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木狼格
彝族，1963 年生于四川省凉山州，系彝族尼泽热史家族阿陆吉木支，1981 年开始诗歌写作，著有诗集《立场》《静悄悄的左轮》《月光里的豹子》《天知道》等，“非非主义”和“第三代诗歌”代表诗人之一。2016年发起成立十诗人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并执导首部电影《借客》。现居成都。
18岁以前，我跟文学沾不上一点边。15岁那年，我死活不听老师的劝告，初中毕业后拒绝读高中。一个15岁的小子如此痛恨读书，现在想来，既像是我干的事，又有些不可理喻。但那毕竟是读书的年龄，我进了卫校，学医3年。毕业后分到西昌，工作不到半年，我发现我确实不喜欢这一行。在一个阴雨绵绵的早上，我突然想写诗，这真你妈奇了怪了，我接触的人、身处的环境，没有一个跟文学有关，那时我18岁。
因为写诗，我在西昌认识了另一些诗人，如周伦佑、蓝马等。他们的年龄都比我大，写作也走在前面，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周伦佑那些成熟、老练又充满创造欲望的诗与蓝马极具自我的情感经历和语言方式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刺激，我暗自掂量，看自己是否具有写作的才能，是否在写作中拥有一席之地？结论是我沾沾自喜地认为自己是个天才。少年轻狂啊，写了一些诗就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了诗歌的真谛——诗嘛，我是生来就会写的，而且写得与众不同。所谓不同，当然是指我接触的诗人，如周伦佑、蓝马等。
80年代，我和周、蓝二人交往甚密，我称周为佑兄，唤蓝马世刚（蓝马本名王世刚），周伦佑健谈，口才极佳，蓝马给“外人”的印象是不擅言辞，但熟悉他的人都领教过他独特的“蓝氏表达”。周伦佑爱旁征博引，蓝马则调动手势、表情，特别是眼神，注重启发。同他们在一起，我听多于说。其间也和周伦佑争论过几次，但每次都以我的失败告终，尽管每次我都不服。我发现他的观点理由不足或强词夺理，也因他洪亮的嗓音和滔滔不绝，使我瞠目结舌。
佑兄的家住在泸山下、邛海边，我们经常到那里去玩。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和蓝马去拜访周伦佑，他满脸倦容，面色苍白，但见到我们仍显得很兴奋。他说熬了一个通宵，刚完成一首诗，写完后就想呕吐。他的苦笑包含了一种满足。说实话，我是难以理解的，如果我写诗感到痛苦，何必还要去写呢？对我来说写诗就像抽烟，戒不掉。夜深人静的时候，台灯的光线是那样的安详，我和正在写的诗一同加入宁静，我喜欢这种来自深处的淡淡的快意。不过我还是被佑兄的呕心沥血所感动——那真是明知不可为而为的大丈夫气概。他的每一首诗都代表了他当时的最高水平，所以绷得很紧，不像他在《非非》上评尚仲敏的诗那样：从容不迫，游刃有余。
1985年的某一天，我问蓝马：“听说你搞了个很厉害的东西？”于是，蓝马扼地谈了他的“前文化”理论。我听后觉得蓝马很有头脑。“前文化”越过众多的理论山峰，另辟蹊境，确是一片广阔的天地。而这期间，周伦佑也在闭门写作，除写诗外，也写理论文章。
周伦佑说：“要写出好诗必须有一个广阔的哲学背景。”我们都深以为然，这句话的正确程度等于在说一句不必要说的废话。我不喜欢把形而上的思考作为诗歌写作的素材，而佑兄擅长这种写法。
街上，气候闷热，两个少女从我身边走过，其中一位说：“要下雨了。”我抬头看看天，再看看她们远去的背影，“要下雨了。”这句话足足感动了我几分钟。又一个早上（我在诗中改为黄昏），两个小孩在我的窗前玩耍，因为没有大人的干扰，他们操着明亮的童音，尽说些老练的话……我努力回忆那个早上，并把他们的对话纪录下来写成诗。
主张“超语义”是蓝马智慧的必然结果，他的语言感觉也是超常的，但他太想表达。他一直有一个愿望——把那些刚好感觉到的领域和对已知的否定糅合在一起，并以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事实上他做到了，《需要我为你安眠时》一诗让蓝马的崇拜者们欣喜不已。当他拿给我看时，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他递给我的是一枚丰收的果实，我为他高兴。读后我不能说好，正如我不能说不好。这是一首类似《海滨墓园》、《荒原》的大诗，这种写法免不了要象征来象征去，我不会写，如果真要我写的话，我会晕头转向的。
86年春天，我到甘洛的海棠镇去写诗，主要去玩，那里有高原的景致和好朋友。周、蓝二人叫我的女友给我写信，说有一件重要的事，让我赶回来。信中附有周伦佑的一张纸条，那是几句颇为兴奋的语言。我回来后，他俩对我说要搞一个诗歌流派，就叫“非非主义”，再办一个刊物，就叫《非非》。我肯定他们是经过多次讨论后决定的，按周伦佑的话：时代成熟了。他们分析现状，展望未来，我感到诗坛已是我们的囊中之物。而蓝马始终强调这不仅仅是一个诗歌流派的问题。我听过他的“前文化”理论，懂他的意思。那时，周伦佑同各地的诗友都有通讯联系，他说“非非主义”不应受地域的限制，我们要约成都的杨黎，尚仲敏一起干。《非非》上作者的覆盖面要广，如重庆的何小竹，李亚伟，杭州的梁晓明，余刚等。这是一个周密的计划，实施也要周密，《非非》没有合法的刊号，蓝马建议出刊前一定要小心，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一切准备就绪，周，蓝带上稿件和筹集的经费神秘地离开了西昌。不久，诗歌史上的一个重要流派——“非非主义”就在中国大地上亮相了。
1984年在成都认识杨黎，但交往不多，直到办《非非》我们才成为朋友。在“非非”里，杨黎的豪爽与诗歌都给我一种亲切感——在生活中豪爽，在诗歌中细致。他把才华控制在笔端，有选择地一点一点释放，生怕阳光太强了会灼伤那些脆弱的皮肤。杨黎说他靠智慧写诗，而我只能靠心情。
1986年，应周伦佑的邀请，何小竹来到西昌，他给我的印象是瘦，由于头发长，感觉他脑袋的重量可以和身体的重量相比。而印象最深的是那双有点阴冷又充满灵气的眼睛。也是“非非”让我们认识并成为朋友。我和小竹之间有一段插曲：作为苗族诗人的何小竹给作为彝族诗人的吉木狼格写信约稿，一同在《民族文学》上发表诗作。记不清什么原因，我没有回信，大概忘了。后来何小竹就这事询问周伦佑，周伦佑很认真地告诉小竹：“吉木狼格对民族问题非常敏感，也非常忌讳……”当时何小竹大惑不解，并把这个疑问一直藏在心里。随着我和小竹的交往不断加深，一天，小竹谨慎地问起我，我听后忍不住哈哈大笑，何小竹在我的笑声中一下就释然了，于是我们一起大笑。从此我们才做到了无话不说，这也是成为好朋友的基本前提吧。
何小竹的诗歌之路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否定和放弃。他不满足于任何一种自己形成的诗歌模式，90年代的他放弃了80年代自己那些被人们极为称道的诗作，以全新的面貌展现在人们面前。2000年后他的诗又有了新的变化，又在否定和放弃，我不知道他今后的诗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我充满了期待。求变和创新正是诗歌的特质所在。
上世纪80年代，那是一个诗歌的年代，诗人辈出，写诗成为一种时尚。因为写诗，我不仅认识了西昌的诗人，还认识了许多外地的诗人。搞“非非”期间，我和杨黎受周伦佑之托，到重庆去印一张报纸——《非非评论》，在那里我认识了“整体主义”诗人刘太亨和大学生诗派的风云人物王琪博。有一天，我和杨黎去重庆大学，那些无比可爱的学生听说来了两个诗人（也许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来的两个诗人是谁），他们在操场中央放一张桌子，筹资请诗人喝酒，路过的同学或一角或一圆慷慨解囊，很快桌面上就堆满了醉人的钱。他们挑选了十多位同学来陪我们，杨黎一激动，说，我们两个对付你们全部。我吓了一跳，在心里说，你这家伙未免太大胆了。没办法，话都放出去了，只好抖擞精神，和他们喝五吆六的干开了。不到半小时，杨黎便被抬了下去，我一直坚持到最后一滴酒，我真是牛逼，我的酒量肯定比杨黎的酒量大，就像杨黎的胆量肯定比我的胆量大一样。
在80年代，人们的交往方式只有两种，一种通过诗歌，一种通过酒。既有诗又有酒，你就走遍天下都不怕。就算你既没有诗又没有酒，只要你喜欢诗喜欢酒，同样可以走遍天下都不怕。在成都，杨黎和万夏的家几乎成了中国诗歌接待站，毫不夸张地说，他们两家分别接待了数千名来客。即使是在西昌的我家，至少也接待了数百位诗人。他们有的兜里别着诗，有的仅仅别着一把牙刷。不管他们是否可爱，也不管他们怀着怎样的目的，你必须承认，他们的到来都是因为诗，至少打着诗的幌子。
有一次我到成都，“莽汉诗人”马松听说我来了，便找朋友借了十块钱（当时中国很穷，中国的诗人更穷），他把我带到一个小酒馆，我们几乎是迫不及待的就喝了起来，与酒相比，菜和语言都显得多余，很快几斤老白干就被我们喝下了肚，当然很快我们就喝醉了。这以后，我们一年见几次或者几年见一次，每次见面都要喝酒。很多年过去了，酒越喝越好，酒量却越喝越差。
在著名的橡皮酒吧，马松喝醉后用菜刀把一个欺负女孩的家伙砍得鲜血四溅，昏暗的灯光下，橡皮酒吧雪白的墙壁上到处是点点血迹，顾客还以为那是本身的装饰。马松的酒量眼看着就不行了，脾气却因此大了起来。马松说，老子写诗又不图什么，完全是因为忍不住，老子想写的时候，不写浑身就发痒。我说，把你的诗整理一下，我们在橡皮文学网上给你做一个电子版的诗集。他说，我写得不多。我说，这有什么，某某专业诗人就写了很多，有球的用。他笑着说，那是，那是。
我和另一位“莽汉诗人”李亚伟神交多年，却始终无缘见到，彼此都从共同的朋友那里听到了许多关于对方的趣闻逸事。等我们分别把全中国的诗人都见完了，进入九十年代才第一次见面——我一直想跟这条莽汉喝酒，之前我已和其他几条莽汉（如二毛、马松、胡冬等）喝过酒，从他们的口中得知“亚伟海量”——刚开始，我把眼前的李亚伟和想象中的李亚伟对不上号，也把他和他的诗对不上号，无论如何他都清秀了一点。而就在当天晚上，我喝醉以后晕乎乎地想，他妈的，这家伙应该是李亚伟。
青春、激情的80年代过去后，90年代初，我和蓝马、杨黎、何小竹、尚仲敏在成都办了一个广告公司，我们紧跟潮流，与时俱进，热情地加入到“文人下海”的浪潮中。关键是面对商业市场，我们如何把艺术语言转化为应用语言——事实上到公司解体，这种转化也没有完成——我们在河边的竹林村租了几套房子，除工作在一起外，也吃住在一起。自然，除了讨论工作，也免不了要讨论诗歌，而且讨论诗歌的时间绝不比讨论工作的时间少。我在想，如果我们只讨论工作，不讨论诗歌，各自把诗歌收起而不带到公司这个集体来，也许我们的公司就不会解体。但是这样的几个人在一起能不讨论诗歌吗！所以成立公司的前提便注定了它的解体。
办公司期间，我在电脑上写了一些短诗，我没法把它们写长，一首十行以内的诗要花很长的时间，那真是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啊。如——
预言我预言明天将会来临后天必然在明天之后你认为我的预言太荒唐我就说戴上帽子是不愿意让上帝看见
杨黎曾经说公司的解体实际上就是诗歌的分手，我们（我、杨黎、何小竹、尚仲敏）和蓝马的分手，正如早期“非非”的解体是因为蓝马和周伦佑的分手一样。我很欣赏杨黎的这个观点，听起来很有意思，但仔细一想，我却不能同意。无论办“非非”还是办公司，分手的原因都跟各自对诗歌的理解和认识不同无关。既然对诗歌趣向的追求明显不同都能联手办“非非”，说明“不同”是正常的，尤其对诗歌而言。分手的原因不在艺术那边，而在现实这边。对此，我很愿意同杨黎在茶坊或者酒后讨论讨论。 公司解体后，我回到西昌，90年代中后期，我和不写诗的朋友一起办餐馆、酒吧、承包工厂、上山开矿。我一边做事，一边写诗，比起无事可做的80年代来，90年代写的诗反而多一些，越是忙越是有写作的冲动，无论在边远的县城，还是比县城更远的矿山。我写的组诗《山中》便是在矿山的夜晚，在简易工棚的马灯下用几张烟盒纸写成的。
从我写诗以来，许多前辈诗人和同时代的诗人都对我的写作产生过影响，或者说刺激。但真正对我的诗歌语言产生直接影响的却不是诗人，而是那些我接触的生活在凉山的人们。我出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凉山，50年代以前，凉山处于封闭状态，这一方土地能够与世隔绝，准确地说，它依靠的不是大山，而是彝语，这是一个彝语的世界。用彝语建立和维护的处世原则，包括风俗、习惯和道德标准，神圣不可侵犯。直到人民解放军进入凉山，它才向之外的世界彻底打开，而把凉山和外界联系起来的当然是汉语。也就是说，我生活在两种语言并存的世界里。在学校我学的是汉语，与我同龄的很多彝族小孩是从“毛主席万岁”开始接触汉语的。不管在学校、家里还是其他地方，我听到的不是彝语就是汉语，有时两种语言分别从左边和右边进入我的耳朵。我常常听见两种语言的一个提问：你说什么？这种现象大多出现在街上，尤其是出现在买卖东西的时候。持汉语的人和持彝语的人各说各的，连他们的手势也体现着各自的语言习惯。这时，只要来一个像我这样的人，一经翻译，问题也就随之解决了。还有一种现象让我感到特别有趣——小时候我随母亲在离县城不远的乡政府居住，旁边的那个村子住着彝汉两种民族，比例大约各占一半。在村子里，无论小孩还是大人，彝族会说汉话，汉族会说彝话。当一个汉族和一个彝族（或几个汉族和几个彝族）一起交谈时，他们会根据当时的心情和谈话的内容来决定使用哪一种语言，有时两种都用，前一句是汉语，后一句又是彝语。我总是兴趣盎然地看着汉族说彝话、看着彝族说汉话。这太有趣了，因为两个民族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房屋外面的结构，房屋里面的摆设；比如逢年过节的安排，接待亲友的方式；以及两种语言所规定的礼仪和道德……我是说他们穿着不同的服装，本来是用这种语言思维的，可张嘴吐出的却是另一种语言。他们熟练地操持着两种语言，尽管各自以一种为主。我也以一种语言为主，我是彝族，为主的却是汉语。这是因为，在凉山的乡下，人们以彝语为主，比乡下更远的地方，比如山上就只有彝语。而在凉山的机关，则两种语言并存，以汉语为主，以国家的政策为主。
我以汉语为主，但不需要通常意义的“翻译”便能直接进入彝语世界。的确，就好像有一个通道，可以任意出入。我在汉语里，我又从未离开过彝语。
在两种语言并存的地方，即使你不是搞语言工作的，你也自然而然地会关注语言本身。凉山人善于表达，或者说喜欢表达，许多时候他们不是想把一件事说清楚，而是想说得更有趣。我的语言感觉正是源源不断的来自这些从来就没想过要当诗人的人们。
从写诗到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写的诗不算多，有时一年仅写十几首。但可以说我一刻也没有离开过诗，写诗就像喝酒，早已成为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当年我写了几首诗，就觉得我已经掌握了诗歌的真谛。而现在我才发觉诗歌是可以用一生去靠近的。我还想，什么时候我得到了，我的诗歌写作也就结束了。有趣的是，我离它越近，越得不到它。所以我还在写，还得写。
对于诗，我要说的是：同意所有关于诗歌的言说，同时对所有关于诗歌的言说表示怀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