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20世纪50年代以来，彝族的族称被确定下来。彝族内部人群多样、人口众多、广布于川黔滇三省部分地区。历史时期，彝族多被称之为“倮倮”，在黔西北还流传着类似于“黑倮倮、白倮倮，围着火炉烤脚杆”等俚语。虽各地服饰、首饰、语言有些许区别，但在民族识别中均被归属为彝族这一单一民族。自此，学术界关于彝族的研究方兴未艾，大多研究是針对集中居住在川、滇两省的大小凉山地区、以及云南楚雄、红泥河、南涧地区的彝族，涉及贵州乌蒙高地彝族的研究相对较少。
关键词：彝族；地区不均衡；多元化
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彝族研究起步
凉山彝族特殊的社会结构进入研究者视野。马学良先生在彝语与彝文献方面的有着卓越的成就，还对彝族的原始宗教、祖先神话与历史记载有所关注。刘尧汉先生一直关注彝族的族源问题，并对南诏国统治者蒙氏家族是否属于彝族进行考证，后来转而研究彝族的太阳历、虎宇宙观、虎伏羲以及龙虎文化论等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内容。
林耀华先生回国执教后，就开始关注凉山彝族的社会结构与文化现象，深入凉山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其著作《凉山夷家》从家族为中心展开关于亲属制度、婚姻形态、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描述，当地的冤家械斗、阶级形态进行表现。此后，林耀华先生还回访凉山，在民族学研究中树立了回访典范，其《凉山彝族今昔》一文，就是对40年后，凉山彝族现状的追述。胡庆钧则一直致力于解放前后凉山彝族的社会制度、社会性质、社会形态研究，曾八次进入凉山地区调查奴隶制下的彝族社会形态，获得许多田野资料，其著作《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形态》对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概貌进行全面地再现。冯肇伯则研究彝族奴隶制社会形态下的经济问题，以商品交换这一社会经济现象出发，探讨四川凉山彝族社会。
此阶段的前辈学者更多的关注在四川地区的凉山彝族是因为民主改革前云贵两省的大多数彝族都经过改土归流变成中央王朝的旧疆步入了封建社会，唯独该地区的彝族烫染停留在奴隶制度时期。因此四川凉山彝族吸引了语言学、社会学、民族学、经济学等方面的学术前辈，研究中心除却当时的民族志调研考察，自然就是凉山彝族解放前的社会性质问题。自胡庆钧先生发表凉山彝族的奴隶制社会形态之后引起了史学界的注目，翦伯赞、郭沫若等人都对其研究给予重大关注，更是掀起一股研究热潮。
二、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彝族研究发展
前辈学者对凉山彝族的研究为后起学者开辟了学术界彝族研究的思路。一批新生力量投入彝族学术研究之中，他们在继承前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日渐丰富研究内容与研究层次。
彝族家支制度研究火热，从事凉山彝族研究三十余年，李绍明对彝族传统社会研究十分熟稔，为彝族民族史研究颇费心力。从事解放前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冤家械斗、婚姻家庭形态与现代化问题、彝族来源问题等。何耀华从家支的构成、特点、蜕变、职能、长期存在的原因五方面进行分析论述，指出凉山彝族的价值是一种父系氏族组织，尚保留着许多古代父系氏族制度的特征。但它已不是原生形态即原始社会时代的氏族，而是次生形态即阶级社会中的氏族。[1]为此，其还专门论述了川滇大小凉山彝族等级制度的起源、奴隶社会的发展阶段、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形态丰富凉山彝族解放前的社会形态研究的同时也佐证彝族家支研究的必要。易谋远首先对学界已有的“家支”概念进行探析，注重其社会文化功能，认为宗族（家支）观念与凉山彝族繁荣进步是有关系的，对凉山彝族宗族（家支）进行详尽探讨。徐铭亦将学术研究的视角亦涉及到家支研究，在探讨社会主义时期凉山彝族的家支问题的同时，更多的关注到了凉山彝族社会的家庭结构、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家庭的社会功能，注重分析凉山彝族传统社会的基础。[2]
此后家支研究进入平缓期，学者转入其他领域。巴莫阿依早期关注的是凉山彝语地名、共食遗风、毕摩的剪纸艺术、毕摩的传承与教育问题、仪式、经书、凉山彝族疾病信仰与仪式医疗等方面。认为：彝人祖灵信仰中的情感态度是个复杂的混合体……它们一股脑地搅在一起，由彝人对祖灵的认知、观念所规定，又与这些认知和观念一道直接影响和决定彝人对祖灵的种种行为方式。[3]同时期的潘蛟、马尔子都关注凉山彝族。前者关注的是经济、社会制度、族群问题，而后者则更过的聚焦于毕摩法具、马都崇拜、换童裙、火把节等仪式、风俗习惯。以上众多学者关注的都是凉山地区，而在同一时段的余宏模率先把目光从凉山转移到了乌蒙山区的彝族。不同于凉山彝族的是，解放前乌蒙高地的彝族已经进入封建社会，彝族首领均变成了朝廷的土司。余宏模首先关注到的是清代彝文田契以及明代水西慕魁陈恩墓碑、万历壬辰水西大渡河桥彝文碑等贵州彝文典籍与碑刻，是关注贵州黔西北乌蒙山区彝族少数学者之一。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地域上看学者研究彝族的目光已不单单局限于凉山地区;从研究内容上看，关于彝族的研究丰富多彩，民歌、体育运动、服饰图案、漆器的装饰艺术、民居的建筑艺术、医药“撮泰吉”、农业文化、习惯法、谱牒家支、民间祭祀活动等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冯敏、秦和平、黄宗承等人的研究则集中在服饰、妇女婚姻、清代以来凉山农业的发展、凉山彝区农作物、植物。潘先林致力于滇川黔边彝族社会、民国彝族上层统治集团与当地的社会变迁的思考。蔡富莲从仪式风俗着手，从彝族水崇拜、彝族求子仪式、招魂仪式、送灵归祖仪式、少女鬼、生育魂崇拜等崇拜观念等研究。
同时期的温春来、王明贵等人却将研究视野放在了乌蒙高地的彝族。温春来在兼顾结构与共时性的同时按照时间序列依次铺陈[4]，全景地展现了黔西北的历史发展进程及其地方社会。王明贵30年以来一直致力于贵州彝族研究，在古代文献方面，收集整理了黔西北境内大量的彝文（彝汉文）碑刻、彝族的传统诗歌、诗歌格律、传统诗歌为黔西北彝族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对彝族的民俗文化（戏剧、服饰、雕刻、图腾）、历史地理文化（奢香夫人、水西彝族历史）、经济文化、文化传承等方面有着深入的研究。
乌蒙山区居住的彝族一直以来较少受到学术界的关注，黔西北地区亦是乌蒙山区，如上文所述只有少数学者诸如余宏模、温春来、王明贵等人将研究地区定在乌蒙山区居住的彝族。正是这些前辈学者孜孜不倦的研究，才为后来的彝族研究提供了丰富多元的路径与扎实的文献材料。
三、21世纪的彝族研究的多元化
21世纪以来彝族的研究更加多元，几乎涉及彝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服饰作为民族的文化符号，本身就极具研究价值。彝族不同于其他中国少数民族的是彝族拥有自己的文字，所以在服饰的研究中便较少的设计到祖先记忆与迁徙史。凉山彝族的背扇制作、刺绣同贴花绣一样都是彝族独具特色的服饰手法，图像符号都有其文化基因蕴含其中，作为指尖上的艺术，其文化传承极为重要。王飞凯认为：“彝族服饰是彝族的文化符号，展示了彝族独有的民族文化心理。彝族群众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通过独特的绣、织、贴等工艺技法，创造了生动、鲜明的服饰形式，展示了彝族民众的生活习俗、民族精神风貌与精神信仰。[5]”现今，少数民族的服装文化在城市、乡镇地区已经日趋产业化，学者的关注不仅是其背后为民族文化内涵也有现今服饰产业化、商业化的发展对策研究。
（二）彝族的舞蹈多种多样，不同的场合有着不同的舞蹈表演，不同的支系有着不同的舞蹈形态。早在20世纪90年代“跳菜”便开始受到记者的关注，但是学术界尚无人研究。秦莹变将自己的研究视野集中在“跳菜”这一南涧彝族饮食文化中舞蹈上，她提出：跳菜象征符号意义的变化就会继续进行下去。[6]跳菜只是彝族众多支系舞蹈的一种，钱鞭舞、弥勒彝族“阿细跳月”舞蹈、跳鼓舞、左脚舞，石屏地区烟盒舞，花鼓舞、铃铛舞等彝族舞蹈，都有其特定的演绎场域，每一个舞蹈都有其社会文化功能。舞蹈与音乐都是感情抒发的途径，彝族亦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彝族丝竹乐复音形态、月琴、音乐叙事、民歌的可持续发展都是学界的关注点。岳璐鹏就研究南涧彝族打歌对其形态发展历程进行了纵向的梳理并分析其产生发展变化现象背后的原因。张澄宇采风去到凉山彝族，记录了传统彝族乐舞的同时也对现代聚光灯下的乐舞反思。欧阳园香从事民族音乐研究，《云南民族音乐视野下的学术观察：彝族梅葛音乐》一书对彝族梅葛及其珍稀乐器收集整理，分析了云南民族乐器传承与发展的现状。张中笑主编贵州少数民族音乐文化集萃的彝族篇，里面收录了情爱歌、曲谷、走谷、洒叉、婚事歌、莫轰、月琴等各类词谱，保留了部分乌蒙古韵，让我们了解了乌蒙地区彝族的乐舞。乐舞是表达感情的重要方式，除了最基本的收集整理研究，从事民族音乐方面的学者从音乐学、文化等方面对彝族的音乐进行研究。
（三）民俗节日与仪式是少数民族研究的重点，彝族内部不同支系拥有不同的风俗习惯与文化符号。关于民俗节日的研究众多，例如彝族的火把节。关于火把节的研究研究有的从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出发对火把节节日事象深描;有的从新闻传播学的背景下探析火把节，一文以《凉山日报》对彝族火把节的报道为个案，在传统的重新发明的话框架下，用建构主义的视野分析媒体对火把节不同时期侧重不同的现象，揭示媒体建构火把节形象的动态变化过程[7]。再如凉山彝族个别支系独有的密枝节，阿细人过密枝节、撒尼人祭祀“密枝”。赛装节等学界都有所关注。彝族的大小仪式各种各样，每一个都有其功能，但大多是祈求风调雨顺、家庭成员康健、家畜兴旺、五谷丰登等美好的社会期许。
（四）凉山彝族的婚姻与亲属制度一直以来都是了解凉山彝族的重要环节，不同于以前的是当代凉山地区婚姻制度的松动与走向。目前彝族婚姻观念变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择偶标准由民族、等级和家族势力为首选向经济、相貌和个人能力等为首选转变;择偶目的由生育向生活幸福转变;婚姻礼金观念由传统礼俗交换向现代商业交换的转变。[8]在研究婚姻仪式的基础上更多的开始关注到现代婚姻缔结的机制的转变以及因婚姻关系而缔结起来的亲属关系，和在纷繁复杂的亲属关系中形成的亲属制度。除却血缘与姻亲建立的亲属关系，村寨中会广泛的存在一种拟亲属关系。李应芝以波村彝族非亲属成员个体之间拟亲属关系的建立、维持、终止的过程为主线，概述波村彝族拟亲属关系的基本形貌及微观过程，阐述波村彝族拟亲属关系的社会背景、结构、功能及变迁，进而探析拟亲属关系作为独立研究对象的问题。[9]对亲属关系以及拟亲属关系的关注是近来学界对彝族婚姻与亲属制度研究的又一关注点儿。
（五）彝族家支研究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近来关于家支的研究越来越细致化，置于不同的学科视野分析家支对现当代社会的影响。例如：家支的传统建构与现代转型、变迁与持存;家支文化与丧葬习俗关系研究;凉山彝族家支社交习俗对中职生同伴关系的影响;城镇化进程中的凉山彝族家支协会研究;彝族家支制度在小凉山基层社区行政管理中的作用;家支认同对彝族大学生幸福感的影響研究。关于家支的概念、制度等问题前辈学者已经做出过诸多的研究，现在更多的是运用已经成熟的理论框架融合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等视野解读家支文化的功能与影响。而习惯法和家支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家支、身份认同与彝族习惯法的实践逻辑等等。习惯法是彝族解决纠纷的传统依据，关于习惯法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民间调解、婚姻习惯法、家庭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与调试、习惯法的司法适用、那坡彝族社会组织习惯法等方面。
（六）随着少数民族传统节日旅游产业的发展，民族经济研究更关注到第三产业发展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例如：云南彝族火把节民族节日旅游的包装设计的反思与策略;传统节庆旅游的可持续性[10]。乡土景观概念的引入，更加丰富了彝族民居建筑以及聚落研究，温泉在其博士论文中总结了彝族建筑文化中聚落营建理念的生态人文价值，民族建造技术的科学文化价值和建筑演变规律的史学研究价值，并就彝族传统聚落保护与开发的现状得失做出总结与归纳，提出了文化生态保护、生土技术更新与地域创作的彝族建筑文化保护与开发的原则与策略。[11]凉山彝族地区乡土景观基因及其保护与传承、新农村建设、新民居设计、村落仪式与社区整合以及文化生态学视阈下彝族传统聚落发展机制与保护更新策略，地域建筑现代化功能和形态等。
（七）性别研究一直以来都是人类学研究中重要部分，而提到性别研究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关注到女性地位问题。同传统社会中的汉族女性一样，彝族女性在家支生活中同样承担的责任与地位不对等。近两年有很多硕士论文是关注彝族女性，有的直接关注女性地位变化;有的从婚姻家庭的角度出发分析彝族妇女;有的从过渡性社会空间的角度分析生活在城市的彝族妇女。
（八）毕摩同家支一样都是彝族研究的重要话题，现今关注的大多是：社会学视阈下毕摩社会资本与身份认同的建构、当代凉山毕摩文化发展研究、毕摩文化的社会功能、毕摩文献的多元传承、祖灵观念以及宗教的世俗化等方面。
综上所述，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的彝族研究一直在稳步的进行，从最初的凉山彝族的社会性质问题到凉山彝族的家支制度问题与经济社会问题等大问题到后来逐步发展并关注彝文文献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再到后来的各种仪式、民俗节日、民族器物、习惯法等等，涉及彝族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以上的彝族依然是以四川、云南地区的彝族研究占多数，而贵州彝族的研究则较少，余宏模、王明贵、温春来等人无疑是贵州彝族研究的领头人、佼佼者。关于彝族家支问题，在近60多年的彝族研究中从未中断，但是由于历史原因等其他因素乌蒙高地的彝族家支表现的没有凉山地区典型。关于乌蒙高地黔西北彝族会在下文详述。
注释：
[1] 何耀华：论凉山彝族的家支制度[J].中国社会科学，1981（02）.
[2] 徐铭：社会主义时期凉山彝族家支问题探索[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04）;徐铭：凉山彝族社会的家庭结构[J].思想战线，1987（01）;徐铭：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家庭的社会功能[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是科学版）1988（01）.
[3] 巴莫阿依：彝族祖灵信仰研究——彝文古籍探讨与彝族宗教仪式考察[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58.
[4] 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明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M].北京：生活·读書·新知三联书店，2008：24-25.
[5] 王飞凯：彝族服饰图案中的艺术元素与服饰文化传承[J].贵州民族研究，2016（08）：67.
[6] 秦莹：跳菜——南涧彝族的飨宴礼仪[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315.
[7] 杰根石青：重构传统：彝族火把节意义的媒介镜缘研究[D].四川外国语大学硕士论文，2018.
[8] 曲比阿果：传统与现代婚姻观念之间的调适及社会影响——以凉山彝族婚姻观念变迁为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7（12）：67.
[9] 李应芝：彝族拟亲属关系研究——以哀牢山泼村为例[D].西南大学硕士论文，2012.
[10] 匡翼云：场域视角下传统节庆旅游的可持续性探讨——以四川凉山彝族火把节为例[J].农村经济，2018（04）.
[11] 温泉：西南彝族传统聚落与建筑研究[D].重庆大学博士论文，2015：1-2.
基金项目：本文系贵州省教育厅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项目（项目编号：2018jd013）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
原载：《文学教育》2019年第8期；文字来源：蜗牛文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