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忽必烈既是元朝的建立者，也是影响元朝一代统治的杰出帝王。他亲自率军平定大理国，并结下深厚的云南情结。为了构筑用兵中南半岛的基地，并大量汲取云南的各类资源，忽必烈先后派第五子忽哥赤和重臣赛典赤经营云南。在忽必烈的精心指导和积极支持下，赛典赤对云南的治理取得成功，云南再次统一于中央王朝的版图，并出现安定繁荣的局面。忽必烈治理云南的贡献，还表现在成功地实现管理制度方面的重大变革，如云南正式成为中央直辖下的一省，并与中央政府建立直接的密切联系;自中庆入湖广达大都驿道的开通，为明代建立贵州省准备了条件;创立成效显著的土官制度，由此开创边疆治策多样化的时期，同时启动了对南部边疆的深入经营与全面开发。
关键词：忽必烈；元朝；云南
唐朝时期的南诏国
忽必烈是元代皇帝中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人物。《元史》说:世祖忽必烈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信用儒术，用之以夏变夷，并建立纲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1］(卷17)。忽必烈继蒙哥汗执掌汗印，以后建立元朝，其在位的数十年，是大蒙古国后期及元朝堪称繁荣的时期。忽必烈治理国家有不同于前代的思路，在治理实践中也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忽必烈亲自过问下蒙元朝廷对云南的治理，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一、蒙元经营云南的时代背景
早在成吉思汗时期，云南特殊的战略地位便引起蒙古汗廷的注意。
成吉思汗向谋士郭宝玉问攻取中原之策，郭宝玉答:“中原势大，不可忽也。西南诸蕃勇悍可用，宜先取之，藉以图金，必得志焉。”［1］(卷149)窝阔台汗于1235年遣兵进攻荆襄地区与四川，遭到南宋军民的顽强抵抗。以后，蒙古汗廷曾派兵侦察位于南宋后方的大理国的情形。宋宝祐元年 (1253)，蒙哥汗决定出兵平定大理国后，汲取其兵力、物力“斡腹”夹击南宋，乃命其弟忽必烈与大将兀良合台率10万军队远征。忽必烈基本上平定大理国后，留兀良合台处理善后，他本人率一部分军队北归。宪宗九年(1259)，兀良合台率四王骑兵数千与云南土军万人，攻破广西横山寨，乘胜东进，连破贵州、象州、静江府、辰州与沅州，直抵潭州 (今湖南长沙)城下。得知忽必烈率军渡江至鄂州 (今湖北武昌)，乃率兵与忽必烈大军会合。兀良合台的此次出击，大体上实现了蒙古汗廷“斡腹之举”的设想。［1］(卷121)
云南战略位置之重要与民风之淳朴，给忽必烈留下深刻的印象。云南被平定后长期“变乱不常”，忽必烈深感忧虑。他认为自己抚恤之心虽切，“而下民之志未安”，因此“非重臣镇服不可”。乃封其五子忽哥赤为云南王，赐驼钮镀金银印。同时设大理等处行六部与大理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1］(卷6－7)至元四年 (1267)，忽哥赤奉命出镇，忽必烈面谕之:“大理朕手定，深爱其土风，向非历数在躬，将于彼分器焉。汝往，其善抚吏民。”［2］(P1281)十八年，云南土民发动起事并扬言将攻成都，大臣疑其不然，世祖说:“云南朕所经理，未可忽也。”遂召见前往处理的大臣立智理威面授机宜。［1］(卷120)云南为忽必烈亲手平定，他怀有对云南的眷恋之情，尤为看重云南，这一点在元代已为人所知。虞集因此说:世祖皇帝发展大一统，先自边疆地区开始，因此亲定云南并设郡县，遣亲王往镇，使重臣治其事，凡百姓、军旅、赋役、狱讼、缮修、政令诸事，莫不统领，仅不能擅自置官府及属吏而已。［3］
忽哥赤赴滇后四年，发生他被云南都元帅宝合丁、行六部尚书阔阔带合谋毒死的事件。其时蒙宋战局如急管繁弦，蒙古军加紧围攻襄阳，进兵嘉定、重庆等地，云南的状况事关后方稳定大局。忽必烈思虑再三，决定在云南建立行省，并将此重任交给深受宠信的老臣赛典赤。他对赛典赤说:“云南朕尝亲临，比因委任失宜，使远人不安，欲选谨厚者抚治之，无如卿者。”赛典赤受命后访求知云南地理者，画其山川城郭、驿舍军屯、形险远近等进献。世祖大悦，遂任命其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并赏赐大量金宝。［4］［1］(卷125)据后人统计，镇守云南的将官在《元史》有传者有100人，其中蒙古人31人，色目人32人，汉人及其他民族37人。任职云南的官吏在《元史》中有79传之多，占《元史》列传的1/ 7，因此得出结论:“当日元人重视西南，力征经营，可想见矣。”［5］
忽必烈重视云南，还有一些深层次的原因。
在大蒙古国时期，统治者基本上是沿用蒙古民族原有的经验和做法。自入主汉地到元朝建立，忽必烈接受儒士郝经提出“用夏变夷”的建议，在政治制度与实行的政策方面，进行了相应调整。但总体上来看，以忽必烈为代表的蒙元统治者，吸收儒家的封建思想仍是有限度的，因此在经营边疆方面，前代统治者的“华夷有别”、“内华夏、外夷狄”等偏见，在元朝帝王的头脑中十分淡漠，这也是忽必烈较少把云南看作边疆，也不把云南少数民族视为“夷狄”的重要原因。
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贵族，自认为对外的扩展受到神的核准与保护，其边界之外的土地，被认为是正在形成的蒙古帝国的组成部分。这种观念对蒙元历代帝王的影响根深蒂固，忽必烈也未能例外。他们对进行征讨战争、沟通与他国的联系，以及通过交换和贡纳获得远方的食品及珍稀之物深感兴趣。因此，忽必烈数次攻打位于今越南的安南与占城，出兵倾覆位于今缅甸的蒲甘，并控制了中南半岛沿伊洛瓦底江南下出海的通道。
在这样的情况下，忽必烈并不认为云南是元朝的疆界，而是视之为进兵邻邦的基地和扩大与外界联系的门户。同时，也把云南视为汲取赋税和各类物资的重要来源。因此，忽必烈刻意经营云南行省地区，在不少方面还采取内地的统治方式施治，诸如在各地广泛设治并深入统治，普遍征收赋税和矿课，积极发展交通与开办学校，征调土军参加征伐战争等。正如《元史·地理一》所说: “盖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在蒙元的积极经营下，元代成为云南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
蒙元在云南等南部边疆建立切实有效的统治，是通过推行土官制度实现的。蒙元时期在南部边疆实行土官制度，与其独到的种族观有关。据明末人估计，入主中原初期的蒙古人约有40万人。［6］(P5)另据研究，至元七年 (1270)，全国的人口数为1939449户，［7］(P253)其中绝大部分是汉族。欲以数量甚少的蒙古人，统治众多的被征服人口困难极大。于是蒙元统治者把全国人口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①朝廷信任和依靠蒙古人与色目人，防范及压迫的重点是汉人与南人。从蒙元统治者信任和放手使用南方土官的情形来看，被任命为各级土官的南方少数民族贵族，实际上被当作统治汉人与南人的帮手。元朝既在全国实行体现民族压迫的四等人制，但因无“华夷有别”、“内华夏、外夷狄”的封建正统观念，而对边疆少数民族的防范较少。另一方面，元朝以西南边疆为对外扩展的跳板，在对外征服战争与维护边疆稳定方面，也亟待得到边疆诸族的支持，这也是统治者看重并信用南方少数民族贵族的原因之一。南部边疆民族的首领只要归附，元朝通常授予官职，并纳入国家官吏的系统较为放手地使用，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有别于前代“羁縻之治”的土官制度。
时代背景的改变，也为忽必烈在南部边疆实行土官制度创造了有利条件。历代中原王朝大都存在重北轻南的治边倾向。或者说在边疆经营方面重视北方、相对忽视南方，是历代中原王朝治边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元朝的重北轻南治边倾向并不明显，原因是蒙元发端于北部草原，不存在来自北部游牧部落入侵的威胁。另一方面，由于漠北以北的区域为四大汗国的势力范围，元朝经营边疆的重点，也必然放在帝国的南部和西部，为在南部边疆实施行之有效的管理，乃有可能创立和实行土官制度。
二、云南行省的建立及其经营
忽必烈平定大理国时，曾命 “(姚)枢裂帛为旗，书止杀之令”，禁止杀害当地百姓。在兀良合台管理云南的20余年间，由于统治方法不当，云南的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反抗此起彼伏。为稳定云南地区，忽必烈封第五子忽哥赤为云南王。忽哥赤后在云南官府的内讧中遇害。鉴于情况严重，忽必烈决定在云南建立行省，并于至元十年 (1273)把抚治云南的重任交给重臣赛典赤·赡思丁。
赛典赤·赡思丁是西域不花剌人，他“早遇太祖，功闻五朝”，在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蒙哥、忽必烈执政时期均见重用。在赴云南前的40余年间，赛典赤主持过地方军政，也曾任职中央政府，熟悉成功的统治方法并积累了丰富经验。至云南前世祖召赛典赤嘱咐:“云南胜地，极在遐荒。自朕亲临，率兵归附，迄今役属二十余年，抚恤之心虽切，而下民之志未定。今欲得人，以革其弊。”其时宗王脱忽鲁镇守云南，以为赛典赤至必夺其权，乃具甲兵为备。赛典赤遣子纳速剌丁至王所说明情况，“由是政令一听赛典赤所为。”［4］［1］(卷125)
赛典赤用服之以德、慑之以兵的方法，代替了兀良合台滥施兵威单纯镇服的做法，使云南尖锐的社会矛盾得以缓和。赛典赤对各地反抗势力既服之以德，有时也使用武力。经过不长时间，各地的反抗基本上被平定。次年，赛典赤建立云南行省，标志着南诏、大理国割据统治500余年局面的结束，云南与内地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密切的政治联系，也标志着元朝对云南的统治，以州县取代了原设的万户府，统治方式从以军事镇压为主向镇抚兼用转变。行省建立后的二三十年，是云南社会安定及经济繁荣的时期。
云南行省是元朝在南方建立较早的一个省。其在云南官府设治之严密，不仅超过元以前的历代王朝，在以后元朝在南方建立的行省中亦较突出。云南行省计辖37路、2府、3属府、54属州及47属县，其余甸寨军民等府尚不在此数。此外还置以下宣慰司:曲靖宣慰司 (驻今云南曲靖)，乌撒乌蒙宣慰司 (驻今贵州威宁)，罗罗斯宣慰司 (驻今四川西昌)，大理金齿宣慰司 (驻今云南保山)，临安广西元江宣慰司 (驻今云南建水)，八百宣慰司(驻今泰国清迈)，银沙罗甸宣慰司 (治今云南澜沧以北)，蒙庆宣慰司 (驻今泰国昌盛)，邦牙宣慰司(驻今缅甸阿瓦)，威楚开南宣慰司 (驻今云南楚雄)。下辖的宣抚司则有丽江路宣抚司 (驻今云南丽江)与广南西路宣抚司 (驻今云南广南)。云南行省所辖的范围，包括今云南省、贵州省西部、四川省西南部以及今缅甸北部、越南西北部、老挝和泰国的北部，［1］(卷61)其统治区域之大，超过了元以前诸朝与地方政权在云南所置的政区。云南行省以鄯阐 (今昆明)为省治，昆明遂取代大理成为云南新的政治中心。自8世纪南诏国王异牟寻迁都阳苴咩城 (今大理城)，500余年间大理为南诏与大理国的都城。鄯阐位于云南的中部，距中原、交趾较大理为近。自云南行省以鄯阐为省治，历经数百年至今，昆明均是云南的省治及全省经济文化的中心。
云南行省直隶的管理机构堪称完善，见于记载者有:1、提刑按察司或肃政廉访司。至元二十年(1283)元立云南按察司，二十七年 (1290)立云南行御史台，大德二年 (1298)罢云南行御史台置肃政廉访司，泰定四年 (1327)又置云南行省检校官。2、屯田管理机构。至元二十二年 (1285)行省以专人主全省屯田;泰定四年 (1327)，诏以马思忽为行省平章政事，并提调乌蒙屯田。此外行省还设有乌蒙等处屯田总管府和建昌路屯田总管府。3、儒学提举司和学校。至元十年 (1273)赛典赤于中庆、大理两地设儒学提举，二十八年 (1291)元在云南诸路遍设学校，其教官从蜀士中选充;延祐元年(1314)又设云南行省儒学提举司。4、规措所。至元十二年 (1275)置云南诸路规措所。5、榷税官。至治三年 (1323)，元设大理路白盐城榷税官与中庆路榷税官。6、广教总管府。至顺二年 (1331)，元朝设立广教总管府16所，其中有云南诸路。7、国家养马场。元朝在全国设14处大型养马场，云南、亦奚不薜均牧养国马。8、惠民药局。湖广行省和云南行省均设惠民药局。9、测景所。至元十六年(1279)，元在全国设27所测景所以观测天文，置所之地“东至高丽，西极滇池，南逾朱崖，北尽铁勒”。［8］(P494)
据《元史·地理四》，云南行省在西部、南部边疆设立的官署有:中统二年 (1261)于金齿、白夷地区立安抚司，至元十五年 (1278)改为宣抚司，又立六路总管府;二十三年 (1286)并入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十三年 (1276)，立柔远、茫施、镇康、镇西、平缅和麓川诸路，俱隶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大德中 (1297～1307)又置车里总管府 (治今景洪)。在今临沧地区和缅甸东北部，元朝先后设立银沙罗甸等处宣慰司 (治今云南澜沧以北)、邦牙宣慰司 (治今缅甸曼德勒西南)、八百等处宣慰司 (治今泰国北部清迈)、蒙庆宣慰司 (治今泰国北部昌盛)、老告总管府 (治今老挝北部琅勃拉邦)，以及云远、蒙怜、蒙莱、太公、木连、蒙光、木邦、孟定、谋粘、孟隆、木朵、蒙兀诸路和一些军民府。
据《经世大典叙录·屯戍》:统一全国后，元朝命宗王率兵镇守边徼襟喉之地。除设置行省外，元朝在云南还派驻一些受封为云南王或梁王的蒙古宗王，此举在其他行省并不多见。见于记载的云南王有:忽哥赤、也先帖木儿、老的、王禅、帖木儿不花、阿鲁、孛罗。梁王的地位高于云南王，后期行省事务实为梁王所控制。见于记载的梁王有:甘麻剌、松山、孛罗与把匝剌瓦尔密。元朝在云南不仅设置幅员广大的行省，还先后派驻众多的云南王或梁王与行省相辅统治，其统治力量十分集中，也充分表明朝廷对云南的重视。
云南行省的经营，以交通建设的成就最为突出。云南驿传有如下特点:首先是驿传分布广泛，遍布全省。行省修建的驿道，以丽江、威楚、建昌、乌蒙、曲靖、普安、广南、车里、永昌、腾冲等路府所在地为枢纽，以中庆和大理为中心沟通全省。驿道中最重要的是新拓建自中庆 (今昆明)经普安(今贵州普安西)达黄平 (在今贵州)的道路。此道开通后迅速成为通达内地的要衢，明清相沿影响至今。还有一些驿道延伸至邻邦，如由北至大雪山驿道达今拉萨、继续向西可至今印度噶伦堡;沿大理或中庆至车里的驿道，向南可至今泰国和老挝的北部;走中庆经通海至蒙自的驿道，可达今越南河内乃至越南中部;由中庆经大理至金齿的驿道入今缅甸北部，往西可到印度阿萨姆邦，往南沿伊洛瓦底江可至今缅甸南部。
云南驿传的特点之二是组织严密、管理完善。据《经世大典·站赤八》:云南行省有驿站78处，其中马站74处、水站4处，有驿马2345匹、牛30头和船24艘。而实有数目尚不止此数。云南行省还设有急递铺，并有负责驿传事务的驿站台官，行省的高级官吏和云南王、梁王也经常过问驿传事务。人员往来方便、传递信息迅速，是云南驿传的第三个特点。宪宗八年 (1258)云南金齿蛮10人北上朝觐，路上走了约两年半;置驿后交通不便的情况大为改观。边疆民族竞相赴京导致进觐泛滥，至元二十九年 (1292)世祖因此下诏: “云南边徼入朝，非初附者，不听乘传，所进马不给刍豆。”［1］(卷17)
云南行省还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如至元初滇池因年久失修，夏潦必冒城郭，赛典赤组织滇中军民兴修滇池水利泄滇池水，得地一万余顷，皆辟为良田。［1］(卷61)云南行省还大兴屯田。蒙古军南下之初，遇坚城大敌必屯田守之;全国统一后，元于各地遍立屯田以资军饷。云南、八番、海南、海北等地因为是“蛮夷腹心”，尤“设兵屯旅以控扼之”。云南行省所辖的军民屯田计有:［1］(卷100，卷61)威楚提举司屯田、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军民屯田、鹤庆路军民屯田、武定路总管府军屯、威楚路军民屯田、中庆路军民屯田、曲靖等处宣慰司兼管军万户府军民屯田、乌撒宣慰司军民屯田、临安宣慰司兼管军万户府军民屯田、梁千户翼军屯、罗罗斯宣慰司兼管军万户府军民屯田、乌蒙等处屯田总管府军屯。合计屯田总户数有19149户又6000人，垦田71667双又1250顷 (乌撒宣慰司、罗罗斯宣慰司的田数因阙载未统计在内)。以每双合5亩计算，见于记载的屯田共有483335亩。元朝在云南屯田规模之大，为前代所无;大规模屯田也极大地提高了云南农业生产的水平。
云南行省有别于前代的一个情况，是开始在全省实质性地征收赋税。有关记载如:至治三年(1323)，元廷“免八番、思、播、两广洞寨差税一年，四川、云南、甘肃秋粮三分。”至元二十二年(1285)，云南省臣脱帖木儿奏言10余事，其中有“免逋赋、征侵隐、赋豪户、除重税”等事，世祖命择可行者行之。［1］(卷29，卷13)均可证明元朝在云南正式征收赋税。在金齿等边远之地，则是按人口或住房的数目征收金银。云南行省在各地征收租赋或税赋可说是常年不懈，有连征30余年者。在征收的租赋或税赋中金银占了较大比例，有全省输金每年“近二百万”的记载，［9］但就全省而言仍是以收缴“田租”(税粮)为主。据《元史·食货一》所载全国岁纳粮数，云南行省为277719石，所纳粮数远远高于甘肃行省、辽阳行省和四川行省，亦多于陕西行省近5万石。元代以前历朝在云南仅象征性征收土产，固然有当地经济发展不足的原因，同时也反映出对云南等南部边疆管理的松懈。经过南诏、大理国500余年的经营，云南的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进步，元朝以此为基础征收赋税，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云南农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云南行省还扩大矿藏开采的规模。据记载，行省设有打金洞和银场，一些路亦设有开采及加工金银制品的手工业制造局。大理和中庆等路还生产食盐。另据《马可波罗行纪》，建都、大理、金齿、罗罗斯、秃落蛮地区盛产金，外省商人携银来云南易金“而获大利”。金齿一带亦产银，当地民族因喜以银片饰齿而被称为“银齿蛮”。据《元史·食货二》:云南行省有威楚、丽江、大理、金齿、临安、曲靖、元江、罗罗、会川、建昌、徳昌、柏兴、乌撒、东川、乌蒙等15处产金，在全国是产金地点最多的一个省;威楚、大理、金齿、临安、元江诸处产银;大理、澄江两地产铜，中庆、大理、金齿、临安、曲靖、澄江、罗罗、建昌等处产铁。据记载天历元年 (1328)全国岁课之数，云南行省纳金课184锭，纳银课735锭余，所纳金课与银课数量均为全国之最。铜课全国仅有云南行省纳2380斤，铁课云南行省纳124701斤。从有关记载来看，云南行省开采金银，虽设有官营机构，但仍以各族百姓开采为主，官府收其税;至于铜铁矿的开采则仅限官营。
封建教育也得到很大发展。赛典赤赴云南不久，便在大理、中庆两地设儒学提举。赛典赤之子忽辛，在中庆已建学校的基础上于诸郡邑遍立庙学，并择饱学之士担任教官，于是 “文风大兴”。［1］(卷91，卷125)延祐元年 (1314)，元朝设立云南行省儒学提举司。自两汉以来云南与内地建立了经济文化的联系，但元以前云南的文化带有明显的地方色彩，大理国士人尊崇王羲之，而不知尊孔、孟。元朝在云南各地立文庙塑孔子像，当地少数民族颇感新鲜，称之为“汉佛”。［10］元朝在云南发展封建教育，使云南与内地的文化逐渐合流，时人形容说:“北人鳞集，爨僰循礼，渐有承平之风，是以达官君子绍述成轨，乘馹内地，请给经籍，虽穷边蛮僚之乡，咸建庠序矣。”［11］云南诸族还参加科举考试，并有一些人取得名次。据记载:全国选乡试合格者300人赴会试，其间蒙古人中有云南1人;色目人中有云南2人;汉人中有云南2人。［12］
赛典赤借鉴宋朝治理广西少数民族的治策，将之发展为土官制度，并首先在云南地区推行。赛典赤在云南建立行省，同时废除万户制度，试行任命当地少数民族贵族为土官的做法。至元十三年(1276)，特磨道首领侬士贵与广西左右江土酋李维屏、岑从威等2000余人至云南行省归降，是岁广西降者80余州、40万户，“不劳一矢而安定。”［4］赛典赤由此得知宋朝统治广西少数民族的方法，乃正式创立土官制度。土官制度不同于前代羁縻之治之处，在于所任命少数民族首领担任的各级土官，并非虚衔而是国家的正式官吏，不可随意废除但可世袭。土官有清查户口、收取赋税、统领土军、维持治安与定期朝贡等职责，并可统率属于国家军队的土军。土官制度的实施，有效地巩固了元朝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统治，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至元十六年 (1279)赛典赤卒于任上，死后追赠“咸阳王”。经过赛典赤的治理，云南出现了“政成人和”、“民情丕变，旧政一新，而民不知扰”的安定局面。时人形容说:“(云南)墟落之间，牛马成群，任宦者割稻秣驹，割鲜饲犬。”［13］赛典赤欲得云南长治久安所推行的治理措施，深得忽必烈的赞同。赛典赤死后，忽必烈诏云南省臣尽守赛典赤成规不得辄改。元廷一度拘收云南行省印，次年才复立云南行省。
至元十七年 (1280)，忽必烈委赛典赤长子纳速剌丁为云南行省左丞，不久升右丞、平章政事。纳速剌丁继承赛典赤的治策，罢云南宣慰司和都元帅府，以所管军民隶行省;又立行省监察机构云南诸路提刑按察司，省并州郡，进一步集中行政、军事权力于行省。并革除一些弊政，如驰道路之禁，通民往来;禁负贩之徒，毋令从征;许民伐木贸易，禁止官吏扰民居;罢云南省规措所;奏准云南官吏除达官子弟外，一般官吏子弟不遣为人质。同时作了一些补偏救弊的规定，如处死犯人必须呈报，开云南驿路、立急递铺;籍定建都税赋，规定贝和金的比价，设专人主持屯田课等。［1］(卷125)这些做法使云南的安定局面得以延续。由此可见，赛典赤及其子纳速剌丁在云南的施政，得到忽必烈的鼎力支持，这一时期云南出现的社会稳定与经济繁荣，与忽必烈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南宋时期的大理国
三、忽必烈治理云南的贡献
从忽必烈率军平大理国至明军攻入云南，蒙元统治云南达128年。由于对云南十分重视以及统治的时间较长，蒙元在这一地区产生的影响广泛而深刻。洪武十四年 (1381)，明将傅友德等率30万军队攻入云南并击溃元军主力，梁王把匝剌瓦尓密自杀。在明军攻取滇中与大理时，滇东黔西的土官又联合反叛。今保山、德宏等地的元朝土官，以及今昆明等地本已附明的土官也纷纷起事，并推举被击溃的元军将领为首领。明军用了十余年，花费很大气力才最终平定云南。这一事实说明，元朝在云南的统治得到云南诸族的积极拥护，他们对元朝也表现出了忠诚。
忽必烈治理云南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不仅表现在结束了大理国后期“酋领星碎，相为雄长，干戈日寻，民坠涂炭”的分裂割据局面，［14］使云南重新回归全国统一王朝的管辖之下，在云南初步实现了安定繁荣的局面，还反映在他对云南的治理，成功地实现了制度方面的重大变革，并对云南乃至更广阔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变革主要是:
使云南正式成为中央直辖下的一个省，改变了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关系，有力地加强了云南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云南行省的建立，使云南改变自西汉以来隶属于四川管辖的状况，并通过元代新辟的自中庆入湖广达大都的驿道，使云南与中央政府建立了直接的密切联系。［15］自元代起，云南未再出现地方性的割据，与元代出现的上述变化不无关系。
元朝在云南建设的多条驿道，有利地促进了省内及云南与邻省、外邦的交通往来。明清两代相沿，形成这一区域通畅的交通网络。尤其是自中庆入湖广达大都驿道的开辟，极大地促进了道路所经地区的开发。为保护这条交通命脉，元朝重视经营道路所经的今滇东北、黔西北地区。不仅在这一区域广置官署、派驻军队，任命了大量的各级土官，以重点维护这一地区的稳定，还在这一地区积极发展军民屯田。［8］(P522，530)明朝大致继承元朝的上述做法，对今贵州地区高度重视。洪武十五年 (1382)，明朝在贵阳置贵州都指挥使司，先后领贵州等18卫与2千户所。永乐十一年 (1413)，又分其地为八府四州并设贵州布政司，十五年 (1417)设贵州等处提刑按察司，［16］至此贵州成为独立一省，这一地区开发的速度也大为加快。
元朝在云南建立并推广到更广阔区域的土官制度，是中国古代边疆治策方面的重要创举。秦汉至唐朝治理边疆推行的羁縻之治，其基本特点是对边疆少数民族重在羁縻而约束不足，管理随意且制度性特征不明显，并在全国普遍推行大体一致的治策，并无南北区域性的差异。
元朝创立由羁縻之治发展而来的土官制度，抓住了南方少数民族的下述要害:少数民族普遍以占有土地与自然资源为生存根基，首领的首要义务是保住所辖子民依赖的土地和自然资源，保全所辖的人口与宗裔，朝廷规定土官世守其土、世辖其民，土官的职务可以世袭，朝廷不能轻易废除，解决了少数民族首领最关心的问题。另一方面，元朝对归顺少数民族首领的任命，由前代徒有虚名的王、侯、邑君与邑长，升格为享有法定权力的国家正式官吏，使之有权有势，具有受官府保护并能号令其众的特殊身份，在与其他势力的争斗中处于有利地位。这对南方少数民族贵族有极大的吸引力。
土官土司制度在社会整合方面的作用，是授予资源占有者利用资源的某种合法性，同时官府享有收回其资源的权力，从而减少了群体势力独占资源或为争夺资源导致动乱不止的情形，实现了相对合理地分配少数民族地区自然资源的目标，为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提供了制度化保证。当然，蒙元统治者不太可能对上述原因有深刻认识。但土官制度因与南部边疆的内在机理暗合，施行亦属有效，乃确定为可行的制度，在南部边疆地区普遍推行。
土官制度的推行，使封建王朝最终找到统治南方少数民族的有效办法。施行土官制度的前提，是统治者根据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群体与少数民族内部支系众多、情况复杂的特点，认为可利用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达到各族相互牵制的目的。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普遍推行土官制度及其后的土司制度，产生了以下重要作用:一是明显加强了封建王朝对南方少数民族的统治，使封建统治深入到元代以前鞭长莫及的边远之地。二是有效地培养了南方少数民族对封建国家的忠诚，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是有利的。
土官制度的建立，还开创了封建王朝的边疆治策向多样化方向发展的时期。北部草原的情形与南方少数民族地区不同。北部草原的生态环境和资源相对单一，游牧民族的生产资料与谋生方式大致相同。这种自然环境、资源与居民生产生活方式具有明显的同一性与通用性，以及游牧民族大致以“落”(单个家庭)为社会的基本细胞、以逐水草游牧为主要生活方式的特点，使游牧部落易于瓦解或重组;首领或官府对游牧部落人口的掌握，其意义甚于对土地的控制。因此，北部草原长期实行的万户制度，即万户之下逐级设立千夫长、百夫长，依据所辖人口多寡进行分级管理的制度，使其组织既是生产单位又是作战单位，显然更适合北部草原的情况。清朝发展了前代的万户制度，在北方草原地区实行盟旗制度。
元朝积极经营云南并推行土官制度，还标志着云南等南部边疆全面开发时期的肇始。元代以前诸朝，由于驻兵以及屯田的重点在北方。对南部边疆的经营相对轻视。自元朝开始，乃至明清两朝，均把云南等南部边疆视为矿藏、木材、粮食的重要供给地，开始了对南部边疆深入经营与全面开发的时期。
综上所述，忽必烈及其开创的元朝，对云南的再次统一和社会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其贡献是多方面的，不仅表现在推动了云南历史的发展，还反映在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等方面。忽必烈与云南，将永远是一个长青的话题。
注释：
① 元朝的四等人制虽未见于明确记载，但就元代蒙古人、色目人、汉人与南人的政治与社会的待遇、法律判决等确有很大差异的情形来看，元代存在四等人制大致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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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明史卷316,卷46[Z].
作者：方铁(1949－)，男，蒙古族，云南昆明人，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史、边疆史与边疆历史地理研究。
原载：《文山学院学报》2011年1期；文字来源：参考网；图片来源：微博-文史知识园地。
