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央民族文字出版专项资金”项目《韪书丛考（甲编）》五辑6卷，由贵州大学出版社出版。此次出版的这套丛书，包括《吉禄札》《六祖与四大家 勃禄尼君长谱》《局卓布苏》《鲁补鲁旺》《赠确数》6种彝文古籍的考证，分别由王明贵、王继超、刘云等专家联合或单独进行考证与分析。这套丛书与《爨文丛刻》（甲编）出版方式相同的是都有彝文原文合并出版，不同的是《韪书丛考（甲编）》采用彝文原件图片彩色印刷，分别对每种古籍进行考证，但不进行抄写、翻译。
（《韪书丛考 吉禄札》封面。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18年12月出版，16.4万字。）
《韪书丛考》序言
王明贵
彝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时，有8714393人，在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中居第六位。彝族主要居住在滇川黔桂四省区，我国有凉山彝族自治州、楚雄彝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有19个彝族自治县（包括与其他民族合建的自治县），这些都是彝族聚居地方。近年来，随着人口流动的增加，广东、浙江、山东等省居住半年以上的彝族人口，分别超过了万人。北京、重庆等市也有较多彝族人口，美国、越南等国家，也有彝族。
彝族有自己的语言，早在汉代之前就已经创造了体系成熟的文字系统，用于记载文明史迹，留下了丰富的彝文古籍。《爨文丛刻·帝王世纪》中有“人类历史”部分记载，从人类始祖希慕遮到撮珠渎时还没有文字，到武洛撮之时，出现了密阿叠祭司，他来兴祭祀，造文字，立典章，设科律，文化初开，礼仪初备。《西南彝志（第十卷）》记载，古代圣贤伊阿伍聪明无比，他创造了彝文并写下了许多彝文古籍。《滇系·杂载》记述：“汉时纳垢酋之后阿田可者，为马龙州人，弃职隐山谷，撰爨字如蝌蚪，二年始成，字母千八百四十有奇，号书组。”清代道光二十九年完成的《大定府志》记载，彝族古代“有韪书，皆爨字。”同书记载“安国泰所译夷书九则，内载阿田可唐时纳垢酋，居岩谷撰爨字，字如蝌蚪，三年始成，字母一千八百四十 ，号曰韪书，即今夷字。”可知，彝文在古代被称为“韪书”，同时被称为“爨字”。在单独使用时“韪书”一般指彝文，与“爨字”并列时，“韪书”则指彝文古籍。
古代被称为“韪书”的彝文古籍，遍布于西南彝族地区。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彝文古籍藏量达上万册，这些还不包括分散在民间的抄本和收藏在外国相关机构中的古籍。其中，收藏较多的有贵州省毕节市彝文文献翻译研究中心、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图书馆和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的收藏量在1000册以上；国家图书馆有500多册，清华大学有250多册；云南、四川、贵州的民族古籍工作部门和一些图书馆、档案馆以及西南民族大学、贵州民族大学、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等，其彝文古籍原件也都有上百册；英国、法国、美国的少数图书馆、博物馆等，也收藏了彝文古籍。彝文古籍在晋代时期就已经影响很大，晋人常璩在《华阳国志·南中志》中记载：“有夷经，皆爨字，状类蝌蚪。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这里“夷经”也就是被称为“韪书”的彝文古籍，是学者经常引用的典籍。
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少数民族古籍相继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在已经公布的五批名录中，彝文珍贵古籍有136部。国内最早翻译、出版彝文古籍是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由丁文江先生编纂、罗文笔先生主译的《爨文丛刻（甲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5年成立的毕节彝文翻译组，前后数十年组织翻译的《西南彝志》《彝族源流》《彝文金石图录》等彝文古籍巨著，在改革开放后陆续出版。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彝族毕摩经典译注》共106部，是目前彝文古籍翻译工作中最大的一项工程。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彝文典籍集成》160部，是目前提要式介绍彝文古籍的最大的一项工程。其他小型的翻译丛书，有《贵州彝族咪古丛书》等。单本翻译、出版的著作较多，代表性的有《宇宙人文论》《滇彝古史》《勒俄特依》等。对古籍的研究，蔡富莲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云贵川百部《彝族毕摩经典译注》研究”和张学立教授主持的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黔西北濒危彝族钞本文献整理和研究”，是目前最大的两个科研项目。综合性的翻译与研究项目，则有王明贵研究员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珍本彝文史籍《西南彝志》全26卷整理今译与研究”。
然而，从考证古籍的角度，对彝文古籍进行系列的调查、考释的丛书，目前还没有。一部古籍是如何产生，如何抄写，怎样流传，是世袭毕摩世代传承，还是师徒传授时抄写、转移，古籍如何从甲地流转到乙地，内容是原本还是有所增删，等等，都是需要弄清楚的问题。把这些与古籍抄本、版本和文献相关的问题，一本一本地进行调查与解析，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为此，我们策划了《韪书丛考》这套彝文古籍考释丛书，对有重要价值的彝文古籍进行识别、认证、调查、辨析、解释，对古籍的主要内容、文化信息、使用情况以及收藏者和传承情况进行介绍并梳理出基本脉络，以期对该古籍有一个综合的判断，给翻译家和研究者提供基础材料，以推进彝文古籍的翻译与研究事业。
彝文古籍的产生、传承与流播具有其特殊性，绝大多数彝文古籍既不署作者姓名，也不落抄写者姓名，既无创作的具体年代，也不署抄写的具体年代，毕摩、抄写人在传承中也弄不清楚古籍的具体情况，这给考释工作带来了许多困难。因此，韪书的考释可能全面，部分考证只是一个基本判断，内容介绍也只是一个提要，需要提醒读者注意。作者水平有限，难免会有一些疏漏和错误，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2018年12月12日 于德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