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是懂事之后才离开自己的家乡，还是一个人离开家乡之后才懂事的，对于背井离乡的人，像我，往往难以说得清楚。认得真，这是我自从离开乌蒙山以来，最为郁闷的发现。彝山八百里，从哪一头算，乌蒙山都前不挨头后不靠尾。而我的关于石榴的记忆，在人近中年的今天看来，同样既不在前，也不在后。
我是说，如果不是母亲打来电话。
我实在不知道母亲是什么时候在院子里种上一棵石榴树的。凭我堆积起来的阅历，这棵石榴树肯定不会是在我小学毕业之前。也就是说，它应该是种在我离开乌蒙山之后了。在所有的童年，每到雨季，我们家正房的屋檐水时常直接流在祖父母居住的低矮的厢房上，我生气时用竹竿划分为两块的院子，常常在我气还没消时就混为一块。唯一的院墙角站着一根瘦高高的桃树，它不可能分地盘给枝盛叶茂的石榴树。我每年回故乡，要吗是在清明，要吗是在春节。清明是为从小对我宠爱有加的祖父祖母，春节是为渐行渐远的自己。人和故乡的关系，如果仅仅只剩下回忆，那是不道德的。不知从哪一年开始，我每每这样要求自己。遗憾的是，我每次回到乌蒙山都不是时候，只听母亲说，我们家的石榴酸得不得了，她放一个冬天，也不显甜味。在乌蒙山，柿子，狝猴桃之类的硬皮货，秋天过尽还涩嘴的话，人们摘下来，放在箩筐里撒上米糠，不出十天半月，那一个甜啊，完全可以连皮带肉一起吞下。到了寒假，倘若有人家请我去做抄写家谱之类的闲活，换得一肚子的柿子一肚子的狝猴桃，是常有的事。
我们寨子里，却是栽得有石榴的。但那棵紧紧守在班主任家院子门口的石榴，除了花期长之外，没什么稀奇。不像阿芝家种在菜园边的樱桃，也无法和鲁弘家茅房后面一到夏天黄得耀眼的李子相提并论。
儿时的种种好处，这些年大多记不清楚，倒是班主任家那棵石榴，却时不时还闯进我的脑海。我想，这大约是小时候不曾偷摘到它的原因罢。上前年回故乡，猛然看见院子里青枝绿叶的石榴，不免大吃一惊。我终于相信，过去的一切，已经无可挽回地过去了。而在此之前，我每次回到故乡，总多多少少残留有一些，变的是我，不变的是故乡之类的自我安慰。要知道，别说院子，房前屋后我们家从来都没有一棵石榴树。
去年秋天，应玛查马德清先生之邀来到乌蒙山的另一边，在会理层峦迭嶂的山坡上，我望见了一望无际的石榴。它们无一例外甜得让我心慌。
躲开众人，我独自穿行在一棵挨着一棵的石榴林中，我记不得什么时候跟母亲说过我喜欢石榴的话。又红又胖的石榴压弯了枝头，它们在光天化日之下轻轻松松就圆了纠缠我整整一个童年的梦。
小学五年级的最后一天，在学校靠南面的土坯房里，班主任拿着花名册，点到谁的名谁就上台去领奖状。点到第十八名，他停下了，随后，他宣布，本学期结束，放假。
连我在内，我们班上一共有十九个学生。
这学期一开始，他就知道我为父亲誊写反映他十多年霸占我家老房子的状子，除了用生词难我之外，他仍然将我作为三好生看待。该我出操让我出操，该我升旗让我升旗。从来没有难为过我，倒是我自己暗地里觉得对不起他，只要父亲不注意，我就偷偷删掉诉状中那些语气坚硬的词。
那天放学，我噙满眼泪，跑过田坎，趟过小河，回到家，仍然七七八八诅咒着班主任的名字。母亲立在院子里，她喝住了我。晚上，在被子里，我发誓，无论父亲和班主任的官司谁输谁赢，永远我再也不会提他的名字。谁让他连最后一名也不给我。
这些年来，我自认为见过了许多人，经过了许多事。不该原谅的，我已经原谅了；不该忘却的，我已经忘却了。如果不是来会理，我根本不会相信天底下有着这么多的石榴。
我摘了一背包石榴。
进山之前，主人就关照，我们不但可以放开肚皮吃，拎得动多少尽管摘多少。但我仅仅尝了都市报的记者递给我的半块石榴，而这一背包石榴，我知道，我一个也带它们回不到乌蒙山。血浓于水的特性总是让我们无法忘记那些曾经伤害我们的。这大概是人的天性的一种。我的贪婪，模糊的同情之外，我找不到别的任何合理的解释。直到此时此刻，我仍然想不通，母亲何以牢牢记得小学毕业那天我哭着告诉她说所有的奖状上面都画着两个又红又大的石榴。
也许是我懂事之前就养成的习惯吧，在所有的水果中，我最不喜欢石榴，但是我的母亲喜欢吃。可惜的是，对于会理漫山遍野的石榴，母亲远在千里之外；对于悄悄在院子里种下酸石榴的母亲而言，甜得让人发慌的石榴同样远在千里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