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理州的文学圈内，流传着两句比较“著名”的话，第一句是：我不管你写了多少东西，只有发表才是硬道理；第二句话是：如果写作不能使你的生活质量有所提升，那还不如改行去养猪更为实惠。

　　这两句比较“著名”的话，是我说的，而且是在一次比较严肃的文学研讨会上对着上百的文学青年们说的。

　　在大理，我是第一个主张作家应该致富，也应该想法子致富的人。因为我看够了太多文人的穷困潦倒，听够了太多对文人穷酸潦倒的讥讽与蔑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很快就成为了另类，成了整个云南文坛的“作家公敌”。何以如此呢？因为在传统的思维中，不论是文人自己，还是社会公众，似乎都认为只有生活贫寒，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文人，似乎文人一旦拥有了优裕的生活，思想的火花便会熄灭，创作的灵感便会枯竭。

　　在大理，我还是第一个想方设法与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以及美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华文媒体取得联系的人，因为我不仅想让自己的文章仅仅只能赚到人民币，还希望它能赚到外汇。

　　我的老家是地处云南西部的永平县最为贫困的高寒山区，我的父辈连大面值的钞票也很少有机会见到。因此，当我的文章在海外发表并不断赚取港币、美元、欧元、英镑的时候，我是十分自豪的。毕竟，我是咱们这个小地方第一个能够凭“真本事”赚到外汇的人，这可是一件十分了不得的事情，小地方开天辟地也没有过。

　　记得我有一篇1300多字，名叫《希望是一辆转动的风车》的文章，最早刊发在台湾《中华日报》的“中华”副刊上，该报付给稿费130美元，后来被《讲义》杂志看中转载，又给了80美元的转载费。当年，这篇文章被台湾读者推荐为《讲义》杂志本年度最优秀的文章，又给了800美元的奖金。第二年，这篇文章又侥幸地被收入了台湾七年级学生的《国文》课本，得了版权费400美元。那个时候，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还不像眼下这般低迷，1美元可以兑换人民币8.42元，这还是官方的价格，如果拿了美元与拖个蛇皮口袋游荡在中国银行门口的外汇贩子兑换，1美元可以卖到人民币10元。我粗略估算了一下，这篇只有1300字左右的小文章，给我赚取的财富是1410美元，相当于人民币1.2万元。在国内，就是一个中篇小说，也不一定能赚到这么多。我用这笔财富的零头，给妻子买了全套“哥弟时装”，又给我自己也添置了一套“恒源祥”的行头。

　　为了实现“写作脱贫”的目标，我曾专门对全国的所有报刊进行过精心的研究，并通过自己的实践，分类罗列出哪些报刊开出的稿费高，哪些报刊低。为此，我还整理出一本被文友们誉为是“葵花宝典”的《全国高稿酬报刊通讯录》，里面专门收集了大约两千多家的高稿酬报刊，并特别标明报刊的栏目设置，副刊名称，用稿要求。然后，在文友中毫不吝啬地广为散发。有需要的，我还不吝悉心指点。我只有一个良好的愿望：希望每一个写作者都能通过写作致富，并能够像我一样，靠写稿赚稿费，建私宅，买私车，最终实现靠稿费养家活口奔小康的目标。

　　曾有人问我，自开始电脑写作以来，你到底赚了多少稿费？我粗略地估算了一下，大约在40万元左右，美元在8000元左右，欧元2000多元，港元4000多元。英镑不多，有300左右。连泰铢也有几千元，但遇到东南亚金融风暴，已经不值几个钱了。

　　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但大多数的文人非但谈不上富，而且不少文人还确确实实属于贫困者阶层，有些还是各级政府扶持的对象。我以为，文人穷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些文人至今还在以穷为荣，至今还在迎着寒风歌唱“秀句出寒饿，诗人例穷蹇”，按照他们的逻辑，似乎在一个富裕的社会，便不会再有文人、再有艺术了。

　　作家汤国基曾经大声疾呼：文人贫困的时代应该结束。我非常赞同老汤的看法，人人都能赚钱的时代，如果一个文人一辈子都生活在贫困潦倒之中，总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在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如果一个文人连参加个笔会都要靠偷卖媳妇的小猪来凑路费，那么他就不仅仅只是个落魄文人了，作为一个现代人他也是极不称职的，活该去当街乞讨要饭。

　　思想应该产生财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同时也应该是物质财富的拥有者，这是天经地义的。文人依靠思想而生存，作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文人，他在拥有思想财富的同时，也应该拥有较好的生活条件，较充裕的物质基础。从古以来，思想者并不排斥物质财富，非但不排斥，而且还渴望。两千多年前，中国的一位先哲就说过：“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十九世纪的一位西方哲人也说过：“我做梦都渴望过一种幸福的生活，我像鹿渴望清泉一样渴望金钱。”物质第一，意识第二，思想的产生从来就是离不开物质基础的，那种“诗必穷而后工”的说法，不过是在思想很难产生财富的时代贫困潦倒的文人们的自我安慰。

　　人和所有动物的本性都是趋利避害的，决不会有人愿意生活在饥寒交迫、疾病缠身的痛苦之中。苦行僧的修行，也还是为了求得死后的西方极乐世界的永生。文人非圣非神，为什么要拒绝现实世界优裕的物质条件所能带来的种种好处呢？

　　就我所知，一个真正成功的现代文人，一般都有了相应的物质基础。著名学者兼作家季羡林先生就曾在他的一篇谈消费的文章中坦率地承认，他的工资虽然十分地有限，但他的稿费收入却是不菲的，遇上需要捐钱的事情，他能大把大把地捐出去。然而，大多数的文人似乎都总是耻于言利，能像季老先生这样敢于公开承认有较高收入的名家，实在是太少太少。

　　就像其他任何行业的人都可以致富一样，我们应该大胆地高呼，文人也应该富，但文人谋富的正道应该是他独到的思想，独到的个性艺术，他在让他的思想和文字带来积极的社会效益的同时，也应该得到他应得的经济收益。

　　作为一个现代人，作为一个“高素质”的，生活在竞争时代的文人，你实在没有什么理由为自己的贫困而沾沾自喜。owy彝族人网（彝人网）- 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