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职业是医生，故在查阅资料时对艾芜的身体状况也十分关注。艾芜从1959年生病住院始，直到第二次南行之前，有两年多时间都是在家养病，经常到医院打针吃药，几乎没提笔写什么作品。艾芜的身体至少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胃溃疡和消化不良，时好时坏，一般不要命。另一个是活动性肺结核，属乙类传染病，这在1954年体检时就检查出来了，但他自己没放在心上。1955年艾芜到欧州社会主义国家捷克斯洛伐克访问参观肺病疗养院时，主人出于热情帮助透视，医生告诉他患有肺结核，但已经钙化了（可能出于某种原因，没有说实话）。其实艾芜的肺病一直都没有好利索，他怕在寒冷的北京过冬。
中国“文坛上双子星座” 艾芜（左）与沙汀
在1961年9月二次南行前，艾芜为自己的肺病有些踌躇，他专门咨询了北京肺病专家朱贵卿，朱主任告诉他：坐火车坐飞机都可以，就是坐一两天那么久的汽车，又在山区那样的土路上不太好，因为抖动太大。艾芜二次南行选择坐飞机，这应该是个客观原因，而且应该是得到了领导的同意或批准。
艾芜南行到德宏后，在陇川县时，艾芜仍要一礼拜打两次维生素B12针，还吃营养补品蜂王精，能增加食欲。家人可能对艾芜的健康还不放心，艾芜于1961年12月5日又在芒市人民医院拍胸部X光片。医生告诉他：最后一点病灶，已经固定下来了，不再变动了。因为访问途中吃得好，艾芜的体重也增加了三斤，有102斤。肺结核消瘦，增体重是病情好转的标志。他把这些情况写信告诉了爱妻王蕾嘉和沙汀等人。如果我们再看看1981年艾芜的第三次南行，在物质条件远比二十年前好的情况下，艾芜也并没有再选择坐飞机，而是选择了坐小车，从昆明一路向西，颠颠簸簸到了他青年时代漂泊的滇西。
中国作协安排艾芜、沙汀南行的目的，一、主要是落实周总理1961年6月19日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二、是想借此缓和一下当时文艺界因反右运动造成的紧张气氛。三、按刘白羽、严文井、周立波、沈从文的建议，艾芜、沙汀（当时身体也是不好，“受挫”后正在思考）“去广东或云南走走，不一定要写东西。”言下之意就是让他俩到南方旅游和养病，散散心。
事实上，从成都到重庆、贵阳、昆明，再从昆明到保山、德宏芒市，艾芜和沙汀的南行都是一路上走马观花，以旅游玩耍为主。到了瑞丽艾芜才改变初衷，去弄岛、章凤一线采访，搜集写《南行记续篇》的材料。艾芜在1961年12月6日于芒市给沙汀的信中说：“这次旅行，原以玩耍为主，不料各方面要索文章，不能不深入一点，再加新的人新的事件，又极使人感动，不把它记录下来，又有些不安。这样一来，此次旅行便不能不有所改变，娱乐性质，逐渐减少 。”
对于养病，艾芜有自己的做法：大病吃药，小病不管，而且尽量把病忘记，使心情愉快起来。他认为精神治疗，极其重要。如果时时想起病，就会越养越病。
晚年的艾芜，心脏不好，安了起搏器。脚摔骨折过，有时得坐轮椅。于1992年12月5日因大叶性肺炎去世，享年88岁。艾芜逝世后两天，沙汀写下篇深切悼念艾芜的文章后，于艾芜“头七”那天也离世了。艾芜与沙汀这对文坛“双子星”，同年出生，同年同月仙逝（只相差7天），一生竟如此默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