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林向松昨日快递到的《灵鹫山——诸佛的世界》样书，前言里引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在《空谷幽兰——寻访当代中国隐士》一书开篇：“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一直就有人愿意在山里度过他们的一生：吃得很少，穿得很破，睡得是茅屋，在高山上垦荒，说话不多，留下的文字更少——也许只有几首诗，一两个仙方什么的。他们与时代脱节，却并不与季节脱节；他们弃平原之尘埃而取高山之烟霞；他们历史悠久，而又默默无闻——他们孕育了精神生活之根，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社会中最受尊敬的人。”在小林看来，这样的人，眼下，生活在大理。学佛之人喜欢用“众生”这个词，其即人。只要不遇到去年今日般的地震，他们就不会慌张。
读罢该书，我也想用《空谷幽兰》里的一句推介词，推介整编《灵鹫山》一书的小林及同道们——“他们是中国文化真正的传承者，默默存在，没有语言，唯有实践。这群以精神幸福、个人自由为意志的隐士，代代相承、摒弃浮躁、真实地生存。”大理被称为世界兰花之都，这些不时出现在乱哄哄的下关街头，偶尔去洋人街泡吧看洋妞的年轻人，心里经常生着“空谷幽兰”，花和尚般的情愫。
风雨晦暝之时的片刻小憩。这句话，可以准确地说出我的目下。中国隐逸精神，道在平常日用中，这些中国古代聪明人发明的高级智力游戏，纵你才华日天，也脱不出其规界的语言边界。释永信对李兄说，要“身动，心不动。”
冯唐写过一篇随笔，《活着活着就老了》，也就是小沈阳说的睁眼闭眼的事，哈——在网络上，看我们的前省委书记丹增的一篇文章《生日与哈达》。这位和毛泽东同月同日出生的藏族作家，在云南民间，有着良好的口碑。他在什么场合，都不穿西装，头顶毡帽，保持着一个文人的风骨，不与政客搞纠结，难得。
我惊讶于他在文章中说到的一个故事，他是在旧书摊《译文》上看到的，而我则是初中时代的《语文报》上看到，关于更改生日的部族。一段时间，我甚至主动更改过生日：非洲南部散居着一个不足十万人的部落群，被称之为“莫瓦”人。他们世代相传着一个更改生日的习俗。在族群中，谁偷盗了他人财物，就会被流放他乡；谁打伤了他人，就投入牢狱；谁与别人之妻通奸，就终身不能另娶。所有犯下罪行的人都要附加一条惩罚：更改出生日期。部落长老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其中最大的权力便是确定那些罪犯的出生日期。在“莫瓦”人看来，被更改出生日期，是一个人最大的耻辱，也是对其最严厉的惩罚。“莫瓦”人正是以这种形式来维系他们的道德准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生日对人的神圣，以及人们对生日的敬重。
而更为荒谬的事情，却发生在过了一个生日的丹增身上，使他在许多年以后，仍旧记忆良深。《生日与哈达》里，他如是写：……那天上午，单位的军宣队通知我，要我下午去张政委的办公室。在那个年代，谁接到通知被叫到工宣队、军宣队，那首先要安顿好家人，做好有去无回的准备。我不知自己犯了什么错，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找张政委。掀开门帘，顾副政委板着面孔端坐在一张破旧的牛皮沙发上，旁边的木头椅上坐着红卫兵分队的孔副队长。我二十多岁了，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惶恐过，这气氛让我透不过气来，领导还没有开口，我的内衣都湿透了。
顾副政委有点像怒目圆睁的阎王，劈头就问我：“你最近搞什么样喜庆的活动没有？”我想糟了，肯定是过那个革命化的生日出什么事了。但已经裂了缝的石头，再怎么往中间填土，都不可能合拢了。我就连忙解释说：“过了一个革命化的生日。”顾副政委又问：“你生日是哪一天？”我回答说：“12月26日。”
他勃然大怒，一拍茶几吼道：“你太不像话！”
我的心怦怦直跳，衬衣已贴在后背上了，不明白不像话在哪里。真是秀才有理说不清，人急喉咙不出声，我呆呆的无言以对。
顾副政委怒气冲冲，那严厉的目光盯住我：“你的生日到底是哪一天？”他问完话，站起身来，走到我的面前。我又重复了一遍。这下，把他的肺给气炸了，在房间里暴跳如雷，他一手叉腰，一手指着我的鼻尖，不停地抖动着，从鼻腔里发出“你……你……”的声音。
我更懵了，嚅嚅道：“这一天过生日……怎么了？”
这时，孔副队长插话了：“怎么啦？我告诉你，这一天是‘东方红，太阳生’的日子。你这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反动派的狗杂种，不配在这一天过生日！”
顾副政委一手贴胸，一手举到半空，就像要劈头给我一巴掌。他冲到我的面前，急得差一点被破旧的地毯边角绊倒。他仰着头高喊：“这一天是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毛主席的生日。”
就像晴空中一声霹雳，我被吓得差点昏了过去。我这才知道毛主席他老人家也是这一天过生日。那时不要说我，全中国能知道毛主席生日的人也没有几个。我急忙辩解道：“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是我错了。可我的户口本、档案袋、工作证上都是这么填的啊。”
孔副队长呸了我一口，训斥道：“你不可能这天出生，你不配！”
我连忙点头：“是是是，我不应该在这一天过生日。我错了，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革命群众，我接受你们的任何处理。”
他们似乎并没有听进我的道歉，仍在喋喋不休地批判我。说我不应该在这一天出生，更不应该在这一天过生日。我想既然连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都来了，今天恐怕军宣队不会轻易放过我。但我口头上虽然认错，内心里并不认为自己有多大的罪。但钉在木板上的钉子，放进茶水里的盐，今天是自己惹的祸，恰好又撞在枪口上了。错已铸成，爱怎么批怎么斗，我不为自己辩解了，任它去吧。
不知是处于对我的宽容，还是他们欺软怕硬，没想到顾副政委的态度却缓和了下来：“去吧，选一个革命的日子做你的生日。深刻检讨自己，加强思想改造。”说完了摆摆手，让我出去。
我想，道路可以选择，出身却不能选择；思想可以改造，生日却无法改变。更何况，要改出生日期，还得找派出所改户口本，找组织部改档案袋，找政工组改工作证，这能说得清楚吗？更重要的是：我怎么跟我的母亲解释得清？我心里暗暗想，我不改生日，但一定不再过这无趣的生日了。以后如果有人再问我的生日，我就语义含糊地说，是最吉祥的那天出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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