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在两年多以前，我从某篇文章里第一次读到《我的凉山兄弟》出版的消息：先是出了英文版，后是作者所在的台湾，迅捷出了中文繁体版。也正是由那篇文章，我才第一次知道，“诺苏人”乃是凉山彝族人的自称。今年9月，这部关于中国凉山的书，终于在故事的发生地——中国大陆发行了中文简体版。

 

　　作者在跋的开头便写道：“回望来路，令我不无激动。”的确，这是一部如今在社会学、人类学界难得一见的书，成书过程横跨十年之久，作者为写作此书，来到凉山实地做了长达二十个月的田野调查，在卫生条件极差、生活环境迥异于城市的昭觉县利姆乡，在不同的“报导人”，即向导的介绍之下，访谈乡民、收集第一手研究素材。一般的人类学者在田野调查中把访谈者作为单纯的研究对象看待，尽可能减少私人性质的来往，以免情感影响学术判断，希望以此来维护学术的“中立性”。而作者却十分罕见地真正走入了他们的生活，尽量摒弃功利性质的交往，与这些被贫困、毒品和艾滋病折磨得奄奄一息的人成为了好朋友，以至于他们中每一个因罹患艾滋病而故去的人，都会被她铭记在心。该书因此以“我的凉山兄弟”为题——这部书本来就是献给他们的。

 

　　近年来，似乎有一种舆论倾向直指诺苏人群体，认为它作为一个社群，已经由于毒品泛滥、艾滋病流行而沦为当代中国转型中出现的“失败社会”之典型。不知作者是否会认同这一在公众间流传甚广的结论性意见。不过通读这部书，我们发现，作者念兹在兹的始终是一些具体的问题，而并不急于对她所感兴趣的这个社群下一个结论。比如，在这部著作中，作者的问题意识主要集中在：为什么诺苏人，尤其是她重点调查的利姆乡的诺苏人在海洛因和艾滋病面前显得特别脆弱？当地人的生活究竟是如何围绕着毒品展开的？对于毒品和艾滋病这两种犹如孪生的“流行病毒”，当地人是如何应对的，是否奏效？以及，政府部门在介入当地的疾病防控治疗计划后，官方和民间、官方与外国合作机构之间发生了怎样的互动，产生了哪些可见的冲突，这些防治行动对毒品和疾病的控制是否有效等等。就此而言，除了媒体与学者在社会角色和定位上的不同之外，我们也可以领会到，一个能够提出有意义问题的学者，只需要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作出自认为合理的回答，而并不需要特别考虑社会大众认同与否，但有时恰恰是在这个过程中，学者经由实际调查和独立判断所产生的见地，往往会以或浅或深的方式影响社会的运作。

 

　　提起“凉山彝族”，其实早在民国年间，杨成志、林耀华、马长寿、曾昭抡等学者就曾因赴大小凉山作开创性的田野调查，而成就了一段学术佳话——当时，汉人能安全通过凉山便足称壮举，因彼时的诺苏社会尚未开始其现代化进程，民风又极其彪悍，对 “非我族类者”更是常存警觉之心。1949年民主改革之后，大量非汉族社群被人为地界定为某个少数民族，诺苏人也就此与凉山周围那些生活地域邻近、生活习惯相似的社群一起，被冠以“凉山彝族”的称呼，这同时也意味着诺苏社会被迫进入第一个阶段的现代化转型。这样一种几乎完全强制的现代化过程，给整个族群带来的撕裂是多方面的。例如在文化上，除了“文革”等特殊年代，官方虽未公开禁止那些懂得怎样“干迷信”的人，在人们婚丧嫁娶或是生病遭灾之时举行宗教仪式，祈福或是驱赶不幸，但对这类活动的态度又是极其暧昧的，实际上是不欢迎它的存在，这一点，仅从“干迷信”这个带有一些贬义色彩的词就可以分辨一二。再如，自20世纪90年代初毒品在诺苏社群泛滥以来，由于民间也就是吸毒者所在的“家支”（相当于汉族的“宗族”）的力量先官方正式机构介入了对于个体禁毒行为的干预，官方与民间在禁毒事务上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一方面，政府自然是乐见家支或诺苏人中的权威人士在此事务上担当实际重任，但另一方面，政府又总在以各种力量牵制民间禁毒协会的工作，其深层原因即在于政府深恐它有一天会脱离控制，自行其是。正是在这样一种矛盾心理的支配下，诺苏社会的禁毒宣传和行动常常陷入一种“为宣传而宣传”，实际成效并不大的局面。

 

　　此后，在英国政府提议下，中英双方以各自政府为后盾，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禁毒合作，但此举同样收效甚微。更值得探究的问题在于，因为诺苏人原先对“毒品”的看法与外界有着不小的差异：鸦片长期以来被视为享乐之物，享有者常常社会地位较高、生活优渥、令人羡慕。上世纪90年代初次走出大山、向外流动而面临现代化转型的诺苏年轻人，更是将海洛因视为个人身份、地位和经济状况的象征，因此也并无对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歧视。而中英合作禁毒项目中的宣传，本身自然是基于西方人和汉人的一般观念，想当然地致力于消除“污名化”，却起到了完全适得其反的作用：原先并不歧视艾滋病毒感染者的诺苏人，开始回避他们，反对家里人与吸毒者、艾滋病毒感染者通婚；令吸毒者和涉艾滋人群面临更为艰难的社会处境。由此作者提出，必须反思所谓“现代观念”与整个现代化进程对于边缘社群的适用问题，这无疑是十分有见地的一个设想，也是作者写作此书的重要理由之一。

 

　　作为一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交织着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民族学，乃至20世纪政治变革史的独特的民族志，这部作品所记录的，既是凉山诺苏人在现代化浪潮中意义非凡而惨烈的探险，又隐含着对所有在现代化转型中，或多或少被边缘化的所有民族相似命运的关注。就此而言，这部作品就不再仅仅是针对诺苏人群体所作的记录和反思，也指向了正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或一路狂奔、或蹒跚起步的所有民族和所有人。这大概也是这部人类学著作在今天如此引人瞩目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