽出没的原始森林，为了避免豺狼袭击，“走夷方”的人一般都结伴而行，特别喜欢与马帮一起走。因为马锅头一般都带有枪支自保，还带几面大铜锣可以驱赶野兽。南方多瘴疟，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打摆子”，是通过蚊子传播的一种传染病，在缺医少药的年代，得了此病的大多数人就只能等死。就是“走夷方”在异乡挣到了钱，也常在沿途因匪患猖獗性命难保，常常遭遇土匪杀人越货，许多“走夷方”者因此而命丧黄泉，使得家人望眼欲穿几年十几年都盼不回自己的亲人。于是在南华乡村就出现了一种怪现象：只见奶奶坟，不见爷爷冢。许多人从小就对爷爷没多少印象。有民谣说：男走夷方，妇多居孀；生还发疟，死弃道旁。年纪轻轻的妇女就要守活寡，独自养育孩子，别说有多苦了；有的老妇人，因孩子不孝，或受儿媳虐待、辱骂，无依无靠，在那贫困年代，就只有到这“哭丧会”上来诉说了。清代福建诗人黄大琮随军来到我们镇南，看到此状，写了首“哭丧会”的杂咏：缅甸茶山远学商，夏归冬出习为常；多愁瘴疟传谣谚，男走夷方妇作孀。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煤矿工作的时候，煤海文学社的沈阔先生与他老婆每年都来南华赶“哭丧会”，他那时跟我描述的情景是妇女们都一排排跪倒在石桥下河边的沙滩上嚎啕大哭，伤伤心心的样子，有的还口中念念有词，诉说衷肠。如果你仔细听，大半都是诉说儿女、儿媳不孝的，媳妇诉受婆婆委屈的。哭着哭着，有人忍不住在前面放了个响屁，人群中便会传来咕咕咕的窃笑声。
巧的是，我在“哭丧会”的人流中，竟然遇到了吕合煤矿的退休工人笪思全，我们同在煤矿工作了二十多年，只是不知道他年年来此赶“哭丧会”。只见他拿出从家中带来的灶火灰，在空地上撒了一个圆圈，以防他“人”来抢，圆圈留一缺口，以供“人”出入。然后就开始在圆圈内烧锞子，烧“包封”。“包封”是用黄纸做的一个特大信封，里面装纸衣纸裤纸鞋冥币等祭祀物品，外表印得如冥币一样规整庄严，你要烧给哪位去世的亲人，填上他的名字就可以了，这与七月半接老祖宗时的仪式是一样的。
从古代“女士往观，商货俱集“来看，过去的“哭丧会”不仅是妇女们的聚会，还兼具物资交流的功能，人们来赶会的同时，也会把家中那些多余的农副产品带到土城及大石桥一带销售。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哭丧会”也还是一个很热闹的物资交流会，人们在祭祀完毕后，还可以交换农副产品，也可以买到瓜子、炒豆、凉粉、凉虾、冰棒、腌梨等小吃食。而如今，这一切都随着超市的出现及农村市场的繁荣而消失了，只剩下匆匆忙忙来赶会祭祀的妇女。
在今年的“哭丧会”上，我没有看到妇女跪在地上嚎啕大哭的场景，我拿着相机一直在找这样的镜头，但转悠了一个多小时，始终未能捕捉到这样瞬间的画面。从心理学角度来讲，哭也并不是一件坏事，许多不良情绪，就在哭诉中消解掉了。女人爱哭，故女人一般要比男人长寿。如今这“哭丧会”，我看也不完全是女同胞们来赶，有一部分是由她们的男人陪着来的，有的则全家出动，其中不乏城里的机关干部、退休工人，打扮入时的美女。“哭丧会”随着时代的变迁，好像已有了很大的改变。
作家艾芜在其作品中留下了历史上我南华人“走夷方”的习俗，我今将与南华人“走夷方”相关的另一种风俗“哭丧会”补上，让这些民间遗迹与流浪文豪的作品永远传世在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