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云南大姚山区中的一位祭师（毕摩）于坚摄
有些树散布在山谷，谷底泉水淙淙。五月，绿叶欣欣向荣，风稍微一吹，树枝就大鸟似地挣扎着做出展翅欲飞状。树身灵动浪荡，招摇多姿，想不到结出的果实却那么难看，坚硬干涩，黑乎乎地一小团，这是核桃树。什么树结什么果，在春天可看不出来，感觉每棵树最后盛开的都是花朵。核桃树是前几年种的，前年开始结果，全乡种核桃树的都发了一笔财，去年却一个核桃也没有挂上，老天爷的事情，谁也说不准。今年会不会结呢，还看不出来。这个乡的口号是，以核桃立乡，以核桃致富。标语贴在乡政府的楼前，给我深刻的印象，看来，人们还是信任大地的。天地之大德曰生，这个德包括赐予我们核桃树。立乡没有问题，其实这个乡几千年来一直都立着，彝族人的乡，叫做桂花。但致富就很难说了，富是个无底洞，纽约上海香港，那是富。桂花乡的目标如果是跟着这样的富走，那么是否能够富起来可就不一定了。什么是富起来，大地上的人们今天很迷惘。过去，一家人有个两三亩地，几棵果树、一头老牛、几匹马、以及狗啊猪啊鸡啊什么的，那就是日子好过了，闲下来就唱歌跳舞绣花喝包谷酒去了。舞蹈家说，云南是歌舞之乡，歌唱家说，云南是民歌之乡，想想，如果真是穷得天天发愁，哪来那么多歌舞。云南民族文化的丰富，是大地的丰富，不是凭空掉下来的。知足常乐，云南地方的人总是笑眯乐呵的，因为云南水土养人，不是养富人，而是养普遍的知足乐天之人。现在呢，每天看电视，那塑料盒子里宣传的富，是开着闪光的奔驰轿车，跑在摩天大楼下，这地方可没有，以那种标准衡量，桂花永远是一穷山沟。一般来说，大地献出核桃，只是够当地人吃而已，并不是为了使人更富，核桃是有限的。那样的富，必须把核桃连根拔掉，重新挖坑。这地方已经盘出核桃16000多亩，花椒10000多棵，白芸豆年产量350吨，小杂豆年产量150吨……还有牛、羊、马、荞子、板栗、土豆、白芸豆、松茸、牛肝菌、树木、草叶、矿泉水、各式各样的鲜花，四季不败。八月桂花盛开，香得桂花天空的云飘到哪里，哪里都要投下香影……大地也就给那么多，352平方公里，够也是这块地皮，不够也是这块地皮，多一分都没有。桂花人知道大地在黑暗里管辖着限度，知道适可而止。所以，桂花乡每个村子里，都有一棵祖先传下来的大树，谁也不敢砍，被当作神灵祭祀着，以示对大地恩德不敢须臾忘记。
我在一棵这样的大树下遇到了老米。他家没有汽车也不用手机，有的是一排两层楼的木楞房，七八间，其中一间堆着玉米、核桃、大米、土豆，还挂着腊肉、干椒。一群黑山羊，十三或十五只鸡（从来没数清过），五棵核桃树，两亩地，十几盆花，一只狗等等。他看见我正在村子里溜达，就请我去他家住，好嘛，就跟着进了他家，客厅里有电视机，厨房里却支着火塘，烧柴。他夫人女王般地吆着牛回来，穿着彝族人祖传的衣裳和裙子。这种衣裳很有讲究，小姑娘穿的是一种，媳妇们穿的是另一种，老妈妈穿的又是一种。他夫人穿一身黑，锈了些花边，朴素庄重。劳动，穿了这一身，那就是女王在劳动。清早起来去把地耙了一遍，洒了些种子、干粪，泥巴在裙子的后摆上甩着几块。把牛关去圈里，望见楼梯里的灯没有关，皱眉头关了，就过来厨房扒火。彝家人的火塘是不能熄的，她自有办法使它不熄。对我们笑笑，说了客气话，就支起锅子，合些荞麦面，用个棉布擦子在锅底上搽些生香油，就开始烙饼，一会儿，房间里就飘起香气。黄生生的荞饼端上来，又舀来一小碗蜂蜜，拿来些核桃，老米打开一罐自己酿的乔酒，奇香，盖过了荞饼的香。我们就一边喝荞酒，嚼着饼，一边说话。老米的汉语讲得不好，还算是村里讲的最好的，许多人基本不会讲。我们说了半天，主要是说他的核桃，他的酒，有时候公鸡在其他鸡的簇拥下走进来高傲地视察一番。富起来是什么？去它的吧。我们一句话也没有提到。这个村家家户户都差不多，彝族传统的木楞房，每家都是一长排。十几户人家，错落在一个山坡上，与一群古松为邻。本来没什么人搭理，从公路到这个村，要步行一个小时。忽然，旅游者误入歧途，看上了这些木楞房子，惊呼，太美了。于是乡里面顺水推舟，将计就计，修了简便的土路，在这个村搞起农家乐。旅馆是现成的，粮食、腊肉、矿泉水、星星、月亮风……所谓的“原生态”，都是现成的，原在。太阳一落山，夜就回来了，依然像童年时代那样纯粹。天黑定时，月亮辉煌地升起来，照得万籁俱寂。在我们那边，都以为大地上没有光，所以造了大量的灯，夜晚被管制起来，自惭形秽。我以为老米是村长，他却不是。但我总觉得他是这个村的德高望重之一，他那么富有经验，那么从容，肯定见过苍海桑田，但说不出来。我们说起那棵松树，在村里的松树中，它显而易见是长老，苍茫，皱纹深刻。老米说那就是寨树噻，每年年头都要祭的。谁领着祭呢，老米说，就是我。哦，我怎么觉着他不同凡响，原来他就是村里的毕摩（祭师）。他是我在村里遇到的第一个人，诗人住在毕摩家里，缘分。天亮时自然醒来，鸡鸣，红日在山头上蹲着，老妈妈已经坐在火塘边支起锅子，炕着荞麦饼了。又是荞麦饼，核桃、蜂蜜、荞麦酒，如果以为吃海鲜才是富，那就永远富不起来了，只有背井离乡。各有各的富法，你的富不是我的富，这是个道理。
桂花乡很容易被忽略，县城出去70多公里的地方，偏离国家投资的柏油公路，朝着那排杨草果树或者滇朴拐进去，里面藏着一条土路，通往桂花。人们常常被柏油公路误导，去哪里都顺着它，其实好地方藏在公路线外面那些地图上的空白处。这种误导相当深，不只是路的问题了。如今，所有的县城都建在高速公路边上，怀着对地名后面隐藏着的不可知的好奇心翻山越岭而来，进去后却总是大失所望。每个县城都一模一样，大城市的不伦不类的赝品。县城已经干净彻底地消灭了地方性，比大城市还彻底，大城市还有许多传统的死角，经常闪回般地由彩色照片变成黑白照片。县城却千篇一律，除了方言和烹调秘方岿然不动，其它荡然无存，新世界无非是一条或两条灯光灿烂的冷嗖嗖水泥大街，水泥厂和玻璃厂的豪华部分，一批气派堂皇令人望而生畏的机构，一切只想着象征繁荣，汇报政绩，不考虑怎么过日子。一到夜晚，大街两边全是反射着路灯的卷帘门，贫乏苍白，像是人去楼空的工业产品展览会，粗心人连自己的家门都找不到。以前的县城是过日子的好地方，土特产的集散地，四面八方的人都愿意来，赶街时那个叫人山人海，那个叫车如流水马如龙。炫耀秋天的收获、夏日的新鲜、春天的茂盛、冬日的结实；炫耀新衣服，炫耀家酿的美酒、腊肉、咸菜、卤腐……炫耀家养的公鸡、母鸡、耕牛、肥猪，炫耀自家种的大萝卜、青菜、南瓜……暗中较着劲呢，你今年卖得好，我明年种得更好。小伙子们牵着骏马呼天抢地，大姑娘们野山雀般唧唧喳喳，老人家走走停停，什么都要摸摸，瞅瞅……如今的县城，玻璃是好玻璃，水泥是好水泥、钢筋是好钢筋，铝合金闪闪发光，停车场上汽车钢片闪成新闻发布会，交通信号就是无人问津也是红灯亮过跟着黄灯、绿灯。这个旮旯那个部门还配置着进口的这样那样，正规、整齐，横是横直是直，没有脏乱差，洗手间挂着便后干手用的热风机，已经与世界水平大略接轨，可惜只是办公开会的好地方，提拔升官的好地方，谈恋爱吃喝拉撒声色犬马过日子就嫌寂寞冷清贫乏无聊。县城中间，一律是个太阳大的广场，如果不搞大型演出，那地方就是撒哈拉的小沙漠，夏天热得残酷无情，冬天冷到过路人都要绕着走，风大。
傍晚，人群沿着公路往广场走，那里要搞文艺演出，这种活动千载难逢，一年也就一两次。县城平时很冷清，茶馆绝迹了，赶街本来这是县城最好玩的户外活动，也被规范到农贸市场，平时除了打麻将看电视，就没什么好玩的。所以一有活动，大家都要去凑个热闹。广场是县城里最大的一块空地，搭着台子，铺了红地毯，张灯结彩，警察、官员、代表、腰缠万贯的歌星以及人家演什么你就规规矩矩看什么的百姓们。外星人般的大气球在空中摇摆着，气魄宏大，所谓大场面也不过就是这样了。胸前戴着红花，要人坐在第一排，领导讲话、佳宾致词，演出开始，报幕员一身红，普通话说得很滑溜，当地人听得懂，可说不来，他们说彝语和云南汉语混杂的方言，外地人很难听懂。晚会将省会电视台那种模式化的文艺演出模仿得惟妙惟肖，地方上的人只有鼓掌的份，每个节目完毕都跟着鼓掌，巴掌拍得有点犹豫不决，不知道应当热烈地拍呢还是礼貌地拍几下。忽然，舞台前面一声巨响，一排焰火爆炸，喷向天空，观众一齐惊叫，几个站在长板凳上伸着脖子正看得发呆的姑娘被吓得滚下来，大笑着抱成一团。干脆就不看了，爬起来拍拍灰走掉。喷焰火，意思是演出到了高潮了，许多人还没有看出兴趣，也就拔腿走掉了。这些县城晚会，耗资不菲，筹备很长时间，还要跑到上面去求爷爷告奶奶，领导很有面子，效果却很一般，没有坐在茶馆里听花灯那么享福。文艺本来是寓教于乐，让人乐的，现在却尽整成教育，预先设定观众都是冥顽不化的，很不好玩。还给我造成这个地方没什么文化的印象，没什么玩场。与省城之间，隔着那么多的高山，河流、方言，天空的颜色都不一样，怎么就没有点别样名堂呢？以前是有的，现在没了。现在没了，是不是世界就比以前更好玩，日子更顺心了呢，不一定。其实人家认为这就是民族特色，晚会也确实看得出些地方的影子，服装、道具、口音、动作什么的，而且这些歌舞的源头也就是这个地方，只是这个地方对它的文化源头没有自信，地方歌舞要省里的文艺团体认可才认为是合格的、正式的、才上得台面，可以登堂入室。那些歌舞看得出来，已经被歌舞团的教练“去粗取精”地改造过了，完全符合国家舞台的标准模式。“去粗取精”，字面上看很抽象，其实具体的很，粗就是大地，精就是歌舞团。这种“去粗取精”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很普遍，已经压倒一切，把大地上的原产搞得支离破碎，委琐不堪，充满自卑感，识时务的后生，都不跟着学了。云南白族舞蹈演员杨丽萍在编《云南印象》的时候，对那些大地上请来的各民族舞蹈唱歌天才说，你们才是我的老师，你们就按照你们原来怎么跳就怎么跳。天才们根本不敢，说是舞台上不兴这么跳的，我们的东西只能在地上跺。其实那舞台也真的经不住他们跺。我为明天将要继续的旅行犯愁，如果一路都是歌舞团的话，岂不难熬。既来之则安之吧，天一亮，赶紧走人。过去在云南，只要到了县城，就感受得到云南的好，明白云南人为什么都是家乡宝。现在不行了，你得下去，再下去，乡一级都很乏味了，要下到村子里，才看得见云南的好。
桂花乡在大地深处。一路穿越高山森林，越来越深。到了，迎接我的是核桃树而不是广告牌。乡上有一条小街，正在赶集，欢乐活跃，大猪在人群里嚎叫着，车子走不动了，妇女们背着箩箩穿来穿去，红鲜绿翠，刚刚宰杀的山羊翘着前腿，卖什么的都有，从泥乎乎的土豆到国产电视机，男人吆五喝六，女人从容大方。一眼扫去，女人的穿着最鲜明，打扮与别处不同，个个是花团锦簇的裙子、短衫，仙女般地灿烂，都是自己一针一线绣出来的。图案绣得最漂亮的女子很自豪，被一伙别个村的女子扯着，摸着，啧啧称赞，给我个花样嘛！男人的穿着就显得单调，西装、中山装在这里显摆不出气派，寒酸皱巴，穿在身上没有什么高尚人士的感觉，还被泥巴灰尘马屎牛粪搞得蔫蔫的，工作服的本相原形毕露。满街都在传说下午乡里要搞文艺演出，摩拳擦掌，奔走相告，都赶紧把该买的买了，要卖的卖掉，好去看演出。想起昨天那台晚会，我对这台演出不感兴趣。规模小点而已，能有什么名堂。我宁可看核桃，不看演出。乡政府的朋友请吃中饭，吃了说是去听听我们农民唱歌吧，推辞不掉了。去吧，找个不起眼的地方困上一把。
演出是在一块露天的空地上，地上长着草，爬着虫虫。搭了个台子，还模仿着国家剧院蒙了块背景布在后面，写上标语口号。但蒙不住四周的青山，大树，蓝天、云彩、山坡、草地、风……台子上按照彝族人过节的规矩，铺着松毛。人坐定的时候，有些鸟也落到了树叉上。观众就是刚才赶街的那些妇女、男人、孩子、婆婆、大爷。抱着娃娃的，坐着的、蹲着的、站着的，躺着的，会场上此起彼伏的都是酒味、旱烟味，汗酸味，女人的乳汁味，好几个妈妈亮出乳头给娃娃喂着奶呢……不是看演出，而是看热闹。开始了，出来一披羊皮的歌手，张嘴就放炮仗般地说出一串，引得一堂大笑，下面的谁喊了一声，意大利！一核桃壳打过去，“意大利”歪头让了，说，严肃些嘛，老三！哈哈哈又笑倒一群人。然后一扬嗓子唱将起来，唱的是彝族歌子，自由、嘹亮，原始的激情，不是歌舞团里面那种通过理解歌曲的意义而激发起来的故意激情，震撼人心。唱一段，又说几句，下面又是一阵大笑。人人都认得他，平常他总是牵着一头黑牯牛，在小街上穿过，他家的地在南边坡头上，有人告诉我。他唱的那么好听，我听得出神，哪里还有困意，傻了似地张着嘴。当地人没我这么听的，他们天天听，自己也会唱，不觉得有什么希奇。他在那里唱，下面自由活动，年轻人乘机打情骂俏，私订终身。唱罢，跳下台子蹲到一边抽水烟筒去了。乡长说，“他刚刚从意大利回来”。这话怎么听着怎那么耳熟，才想起来是省城艺术家圈子的流行话。在那边，“我女儿在加拿大读书”这一句，比“我女儿上初中了”更受人尊敬。前不久省里组织民间歌手访问欧洲，他是成员之一。乡长说，“他刚刚从意大利回来”，意大利嗯了一声，继续抽着水烟筒。他旁边坐着一位女王，打扮得美丽非凡，看了一街子，她的衣服是绣得最美的，完全的手工，色泽朴素，花样重重迭迭，复杂厚重，有点像周代青铜鼎上的回纹。她不年轻了，但依然充满魅力。她是谁？歌手说，是那边寨子的，山头上，她们那里没有公路，走路来的。她微笑着坐在一条长板凳上，个子很高，鹤立鸡群。又有人说，你上去唱嘛。她唱得好呢！她只是笑。台上又上去了四个人，吹拉弹唱，两男两女，他们是一家子，大哥、姐姐、妹妹和妹夫。姐姐说，我们现在是在家里面，为父老乡亲唱，就不说普通话啦。他们刚刚去北京唱歌回来，所以有这一番解释，唱得真是灿烂，天然。听着听着，产生了幻觉，他们变成四只山鸡，刚刚飞出来，站在黑森林的边上唱着天真之歌。又上来一群小伙子、小姑娘，化装成老头老太太的样子，表演彝剧，剧本是自己编的，谴责贪财之人，拉拉扯扯、嘻嘻哈哈。台下的喊着，你的烟斗掉啦！嘿嘿笑着拾起来。台上台下笑成一团，笑得那个陶醉，天空、云彩、鸟、树林都跟着笑，笑容像是风吹出来的，停都停不住。最后，那位住在山头上的女神上台了，报幕的姑娘把她安排在最后，因为她没有在乡上预定的节目单上，自告奋勇，临时加入。报幕的姑娘说，现在，请麻梨坡的李大嫫为大家表演！她走到台子中间张口就唱，我的天，那声音仿佛是天国忽然开了个窗子，女神在那里歌唱！如泉水，从黑暗岩石中涌出，如白鹭，站在田野深处。中世纪的女高音，巴赫乐章中的某一段，那一段差远了，这是勾魂的歌声，领导着我们的灵魂，迷人啊迷人！她唱的是“梅葛”中的一段。“梅葛”是彝族人的一种演唱方式，意思就是“唱过去的事情”，调子是固定的，内容是民间歌手口头传承，靠的是记忆。他们的脑子里有个记忆模式，学者叫做“大脑文本”。唱开天辟地、唱人类诞生、唱诸神、唱说亲、唱婚礼、唱请客吃饭、唱生娃娃、唱盖房子、唱狩猎﹑唱在山坡上放牛羊﹑唱造农具、唱死亡﹑唱怀念祖先亲人……这是其中的一段：“开始的时候没有天，开始时候没有地，天和地呀，是格滋神的五个儿子造的，是格滋神的四个女儿造的。天造好了呀，要打个雷试天，雷就把天震裂了。大地造好了呀，要用地震试试地，大地被震裂了洞。他们用云彩补天，用泥巴补地。天地补好啦，还摇摇晃晃的，格兹就叫儿女提了3000万鱼儿来撑地角，700万母鱼来撑地边”。另一段：“万物都是老虎变的，用老虎的左眼做太阳，右眼做月亮，虎须做阳光，虎牙做星星，虎油做云彩，虎气变雾气，虎肚做大海，虎血做海水，大肠变大江，小肠变成河，虎皮做地皮，排骨做道路，硬毛变树林，软毛变成草。”她唱的是哪一段我不知道，在场的人也翻译不过来，只是听得出，她把我们这些客人也唱进去了。“梅葛”的基本模式不变，但歌手可以根据现场的情况发挥，唱“梅葛”不仅要记住基本的模式，要有好的嗓子，还要有创造力和魅力。歌手们在无数个现场创造了无数精彩的即兴唱段，都随着现场解散而消散了，只有歌手被人们记着，那些嗓子好，临场发挥精彩的歌手，在乡村中赫赫有名，他们经常被各个地方邀请去唱“梅葛”，因此衣食无忧。“梅葛”就是不断地将人们从当下的现场带回文明开始的那个源头，保持记忆。延续时间。“梅葛”是一种时间的艺术。演唱者一般都是毕摩，毕摩翻译成汉语就是巫师，但没有现代汉语巫师一词的贬义。楚国的屈原就是个巫师，但现在都为尊者讳了。毕摩根据不同的场合，有时候为死者超渡，有时候为盖房子求吉利，有时候为新婚夫妇唱赞美诗|……毕摩们其实就是民族的精神领袖、智者、通灵者、神使、诗人、高级知识分子。文革时代，毕摩被取缔，但民间依然暗中尊重着他们，与尊重祖先的墓地一样。他们是可以将人们领回源头的人，他们是活着的陵墓。屈原是一位巫师、老子是一位巫师，海德格尔也是一位巫师。世界诸神是住在源头处。最初的巫师直接召唤神灵，他们是先知。后来的巫师是智者，他们将我们领回源头，他们掌握着世界开始之门的钥匙。有一年，我在另一个彝族村子，看巫师举行祭火的仪式。那个地方的彝族人一到新年都要举行迎接新火的仪式，仪式开始时，毕摩取出祖先传下来的木钻，使劲摩擦，直到木头冒烟，点燃干草，成为火焰。世界再次被原始之火照亮，身体温暖，食物可以熟吃，野兽逃得远远的，人们开始唱歌，神灵到场。村民们装扮成神灵鬼怪，戴着面具，唱着歌跳着舞弹起大三弦，沿着村庄游行，将火种传给每一家的火塘。这种取火方式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是从来没有中断遗忘，文革时期是唯一的例外。村子里已经通电，用着火柴、打火机，这个仪式也没有被遗忘，那是我见过的最伟大的仪式。那位巫师也唱了“梅葛”，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梅葛”，在一片红土高原上，一个梨花盛开的村庄。那一天，我回到了燧人氏的部落里。“国有火树，名燧木，屈盘万顷，云雾出于中间。折枝相钻，则火出矣。后世圣人变腥臊之味，游日月之外，以食救万物；乃至南垂。目此树表，有鸟若鸮，以口啄树，粲然火出。圣人感焉，因取小枝以钻火，号燧人氏。”《王子年拾遗记》就是这样。这位毕摩与我一样，出生于1954年。他说，他学习了二十年，才敢给人做法事。他在学习做毕摩的时候，我在学习写诗。另一天看一部西方电影，讲的是巫婆玛格蕾塔被烧死的故事。从1480到1780年的近300年中，欧洲曾经进行过大规模虐杀“女巫”的运动，大批“问题女人”在经历酷刑之后被烧死，据说有十万或者数百万的女巫被追捕杀掉。灭巫运动为文艺复兴理性主义的兴起扫清了道路，到二十世纪，理性主义已经令人窒息，出来尼采为首的一批人，包括海德格尔、福柯等等。嚎叫“理性就是酷刑”。他们的思路就是要回到源头去，回到生命、原始、非理性，回到诸神光辉刚刚照亮的那种充满魅力的黑夜边缘。受西方思想影响，中国文革中也消灭巫师，指为迷信，但没有欧洲猎巫运动那么严重，只是不准再搞，用唯物主义统治一切。但经过那么多年，巫师也不多了，如今云南境内会唱“梅葛”的人凤毛麟角。民间文学工作队整理收集过一部分“梅葛”，将口头的东西用文字固定下来，采取的也是“去粗取精”的原则，将许多在正统文化看来是迷信、下流的糟粕去掉，改编成健康积极向上的主题，将兄妹关系改成夫妻关系。许多部分老歌手们说不出来，就比画动作，这部分也被省略或者误解了许多。“梅葛”过去是彝族文明生活的主流，现在只有些小溪了，但气候土壤合适，再次成为洪流也不是没有可能，因此人民是生活在“梅葛”里而不是歌舞团文工队里。从山头上下来的女神显然非常受欢迎，唱了三次，大家才放她下去，立即背起背箩走了，要走四小时才到家呢。有人用蹩脚的普通话悄悄地告诉我，她是个巫婆，搞迷信活动的。
智者朱熹说“上古之时，民心昧然，不知吉凶之所在，故圣人作《易》，教之卜筮，使吉则行之，凶则避之，此是开物成务之道。故《系辞》云‘以通天下之故，以断天下之疑’，正谓此也……但如今人因《火珠林》起课者，但用其爻而不用起辞，则知古者之占，往往不待其辞而后见吉凶，至文王周公，方作篆爻之辞。使人得此爻者，便观此辞之吉凶，至孔子，又恐人之不知其所以然，故又复逐爻解之，谓此爻所以吉，谓以中正者也。此爻所以凶者，谓不当位也。明明言之，使人易晓尔。至如《文言》之类，却是就上面发明道理，非是圣人作。专为说道理以教人也，须见圣人本意，方可学易。大抵易之书，本为卜筮而作，故其辞必根于象数，而非圣人己意之所为。近世说易者，殊不知此，所以其说有义理，而无情意。”
朱熹的学生刘用之问到学易：“用之问：坤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学须用习，然后至于不习。”朱熹说：“不是如此，圣人作易，只是说卦爻中有此象而已。如坤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自是他这一卦中有此象。人若占得，便应此事有此用也，未说到学者须习至于不习。在学者之间，固当如此，然圣人作易，未有此意在”。 “文王之心，已自不如伏羲宽阔，急着要说出来。孔子之心，不如文王宽大，又急着要说出道理来，所以本意浸失。” 朱熹讲的就是遮蔽。遮蔽什么，就是遮蔽文明的出处，文明的出处被大地保管着，“问溪流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所以，子曰：礼失而求诸野；李白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杜甫说：“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海德格尔讲“在语言的途中”；凡高离开巴黎逃到阿尔的天空下：高更在塔西提岛发问“我们是谁，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塞尚独居埃克斯采石场的小屋；齐白石画大白菜、扫帚……都是回到出处。
这边在唱歌，那边的溪流两岸，已经支着一口口大锅，用石头垒起灶，烧起火来，煮着羊汤锅了，这边唱歌跳舞，那边喝酒吃肉，不想听了，过来吃碗羊杂碎。吃饱了，听仙女唱歌去。溪流滚滚，里面落着大石头，彝家女人就在溪水中洗宰好的羊只，蔬菜，碗碟，远远看去，溪流上热气腾腾，幻若仙境。这边，娃娃们在乱草野花中翻滚，那边，一群好汉在划拳，这边，有个女人在唱“梅葛”，那边，有个老人在拨弦子。马匹站在树林边沉思。火腿挂在树叉上，已经割下一块在大锅里炒着，香油在响。有个帐篷里浪语浩荡，忽然倒塌。里面的人笑得天摇地动。有个石头上牧童仰面朝天酣睡，上面是桂花树的叶子，正为八月制香呢……这才是本地人的真实世界，这样的场景在彝山，经常都有，春节、赶花街、火把节……许多政府组织的活动，末了总是被这些大地上的习俗修改得面目全非，领导致辞一完，活动就只剩下高音喇叭和主席台。下面，羊汤锅、帐篷、“梅葛”、调子、对歌、酩酊……铺天盖地，浩荡山野。
当山头上的女神回家去后，我就想起哈尼族诗人哥布来。我一直觉得他像一个巫师。巫师在哈尼话中叫做“贝马”“尼马”。我认识他二十年，从来没有告诉过他。我是在云南红河附近的那些被改成了水田的高山中认识他的，那些水田是世界奇迹，哈尼人用了近千年的时间把那些高山改成了一块块盘山蜿蜒的梯田，吃上了水稻。这种丰功伟绩比上世纪六十年代发生在山西昔阳县大寨的愚公移山早多了，宏伟多了，当大寨正在的当时官方报纸上大吹大擂的时候，哈尼人在自己的家乡默默地收获着水稻。哥布吃这些稻米长大，到十岁上才学会说汉话，中专毕业后在一所小学教语文，人称哥布老师，他开始用汉语写诗，不久就在《边疆文学》发表了几首，他天生诗人，只需要把母语转换成汉语。我读到他的诗，哦，高原上的洛尔迦！就乘着长途汽车，翻越无数高山森林，在鹰的翅膀下找到了哥布。我到达的时候是中午，县城大雾弥漫，哥布正坐在单身教师宿舍的一间阴暗小屋里写诗。他写得很吃力，他要用哈尼话想好，再翻译成汉语。我跟着他走了一天，去他的家乡热水塘村。我们从世界上最高的山向下走去，一直走到大地的脚根上，喝了点山泉水，又开始爬山，一直爬到高山的额头上。我们在黄昏中走向哥布的故乡，天空摆开一路的黄金来迎接我们。村头站着神树，仙女般的女人们穿着用麻织成，又用蓝靛染成的布衫，上面缀着银饰，她们喜欢眼睛那样的图案。清朝、民国的银圆流传到这里，被视为神物，装饰在身上。解放军的军帽和徽章被男子被视为神物。穿黑色衣服的女子站在雾里，美丽而神秘，母狼的幽灵，她带走了我的一个灵魂。每个人都有许多灵魂，多少不一，有的多些，就像千手观音的手。有的少些，一串火把果。这些灵魂是无数的火焰，将生命燃烧着，火苗越少，生命越弱。一个灵魂都没有的人就是行尸走肉。哥布家有一间土屋，茅草顶，火塘边坐着他的父亲和母亲。火塘和旁边的锅碗、食物就是这屋子里最贵重的东西了。我睡了两个晚上，眼睛被烟火熏得红肿，身上被跳蚤叮成坦克履带。半夜听见哈尼人还在围着那塘火喝酒唱歌。最近的泥石流几乎将这个村庄冲走，但神灵保佑，魔鬼只到达哥布家的后门就停住了。这个村庄与世界各地一样，诞生了母亲、父亲、妻子、少女、英雄和诗人。他父亲是个英雄，在村子里德高望重，但是沉默寡言，他的英雄事迹永远不会张扬出去，所以他也不是英雄。她母亲清瘦、矮小，像个漆黑的树桩，等着被投到火塘里。村庄里的人不知道哥布在写诗，他们不知道哥布写的那个诗是什么东西，他父亲也不知道，哥布很得意地把他发表在这个国家最权威的诗歌刊物上的诗给他父亲看，他父亲数了数，五十多行，笑了。我在哥布家住了两天，浑身红肿，热水塘是个有着浓烈硫磺味的温泉，水从山坡上的石头中流出来，下面有一个泥坑，我在那坑里洗了澡，身上就不痒了。我和哥布在黎明告别他父母和乡亲，返回城里去继续写诗。我们一边走，一边有乡亲从村子里追出来，塞给我糍粑、鸡蛋、果子。我们背着这些大地的产物翻山越岭，沉重，感激。一晃二十年过去了，哥布的父亲已故，埋在故乡的深山老林中。哥布已经成为云南省的著名诗人，获得许多诗歌奖，出版诗集三本。这些诗歌与他的故乡有什么关系呢？那些说哈尼语的乡亲永远不知道这些诗歌的存在，哥布在城里是著名诗人，在故乡是儿子，他的英雄业绩是利用在政府机关工作的便利为村里批到了建筑材料，拉到了资金、贷款。哥布一直没有结婚，他一方面是哈尼族，农民之子，梯田上长大的，手指头上全是栽秧留下的老茧，一放假就直奔老家，说哈尼土话去了。另一方面却穿着西装，写汉语诗，在办公室接电话，开会，把牙齿都嚼碎地说着普通话，把诗歌念成思科。此人很有些魔幻现实主义，他像是一只困在动物园里的桀骜不驯的山鹰，随时可能一去不返，讲求实际的汉族姑娘们搞不清楚他是不是靠得住，谁敢嫁给他。在城里，在地方文坛上，哥布代表哈尼族诗歌用汉语发表出来的最高水平，但在哈尼人中间，在高山深处，民族诗人却不是他。他们的诗人是谁呢？另一次，我跟着哥布去他家乡的山区拜访一位盲歌手。那天下着雨，我们听着这位歌手的唱歌，直到雨停，他的歌声像雨一样来自天空。我问哥布，他唱了些什么。哥布满脸敬畏，像是希腊人在谈论荷马，他说，我说不出来。后来有一段时间，哥布的创作激情似乎消失了，他很少再出现在省城的文学会议，谣传说他灵感枯竭。忽然，哥布带着一部长诗回来了，我想先睹为快，他说是用哈尼语写的，还没有翻译成汉语。我被一座高山挡住了，我急切得几乎简直想立即就去学哈尼语。他的写作退回到大地上去了，令我怀疑起自己的写作，我有没有他这样的可以退回去的语言故乡？哥布在一个春天上午回到热水塘，百鸟朝阳的时候，他请来村里的长老、歌手、朋友、“贝马”“尼马”，他在他们面前念了他的长诗，这是他写诗二十年来，首次在故乡发表诗歌。那故乡终于发现他是一位诗人，老“贝马”以他为荣。哥布的父亲站在后面的树林里，默默地听着。有些乌鸦在他们朗诵现场的天空中盘旋，哈尼人的天神派来的。哥布发布他的长诗的时候，曾请我去，我没有去，那是另一个诗坛，大地深处的诗坛，他的诗人是哥布。
秋天的时候我见到哥布，他告诉了我这件事的始末，大地的叶子已经落光了，他内心的喜悦还没有散去。他还告诉我，他结婚了，妻子是他的族人，他们生了一个儿子。
二〇〇九年一月十八日星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